（一）

　　攝影家広河隆一在《巴勒斯坦》一書里，寫到了他人生轉變的體驗：

　　“正是全共斗運動走向終焉、年輕人從街頭的直接行動開始退卻的時候。那是一個“公社”或“烏托邦”等詞匯正帶著悅耳的聲響出現的時期。……那時吸引我的，是馬丁布伯所謂“社會主義的尚未失敗的一個嘗試”。在世界史進行中出現的社會主義建設幾乎都失敗了，馬丁布伯說，但以色列的基布茲至少還沒有失敗……

　　我參加了去以色列的基布茲研修。在基布茲早起坐著拖拉機去果園干活，摘橘子和椰棗，中午回來吃飯洗澡，下午進行希伯來語的授課。……

　　那以后，隔了些天，我看見在我們勞動的基布茲的向日葵田的對面，有一片白色的廢墟。那里，瓦礫被仙人掌和雜草半埋著……我向基布茲的成員詢問這片白色廢墟的事，但沒有一個人給我回答。這兒的人也說不定在隱瞞著什么事——從那時起，我開始這么想了。

　　白廢墟的解答，是在超過一年以后。……一天，一個猶太朋友氣喘吁吁地跑來，在我面前鋪開一張舊地圖。這是以色列建國前的1948年地圖。以色列在這幅托管統治的英國政府制作的地圖上加印了新地名。那時以色列還沒有制作地圖的能力，在借用著英國地圖。

　　在這幅地圖上，密麻麻地印滿了巴勒斯坦村莊的名字。而幾乎所有這些村名之下，都被用希伯來語寫上了‘haruz’，即‘已破壞’。更吃驚的是它們旁邊蓋著圓印、印刷著新的猶太人殖民點的名字——多數都是基布茲。而那些被注明‘已破壞’的阿拉伯村子中的一個，就是我看到的白色廢墟。

　　后來見到巴勒斯坦人法律家薩布里·杰里斯的時侯，他給我講了村子被毀壞的過程。要注意的是，村莊并非在48年的戰爭中、而是在戰后1954年前后被毀。據《巴勒斯坦殖民》（M。R。麥赫迪著）：以色列建國前的475個村莊，到了25年后的1973年剩下不過僅90個！

　　以色列制造了許多法律，合法地破壞村莊接收土地，再將之移交給附近建立的基布茲或莫夏布（尚未像基布茲那么合作味道濃厚的農業組織）。也就是說，我是在村子里的人都被驅逐被趕進了難民營、村子已經化為廢墟之后——在那塊田里勞動的。

　　我想知道得更多些。但搜尋巴勒斯坦現代史的書，卻怎么也找不到。歷史書里，只寫著些對以色列有利的內容。那一陣，聽說了一個名叫阿龍·冦安的猶太歷史學家，由于他發表了真實的歷史，被視作通敵行為遭到逮捕，他的書也從書店全部消失。我找到他的基布茲，把書弄到了手。他的《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敘述了猶太移民怎樣在巴勒斯坦獲得土地。電影《光榮的出走》最后映出的綠色原野，正是猶太人求購的“無主之地”（原文：不在地主），把一直持續居住了數百年的巴勒斯坦農民驅逐之后、再由猶太移民耕種的田地。

　　對于我，基布茲開始迅速地褪色了。”[1]

　　白石頭的廢墟。 “破壞”和新的地圖。

　　就這樣，他懂得了自己作為日本的左翼學生滿心敬意參加、被馬丁布伯說成“唯一沒有失敗的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以色列烏托邦，就建設在一個被殘酷搶奪、燒光趕盡了的巴勒斯坦古老村莊之上、建設在無辜的巴勒斯坦人的血淚尸骨之上。

　　因為大多知識分子只是學術會議一度造訪、揮手一別兩相不認。唯那些懷著感情重歸再訪的人，唯那些糾結于對當地和現場的道德不能放棄內心對自己的盤問的人——可能達到與“內部”的結合。

　　“第三次中東戰爭后次年的1968年，我再度訪問耶路撒冷。是在猶太圣地哭墻前已變成了大廣場、所有建筑都被毀掉、住在那里的六百戶巴勒斯坦人己被驅逐之后。走上里面的高臺，我目擊了推土機正把家屋推成瓦礪。一個抱著嬰兒的婦女，沉默著凝視著一切。待1976年再去，這大高臺已干凈地變作了猶太人區。在這里，合計6500個巴勒斯坦人成了新難民。”[1]

　　對于攝影家來說，與“內部”的結合，決定于思想的驚醒。而這種驚醒的瞬間，是攝影藝術“瞬間捕捉”的基礎。

　　広河隆一在這次驚醒之后，開始了他拍攝中東真實、援助苦難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人生長旅。在被吹噓為“社會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據點基布茲上獲得啟蒙的広河隆一，是當代最著名的中東報道者。

　　1982年，貝魯特的沙蒂拉巴勒斯坦難民營發生了以色列組織的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就在遺體還在抽搐時，広河隆一已經趕到了現場。是他把難民營大屠殺的真實，最快地告知了世界。可以說，在職業記者與攝影界，唯有他的作品，能與加沙人與流血同步的“瞬間捕捉”相比擬。

　　至今天，這位日本人已經是這個地球上為巴勒斯坦人民仗義辯護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問題最簡潔可信的入門書。

　　與此對照，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卻因歧視的基因和被洗腦的受教育史，大肆吹噓那些埋著尸體和冤屈的殖民點。他們能否也像這位日本人一樣在真實之前驚醒？這要看他們是否長著傾聽真實的耳朵。如果他們對殖民主義還能拒絕，如果他們對他者的苦難尚知同情，那么他們將會為自己的言行羞恥。“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占領與壓迫之上、不能建立在他者的血淚之上。

　　（二）

　　窗外，駭人聽聞的加沙殺戮（2014版）硝煙未散。

　　被害者依然沒有屈服。這一回他們采取的，是在被屠戮的時刻、瞬間同步地進行的攝影斗爭。

　　加沙難民用手機拍下的畫面上，尸體堆砌，血在奔濺，人在哭喊，孩子驚恐地對著自己的斷腿嚎啕。剛寫下一句我便覺得為難——當追述歷史時由于歷史的殘酷，引用會莫名地變得不妥：難道文明的雜志能印上成排成排被裹尸布包著的嬰兒尸體么？難道今日的讀者能接受一幅幅內容都是父親抱著被炸斷了腿或胳膊、被炸出了腸子或被炸掉了下肢的小女兒的尸體嚎啕的照片么？

　　盡管媒體不充當媒介，消息依然在飛速傳播。每一滴淚、每一滴血、每一具無言的尸體，都在絕望中，在下意識中，被傳播散布，被送達騰訊、臉書、和一切網絡，撒鹽入海，散布到世界上千家萬戶每個角落。

　　這些圖像信息，每晚都即時地對每晚行騙的無恥媒體掌以耳光。但是被圖像吸引的人也許忘了：這種攝影行為包含的意味。他們舉起手機，其實他們不抱希望。他們拼死地記錄，好像要把圖像留給蒼天。他們用最后的力氣，一次次按下快門鍵。

　　他們似乎知道“瞬間”一閃即過。他們好像馬上準備奔赴國際法庭。他們比別人更相信正義沒有死。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堅信自己才是攝影家——既然資本宣傳已控制全球、攝影家和新聞人都成了資本娼妓。

　　整個加沙舉著手機等著落下的白磷炸彈。整個加沙都在攝影，在他們倒下的一瞬、在他們斷肢流血的一瞬。伴隨著洶涌的鮮血，照片源源投向網絡，與屠殺同步，與止不住的鮮血同步，與百分之一秒同步。

　　就這樣——最新的影像如咕嘟涌出的鮮血，一刻不停地、不斷涂濺覆蓋了電視的謊言。這究竟該怎樣學術兮兮地歸納總結呢？它與即時的關于他們的不真實新聞一起，與世界對他們的屠殺一起，叩問著人類對公平的底線。

　　漫長的攝影器材史被一筆勾銷了，如今剩下的最后一款相機是手機。攝影就這樣徹底結束了它的貴族時代。它不僅從專業圈里脫殼，變成了“每個人”的娛樂，不僅粉碎了一切技術與規矩、變成了大眾的衛生紙和塑料袋一樣的日常消耗品——它模糊了專業攝影家與畫面中主體的界限，把他們統一在一個思想之上，讓技術和藝術沿著虛偽和正義的紅線，重新排隊。

　　雖然視角太過殘忍，但是必須承認，新的藝術浴血重生了。

　　（三）

　　我聯想到了一個詞：“隱喻”。若干年之前，由于侵略伊拉克的美軍大兵在對戰俘施虐的同時拍數碼照片取樂，引發了美國的猶太公眾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提出了一個費解的“隱喻”理論。

　　蘇珊·桑塔格選擇的是美國兵，于是引出了一個攝影行為的“主體”問題。接著是桑塔格的主題：她選擇的是美軍在他者土地上的變態行為、即“拍攝”被他們折磨侮辱的戰俘和平民。

　　她雖不同意這么使用攝影手段，但認為可以使用軍事手段。她明言美軍去伊拉克行使屠殺“絕對有權”[③]——于是還有“前提”的存在。

　　單就攝影而言，在2014年發生的以色列對加沙的屠殺過程中，巴勒斯坦人使用手機拍攝向世界發信的行為，在抵抗屠戮的“前提”、正被屠殺和流血的人乃是攝影“主體”、為屠殺提供第一時間證據的“主題”——等幾個基本限定上，都超過并否決了桑塔格的視角。

　　那些擦拭著手里的尼康、盤算著換一臺F-35的專業攝影家們，不屑地瞟著加沙的圖片，用不以為然的表情掩飾失落的慌張。早已不是總結他們的時候。或許唯此一次，一門藝術如此精確地占有了一切：前提、主體和主題。

　　這樣的作品與行為，它深含的藝術史地位不言而喻。當然，是在付出了鮮血淋漓的代價之后。加沙的啟示是世紀性的，因為它被逼到了最后一道墻前，它檢驗著人們標榜的人道主義。

　　有人說，穆斯林對以色列屠殺加沙抗議，只是出于信仰同一宗教的感情。為了對狹隘表明距離，他們不回應這種抗議——不消說，在“朋友圈”里用沉默表達的這種觀點，不過是對自己冷漠的辯護。

　　他們不知道，這樣的心理只是對世界正義的抵估。他們不知道，哪怕就在這一次，抗議以色列屠殺的主力也是西方、拉美、非洲各國的正義人們。那些人并不是穆斯林，但他們是真正的人，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如同曼德拉的莊嚴宣言：“只要巴勒斯坦沒有獲得解放，人類的革命就尚未成功；只要巴勒斯坦沒有獲得自由，我們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仿佛專門為了冷漠病的患者朋友，解釋的語言，是一位為巴勒斯坦人而犧牲的猶太姑娘若雪留下的。這位年輕的美國女孩，為阻擋以色列的殖民點建設，伸開雙臂保護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家，居然被60噸推土機活活碾死。

　　既然人們習慣了指鹿為馬，非選擇這種發言者是“美國”而且是“猶太”女孩的例子，不能與冷漠病三期的朋友們對話。維吾爾族歌手何力（Halil）有先見之明，所以他早在十年前就寫成了《若雪之歌》。

　　今天聽著媒體每天的壞消息轟炸，再聽何力的這首歌，只覺欲哭無淚：

　　讓我唱一支歌謠

　　獻給生命的無常

　　這個星球上活著的人

　　總是來去匆匆忙忙

　　那些死不瞑目的人

　　是否已找到天堂

　　何力的這首歌，是中國歌曲（包括詩）中唯一的一首——給那個為他人而死的美國女孩寫的歌。如今重新傾聽，何力的句子如有預感：那些死不瞑目的人，是否已找到天堂。由于這一首《若雪之歌》，那一次，中國沒有在人道的關口失節。

　　（四）

　　時值古爾邦節，一個殘酷的關于犧牲的祭日。在這人人攝影的時代，網絡上不斷傳來大會禮的圖片。西寧今年的會禮據說有十五萬人，畫面上白帽子如滾滾大河，不盡地鋪向天邊。

　　宛如一個停頓，好像一次沉吟，又有一張照片被投入網絡。宛如給這一次長河般的攝影大戰點上一個句號，那是一幅轟炸之后的加沙，殘破街區的聚禮：

　　一座清真寺的高塔被攔腰炸斷，它危險地轟然坍塌，斜斜搭在一棟半頹的房檐上。在危塔的下面，不屈的加沙人就在那隨時可能轟然砸倒的斷塔下，在遍地血跡瓦礫中，正頑強地集體聚禮。

　　白帽滾滾的圖片，往往使我感到孤獨。唯有這幀斷塔威脅下的加沙一瞬，如同轟擊，使人振聾發聵。它宛如這場悲壯的攝影抗議的結語，宛如滔滔的舉證大河的最后一個浪頭，有信仰的人在目擊它的一瞬都失語了，哪里是禮拜，這是對天理的宣誓。

　　——像是在呼應我的感受，隨即爆發的南非游行中，黑人們高高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加沙！你的勇氣，你堅定的信仰，使我們羞愧！”

　　不愧是受盡歧視的南非黑人，他們的表達徹底而清晰。是的，使我們羞愧，在一切意義之上。

　　遠不止南非的黑兄弟，整個世界都在躁動。就在血浸的畫面正中，良知正在醒來。桑塔格差之遠矣，唯有這種瞬間——不僅是影像的隱喻，更是歷史的記錄和天理的啟示。

　　在流動的畫面上，對話在不歇地進行。在無聲的斷塔下，加沙和南非、中國和世界、穆斯林和信仰者——會意的心跳，暗示的意思，悄無聲息地穿梭，溝通了被媒體阻塞了的、人類的交流。

　　血液就這么流動了，人類就這么獲得共識。一瞬間人又感到親近，全球設置的宣傳工程遭到了嘲弄。幾十萬人的大場面沒有如此力量——唯此孤獨的一瞬，它感動了世界。

　　由于倒下的加沙抓起手機，犯罪的瞬間被捕獲了，歷史的犯罪被捕獲了。攝影史的這一頁，遠遠不只是什么隱喻——有朝一日天理重降人間，這一頁將是對今天的舉證揭發，也將是對未來的人道宣言。它會占據人類文明史上耀眼的一頁，不用說，更將占據攝影史的一頁。在那一頁上，標明的作者名叫加沙。未來進步了的人類，將在加沙的墓前灑下高尚的眼淚。

　　這是在絕境邊緣上，對信心的一次考驗和討論。

　　今天會變成過去，但尊嚴的生存不會過時。那些死不瞑目的人，一定會找到天堂。生值此時不必抱怨，人要祈求三生，才能獲得如此的一瞬。在許多回族知識人在向體制獻媚、與猶太復國主義統一口徑、把伊斯蘭解釋成虛偽裝飾的今天－－這是在絕境邊緣上，對信心（al-imaan，依瑪尼）的一次考驗和討論。

　　初稿于2015年春節，改定于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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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広河隆一：《巴勒斯坦》，巖波新書，2012年第一版第15次印刷，序言，p。10-13

　　[2]同上， p。13

　　[3]蘇珊·桑塔格說：“美國絕對有權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謀。但是，這種決心不必是一場戰爭。”她還針對美軍在阿布格雷布監獄自拍虐囚的攝影行為說：“以這些圖像作為美國人在伊拉克全部努力的簡明概括，對于在一場確實推翻了現代社會一個惡魔獨裁者的戰爭中看到一些合理性的那些人而言，確乎是‘不公平’。”（ 《真正的戰斗與空洞的隱喻》、《注目他人受刑》，均為黃燦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