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分享）穆斯林學者孔德軍新作--------譯經漫談
我一直在想，是將那些譯經往事永遠埋在心底，還是將它說出來，與人分享其中的快樂和辛酸？雖然我的一些朋友和學生已經在個別網站不顯眼的論壇披露了其中的點滴，但真正能夠體味其中滋味的，恐怕只有我自己。記得2000年，我曾接待了國外的一個學者訪問團，大家暢談中國的伊斯蘭學術。當他們得知，中國非阿拉伯語伊斯蘭研究者竟然在沒有漢語言伊斯蘭基本文獻的情況下研究伊斯蘭和《古蘭經》，中國的學術界在研究伊斯蘭時，主要采取西方文本或前蘇聯文本的現狀后，代表團成員瞠目結舌，難以置信。我以古蘭經注為例，講到中國目前雖然有馬堅先生和王靜齋等個別先生的古蘭經明文譯本，其中也加有個別注釋，但目前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經注”時，他們驚訝地問道：“中國歷史上真的沒有出現過《伊本·凱西爾經注》和《泰伯里經注》嗎？”當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代表團成員一個個面面相覷，不再言語。事后，薩里赫博士告訴我，這兩部經注是研究《古蘭經》最根本的資料，也是不可或缺的源點，據他所知，世界上除了中國，所有設伊斯蘭研究機構的國家，都擁有這兩部典籍的本國語言譯本。即便是阿拉伯學者，在研究古蘭經時，都沒有只依靠明文，而脫離經注的先例。我被先生的話震撼了，想我泱泱大國，幾千年文化，對顯居世界最重要文本行列的《古蘭經》的研究竟然建立在幾近空想的基礎之上，令人汗顏，尤其令我穆斯林學子無地自容。
長期以來，國人翻譯伊斯蘭典籍，或依靠國家科研經費，或憑借個人愛好與追求，抑或依靠民間力量，受體制和個別思潮影響，中文譯者們在翻譯伊斯蘭典籍時，所選著作往往不是伊斯蘭世界認可的名著，而是東方學者默選的“最佳”文本。據筆者考證，目前中國讀者所能見到的大部分阿拉伯文譯本，并非伊斯蘭學者眼中的佳作，恰恰相反，這些譯作往往名列東方學者給伊斯蘭世界開出的名家名著表格行列，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們并不全盤否認東方學者，不能說所有東方學者都是謊言家和居心叵測之人，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于文化差異，東方學者研究伊斯蘭時，不免受其母族文化影響。這是人類的共性，任何人難以免除。以伊斯蘭歷史為例，東方學者研究伊斯蘭歷史時，是按照他們的史觀進行分析和評定的。一般來說，鑒于文化傳統差異，中國史學研究往往對“客體”過度偏重，而西方學者更注重主觀參與與歷史客觀的結合兩種不同的歷史觀念，但他們往往忽視了道德評價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因為歷史研究既要主觀地從多種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獻的客觀性。[1]中國學者沿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基本上將伊斯蘭早期的發展歸結為武力擴張 ，而伊斯蘭學者則認為，伊斯蘭的傳播因循了符合人性的天啟規律，因循了歷史的必然發展規律，伊斯蘭教義中所包含的大仁大慈、敬主愛人精神，符合了人類內心世界最為基本的天性。[2]中國學者研究阿拉伯歷史的主要參考資料是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而希提這部著作，最先是寫給美國軍方的宣傳資料，具有較強的宣傳性。并且書違其名，從內容上看，這部著作并沒有專寫阿拉伯，內容涉及信仰伊斯蘭教的所有民族，甚至中國穆斯林；從參考資料方面來看，其中多引用諸如《曠世奇珍》 ( ????? ??????)等帶有明顯教派攻擊的極端派文獻，對一些圣門弟子頗有微辭，甚至《一千零一夜》也成了其重要參考文獻，而這些所謂的參考文獻，屬于文學讀物，多為感性文字，缺乏理性史實，這在研究歷史方面是一大忌諱。而中國讀者和研究者出于對該書譯者的敬重而缺乏對這本書全面了解。該書在談到一些重要問題時，往往采用“It is said”(據說)“People say”（人們說）“Hear”（聽說）等詞句，引起伊斯蘭史學者的廣泛質疑。[3]除了這些致命弱點之外，該書的另外一個特點是，過分夸大歷史人物的陰暗面，譬如，將伊斯蘭教法所允許的男子娶女戰俘和女奴說成納妾無數，將阿拉伯人古而有之的詩歌活動，形容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歌舞升平，作者每見到阿拉伯語“???”（飲用）一詞時，馬上聯想到飲酒。[4]關于早期哈里發是否飲酒之事，伊斯蘭學者包括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都有深刻研究，指出他們飲用的棗汁不違背伊斯蘭教法，因為早期伊斯蘭反對派在此問題上不休不罷，伊瑪目艾布·哈尼法及其學派的學者們一改常規，干脆將此問題放到信仰書中[5]，而沒有放到談論教法的一般飲料篇目，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難怪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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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張地說，目前中國讀者還沒有接觸到一部真正的漢語伊斯蘭歷史，現有的歷史書，不是搞錯了伊斯蘭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就是將伊斯蘭史和阿拉伯史混為一談。就目前來看，中文伊斯蘭歷史書籍中，只有馬明良教授的《簡明伊斯蘭史》是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上惴惴不安伊斯蘭史的。但總體來看，我們所接觸到的其他中文伊斯蘭史書基本上存在如下問題：一，史觀混亂。二，參考資料不充足，信息來源不對稱。三，伊斯蘭史與阿拉伯史不加區別，伊斯蘭復興史與阿拉伯帝國興衰史界限含糊。四，沿用東方學者觀點，千篇一律，東抄西湊。五，缺乏對歷史事件進行考證，人云亦云現象嚴重。[6]六，對伊斯蘭精神缺乏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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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培根說“學史使人明志”，中國學者說“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不知道總結歷史就無法進步”，而我們中國穆斯林，不但沒有完整記錄中國伊斯蘭史，甚至對清同治時期的歷史大悲劇都不甚了解，對世界伊斯蘭歷史更是缺乏是起碼認識，這本身就是悲劇，我們中國穆斯林所見到的“伊斯蘭史”，幾乎全部是穆圣歸真當天就一觸即發的勾心斗角、利欲熏心，而對當初第一代穆斯林精英以穩麥大業為重、憂國憂民、愛人如己的遠見卓識一無所知。我們中國穆斯林何以明志，何以認識自己的過去和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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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的是歷史，每每談及，筆者總是痛心不已。前年起筆者開始翻譯《簡明伊斯蘭歷史百科》，并組織人員翻譯印度穆斯林學者Akbar Shah Najeebabadi著英語版“The History of lslam”（伊斯蘭通史），但因為沒有經費來源而一拖再拖。目前，《簡明伊斯蘭歷史百科》第一卷已經翻譯完畢，但開羅大學碩士研究生李興鵬先生應邀翻譯的第二卷，因李先生學業緊張而至今沒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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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歷史的譯介如此令人觸目驚心，不堪入目。如言所述，伊斯蘭最根本的經典《古蘭經》的注釋，也在遭受外部長期誤讀與曲解之后，終于在內部爆發了一片驚雷——李靜遠的《古蘭經譯注》出世,出現了一些千古奇聞式的解釋，這部解釋在國內穆斯林當中引起軒然大波,在民眾間引起一片指責與謾罵，但學術界對此采取的態度是避而不談，不知是出于清高自重，還是出于謹慎小心。但能夠確定的一點是，中國的穆斯林學者們目前還沒有一部漢語的權威文本與其對峙。所以，大眾聽到的是“非理性”對“理性”的質問。天堂到底有沒有，六大信仰到底對不對，穆圣是不是最后一位先知，穆圣的話（圣訓）到底有沒有權威性，《布哈里圣訓實錄》和《穆斯林圣訓實錄》可靠不可靠[7][8]，穆圣是否真的登霄，后世到底永久不永久……伊斯蘭最基本的一些常識變成了網絡上、民間刊物上大家相爭不下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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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年，筆者任內蒙包頭中寺教長時，曾報名某大學混文憑，當時我的一些文章引起了有位學者的注意，雖然他不是穆斯林，但我們還是就伊斯蘭學術進行了廣泛交流。從那時起，我一直舉意翻譯一部古蘭經注，一部伊斯蘭歷史。這個舉意一直到2001年我到西安才能落實。2001年初，我在內蒙教友一片挽留聲中去了西安，時任包頭市伊協會長的王瑞生先生和一些坊民勸我或者留下來，因為我很有“政治前途”，或者轟轟烈烈地離任，不能悄然而去，但我還是選擇默默離任。列車駛入爺爺常說的三秦大地，我為這片埋遍穆斯林先輩尸骨的八百里秦川默默流淚。[9]選擇西安幾乎違背了我所有朋友甚至親人的意愿，大家說我留著內蒙古的“阿訇爺”不當，去西安吃泡饃。[10]西安是祖國西北的大門，當時那里有108所大學和學院，穆斯林學者很多，據筆者2006年粗略統計，僅穆斯林大學生有一萬人左右。筆者左借右湊，終于在小學習東巷購置一處約40平米小房，開始了艱苦的譯經之旅。我那時想，我這一生也許譯不成此經，但我可以向安拉證明：我在做這件事情，我要堅定不移地做下去。西安的夏天溫度往往高達40多度，我那潮濕而陰暗的小屋正是避暑勝地，穿著西安穆斯林的傳統棉布衣衫，汗流浹背地翻譯著。西安的冬天卻出乎我的意料，雖然溫度比我家鄉青海熱多了，但我屋里沒有取暖設施，只能披著厚厚的被子日夜翻譯，快30歲的我第一次感覺到腰痛難忍，于是，放棄了舒適柔軟的電腦椅，選坐一只小矮凳，這樣，就可以直起腰桿子搞翻譯了。我這樣閉門造車一年有余，后來去一所古蘭經背誦學校任教，除了免費三餐，每月還可以得到300元人民幣工資，這樣，一則解決了生存問題，二則可以利用那里免費的電源和電暖氣。只是那間譯經小屋只有十幾平米，夜夜都有一批朋友來和房東聊天，我則練就了一副百言不聞的好本領，大家只顧聊天，我一心翻譯，累了困了時，倒頭就睡，大家都說，我的頭放到枕頭的同時，就會進入夢鄉，令他們羨慕不已。后來一個朋友來協助我的翻譯，由于天氣寒冷，我們晚上干脆就住在那間小屋，我睡床，他打地鋪。每天早晨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匆匆忙忙抬起打地鋪用的毯子往二樓禮拜屋跑，因為那是禮拜毯子，一則怕影響大家禮拜，二則擔心受到主人斥責。白天，我們選擇一段時間去鍛煉，在學校旁邊的練功房里打沙袋或跳繩，有時也去環城公園跑步，由于不適應室外耀眼的光線而眼睛疼痛，我常常用布條蒙著眼睛漫跑，這幾乎成了那里的一道風景線，許多人向我打招呼，讓我小心。那幾年我的作息時間是：夜里睡兩個小時，午休40分鐘。吃飯走路全部快速進行。我總在想：我在與時間賽跑。2003年我受聘去營里清真寺任教長，我的翻譯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我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辦公室，雖然那間小木屋缺乏封閉，蚊蟲肆擾，但我可以在夜深人靜時安靜地翻譯經注，不受外界干擾。我辦公室墻壁上貼著每月每周每天的翻譯校對計劃，隨時提示訪客不要干擾。只是我雖未老，電腦老了。每天早晨我去寺里前，必首先手機短信通知助手提前打開電腦，等我到了寺里，洗完小凈，電腦也就啟動了。我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在營里清真寺，作為教長，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譯經注，然后是大學生伊斯蘭常識培訓，我當時埋在心里口號是：“讓營里清真寺成為西安108所大學學院的伊斯蘭文化系。”每周六周日聘請西安外國語大學教師和當地留學回來的老師任教，免費教授阿拉伯語和伊斯蘭常識。還不時請國內一些知名學者作演講，前后持續四年有余。2005年的一個夏日，我召集程連飛、施永強、白長青等一批教授和博士在營里清真寺簡陋的滿拉教室舉行了《古蘭經注》校對會，會議決定請不同專業的人員對經注進行全面校對，請伊斯拉菲勒、哈畢布等六位哈菲茲校對所有引用的古蘭經文及其章節號，請楊恩成、馬逵英、張云湘等漢語言專家檢查文字表達，請馬會云、趙玉龍等阿語專業人士參照原文校對譯文，請馬立元、施永強等英語專業人士以及請伊斯拉菲勒等維語專家通過經注英譯本和維譯文校對中譯本，并且，懇請校對人員在校對時以自己的專業角度，對一些專業問題進行專業表達，譬如，將一般翻譯成“變相”[11]的“ ???”一詞修訂為“變種”，從天文學、醫學、數學等專業學科，對經注中涉及的相關表達作了規范性調整。自2005年起，至2010年5月，陜西、北京、上海、廣州、河北、河南、甘肅、青海、內蒙古、云南、南京等地約300多人參與了譯文校對，譯者從中廣泛征集各方意見建議。此外，美國、英語、澳大利亞、白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基斯坦、印度等國的約50余位專家對譯文進行了審讀，提出了寶貴意見，沙特古蘭經專業學者給予經注翻譯較高評價，沙特阿拉伯宗教部部長薩力赫·阿力謝赫閣下對此尤為關注，為譯者撰寫了寄語。[12]馬逵英先生幾乎是抱病完成全經注通校的，其中許多時間他在醫院里，情況緊急時，內蒙古張欣宇老師打印文稿后直接送到馬老師病榻前，馬老師也是無怨無悔，默默耕耘，奮斗多年。至今，譯者都未曾與其謀面。孔祥錄教授也退休在家，身體不適，但終究從頭到尾，幫助譯者校對全文，并多次鼓勵譯者再接再厲，不要放棄。程連飛教授已至耄耋之年，是為本經注付出最多的學者之一，他用小紙條形式，向譯者提出的意見多達4000多條，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真誠的待人方式，不僅從經注翻譯上幫助了譯者，使譯者終生受益，而且，其高尚的處世風格，至今深深教育和影響著譯者。程教授學識淵博，教門虔誠，漢語言與英語功底雄厚，在校對經注之前，他曾大量閱讀英語和漢語古蘭經資料，擁有豐富的古蘭經知識儲備，他曾與古蘭經翻譯家仝道章先生交好，并為其翻譯提出過許多寶貴意見，被仝先生欣然接納。并且，他自己也曾舉意從英語翻譯一部古蘭經，后因給譯者校對經注而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成全譯者。祈求安拉回賜他和他的家人！在程先生校對經注的那近五個年頭里，無論寒冬酷暑，還是雪雨交加，每每白發蒼蒼的程教授將文稿從幾公里之外的安康路乘公交車送到回坊清真寺，譯者都會接受一次心靈的洗滌。程先生還從生活上不斷照顧我，他知道我不接受施舍，經常有意地從我這里購買我以前的一些譯作，以此方式幫助我。楊恩成教授是我國漢語言權威專家，當時正輔導幾位博士生。我通過一位教授得知他是回族后，貿然打電話給他，沒想到楊教授非常謙遜，沒有一點架子。和程教授一樣，他得到我的意圖后，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忙校對文稿，當譯者提出送稿件給他時，他說：“小孔，你具體位置在哪里，我現在就過來，你不要來了，我對回坊很熟悉。這是真主給我的機會，我自己過來。這對我很有意義。”此后的日子里，楊教授不但修改稿件，而且為譯者分析語法現象和語言表達，并且他自己動手電腦打字，為一些注釋作了疏。幾經點撥，為我解開了困擾多年的一些語言難題，使我的文字表述能力從此上了一個新臺階，看到了新方向。他的學生馬曉風博士對我開玩笑說，楊教授對你這個編外博士生的課程比對我們的課程更加重視。當代著名阿拉伯語權威法溫·阿卜杜拉赫米博士[13]原籍印度，精通六國語言，堪稱當代阿拉伯語言泰斗，受沙特教育部和國王辦事處邀請，在沙特任教，近二十年來，沙拉阿拉伯許多大學的阿拉伯語言教材幾乎是由他一人編寫的，由于其文章大部以阿拉伯語字母“法溫”開頭，故以“法溫教授”著稱。中國留學麥地那大學的學生對他的名字不陌生。2006年起，法溫教授組織了一批中外學者，對我的譯文進行了多次校對，并從理解、表達、信仰和教法等方面對譯者水平進行測定，給予譯者許多幫助，添補了譯文中多處不足之處。至今回想當年的譯經之舉，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不敢想象，我竟然作了那么偉大而艱巨的選擇，若非后來安拉一系列的安排，讓我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遇到特定的那一批人，以我個人當初那點水平和經驗，我真的沒有能耐完成這部偉大經注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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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難，校對更難，出版則難上加難。記得我在西安的那段時間，我走在街巷里，不時有老人追問我：“阿訇，你的經注到底哪時可能看到？”我只能笑而回答：“快了。”想我從28歲開始，苦心孤詣，默默翻譯，至今已近不惑之年。此中，從未因為寺務繁忙，家庭瑣碎，孩子上學或囊中羞澀而停止過我這畢生的追求。經注的出版，我比任何人還要著急。2007年，我曾去義烏意圖尋找合作對象，由對方出經費，我拿出譯文，我們共同促成此事，祈求安拉回賜。然而義烏的朋友們生意并不理想，我去之前不久，他們已經花費了大量錢財贊助一些地方建寺，加之對我的譯作也不甚了解，并且不時有阿訇去那里化錢糧，收乜提，一些人甚至認為我也是那個“不勞而獲”集團的高級成員，害得我不再提及此事，飛速逃離。雖然當時王克錄、馬國慶等兄弟資助五千人民幣出書，但畢竟杯水車薪，不解決問題。可笑的是，此事后來經一位在那里當翻譯的西安籍有文化的先生大加渲染，說得有聲有色，說我在義烏騙錢幾十萬元，回西安后和坊上一些人分享，并從中演繹出許多“美麗動聽感人肺腑”的故事來，幸好克錄先生和許多青海甘肅籍生意人知我那次義烏之行的全過程，否則我跳進大海也洗不清。我與那位先生無怨無仇，不知他用意何在？安拉至知。安拉的襄助往往從人們預料不到的地方到來。2008年的齋月，我和一位朋友在蘭州的一條小巷子里走著，一位老哈志見我之后問：“你怎么沒有來我家？哪時來拿東西啊？”我和朋友面面相覷，不知對方所言何意。當天晚上，我們去他家里開齋，原來他已經和兒子們商量好，打算資助我出版經注，他們一下子解決了幾乎一半經費，令我又驚又喜，回來整夜整夜、整月整月贊美安拉。后來西寧的劉哈志也解決了一些經費，這樣，一半經費就有了，我的腰桿子一下子立了起來，正式和人民出版社和商務書局聯系出書事宜，后經馬明良先生介紹，由吳云貴先生寫出版評語，選擇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當時的人民社也同意出版，但他們發給我的合同上卻寫著東方出版社，原來他們是一個出版社，兩個牌子，這樣一部偉大的經注，我不愿在東方出版，雖然東方也是國家級著名學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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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鴻門深似海，此后的幾年里，這部經注接受國家不同部門的嚴格審查，一拖再拖，一直到了2010年。此間，當我走在路上，從遠處見到那些曾經資助過我的教胞后，盡量躲避著，因為沒有打過出版交道的人，很難想象出版一部經注如此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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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專業的中阿文排版機構，所以這部經注的排版仍由我們自己去做。2006年開始排版時，美國的indesign多語言專業排版軟件中東版在中國還沒有上市，后經一位“骨灰級”電腦高手一個多月的日夜操勞，終于從以色列網站上下補丁，自己做好了這個軟件。因為古蘭經注的特殊性，我們還從也門、沙特阿拉伯等國引進古蘭經專用字體和專用符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排版需要，我們的排版人員還自己創造了一種字體，置于經注之中，非常優美。用排版人員小孟的話來說，這部經注的排版，能讓幾個大男人活活累死，暈死。由于出版檢查越來越嚴，排版要求不斷更新，出版希望渺茫，后來排版的文件名居然被他起成“希望版”“夢幻版”“奇跡版”，此中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回想起我曾經在一家宗教學校任教時，有次他去打飯，廚師嫌他“白吃”，從他手中奪下飯碗后狠狠摔在地上，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但此后他還是忍受屈辱和白眼，堅持為我義務打字、排版、查詢資料，使我黯然落淚。后期排版人員則在大病中堅持排版，一段時間腿部腫得就像饅頭，路都走不動，而我，卻“比黃世仁的師傅還狠毒無情” 地不斷催促。此間一切工作全部無償服務，此情此義，我一生何以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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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待著經注出版的同時，并沒有放棄校對工作。然而，社會壓力越來越大，2009年底，蘭州張國軍先生從我那里購買1000本《不要憂傷》，蘭州馬維林先生和新認識的河南劉偉先生各贊助我一部分學費，金銀海同學借給我15000人民幣生活費，使得我有機會去巴基斯坦攻讀博士，一則長長見識，二則逃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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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年過去了，經注的出版似乎有了希望，而我，回過頭來看周圍的世界，一切是那樣的陌生，我變得愚笨而遲鈍，對人對物，缺乏一種“與時俱進”的應變。三十幾萬元的外債沒有償還，還替一位至今百催不還的朋友從另一朋處借錢，害得我后來賣房還債，生病住院，心痛不已。我曾經拼命幫助過一位朋友，如今他已經躋身房地產企業家行列，我曾多次向他打電話希望資助一位阿訇的譯作，最終資助區區幾千元人民幣，而他對另一富得流油的清真寺和幼兒園的資助幾乎高達上百萬人民幣；我那曾經讓我初獲酬勞的譯作《不要憂傷》，盜竊全國都是，我聊以為生的稿酬生涯就此斷送。網絡上，甚至有人在謾罵：“翻譯伊斯蘭書籍，就應該不圖名不圖利，你們這幫人翻譯人家作品，還要索取報酬，真是沒有教門！”甚至有人杜撰故事，青天白日之下，直接宣揚赤裸裸的謊言。他們甚至在我和我的同事們合譯的《通往麥加之路》封面上PS一句阿拉伯文的“此書只贈不賣”的字樣，試圖以此毀我名節。真主啊！你作證吧！真主啊！我確信后世的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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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些譯經的日子，那無數個日日夜夜，我曾無數次將雙手伸進鋪好的被窩里，暖暖的，多想爬進去睡一會兒啊，但又激勵自己：“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就得吃盡人間苦頭，用別人不用的功，承受別人不能承受之重。”我曾經想用“苦”來形容那些譯經歲月，但又覺得不妥。所以，我想，縱觀人的一生，那些日子應該是吉慶的，美好的。其中的痛苦，是值得的，有價值，有意義的。我也一直告誡自己：我譯此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要讓我的無知和愚蠢，罪過和邪惡影響了這部偉大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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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擺在中國穆斯林有識之士面前的道路非常明確，伊斯蘭宣傳需要清真寺的阿訇，需要大學里的老師，需要社會不同領域的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伊斯蘭的宣傳需要無數個義務宣傳者，應該走向這個社會的一切領域，應該宣傳到農村城市，機關單位，大中小學，工廠監獄……[14]中國的穆斯林更應該注意，伊斯蘭宣傳需要一批真正熱愛伊斯蘭的人，宗教和文化宣傳者應該占據重要地位。須知，當我們少得可憐的宣傳者正苦口婆心地向一些非穆斯林甚至認識不清的穆斯林宣傳伊斯蘭時，媒體上，報紙上，書籍中，反面宣傳伊斯蘭的文章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鋪天蓋地地層層壓來——伊斯蘭恐怖分子，穆斯林好斗分子，穆斯林人體炸彈……這些令人反感的詞匯正回蕩在我們的耳際。從整體上改變或者恢復穆斯林形象，除了每個穆斯林重塑自身形象，還得從文化層面宣傳，利用一切媒體宣傳做起，向廣大非穆斯林正面宣傳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媒體，應該樹立一些好的輿論導向，不要成為伊斯蘭的敵人攻擊伊斯蘭學者的基地。某些大學或研究所里的穆斯林專家教授，雖然承受著全中國穆斯林的熱切希望，但是，畢竟，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在走過去體制內老一輩研究者的路子，并沒有承擔起穆斯林學者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他們根本就沒有承擔的能力和魄力。所以，這么多年過了，他們在研究方向或著作領域，都不見什么起色。中國的文化市場上，真正的伊斯蘭書籍還是屈指可數，比起佛教和基督教，更是少得可憐。中國的穆斯林企業家，在花費你們辛勤的勞動所得時，更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錢財最應該花費的地方是什么，因為安拉曾說：“關于恩典，你們一定會受到審問！”[15]而不是隨便請幾十個阿訇大吃一頓，或者在一些幾乎沒人禮拜的清真寺里大搞建筑。中國一些地方的清真古寺不是歷經千年仍然富麗堂皇卻淪為旅游勝地嗎？我們不能不考慮一下：自上個世紀以來，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了在穆斯林的心臟建立一個國家，為了在世間徹底丑化伊斯蘭世界，辦報紙，出刊物，印書籍，培養科學家，而今，他們夢想成真，掌握著世界上幾乎所有有影響的媒體和學府，中國前幾年還敢于說真話的一些學者，也受他們的利欲誘惑，投入他們的懷抱，加入他們的陣營。以2008年底猶太復國主義對加沙阿拉伯人大屠殺為例：當時以色列封閉了一切新聞通道，在世界各地屬于自己的媒體或受它控制的媒體中大量宣傳以色列屠殺者的無辜和巴勒斯坦被殺者的殘忍，最終，就連一貫支持被侵略者阿拉伯人的中國人民，也和以色列站到了一起，網絡上，甚至報紙上，對阿拉伯人一片喊打，對以色列屠夫卻一片叫好！甚至對伊斯蘭教指責不斷。[16]中國人要了解伊斯蘭，就得從根本上做起，首先要正面翻譯并正式出版可靠的古蘭經注和圣訓集，如《伊本·凱西爾經注》《泰伯里經注》《古蘭的綠蔭下》《理解古蘭》[7]等，還應該投入一定人力財力，翻譯幾部正確的伊斯蘭歷史，如前面提到的《伊斯蘭教通史》《史與末》[18]等。應該制定一個宣傳計劃，在近幾年內翻譯或編譯出伊斯蘭最基本的一些文獻，幫助研究者搞研究，幫助國人了解伊斯蘭教。一些有能力的企業，應該拿出一定經費，設立專項獎金或譯介經費，以招標形式，鼓勵民間或體制內的學者們，朝著一個可以抵達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把大量金錢花費到不斷重復的物質建設中，而最終事倍功半，誤己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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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經文獻給我那漸行漸遠的青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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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
[2]伊斯蘭之光網站：http://bbs.noorislam.org/viewthread.php?tid=55810&extra=page%3D6
[3] 見《學者們提醒注意的一些著作》(??? ??? ???? ???????)。麥希忽勒·哈桑，1995年版，歐索米書局，阿文版 。
[4] 同上。
[5] 見艾布·哈尼法著《大學》，????? ??????。[6] 毛杜迪著《簡明伊斯蘭復興史》，高原雜志2008年。
[7] 見李敬遠《古蘭經譯注》，香港世界華人出版公司。
[8] 這兩部圣訓收集了真確圣訓中最具權威性的圣訓，許多圣訓雖然也是正確的，但因為這兩部圣部收錄條件苛刻而未加收錄。伊斯蘭遜尼派者一一致認識，否認這兩部圣訓的人,觸犯了叛教之罪。見《先知圣訓研究》，開羅大學出版社。阿文版。
[9] 清同治期間，約300萬穆斯林平民在此遭受統治者集體屠殺，造成人類史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但遺憾的是，這段歷史缺乏全面記載。
[10] 西安時有這樣情況發生，海萬尼過爾麥里請阿訇時，借阿訇講瓦爾茲之機，個別海萬尼將大碗夾于兩腿之間，悄悄掰饃。等阿訇講完時，海萬尼的泡饃早就做好了，正在“埋頭苦干”，阿訇才開始掰饃。這與內蒙古尊敬阿訇的風氣大不相同，這或許是一種文化差異吧，西安的穆斯林還是很尊重阿訇的。
[11] 指人變猴子或豬。
[12]參與校對的人員眾多，其中有些是譯者的學者，他們的名字已經記憶不清，祈求安拉回賜他們。主要校對人員有：西安交通大學白長青、張紅燕、李雙燕、劉琳四位博士，馬應海、王剛、謝靜三位碩士，西工大楊博、施永強二位博士，任博、馬斌銳、馬棟梁三位碩士，西北大學敏敬博士、丁維福碩士，中山大學馬強博士，上海醫科大學馬立元博士，北京大學馬秀梅博士，甘肅廣河阿語學校校長馬明、甘肅臨夏阿語學校趙玉龍校長，西安丁旭先生、蕭希洵老師，陜師大楊恩成教授，蘭州馬志杰教授、張蕓湘教授、張德老師，內蒙古馬逵英老師，西安程連飛教授，青海民大孔祥錄教授等。其中，程連飛、孔祥錄、馬逵英三位老學者，通校譯文數次，貢獻最大，令譯者終身難忘。
[13] ?.?.??? ??????
[14] 見毛杜迪著《伊斯蘭的基本》，民間刊印。
[15] 《古蘭經》102：8
[16] 見馬曉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文章《六十年來我國媒體關于中東問題的報道》。
[17] ????? ??????；?? ???? ??????；????? ??????
[18] ??????? ????????
長期以來，國人翻譯伊斯蘭典籍，或依靠國家科研經費，或憑借個人愛好與追求，抑或依靠民間力量，受體制和個別思潮影響，中文譯者們在翻譯伊斯蘭典籍時，所選著作往往不是伊斯蘭世界認可的名著，而是東方學者默選的“最佳”文本。據筆者考證，目前中國讀者所能見到的大部分阿拉伯文譯本，并非伊斯蘭學者眼中的佳作，恰恰相反，這些譯作往往名列東方學者給伊斯蘭世界開出的名家名著表格行列，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們并不全盤否認東方學者，不能說所有東方學者都是謊言家和居心叵測之人，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于文化差異，東方學者研究伊斯蘭時，不免受其母族文化影響。這是人類的共性，任何人難以免除。以伊斯蘭歷史為例，東方學者研究伊斯蘭歷史時，是按照他們的史觀進行分析和評定的。一般來說，鑒于文化傳統差異，中國史學研究往往對“客體”過度偏重，而西方學者更注重主觀參與與歷史客觀的結合兩種不同的歷史觀念，但他們往往忽視了道德評價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因為歷史研究既要主觀地從多種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獻的客觀性。[1]中國學者沿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基本上將伊斯蘭早期的發展歸結為武力擴張 ，而伊斯蘭學者則認為，伊斯蘭的傳播因循了符合人性的天啟規律，因循了歷史的必然發展規律，伊斯蘭教義中所包含的大仁大慈、敬主愛人精神，符合了人類內心世界最為基本的天性。[2]中國學者研究阿拉伯歷史的主要參考資料是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而希提這部著作，最先是寫給美國軍方的宣傳資料，具有較強的宣傳性。并且書違其名，從內容上看，這部著作并沒有專寫阿拉伯，內容涉及信仰伊斯蘭教的所有民族，甚至中國穆斯林；從參考資料方面來看，其中多引用諸如《曠世奇珍》 ( ????? ??????)等帶有明顯教派攻擊的極端派文獻，對一些圣門弟子頗有微辭，甚至《一千零一夜》也成了其重要參考文獻，而這些所謂的參考文獻，屬于文學讀物，多為感性文字，缺乏理性史實，這在研究歷史方面是一大忌諱。而中國讀者和研究者出于對該書譯者的敬重而缺乏對這本書全面了解。該書在談到一些重要問題時，往往采用“It is said”(據說)“People say”（人們說）“Hear”（聽說）等詞句，引起伊斯蘭史學者的廣泛質疑。[3]除了這些致命弱點之外，該書的另外一個特點是，過分夸大歷史人物的陰暗面，譬如，將伊斯蘭教法所允許的男子娶女戰俘和女奴說成納妾無數，將阿拉伯人古而有之的詩歌活動，形容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歌舞升平，作者每見到阿拉伯語“???”（飲用）一詞時，馬上聯想到飲酒。[4]關于早期哈里發是否飲酒之事，伊斯蘭學者包括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都有深刻研究，指出他們飲用的棗汁不違背伊斯蘭教法，因為早期伊斯蘭反對派在此問題上不休不罷，伊瑪目艾布·哈尼法及其學派的學者們一改常規，干脆將此問題放到信仰書中[5]，而沒有放到談論教法的一般飲料篇目，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難怪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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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張地說，目前中國讀者還沒有接觸到一部真正的漢語伊斯蘭歷史，現有的歷史書，不是搞錯了伊斯蘭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就是將伊斯蘭史和阿拉伯史混為一談。就目前來看，中文伊斯蘭歷史書籍中，只有馬明良教授的《簡明伊斯蘭史》是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上惴惴不安伊斯蘭史的。但總體來看，我們所接觸到的其他中文伊斯蘭史書基本上存在如下問題：一，史觀混亂。二，參考資料不充足，信息來源不對稱。三，伊斯蘭史與阿拉伯史不加區別，伊斯蘭復興史與阿拉伯帝國興衰史界限含糊。四，沿用東方學者觀點，千篇一律，東抄西湊。五，缺乏對歷史事件進行考證，人云亦云現象嚴重。[6]六，對伊斯蘭精神缺乏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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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培根說“學史使人明志”，中國學者說“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不知道總結歷史就無法進步”，而我們中國穆斯林，不但沒有完整記錄中國伊斯蘭史，甚至對清同治時期的歷史大悲劇都不甚了解，對世界伊斯蘭歷史更是缺乏是起碼認識，這本身就是悲劇，我們中國穆斯林所見到的“伊斯蘭史”，幾乎全部是穆圣歸真當天就一觸即發的勾心斗角、利欲熏心，而對當初第一代穆斯林精英以穩麥大業為重、憂國憂民、愛人如己的遠見卓識一無所知。我們中國穆斯林何以明志，何以認識自己的過去和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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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的是歷史，每每談及，筆者總是痛心不已。前年起筆者開始翻譯《簡明伊斯蘭歷史百科》，并組織人員翻譯印度穆斯林學者Akbar Shah Najeebabadi著英語版“The History of lslam”（伊斯蘭通史），但因為沒有經費來源而一拖再拖。目前，《簡明伊斯蘭歷史百科》第一卷已經翻譯完畢，但開羅大學碩士研究生李興鵬先生應邀翻譯的第二卷，因李先生學業緊張而至今沒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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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歷史的譯介如此令人觸目驚心，不堪入目。如言所述，伊斯蘭最根本的經典《古蘭經》的注釋，也在遭受外部長期誤讀與曲解之后，終于在內部爆發了一片驚雷——李靜遠的《古蘭經譯注》出世,出現了一些千古奇聞式的解釋，這部解釋在國內穆斯林當中引起軒然大波,在民眾間引起一片指責與謾罵，但學術界對此采取的態度是避而不談，不知是出于清高自重，還是出于謹慎小心。但能夠確定的一點是，中國的穆斯林學者們目前還沒有一部漢語的權威文本與其對峙。所以，大眾聽到的是“非理性”對“理性”的質問。天堂到底有沒有，六大信仰到底對不對，穆圣是不是最后一位先知，穆圣的話（圣訓）到底有沒有權威性，《布哈里圣訓實錄》和《穆斯林圣訓實錄》可靠不可靠[7][8]，穆圣是否真的登霄，后世到底永久不永久……伊斯蘭最基本的一些常識變成了網絡上、民間刊物上大家相爭不下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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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年，筆者任內蒙包頭中寺教長時，曾報名某大學混文憑，當時我的一些文章引起了有位學者的注意，雖然他不是穆斯林，但我們還是就伊斯蘭學術進行了廣泛交流。從那時起，我一直舉意翻譯一部古蘭經注，一部伊斯蘭歷史。這個舉意一直到2001年我到西安才能落實。2001年初，我在內蒙教友一片挽留聲中去了西安，時任包頭市伊協會長的王瑞生先生和一些坊民勸我或者留下來，因為我很有“政治前途”，或者轟轟烈烈地離任，不能悄然而去，但我還是選擇默默離任。列車駛入爺爺常說的三秦大地，我為這片埋遍穆斯林先輩尸骨的八百里秦川默默流淚。[9]選擇西安幾乎違背了我所有朋友甚至親人的意愿，大家說我留著內蒙古的“阿訇爺”不當，去西安吃泡饃。[10]西安是祖國西北的大門，當時那里有108所大學和學院，穆斯林學者很多，據筆者2006年粗略統計，僅穆斯林大學生有一萬人左右。筆者左借右湊，終于在小學習東巷購置一處約40平米小房，開始了艱苦的譯經之旅。我那時想，我這一生也許譯不成此經，但我可以向安拉證明：我在做這件事情，我要堅定不移地做下去。西安的夏天溫度往往高達40多度，我那潮濕而陰暗的小屋正是避暑勝地，穿著西安穆斯林的傳統棉布衣衫，汗流浹背地翻譯著。西安的冬天卻出乎我的意料，雖然溫度比我家鄉青海熱多了，但我屋里沒有取暖設施，只能披著厚厚的被子日夜翻譯，快30歲的我第一次感覺到腰痛難忍，于是，放棄了舒適柔軟的電腦椅，選坐一只小矮凳，這樣，就可以直起腰桿子搞翻譯了。我這樣閉門造車一年有余，后來去一所古蘭經背誦學校任教，除了免費三餐，每月還可以得到300元人民幣工資，這樣，一則解決了生存問題，二則可以利用那里免費的電源和電暖氣。只是那間譯經小屋只有十幾平米，夜夜都有一批朋友來和房東聊天，我則練就了一副百言不聞的好本領，大家只顧聊天，我一心翻譯，累了困了時，倒頭就睡，大家都說，我的頭放到枕頭的同時，就會進入夢鄉，令他們羨慕不已。后來一個朋友來協助我的翻譯，由于天氣寒冷，我們晚上干脆就住在那間小屋，我睡床，他打地鋪。每天早晨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匆匆忙忙抬起打地鋪用的毯子往二樓禮拜屋跑，因為那是禮拜毯子，一則怕影響大家禮拜，二則擔心受到主人斥責。白天，我們選擇一段時間去鍛煉，在學校旁邊的練功房里打沙袋或跳繩，有時也去環城公園跑步，由于不適應室外耀眼的光線而眼睛疼痛，我常常用布條蒙著眼睛漫跑，這幾乎成了那里的一道風景線，許多人向我打招呼，讓我小心。那幾年我的作息時間是：夜里睡兩個小時，午休40分鐘。吃飯走路全部快速進行。我總在想：我在與時間賽跑。2003年我受聘去營里清真寺任教長，我的翻譯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我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辦公室，雖然那間小木屋缺乏封閉，蚊蟲肆擾，但我可以在夜深人靜時安靜地翻譯經注，不受外界干擾。我辦公室墻壁上貼著每月每周每天的翻譯校對計劃，隨時提示訪客不要干擾。只是我雖未老，電腦老了。每天早晨我去寺里前，必首先手機短信通知助手提前打開電腦，等我到了寺里，洗完小凈，電腦也就啟動了。我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在營里清真寺，作為教長，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譯經注，然后是大學生伊斯蘭常識培訓，我當時埋在心里口號是：“讓營里清真寺成為西安108所大學學院的伊斯蘭文化系。”每周六周日聘請西安外國語大學教師和當地留學回來的老師任教，免費教授阿拉伯語和伊斯蘭常識。還不時請國內一些知名學者作演講，前后持續四年有余。2005年的一個夏日，我召集程連飛、施永強、白長青等一批教授和博士在營里清真寺簡陋的滿拉教室舉行了《古蘭經注》校對會，會議決定請不同專業的人員對經注進行全面校對，請伊斯拉菲勒、哈畢布等六位哈菲茲校對所有引用的古蘭經文及其章節號，請楊恩成、馬逵英、張云湘等漢語言專家檢查文字表達，請馬會云、趙玉龍等阿語專業人士參照原文校對譯文，請馬立元、施永強等英語專業人士以及請伊斯拉菲勒等維語專家通過經注英譯本和維譯文校對中譯本，并且，懇請校對人員在校對時以自己的專業角度，對一些專業問題進行專業表達，譬如，將一般翻譯成“變相”[11]的“ ???”一詞修訂為“變種”，從天文學、醫學、數學等專業學科，對經注中涉及的相關表達作了規范性調整。自2005年起，至2010年5月，陜西、北京、上海、廣州、河北、河南、甘肅、青海、內蒙古、云南、南京等地約300多人參與了譯文校對，譯者從中廣泛征集各方意見建議。此外，美國、英語、澳大利亞、白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基斯坦、印度等國的約50余位專家對譯文進行了審讀，提出了寶貴意見，沙特古蘭經專業學者給予經注翻譯較高評價，沙特阿拉伯宗教部部長薩力赫·阿力謝赫閣下對此尤為關注，為譯者撰寫了寄語。[12]馬逵英先生幾乎是抱病完成全經注通校的，其中許多時間他在醫院里，情況緊急時，內蒙古張欣宇老師打印文稿后直接送到馬老師病榻前，馬老師也是無怨無悔，默默耕耘，奮斗多年。至今，譯者都未曾與其謀面。孔祥錄教授也退休在家，身體不適，但終究從頭到尾，幫助譯者校對全文，并多次鼓勵譯者再接再厲，不要放棄。程連飛教授已至耄耋之年，是為本經注付出最多的學者之一，他用小紙條形式，向譯者提出的意見多達4000多條，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真誠的待人方式，不僅從經注翻譯上幫助了譯者，使譯者終生受益，而且，其高尚的處世風格，至今深深教育和影響著譯者。程教授學識淵博，教門虔誠，漢語言與英語功底雄厚，在校對經注之前，他曾大量閱讀英語和漢語古蘭經資料，擁有豐富的古蘭經知識儲備，他曾與古蘭經翻譯家仝道章先生交好，并為其翻譯提出過許多寶貴意見，被仝先生欣然接納。并且，他自己也曾舉意從英語翻譯一部古蘭經，后因給譯者校對經注而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成全譯者。祈求安拉回賜他和他的家人！在程先生校對經注的那近五個年頭里，無論寒冬酷暑，還是雪雨交加，每每白發蒼蒼的程教授將文稿從幾公里之外的安康路乘公交車送到回坊清真寺，譯者都會接受一次心靈的洗滌。程先生還從生活上不斷照顧我，他知道我不接受施舍，經常有意地從我這里購買我以前的一些譯作，以此方式幫助我。楊恩成教授是我國漢語言權威專家，當時正輔導幾位博士生。我通過一位教授得知他是回族后，貿然打電話給他，沒想到楊教授非常謙遜，沒有一點架子。和程教授一樣，他得到我的意圖后，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忙校對文稿，當譯者提出送稿件給他時，他說：“小孔，你具體位置在哪里，我現在就過來，你不要來了，我對回坊很熟悉。這是真主給我的機會，我自己過來。這對我很有意義。”此后的日子里，楊教授不但修改稿件，而且為譯者分析語法現象和語言表達，并且他自己動手電腦打字，為一些注釋作了疏。幾經點撥，為我解開了困擾多年的一些語言難題，使我的文字表述能力從此上了一個新臺階，看到了新方向。他的學生馬曉風博士對我開玩笑說，楊教授對你這個編外博士生的課程比對我們的課程更加重視。當代著名阿拉伯語權威法溫·阿卜杜拉赫米博士[13]原籍印度，精通六國語言，堪稱當代阿拉伯語言泰斗，受沙特教育部和國王辦事處邀請，在沙特任教，近二十年來，沙拉阿拉伯許多大學的阿拉伯語言教材幾乎是由他一人編寫的，由于其文章大部以阿拉伯語字母“法溫”開頭，故以“法溫教授”著稱。中國留學麥地那大學的學生對他的名字不陌生。2006年起，法溫教授組織了一批中外學者，對我的譯文進行了多次校對，并從理解、表達、信仰和教法等方面對譯者水平進行測定，給予譯者許多幫助，添補了譯文中多處不足之處。至今回想當年的譯經之舉，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不敢想象，我竟然作了那么偉大而艱巨的選擇，若非后來安拉一系列的安排，讓我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遇到特定的那一批人，以我個人當初那點水平和經驗，我真的沒有能耐完成這部偉大經注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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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難，校對更難，出版則難上加難。記得我在西安的那段時間，我走在街巷里，不時有老人追問我：“阿訇，你的經注到底哪時可能看到？”我只能笑而回答：“快了。”想我從28歲開始，苦心孤詣，默默翻譯，至今已近不惑之年。此中，從未因為寺務繁忙，家庭瑣碎，孩子上學或囊中羞澀而停止過我這畢生的追求。經注的出版，我比任何人還要著急。2007年，我曾去義烏意圖尋找合作對象，由對方出經費，我拿出譯文，我們共同促成此事，祈求安拉回賜。然而義烏的朋友們生意并不理想，我去之前不久，他們已經花費了大量錢財贊助一些地方建寺，加之對我的譯作也不甚了解，并且不時有阿訇去那里化錢糧，收乜提，一些人甚至認為我也是那個“不勞而獲”集團的高級成員，害得我不再提及此事，飛速逃離。雖然當時王克錄、馬國慶等兄弟資助五千人民幣出書，但畢竟杯水車薪，不解決問題。可笑的是，此事后來經一位在那里當翻譯的西安籍有文化的先生大加渲染，說得有聲有色，說我在義烏騙錢幾十萬元，回西安后和坊上一些人分享，并從中演繹出許多“美麗動聽感人肺腑”的故事來，幸好克錄先生和許多青海甘肅籍生意人知我那次義烏之行的全過程，否則我跳進大海也洗不清。我與那位先生無怨無仇，不知他用意何在？安拉至知。安拉的襄助往往從人們預料不到的地方到來。2008年的齋月，我和一位朋友在蘭州的一條小巷子里走著，一位老哈志見我之后問：“你怎么沒有來我家？哪時來拿東西啊？”我和朋友面面相覷，不知對方所言何意。當天晚上，我們去他家里開齋，原來他已經和兒子們商量好，打算資助我出版經注，他們一下子解決了幾乎一半經費，令我又驚又喜，回來整夜整夜、整月整月贊美安拉。后來西寧的劉哈志也解決了一些經費，這樣，一半經費就有了，我的腰桿子一下子立了起來，正式和人民出版社和商務書局聯系出書事宜，后經馬明良先生介紹，由吳云貴先生寫出版評語，選擇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當時的人民社也同意出版，但他們發給我的合同上卻寫著東方出版社，原來他們是一個出版社，兩個牌子，這樣一部偉大的經注，我不愿在東方出版，雖然東方也是國家級著名學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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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鴻門深似海，此后的幾年里，這部經注接受國家不同部門的嚴格審查，一拖再拖，一直到了2010年。此間，當我走在路上，從遠處見到那些曾經資助過我的教胞后，盡量躲避著，因為沒有打過出版交道的人，很難想象出版一部經注如此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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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專業的中阿文排版機構，所以這部經注的排版仍由我們自己去做。2006年開始排版時，美國的indesign多語言專業排版軟件中東版在中國還沒有上市，后經一位“骨灰級”電腦高手一個多月的日夜操勞，終于從以色列網站上下補丁，自己做好了這個軟件。因為古蘭經注的特殊性，我們還從也門、沙特阿拉伯等國引進古蘭經專用字體和專用符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排版需要，我們的排版人員還自己創造了一種字體，置于經注之中，非常優美。用排版人員小孟的話來說，這部經注的排版，能讓幾個大男人活活累死，暈死。由于出版檢查越來越嚴，排版要求不斷更新，出版希望渺茫，后來排版的文件名居然被他起成“希望版”“夢幻版”“奇跡版”，此中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回想起我曾經在一家宗教學校任教時，有次他去打飯，廚師嫌他“白吃”，從他手中奪下飯碗后狠狠摔在地上，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但此后他還是忍受屈辱和白眼，堅持為我義務打字、排版、查詢資料，使我黯然落淚。后期排版人員則在大病中堅持排版，一段時間腿部腫得就像饅頭，路都走不動，而我，卻“比黃世仁的師傅還狠毒無情” 地不斷催促。此間一切工作全部無償服務，此情此義，我一生何以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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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待著經注出版的同時，并沒有放棄校對工作。然而，社會壓力越來越大，2009年底，蘭州張國軍先生從我那里購買1000本《不要憂傷》，蘭州馬維林先生和新認識的河南劉偉先生各贊助我一部分學費，金銀海同學借給我15000人民幣生活費，使得我有機會去巴基斯坦攻讀博士，一則長長見識，二則逃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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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年過去了，經注的出版似乎有了希望，而我，回過頭來看周圍的世界，一切是那樣的陌生，我變得愚笨而遲鈍，對人對物，缺乏一種“與時俱進”的應變。三十幾萬元的外債沒有償還，還替一位至今百催不還的朋友從另一朋處借錢，害得我后來賣房還債，生病住院，心痛不已。我曾經拼命幫助過一位朋友，如今他已經躋身房地產企業家行列，我曾多次向他打電話希望資助一位阿訇的譯作，最終資助區區幾千元人民幣，而他對另一富得流油的清真寺和幼兒園的資助幾乎高達上百萬人民幣；我那曾經讓我初獲酬勞的譯作《不要憂傷》，盜竊全國都是，我聊以為生的稿酬生涯就此斷送。網絡上，甚至有人在謾罵：“翻譯伊斯蘭書籍，就應該不圖名不圖利，你們這幫人翻譯人家作品，還要索取報酬，真是沒有教門！”甚至有人杜撰故事，青天白日之下，直接宣揚赤裸裸的謊言。他們甚至在我和我的同事們合譯的《通往麥加之路》封面上PS一句阿拉伯文的“此書只贈不賣”的字樣，試圖以此毀我名節。真主啊！你作證吧！真主啊！我確信后世的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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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些譯經的日子，那無數個日日夜夜，我曾無數次將雙手伸進鋪好的被窩里，暖暖的，多想爬進去睡一會兒啊，但又激勵自己：“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就得吃盡人間苦頭，用別人不用的功，承受別人不能承受之重。”我曾經想用“苦”來形容那些譯經歲月，但又覺得不妥。所以，我想，縱觀人的一生，那些日子應該是吉慶的，美好的。其中的痛苦，是值得的，有價值，有意義的。我也一直告誡自己：我譯此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要讓我的無知和愚蠢，罪過和邪惡影響了這部偉大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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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擺在中國穆斯林有識之士面前的道路非常明確，伊斯蘭宣傳需要清真寺的阿訇，需要大學里的老師，需要社會不同領域的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伊斯蘭的宣傳需要無數個義務宣傳者，應該走向這個社會的一切領域，應該宣傳到農村城市，機關單位，大中小學，工廠監獄……[14]中國的穆斯林更應該注意，伊斯蘭宣傳需要一批真正熱愛伊斯蘭的人，宗教和文化宣傳者應該占據重要地位。須知，當我們少得可憐的宣傳者正苦口婆心地向一些非穆斯林甚至認識不清的穆斯林宣傳伊斯蘭時，媒體上，報紙上，書籍中，反面宣傳伊斯蘭的文章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鋪天蓋地地層層壓來——伊斯蘭恐怖分子，穆斯林好斗分子，穆斯林人體炸彈……這些令人反感的詞匯正回蕩在我們的耳際。從整體上改變或者恢復穆斯林形象，除了每個穆斯林重塑自身形象，還得從文化層面宣傳，利用一切媒體宣傳做起，向廣大非穆斯林正面宣傳伊斯蘭。中國的穆斯林媒體，應該樹立一些好的輿論導向，不要成為伊斯蘭的敵人攻擊伊斯蘭學者的基地。某些大學或研究所里的穆斯林專家教授，雖然承受著全中國穆斯林的熱切希望，但是，畢竟，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在走過去體制內老一輩研究者的路子，并沒有承擔起穆斯林學者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他們根本就沒有承擔的能力和魄力。所以，這么多年過了，他們在研究方向或著作領域，都不見什么起色。中國的文化市場上，真正的伊斯蘭書籍還是屈指可數，比起佛教和基督教，更是少得可憐。中國的穆斯林企業家，在花費你們辛勤的勞動所得時，更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錢財最應該花費的地方是什么，因為安拉曾說：“關于恩典，你們一定會受到審問！”[15]而不是隨便請幾十個阿訇大吃一頓，或者在一些幾乎沒人禮拜的清真寺里大搞建筑。中國一些地方的清真古寺不是歷經千年仍然富麗堂皇卻淪為旅游勝地嗎？我們不能不考慮一下：自上個世紀以來，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了在穆斯林的心臟建立一個國家，為了在世間徹底丑化伊斯蘭世界，辦報紙，出刊物，印書籍，培養科學家，而今，他們夢想成真，掌握著世界上幾乎所有有影響的媒體和學府，中國前幾年還敢于說真話的一些學者，也受他們的利欲誘惑，投入他們的懷抱，加入他們的陣營。以2008年底猶太復國主義對加沙阿拉伯人大屠殺為例：當時以色列封閉了一切新聞通道，在世界各地屬于自己的媒體或受它控制的媒體中大量宣傳以色列屠殺者的無辜和巴勒斯坦被殺者的殘忍，最終，就連一貫支持被侵略者阿拉伯人的中國人民，也和以色列站到了一起，網絡上，甚至報紙上，對阿拉伯人一片喊打，對以色列屠夫卻一片叫好！甚至對伊斯蘭教指責不斷。[16]中國人要了解伊斯蘭，就得從根本上做起，首先要正面翻譯并正式出版可靠的古蘭經注和圣訓集，如《伊本·凱西爾經注》《泰伯里經注》《古蘭的綠蔭下》《理解古蘭》[7]等，還應該投入一定人力財力，翻譯幾部正確的伊斯蘭歷史，如前面提到的《伊斯蘭教通史》《史與末》[18]等。應該制定一個宣傳計劃，在近幾年內翻譯或編譯出伊斯蘭最基本的一些文獻，幫助研究者搞研究，幫助國人了解伊斯蘭教。一些有能力的企業，應該拿出一定經費，設立專項獎金或譯介經費，以招標形式，鼓勵民間或體制內的學者們，朝著一個可以抵達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把大量金錢花費到不斷重復的物質建設中，而最終事倍功半，誤己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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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經文獻給我那漸行漸遠的青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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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
[2]伊斯蘭之光網站：http://bbs.noorislam.org/viewthread.php?tid=55810&extra=page%3D6
[3] 見《學者們提醒注意的一些著作》(??? ??? ???? ???????)。麥希忽勒·哈桑，1995年版，歐索米書局，阿文版 。
[4] 同上。
[5] 見艾布·哈尼法著《大學》，????? ??????。[6] 毛杜迪著《簡明伊斯蘭復興史》，高原雜志2008年。
[7] 見李敬遠《古蘭經譯注》，香港世界華人出版公司。
[8] 這兩部圣訓收集了真確圣訓中最具權威性的圣訓，許多圣訓雖然也是正確的，但因為這兩部圣部收錄條件苛刻而未加收錄。伊斯蘭遜尼派者一一致認識，否認這兩部圣訓的人,觸犯了叛教之罪。見《先知圣訓研究》，開羅大學出版社。阿文版。
[9] 清同治期間，約300萬穆斯林平民在此遭受統治者集體屠殺，造成人類史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但遺憾的是，這段歷史缺乏全面記載。
[10] 西安時有這樣情況發生，海萬尼過爾麥里請阿訇時，借阿訇講瓦爾茲之機，個別海萬尼將大碗夾于兩腿之間，悄悄掰饃。等阿訇講完時，海萬尼的泡饃早就做好了，正在“埋頭苦干”，阿訇才開始掰饃。這與內蒙古尊敬阿訇的風氣大不相同，這或許是一種文化差異吧，西安的穆斯林還是很尊重阿訇的。
[11] 指人變猴子或豬。
[12]參與校對的人員眾多，其中有些是譯者的學者，他們的名字已經記憶不清，祈求安拉回賜他們。主要校對人員有：西安交通大學白長青、張紅燕、李雙燕、劉琳四位博士，馬應海、王剛、謝靜三位碩士，西工大楊博、施永強二位博士，任博、馬斌銳、馬棟梁三位碩士，西北大學敏敬博士、丁維福碩士，中山大學馬強博士，上海醫科大學馬立元博士，北京大學馬秀梅博士，甘肅廣河阿語學校校長馬明、甘肅臨夏阿語學校趙玉龍校長，西安丁旭先生、蕭希洵老師，陜師大楊恩成教授，蘭州馬志杰教授、張蕓湘教授、張德老師，內蒙古馬逵英老師，西安程連飛教授，青海民大孔祥錄教授等。其中，程連飛、孔祥錄、馬逵英三位老學者，通校譯文數次，貢獻最大，令譯者終身難忘。
[13] ?.?.??? ??????
[14] 見毛杜迪著《伊斯蘭的基本》，民間刊印。
[15] 《古蘭經》102：8
[16] 見馬曉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文章《六十年來我國媒體關于中東問題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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