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歷史沿革
　　一、唐宋時期的陜西伊斯蘭教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這條記載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的標志，之后大食帝國多次譴使來朝，唐朝也給以了豐厚的回賜，甚至授以官職。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是我國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唐代伊斯蘭教傳播的發源地。盛世唐朝以兼容并蓄的恢弘大氣接納了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多元文化，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亞穆斯林商人、宗教家、藝術家、旅行家、外交人員等,紛紛沿絲綢之路來到長安,成為伊斯蘭教在陜西地區的最早的傳播。當時東來西北的穆斯林,經商的居多,在唐代他們大多被稱為“胡商”,這些商人中穆斯林居多。當時的長安的“西市”和“東市”里出現了許多專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
　　“波斯肆”“。許多來華穆斯林長居長安及其附近，便有了“胡邸”的記載。據記載當時在陜西還散居著大批避難的什葉派穆斯林,從現在陜西地區穆斯林中存在的什葉派宗教習慣來看當時人數還不少。8世紀中葉阿拉伯帝國征服九姓胡國以后,那里的民族改信了伊斯蘭教,由于貿易往來,好多人來到長安,并定居了下來。可見多族源、多地源、多途徑穆斯林民族的涌入,長安及其附近的穆斯林人數日益增多。此時中國與阿拉伯的交往出現了一個高峰期。伊斯蘭教的傳入與東來穆斯林的活動密切相關，穆斯林的來華與清真寺的建立則是伊斯蘭教在陜西傳播發展的實證，當時來長安的穆斯林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第一．使節來唐：自唐永徽二年至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8年間，史籍記載大食遣使來39次。《冊府元龜》971卷也有關于大食使節的記載：“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壬申朔，回紇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長鬧文等六人，并朝見，至合門、爭長。通事舍人乃分左右，從東西門并入。”通常貢使兼備使節與通商的雙重身份，借貢賜之機從事貿易活動。

　　第二．穆斯林商人來華：唐代絲綢之路繁盛，沿絲綢之路東來的穆斯林商人不斷增多。他們把珠玉、香料、犀象之類的貨物作為奉獻唐朝皇帝的禮物，皇帝也會給他們回賜相當的回賜品，這種貢賜貿易成為唐代穆斯林商人經營的主要形式。唐代由于阿拉伯帝國與中國頻繁的貿易往來，來長安（陜西西安）的穆斯林商人不斷增多，因長期商業貿易的需要，留居長安的穆斯林商人也逐漸增多，大食貢使與穆斯林商人在長安經商僑居，叫做“住唐”，
　　到唐德宗貞元三年(787),“……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這些住唐的使節、商人成為長安最早的穆斯林。隨著“久居不欲歸”穆斯林使節、商賈不斷增多，他們帶著自己的伊斯蘭教的信仰和習俗雜居于中國人之中。為便于其宗教活動的開展，清真寺也相繼建立，這便開始了伊斯蘭教在陜西的最早移植與發展。

　　第三．皈依伊斯蘭教的中亞胡人的來華：隨著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擴張，八世紀中葉前后，中亞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等國民，被阿拉伯帝國征服而改信伊斯蘭教。他們善于經商，早在隋唐以前就有人在絲綢之路往來貿易，這時也以穆斯林的身份在與中國的商貿往來中，成為留居長安的穆斯林先民之一。
　　第四．大食兵的留居：在長安還居住著大批穆斯林援唐官兵,他們是應唐王朝的邀請,在參加完平定安史叛軍后居住到西北的。《舊唐書•大食傳》載:“至德初,(大食)遣使朝貢;代宗時為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唐中期為平定“安史之亂”，曾向大食（阿拉伯帝國）借兵三千，據歷史記載，為平定“安史之亂”，唐肅宗曾調動20萬漢蕃聯軍為其助戰，其中有回紇、南蠻、大食、拔汗那等國及地區的軍隊，最終平定了內亂。唐王準許部分大食兵可以留住長安，并允許他們和中國女子結婚，這些“大食兵”在長安結婚生子并定居下來，他們也同樣成坊建寺，成為唐代陜西穆斯林的又一來源。

　　這些穆斯林成為陜西伊斯蘭教發展的最初奠基者，也是伊斯蘭教在陜西移植與發展的開始。自唐末五代及宋，中國北方連年戰爭，商業、貿易往來時有中斷。唐朝滅亡后，由于政治、經濟中心東移及南遷，商路改變，黃河流域長期處于遼、西夏、金、蒙古王朝同宋王朝南北對峙的局面，使得從陸路來華到長安的穆斯林明顯不如唐代。

　　唐宋時期，是伊斯蘭教傳入陜西并逐漸為人們所了解的階段。定居長安的“西域胡商”經過長期生息繁衍，子孫世代相傳，使伊斯蘭教在陜西、主要在長安及其附近逐漸傳播開來。這為伊斯蘭教在陜西初步的傳播與發展打下了基礎。
　　二、元明時期的陜西伊斯蘭教

　　公元12世紀中葉蒙元帝國一統歐亞，在帝國的移民政策及東西陸路交通通暢的條件下，大批中亞西亞的穆斯林軍士、工匠、商人來華定居，從而奠定了中國穆斯林的人口基礎。由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人等組成的“西域親軍”爭戰結束后，就地屯墾，遍布全國各地，尤以西北為多。元代把西域來的人稱為“色目人”，其中的穆斯林又被稱為“回回”，因其“最先內附，故柄用尤多”，穆斯林在元代享有較高的地位。“元時回回遍天下”，從而形成了中國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陜西穆斯林人數也在這時有了較多增長。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元世祖下令“探馬赤軍，隨地入社，與編民等”，很多從西亞、中亞來的穆斯林便在當地過起了兵民合一的生活，陜西也有屯墾區，如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世祖“以安西王府所管編民二千戶，立櫟陽、涇陽、終南、渭南屯田”。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命安西王府協濟戶，及南山隘口軍于延安、鳳翔、六盤等處屯田”。這些屯墾的“回回軍”、“探馬赤軍”等，成為陜西回族伊斯蘭教發展的重要基礎。

　　隨著穆斯林人口的增多，伊斯蘭教在全國廣泛的傳播開來，中央政府設立“回回掌教哈的所”，專門負責回回內部事務。在寺坊功能不斷完善的條件下，掌教制逐漸演變為以伊瑪目、海推布、穆安津為首的三掌教制。元中期后，教坊制成為回回穆斯林的基本組成形式，時至今日，陜西伊斯蘭教仍有完整、傳統的教坊體制，這與陜西伊斯蘭教悠久的歷史是分不開的。

　　元代，在穆斯林人口聚居的地區，伴隨著其宗教生活的需要，清真寺也被廣泛建立，陜西作為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區，自然也有很多清真寺，《明史西域默德那國》記回回人入中國后“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回回人“守教不替”的根本當然與清真寺的存在密不可分，但由于年代久遠、戰亂等因素，留存至今的元代建筑的清真寺在陜西已不存在。

　　至明代，從太祖洪武中期到神宗萬歷初年的200年間，西域回回大批入附中原，許多“歸化回回”，“附籍回回”來到陜西，據《萬歷武功錄•回夷列傳》載陜西省各地
　　“西（西安）、延（延安）、慶（慶陽）、平（平涼）、鳳（鳳翔）、漢（漢中）間（回）夷也”，當時，鄰近的甘肅、寧夏的回民連續遷入陜西，同時也有來自江南的回民遷入漢中、安康、商洛一帶。穆斯林的歸附與“十回保明”的經歷，使回回穆斯林在明王朝享受了較高待遇，回回信仰的伊斯蘭教也得到了很大發展。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曾傳下“圣旨”，讓在長安、南京兩地分別給回回修清真寺一座
　　，其中，長安修建的是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這是陜西規模最大的清真寺。另外，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也是陜西著名人清真寺，據清代畢沅所著《關中勝跡圖志》載“元中統四年（1263年）六月肇創此寺，……永樂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監鄭和重修”，該寺現存的“鄭和碑”也記載了這段歷史。此外，還有很多中國傳統建筑式樣的清真寺被廣泛建立起來，這些清真寺的重建、翻修與新建表現出明代統治者對回回宗教習俗的重視，也表現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特征越來越明顯了。明代回回廣泛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各地，人口也快速遞增，除了他們擅長的經商外也開始學習農耕技術，從事農業生產，由此在全國形成了許多回回村，其中陜西就出現了較多的回回村寨。當時，陜西北部、南部和關中地區，都有了穆斯林的分布，人口的增加與明政府的優惠政策為清真寺大量建立創造了條件，反映出了伊斯蘭教在陜西的大發展。
　　三、明末至清同治元年（陜西回民起義）前陜西的伊斯蘭教

　　明朝政府處于統治的考慮，雖然尊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但設法對回回穆斯林加以約束、化導。到了明代后期，“回回”日漸融合于本土文化，其伊斯蘭文化特征也出現淡化的趨勢。伊斯蘭文化呈現出
　　“經文匱乏，學人寥落，即傳譯之不明，復闡揚之無自”
　　的特征，在此情況下，陜西伊斯蘭教著名學者、經師胡登洲（陜西咸陽人）所倡導的經堂教育應世而出，成為影響全國的一次伊斯蘭文化復興運動。胡登洲創辦的伊斯蘭教經堂教育，把學校設在清真寺，分為初級與高級教育，為伊斯蘭文化的普及與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為了進一步使回民的宗教活動、宗教教育以及婚姻、喪葬、宰牲等事務，按教規并有條理地進行，又在清真寺內安排了負責各種宗教事務的專職人員，慢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清真寺管理制度。寺院費用，宗教專職人員與經堂學生的生活、教育費用，一律由清真寺所在區域內的回民負擔。這又為伊斯蘭教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保障。經堂教育的創辦使陜西成為中國伊斯蘭文化發展的中心，不久陜西、云南、山東、南京等地形成了具有各自特點的經學傳統，并培養出一批“兼通四教”的伊斯蘭教人才，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南地區掀起了伊斯蘭教的漢文譯注活動，他們著書立說，把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推向高潮。這不僅解決了伊斯蘭教“經文匱乏，學人寥落”的問題，也為日漸衰微的伊斯蘭教重新注入了活力。胡登洲創辦的伊斯蘭教經堂教育對全國各地的伊斯蘭教宗教教育、宗教文化的復興和發展，起了很大的牽頭和號召作用。

　　清初推行“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同時在經堂教育的發展下，陜西伊斯蘭文化也得到繁榮和發展，穆斯林人口也有了大幅的增加。此時陜西關中、陜南的穆斯林，生活基本安定，經濟穩步發展，人口不斷增多。當時陜西各地回民聚居區的繁榮狀況，在陜西巡撫畢沅于乾隆四十六年給皇帝的奏摺中作了清楚的介紹，日：“查陜省各屬地方，居民居住較之他省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屬之長安、渭南、臨潼、高陵、咸陽及同州府屬之大荔、華州，漢中府屬之南鄭等州縣，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為稠密。西安省城內回民不下數千家，城中禮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種畜牧及從事貿易經營，頗多家道殷實及曾任武職、大小員弁及當兵科舉者”。當時陜西“民七回三”，分布在全省的七府五州，其中關中地區回民就有800多坊，人口約七八十萬。在陜南，清真寺也不少，僅西鄉一縣就有十多座，其他縣份也都有或多或少的清真寺。穆斯林人口的發展與伊斯蘭文化的繁榮使得陜西伊斯蘭教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
　　四、清同治元年（陜西回民起義）至民國時期的陜西伊斯蘭教
　　（一）陜西回民起義

　　到了清代晚期，政府統治腐敗無能，階級矛盾激化，國內的民族關系也空前緊張，掀開了各族反清起義的高潮。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把戰爭的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加緊了對百姓的搜刮；另外，清政府中的很多官吏也利用回漢民族矛盾，維護自身統治利益。同時歧視西北回族，經常在公文奏折中稱回族為“犭回族”，如陜甘總督楊昌睿在奏折中稱回族為“犭回族”、“逆犭回”等。各地百姓不僅承擔繁重的經濟負擔；還深受不公正的民族待遇。在回漢關系方面，地方官員“向來偏袒漢民，凡爭訟斗毆，無論曲直，皆抑壓回民，漢民復持眾欺凌。不知回性桀驁，億萬同心，日積月累，仇恨滋生”。在處理回漢矛盾方面，“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在種種情況下陜西回漢矛盾日趨激化。
　　“圣山砍竹”事件
　　成為陜西回民起義的直接導火索。隨著太平軍入陜，陜西地主團練借機對回民展開屠殺。李啟訥在《憂憤疾書》中，比較真實地記述了地主團練血洗秦家灘事件的原因經過。文中說：”忽于四月十九日（此處誤，應為四月二十三日），捻匪（太平軍）竄至渭南（華州）赤水鎮，華州團練約集華陰團練，合力堵賊。迨華陰鄉團齊集華州，詢及回漢斫竹打架之事……遂聲言回民將作捻匪內應，必先除去內患，然后再堵賊匪”。
　　《憂憤疾書》又載，二華地主團練燒毀秦家灘、乜家灘等沿渭一帶回村后，”又于各處飛遞傳單云：‘陜西不留回民，天意滅回，必將回民殲除凈盡，回房燒毀不留’”，蓄意擴大事態，煽動各地團練屠殺回民。

　　清政府官員錯誤的民族政策與陜西漢族地主團練的血腥屠殺，使陜西回民為自保而奮起反抗。陜西回民起義歷經十余年，最終在清政府的“剿撫并用”之下以失敗而告終。陜西回民起義以后，關中各縣的回民，或死、或逃、或在斗爭失敗后被清朝反動統治者安插到新疆、甘肅等地，最終陜西回民人口“十不存一”，各地的清真寺也蕩然無存。當時除陜南地區的回民無大變動外，整個關中地區只剩西安城內回民三千余人，其中陜西東部渭南一帶有回民“三十七萬余口”，后被屠洗、譴送一空。戰爭的創傷與人口的銳減，使陜西伊斯蘭教失去了往日的輝煌。在陜西回民起義的影響下，甘肅、寧夏、青海及新疆均先后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反清起義。陜西回民起義在整個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二）陜西穆斯林人口的變化

　　經過同治年間的回民起義及其之后的遣散，陜西回民所剩寥寥，陜西本地回民僅剩西安城內的幾千人與陜南的回族穆斯林幸存下來，這為陜西傳統伊斯蘭文化的留存提供了可能。另外，由于新穆斯林的重新來陜，也為整個陜西伊斯蘭文化的恢復提供了條件。陜西穆斯林人口的增長，主要靠了被遣散回民的回遷和河南等其他省份的穆斯林的遷入。這有以下幾個方面和過程：首先，1862年的陜西回民起義被鎮壓后，參加起義的陜西穆斯林，絕大多數被安置在甘肅的張家川、清水等地。他們身居異鄉十分思念故土。早在清朝末年陜甘邊界的隴縣固關街就有回民遷入，他們不敢對外承認自己的民族成分，宗教活動在家中秘密進行。辛亥革命****了腐朽的清王朝，這給回遷的陜西回民給了發展的政治空間。固關街幾戶回民集資購買私人住房，改建為清真寺。到了1949年，回族穆斯林已散居隴縣許多鄉鎮，大概有規模不大的5座清真寺。民國時陜西的千陽、鳳翔等地伊斯蘭教也以同樣的方式重新傳入。1929年，千陽建成了西關清真寺，1936年，鳳翔建成了清真東大寺。使得這些地方的穆斯林有了在一起過宗教生活的場所，陜籍回民的回遷是陜西回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陜西回民的再度發展主要的一個渠道是大量非陜籍回民人口的遷入，主要來自鄰近陜西的河南的穆斯林，也有部分來自河北、山東等地。比如1937年前后，從河南遷移來的回族難民人數甚眾，據載約占西安市回民人數的1/4。廣大穆斯林在生活比較安定之后，便開始建立清真寺。西安市東新街附近的清真寺大都是此時的外來回民修建的。1936年，隴海鐵路自東向西修至寶雞。來寶雞經商、做買賣的回民有30多戶，他們在1937年，選擇楊家庫（今新火車站兩邊）集資籌建清真寺。至盡寶雞都有“小河南”之稱。1942年，河南的大旱災又使一大批河南回民逃難到渭南，而后在此定居下來并建造了小規模的清真寺。這時，渭南地區的潼關、大荔、白水、韓城等縣都相繼有了從東遷來的回族穆斯林。第三，紅軍進入陜甘寧邊區后，由于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貫徹執行，回民的信仰和地位給予了保障，此時從寧夏銀川、靈武、吳忠等地的一批穆斯林來到陜北。抗戰前后，這一區域的清真寺由一座增加到六座，陜西延安、定邊各有一座。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建成，毛澤東同志親筆為該寺題寫“清真寺”匾額，朱德、謝覺哉、李維漢等中央和邊區政府領導，親臨參加清真寺落成慶典活動，并成立了陜甘寧邊區“回教救國協會”等穆斯林抗日救國組織。

　　清末至民國時期，陜西穆斯林的重新遷入與清真寺的重新建立，使回民起義后的陜西伊斯蘭教有所恢復，關中沿隴海鐵路兩旁的城鎮里有不少新遷來的穆斯林，新建了清真寺，但總體而言，遠不能與陜西回民起義前相比。
　　（三）教派的發展

　　清末民初，我國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覲者有增無減，朝覲者受到當時阿拉伯世界伊赫萬運動的直接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瓦哈比思想。隨之，伊赫瓦尼便在我國興起并傳播開來。民國時期，最早由馬德真阿訇于民國4年（1915年）在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傳播的，后經劉遇真阿訇及蕭德珍阿訇的推廣，逐漸在西安傳播開來，并傳至陜西各地。

　　劉遇真，名傳三，經名阿里，生于1861年，1943年歸真（逝世），系五代阿訇之家。因其曾于是1891年和1901年兩度去麥加朝覲和留學。1912年，劉遇真阿訇在西安灑金橋寺執教期間推行伊赫瓦尼派的主張。他認為：當時西安的宗教禮儀及傳統習俗，很多方面都不完全符合伊斯蘭正統教旨，并指出伊斯蘭教在中國漫長的傳播與發展中受佛、道教及儒學思想的侵染，主張必須進行革新，應該嚴格遵守伊斯蘭教律，“憑經立教、遵經革俗”，以排除外來影響。他依據有關經籍，就“有益于生者，忠誠于死者”兩方面教律問題擬定了12條的改革方案，得到了許多阿訇及坊民的支持。
　　劉遇真的弟子蕭德珍阿訇（字毓清，1884－1947年，天津人），參考《沙迷》、《希達葉》、《奧目代突勒嘎里》、《托熱蓋突穆罕默迪葉》等24部典籍，譯著匯編成《清真要典》，副題《醒迷要錄》，然后于1916年８月、９月兩次印刷出版分送7寺１３坊阿訇及各坊名人，以此來闡發自已的觀點。

　　后來，以西安清真大寺為代表的各坊決定：“堅持傳統的教門，斷絕同劉（遇真）、蕭（德珍）的來往”。由此才產生了傾向于大寺的格迪目派（老教）和擁護劉遇真改革的伊赫瓦尼新教派（新教）。由于雙方在教律細節上各持有不同的見解，加之誤解和令人不愉快的事屢有發生，使分歧愈演愈烈，甚至導致“斷坊”（互不來往）對峙的局面，影響波及到其它各坊。最終，在官府的干預下，劉遇真和蕭德珍被充發至甘肅平涼。這時的伊赫瓦尼派因受官方打擊而處于低潮。

　　其后，在寧海鎮守使馬麒的支持下，民國８年（1919年），青海的噶布阿訇（馬守真）來西安大皮院清真寺開學，講授伊赫瓦尼派的主張。民國10年（1921年），劉遇真阿訇又被重新聘請到大皮院清真寺繼續開學。在官方“各干各得，互不干涉”主張下，基本進入正常階段。1926年，灑金橋一帶150余戶伊赫瓦尼派人士，集資建成灑金橋清真西寺。至此，伊赫瓦尼派開始在西安穩定發展起來。

　　五、新中國成立后的陜西伊斯蘭教
　　1、解放后至1958年教改前

　　1949年作為中國歷史發展史上的全新時代，給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帶來了深刻地變革，民族宗教界也同樣不例外。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繼續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廣大陜西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應有的保護。所有清真寺及宗教活動場所都得以正常運行，部分廢舊的清真寺也得到了修葺。一些著名的清真寺還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1953年，在政府批準下，節義祠被大荔回民重新恢復為清真寺。1956年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被列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伊斯蘭教的宗教職業者獲得了應有的政治地位，宗教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被安排到省、市、縣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協組織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擔任職務。中國******和各級人民政府還對生活困難的信教群眾與宗教職業者進行救濟、照顧。凡生活上有困難的宗教職業者，人民政府都給予適當救濟，其家庭和子女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有許多阿訇的子女還進了學校，接受正規教育。
　　陜西穆斯林人數不斷增多，他們遍及關中、陜南各地。不論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都受到尊重。許多單位建立了清真食堂，并為他們的宗教生活提供方便。

　　與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時，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宗教不得干預國家政策，不得干預行政及司法，宗教和教育分開。各級政府完全執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或派別），也有信仰那種的宗教（或派別）的自由，因而使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互不歧視，伊斯蘭教各教派之間的關系也日趨好轉。

　　據1958年統計，陜西省原有清真寺139座，占有土地2000多畝。清真寺原有出租的房屋500余間，僅據西安市有房屋出租的10個清真寺統計，共出租房屋208間，全年收入5796元。1958年，全省伊斯蘭教宗教職業者240人，其中住寺阿訇164人，其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寺院的房、地租金和群眾的“乜貼”，據1960年26個縣、市統計，（不包括西鄉、隴縣），共有宗教職業者117名（阿訇），其主要生活來源是勞動收入和政府補助。宗教自由政策的實行與教職人員待遇的保障及對清真寺的維修與保護，使得在解放前朝不保夕的陜西伊斯蘭教得到發展的新天地，群眾的宗教生活也慢慢走上正常的發展軌道。
　　2、1958年教改后至“文革”時期

　　1958年開始在全國開展的旨在廢除伊斯蘭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運動中（簡稱“教改”運動），雖然對提高信教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減輕經濟負擔、促進社會進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左”傾思想干擾，教改運動中產生了擴大化的傾向，如違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涉和限制群眾的正常宗教活動，合并清真寺過多，對宗教職業者進行批斗，擴大了打擊范圍等現象。1958年教改后封建剝削制度已全部廢除，寺產收歸國有，部分清真寺轉為它用。清真寺由解放初期的139座合并減少至100座左右，據1960年回民較集中的30個縣、市統計已縮減為79座。其中西安市12座清真寺，僅留下3座。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陜西伊斯蘭教活動被迫全面停止了。當時全省的清真寺被裁減至23 
　　所,其余盡數關閉或折除或改作它用，在寺的117名阿訇幾乎全部改行，有的還被當作“牛鬼蛇神”，“******”進行批斗，直到1979年全面落實黨的宗教政策才得以恢復正常。
　　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濟建設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國家發展走上正常的軌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得到堅決地貫徹和執行。在這一大時代背景下，陜西省各級政府將民族宗教事務的建設給予了關注和重視：

　　首先，成立宗教管理機構與宗教組織，糾正文革中的錯誤，促進宗教團體自身建設。1981年4月，****陜西省委批轉了省民委黨組《關于落實宗教政策中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要求各地認真宣傳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好落實政策工作，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982年8月，陜西省召開全省宗教工作會議，傳達學習第九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和中發(1982) 
　　19號文件《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
　　決定建立健全全省宗教工作機構，加強對宗教工作的領導。陜西省宗教事務處曾于1979年10月恢復成立，1988年正式改為陜西省宗教事務管理局。據1989年統計，全省有18個地、市、縣、區成立了民族、宗教局，地市在民政局下設了民族宗教科(辦)，65個市縣
　　(區)在民政局指定民族宗教工作專職干部。1983年，陜西省伊斯蘭教第一次代表會議在西安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全省性的穆斯林宗教團體陜西省伊斯蘭教協會，選舉馬良驥阿訇擔任主任。西安、寶雞、漢中、咸陽等地，也相繼成立了伊斯蘭教協會組織。隨著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實和宗教機構、組織的成立，陜西省穆斯林群眾的宗教信仰和伊斯蘭教的發展事業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和體現。

　　其次，清退宗教資產，保障宗教界的合法權益。為進一步保障伊斯蘭教界的權益，根據國家1982年19號文件精神，陜西省也積極開展了對教改與文革期間罰沒的宗教資產的清退工作。陜發(1982) 
　　70號文件規定對全省的伊斯蘭教財產進行了清查清退。截止1988年，伊斯蘭教應清退的房產1615間已全部兌現，并清退房租，163569.41元，清退物品中退還原物
　　340件，折價退賠97024.66元。對各地重要的清真寺，還拔專款進行了維修。1989年后，全省已有清真寺與活動點118座，接近了建國初期的發展規模。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有效的貫徹落實，不僅滿足了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日常需要，同時也為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創造穩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最后，平反冤假錯案，消除對宗教人士的不公正待遇。陜西省在落實宗教政策中，各地政府對伊斯蘭教界人士在政治、生活上都作了妥善安排。對1958年“教改”和“文革”中伊斯蘭教界冤假錯案40件、45人的問題進行了復查糾正。對西安、漢中等地阿訇金啟祥、馬明寶，李殿君、馬俊洲、馬承良等，平反后作了公正的結論。對原定西安小皮院清真寺阿訇馬明寶“******分子”的問題，經1984年西安市民委黨組復查結論，撤消原案，予以平反，對其家屬生活困難給予適當補助。漢中西鄉縣鹿齡寺當家人（“嘎底林耶”門宦阿訇）拜世禮經落實政策后，當選為縣政協委員。1980年至
　　1988年，陜西伊斯蘭教界先后有65入被安排為省、地、市、縣政協委員或當選為人大代表，有45入在全國伊協及省內各級伊協作了安排.其中被安排為省六屆政協委員的5人，當選為省七屆人大代表的5人（含常委1名），被推為全國伊協委員的3人，(含常委1名)。
　　新時期出席陜西省人民代表大會伊斯蘭教人士名單（1979年-1993年）

　　新時期出席陜西省政協委員會伊斯蘭教代表名單（1983年－1993年）

　　（以上表格資料來源于　馬復員　《新時期的陜西回族》）

　　綜上所述，在新時期國家建設穩定開展，各項政策逐步落實的良好形勢下，陜西伊斯蘭教也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穆斯林的人口穩步提高，據1990年統計,陜西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穆斯林有13 
　　萬余人，散居雜居在全省103個地、市、縣的83個市、縣
　　(區)，居住比較集中的是西安市(蓮湖區、新城區)、安康地區(寧陜縣)、寶雞市(金臺區、渭濱區、隴縣、咸陽市、漢中市、渭南市、銅川市和鎮安縣、定邊縣等市縣。主要有格底目、伊赫瓦尼、賽來非耶、嘎底林耶四個教派。其中格底目派和伊赫瓦尼派人數居多，共有約12萬余人，分布范圍廣。賽來非耶教派主要在西安等地，嘎底林耶門宦在漢中西鄉縣，后兩個教派人數都較少。各派之間和睦相處，沒出現過較大的矛盾。陜西穆斯林也是“大分散、小聚居”，依寺而居，形成大小不等的具有明顯伊斯蘭文化生活特點和陜西穆斯林地方特色的回民聚居區-----“坊”。在國家的支持與穆斯林群眾的資助下，大部分清真寺都得到修繕，面貌一新，為穆斯林的宗教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