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曾由孟子之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進而領悟到：“觀史亦然，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讀史也須能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蒙先生所言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變化實則有一個孕育期，辛亥革命前，中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群體在留日期間組織團體、辦報刊，正是在孕育歷史的變化。

近代日本是中國人進行改革或革命的一塊陣地，穆斯林知識分子也抓住了這塊陣地。1907年，東渡日本求學的穆斯林知識分子發起組織“留東清真學會”，此學會由穆斯林群體組成，頗具提示意義。近代以來，國人在日本組織團體，多以主張或地緣而結，留東清真學會則以信仰而結，其“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學會發刊稱：“高其喚醒吾回之熱度。”在近代國勢日益衰微的狀況下，穆斯林知識分子呼喚自我群體的覺醒，以圖在振興國勢的同時警醒并振興。

穆斯林群體與國內其他群體的差異很多，宗教是一大區別，同時也是這個團體凝聚的核心。在社會大變革時期，穆斯林群體也提出了改良宗教的設想。“質而言之，去偽存真，救宗教之弊也；明義顯公，釋宗教之疑也；重業尚質，固宗教之本也；推陳即新，大宗教之用也；因時權變，廣宗教之學也。推斯意也，明斯旨也，因得一簡括之名詞焉，曰‘宗教改良’。”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改”乃是當時穆斯林群體對時代的回應。而《回教振興策》更是將憲政與宗教改良聯系起來：“以吾言之，欲為憲政之國民，尤必先由一定之階級。階級為何？改良宗教是也。”近代以來，國人屢次追求憲政，屢次失望，失望之中不斷地反思以求憲政之實現。通過改良宗教以求得憲政，說明穆斯林群體也是期望國家早日實現憲政。

教育的優劣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一國的興衰。“吾圖回回宗教之進化，不可不先開人智；欲開人智，不可不先興教育。”穆斯林群體也認識到開民智、興教育，以解決教危和國危雙重困境的重要性。穆斯林教育與普通教育多少有一些區別，經堂教育在傳統社會是穆斯林教育的重要方式，穆斯林群體也認識到舊式教育已無法滿足穆斯林群體在新的歷史轉型之際對于人才的需要，在全國趨新的熱潮下，穆斯林群體也開始了新式教育的設想。但穆斯林群體對新式教育的設想是有所保留的，大致上是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相結合的模式。

清朝末期，“民族”一詞傳入中國，當時社會上已有所謂的“五族”之說。“五族”中的“回族”當時特指新疆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群體，這令內地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極為不滿，他們企圖為自己爭得回族之名。

當時的少數民族意識不斷覺醒，但又與國家認同保持一致。辛亥革命將領趙鐘奇就發現，在近代民族國家的影響下，國內少數民族在求得自我意識的覺醒、振興自我群體的時候，能將自我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穆斯林知識分子留日期間自辦團體、自辦報刊，并以“醒回”作為刊物名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穆斯林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且這種意識與中國歷史的走向密切相關。在全國思變求變的思潮下，中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也在思變求變。

少數民族在近代以來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是自我的民族化和自我群體的振興，另一方面少數民族也是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國勢不斷衰微之時，興國也是其興我的有機組成部分，具體到穆斯林則表現為興教與興國的雙重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