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傳猷、唐承烈、唐柯三紀略

安拉最喜愛的是智慧、知識淵博的學者，并提升學者的品級[6：83][12：76][58：11]并說主事人應有學識[2：247][12：22][21：79]。穆罕默德圣人充分肯定了學者的重要性和他們所享有的崇高地位。穆圣說：“安拉、天使和所有先知都喜愛追求知識的人。求知的人，在后世將進入天園。”“學者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學者就像在我之前的先知。”“須知，誰尊重學者，誰就尊重了我，誰尊重我，誰就尊重安拉，誰的歸宿就是天園。”學者是民族的驕傲，是民族的棟梁。唐傳猷、唐承烈、唐柯三一門三代都是學高德重，學而遵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回族學者。濟寧是唐氏的祖籍，唐承烈夫婦也葬于濟寧唐氏祖塋。“唐家公館”就設于濟寧南關扁擔街。“唐家公館”一門三代倍受濟寧回漢族人民景仰和懷念。

　　唐氏先祖即有人為文武官員。濟寧始祖唐玘，為京畿道監察御史，明洪武十一年（1378），玘隨從永嘉侯朱祖亮自京師北上，玘歿于濟寧府，“玘子因就地營葬而家于濟寧。數傳之后，家運漸昌，貢舉間出。”十世孫唐宏道，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武進士，出仕江南等地，工作干練，“有政聲，好作大字，購書成癖，今濟寧、開封清真寺中猶存其墨跡。濟寧東大寺額曰：‘道義之門’。致仕時，所余宦囊，悉購書籍載歸。”唐玘后人既為文武官員，更是耕讀世家，書香門第。

　　唐傳猷（1824-1900），字晉徽，號竹臞。今鄒城市邢家村人。咸豐十一年拔貢。歷任七品小京官，吏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加四品銜。家貧，其父母節衣縮食供其讀書。為維持學業，他經常為人寫寫畫畫，或上街去賣字以取薄酬。《濟寧真隸州續志·卷十·人物傳》有云：“其書法名震都下，皇親外戚及權貴為藏其書法為榮。”他著有《松鶴堂紀事初草》等二書。“其中涉及回族人物及伊斯蘭教的史料很多，十分珍貴”（楊大業教授語）。他著的《清真釋疑補輯》已有多種版本流傳至今，“補輯較之常志美《識認大略》更為詳細，可謂民國之前篇幅最大的一部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其中‘識一論’，則為中國伊斯蘭教學術思想史所必提及。”（李興華教授語）。《補輯》中唐傳猷的兩篇跋，特別值得一讀。唐氏一門三代曾多次為回族人物、家族題寫碑文、譜序，多次為清真寺題寫匾聯。這些作品有的收入各種書籍之中，有的碑銘尚存，有的碑刻壞于“文革”，但有心人事先已予感極左將降臨于世，早在“文革”之前幾年，已拓制裝裱為“中堂”，懸于自己客廳，“文革”中又恐“中堂”被作為“四舊”抄走，再將“中堂”轉移到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處，終于幸免于難。這段傳奇故事發生于臨沂市北道村文瑞興阿訇的歸真10周年紀念碑文上。這篇碑文詳述了文氏阿訇世家幾度興衰，輾轉遷徒及文氏本人的業績，碑文“中堂”現懸文氏后裔家中，也稱得上是一件頗具價值的文物了。

　　唐傳猷購得濟寧南關匾擔街王氏“伴園村”之西園，作為濟寧私家園林的“伴村園”是一處典型的蘇州式園林，是濟寧30余私家園林中造型裝飾技巧上獨具特色的運用，在濟寧園林中僅此一處，被回漢群眾稱之為“唐家公館”。“唐家公館”更為濟寧回族唐、王、滿、王、米五大宅院之首。

　　光緒二十年（1894）唐傳猷為左寶貴捐建的地方鎮清真寺碑記篆額，濟寧籍進士米協麟撰寫碑文，署甘肅升用直隸州前靜寧州知州米協麟，唐署誥封通奉大夫二品封典吏部員外郎辛酉科拔貢晉徽唐傳猷。

　　唐承烈（1848-1905），字冕周。同治年間貢生。“自幼隨其父唐傳猷學于京師。得以聆聽諸賢士長者之論，遍曉施政之利弊，長以濟世救貧為志，不屑為茍且阿諛之行。以京師謄錄館議敘周知，外放四川邊馬廳，拓墾荒田四十余里。權瀘州事，權雅州事，皆有成績。”調成都知府，他在四川為官二十余年，所治成績頗佳。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事起，波及陜西，有人告密長安回民欲乘勢作亂，時任陜西候補知府的唐承烈獨力陳：“回民皆自有家，決無叛道之理，若必收其兵器，適啟其疑，恐有剿洗之事，萬一亂民從中煽動，勢必激而生變，是導之亂也，切不可行。”其事始得平息。關中大饑之際，災民二百余萬人，承烈病痛纏身，力疾從事，承辦提調助賑事，款無虛文，民得實惠。承烈署理鳳邠鹽法道，陜西按察使，創始陜西警務總局，風聲所樹，吏畏民懷。不久積勞成疾，卒于督辦陜甘稅務任上。時年五十七歲。他“機敏善對，遇大疑難事能慨然而判。寬人待人，而嚴以律己，勇于任事，而拙于殖私，其所至川陜中處，民皆稱之。任雅州知州時，書‘崇儉習勤’匾于二堂，與下屬共勉。邊馬廳一帶少數民族得知他離任時，1300余人‘奉銀幣送行，承烈再三辭謝而不得行，終取銀幣1園始返。’”西安回民對他拯回民于水火，免遭血劫，更世代銘記不已。

　　光緒甲申（1884）年，其父囑其在成都翻刻《清真釋疑補輯》，他遵命而行。他為西安大皮院、化覺巷兩處清真寺，分別題寫對聯各一副。題“惟精惟一”牌匾一方。據伍貽業教授注解“惟精惟一”出自《尚書·虞書·大禹謨》。這是明清之際回族學者“以儒釋經”、“以儒詮經”之類的詞語，多用于清真寺匾聯或其他著作中。唐承烈任康定州知時，曾出資修建清真寺一處，并題贈“惟精惟一”匾額。

　　唐承烈的長子唐穆生，仰字輩，名不詳。穆生是他的字，以字行。穆生東歸故里后常住濟寧“唐家公館”，1940年去濟南陪護侍奉老母。盧溝橋事變爆發，唐穆生積極響應當時的回教協會號召，送兒子唐紀彪報考黃埔軍校因水土不服病故于廣西桂林分校，唐柯三參加紀彪葬禮時說：“紀彪沒福，不能與同學們共同抗擊倭寇……”唐柯老這句肺腑之言，濟寧籍回族學員銘記心頭，終生難忘。1941年，抗日時期的中共濟寧縣工委設城關支部于回民私立普育小學內，“作為掩蔽的活動據點，曾有幾度發生危機，但在回民愛國人士和校董事會的掩護下都平安度過了”（原曲阜師大數學系主任、地下黨員鄭又樵文章，載《濟寧教育要覽》139頁），當時唐穆生是普育小學名譽董事長，一次，偽教育科長陳某向日本憲兵隊告密，稱普育小學窩藏八路，唐穆生利用偽省長唐仰杜的權勢，稱陳某純系誣告，迫使陳某承認“誣告不實，下次不敢。”有力地挫敗了日寇特務機關的陰謀。此舉為《山東近現代回族》（山東人民出版社）、《濟寧教育要覽》、《文史資料·第一輯》（市中區政協文史委編）和《中共濟寧市（縣級）黨史大事記·初稿》等史料收入。

　　“另據柯老（指唐柯三）之《赴藏日記》1920年3月25日記‘奉中央命，派赴西康調解大金、白利事件……暨康藏視察委員穆生家兄隨行’。證明唐穆生由四川北歸后，曾在蒙藏委員會任職。”（唐樹勛先生信件。）

　　唐承烈的子女，受家風熏陶，自幼工詩文書畫，唐秋巖（1897-1950年代）是他的小女，“書畫藝術造詣頗深，”（政協鄒縣文史委《鄒縣文史資料》第三輯198頁）她的魏碑書法很有名氣，唐秋巖自號“古邾女史”（邾國是周朝800諸侯中小國，最早在濟寧唐口鎮劉街村一帶，后逐漸東移今鄒、滕、費一帶）。鄒城市平陽寺邢村一帶系古邾北邊疆，濟寧回漢族女子有自號者實屬罕見，可見唐秋巖是個才女。她工筆仕女、花鳥畫，她在“唐家公館”潛心作畫，《紅樓夢》通景，多達200-300幅，曾在公館大廳分批展出。日偽統治時期日本文化人叫大川的，欲將他的得意之作“虎”加上重金強行與之交換，被她嚴辭拒絕。為防日方繼續糾纏，唐氏將“紅”作轉移至滕縣魏莊劉獻三家中。唐承烈夫人及唐柯三、唐仰杜兩房兒媳，均是劉家之女。劉家是遠近聞名的名門，解放前，多與濟寧回族名門聯姻。

　　唐柯三（1882-1950），名仰槐，字柯三，以字行。辛亥革命歷任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1912年參與籌建“中國回教俱進會”，當選為委員，同年去邢村老家小住三日（這也是他一生僅有的一次），發動合族，后又有漢族人士參加，共同集資創辦“唐氏小學”一處，后發展成為邢村一帶唯一的“完小”。并立建校碑一通，現埋在學校舊址地下，2005年收集回族古籍銘刻時，因不能確認埋藏地，未能挖掘，這對研究唐柯三的教育思想是有缺憾。唐柯三一生愛國愛教，興辦教育，發展文化事業。民國五年（1916）重修邢村清真寺，唐柯三撰文手書碑文，現存邢村清真寺舊址。碑文記述寺草創于清乾隆年間，可知唐氏是在乾隆年（或以前）就已由濟寧遷到邢村了。此碑文已收入《山東省回族古籍輯錄》和《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回族卷·銘刻》。唐柯三在廈門任職期間，四處奔走，為泉州廈門兩處清真寺募集建寺資金，立建寺碑，并題寫匾聯。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北京為王岱輿樹碑，由金吉堂撰寫碑銘。

　　唐柯三心系回族的生存和發展，更為人稱道。1919年在廈門關任上，獲悉泉州一帶回民漢化問題嚴重驚人，為了恢復當地伊斯蘭教活動，修復清真寺，他倡導并捐款修葺清真寺。1936年他與成達師范某領導相商派成師研究班張玉光到泉州任教長、阿訇，并創辦一所回民小學，1939年再派成師畢業生金寶德到泉州協助張玉光工作。對唐柯三的善舉，廈門清真寺碑文記載：“鄒縣唐柯三來廈督辦海關，見清真寺房（屋）腐朽，教道衰微，提倡募捐……得洋二千有奇。修葺廈門、泉州寺屋兩座，購置城內店屋二座，連屋店共六座，為永久公業，其屋稅為廈門寺常費……。”（《中國回族金石錄》P75）1924年唐柯三任濟南道尹時，托人捎對聯一副送至泉州清真寺。1931年唐柯三任蒙藏事宜調查委員赴西康，途經康定清真寺，見殿上有其父唐承烈書“惟精惟一”匾額，感慨萬分，即書“顯揚圣教”制匾懸之。

　　楊廣恩先生稱唐柯三為“民國政治家、教育家。”列舉唐柯三一生，創辦或參創了“中國回教俱進會”、“中國回民教育促進會”、“中國回教青年學會”等。創辦回民小學、中學多處，創辦《月華》等刊物多種，參與了“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即“中國回教協會”的前身）常務領導工作，曾提出創設回教大學的設想，在唐柯三、馬宗融二人的努力下，在復旦大學農學院墾殖專修科內增招回生班，造就了幾十名回族農業技術人才。（《中國回回民族史》）1947年4月，適逢蒙藏委員會在南京改組，8月，唐柯三以抱病之身再度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唐柯三還非常關心回族歸國留學生的工作安排問題。

　　唐傳猷家族祖籍在濟寧，祖塋在柳行回民墓區（俗稱“西大林”、“回回林”），唐承烈夫婦葬于此，他們的次子唐慎遠（莘園）病故于濟南而葬于濟寧祖塋。濟寧是孔孟之鄉，中華文化發祥之地；濟寧是經堂教育山東學派發祥地，一代經學大師常志美生于斯，終生宣教于斯，葬于斯。唐氏家族就生活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交相輝映的濟寧大地上，繁衍發展。

　　“富貴不難致，名節幾人全。”（黃格：《水調歌頭·壽留守劉樞密》）《山東近現代回族》較為詳盡記載唐仰杜的一生，開頭說日軍侵華期間，先后在山東豢養了三任偽省長（其中就有兩名是回族人）……那位儀表堂堂、溫文爾雅的劣跡昭著的唐仰杜。他是華北13名大漢奸之一，“回民則稱之為回奸。”《鄒城歷史人物》（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記述：“唐仰杜（1888-1915處），字露巖，鄒縣邢村人。喜好書畫。”《山東近現代回族·日偽時期山東省長唐仰杜》記述：“他（指唐仰杜）眉清目秀，聰穎機敏，在山東金融界工作，很快顯露出其金融方面的才華，出版了幾本財政金融方面的論著，逐漸成為財政金融界知名人士。韓復榘主魯，排除異己，唐仰杜被冷落賦閑在家七、八年，侍奉老母湯藥，書畫自娛，極少與外界來往。日寇在華尋找走狗，潦倒文人、失意政客，自然成為首選。唐仰杜失意之際，日本特務乘虛而入，預謀誘唐出任傀儡。日特錫田極力向特務機關推薦，不甘寂寞的唐仰杜，自愿出山，很快走向深淵，成為乃祖乃父的不肖子孫。正如小標題所說的“書香名門得意后人，忠臣義士不肖子孫。”唐仰杜投靠日寇，正如小標題所說那樣“效日寇死心塌地，禍山東罪惡昭彰。”1942年“七·七事變”五周年，唐仰杜親自署名題字向日寇致賀。唐仰杜陪同日本文化特務頭子、日本國特使，著古裝冠服去曲阜祭祀，行三拜九叩大禮。劉品一大阿訇在主麻講吾爾茲時，痛斥唐仰杜無恥求榮，出賣伊斯蘭教教規，劉阿訇義正辭嚴慷慨陳詞，感動了無數愛國愛教的穆斯林。1943年初冬，河北滄州老表王天貴攜唐柯三血書，專程由重慶抵濟南，囑唐穆生轉交唐仰杜，促其反正。唐仰杜作為傀儡深陷罪惡泥坑不得自拔，終于落個“民族千古罪人”，也使唐柯三飲恨終生。南京解放后，唐仰杜等一批漢奸一度出獄，托人說情要見唐柯三，被柯老拒絕（后經人再三說合，終于見了一面），后來唐仰杜等漢奸被人民政權再度收押，1951年在濟南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在濟寧一度盛傳蔣介石曾向唐柯三征求意見，如何處理漢奸唐仰杜時，唐柯三說唐仰杜“死有余辜”！一時濟寧回民奔走相告，稱贊唐柯三。

　　“世上浮榮一時好，人品百年論定。”（宋·吳泳：《賀新郎·游西湖和李微之校勘》）“是是非非休辯，好弱到頭自見。”（唐五代·何仙姑：《望梅花》）唐仰杜的罪惡不應影響唐氏家族的光輝。舜的父親瞽叟、繼母和同父異母的弟弟三個惡人，并未影響舜的崇高威望，舜史稱賢明君主，列入二十四孝之中，屬賢能者。新中國60年大慶，稱“光輝六十年”，其中包括“文革”10年、林彪出逃，也應包括60年代三年災害。這些陰影從未妨礙新中國的光輝偉大形象。

　　邢村是一個回漢雜居村，邢姓是漢姓。淮海流域的泗河，是一條文明之河，歷來有著“泗水之濱”的美稱，代表孔子教育發祥地，在地處偏僻的邢村西北角流過。“山東回族早期教育，主要是私塾教育和經堂教育，唐宏道及唐傳猷祖孫數代官居高位，均得益于私塾教育。”同時也得益于良好家風，家學淵源。人杰地靈造就了一個書香名門，詩書傳承、耕讀世家，官宦之家。子女自幼工詩文書畫，頗有道詣。成人之后成為愛國主義者、教門的典范、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伊斯蘭教尊崇的清廉學者、崇儉習勤的高級官員，唐傳猷、唐柯三又是熱心出版及著書立說的學者。

　　唐傳猷一門三代是我國近代史回族高層人物，國內外影響很大，能夠得到回漢各族人民景仰、懷念絕不是偶然的。他們的業績已收入《回族人物志》、《山東通志》、《濟寧直隸州續志》、《濟寧縣志》（1927年版）、《山東近現代回族》、《山東省志·民族宗教志》、《山東省志·人物傳》、《中國回族大詞典》（江蘇古籍出版社）、《山東省回族古籍輯錄》、《中國回族金石錄》、《山東伊斯蘭文史論選讀》、《濟南穆斯林》（多期）、《抗戰時期穆斯林期刊廣西資料輯錄》、《中國回族抗日救亡史稿》、《濟南伊斯蘭教史》、《成德達才》等16種書刊。

　　唐傳猷一門三代在祖籍濟寧、故里鄒城，同樣有口皆碑，深受回、漢各族父老鄉親的景仰、懷念。《濟寧歷代人物》、《濟寧近現代人物》、《運河之都文史大觀》、《鄒城歷史人物》、《鄒縣文史資料》（第三輯）、《濟寧回族》、《濟寧回族紀略》等七種文獻及專著收入唐氏一門三代事跡，尤其是《鄒城歷史人物》還收入幾幅唐氏手跡，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