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柯三先生是中國20世紀前期“回教文化運動”的參與者，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統(tǒng)區(qū)“回教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是伊斯蘭教文化的積極倡導者。
唐柯三先生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文化，是一個積極入世的宗教，是一個開放的宗教，是一個重視文化教育的宗教，是一個知行統(tǒng)一、與時俱進的宗教。他在宣傳伊斯蘭教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時候，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和當時中國穆斯林乃至中華民族所擔負的歷史使命結合起來進行的，是和當時穆斯林面臨的社會問題、宗教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的，因而產(chǎn)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一、積極宣傳伊斯蘭教重視文化教育的思想，努力發(fā)展伊斯蘭教教育事業(yè)，推動穆斯林群眾為興教救國出力。
教育是文化事業(yè)之首，唐柯三先生終其一生，高度重視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唐柯三先生從青年時，即有志興辦回民教育，深感廣大回民不讀漢書，沒有文化，是這個民族的致命傷。那時，正是清朝戊戌變法，倡辦新式學堂的時代，正在京師大學堂攻讀的唐柯三先生，就商同北京回民最大聚居區(qū)牛街地區(qū)的知識分子安銘（字鏡泉）先生，共同出資，在牛街地區(qū)的教子胡同，租賃了幾間房屋，創(chuàng)辦了一所宛平民立初級小學。可惜的是，當時牛街地區(qū)的回民和全國所有回民的傳統(tǒng)一樣，父母們只允許兒童到清真寺拿著胛骨板去學阿文，而不愿讓子弟讀漢書。經(jīng)過他倆挨門挨戶的動員，只“請”了少數(shù)學童，學校興旺不起來，沒搞出什么成績。不久，唐柯三先生畢業(yè)回家，安鏡泉孤掌難鳴，兩位回民先進者的理想也就幻滅了。但是，提倡教育，培育人才，卻成了唐柯三先生一生的信念。
1912年，身為國民政府參議員的唐柯三先生在家鄉(xiāng)山東鄒縣邢村創(chuàng)辦了唐氏私立小學。該校以收回族學生為主，兼收漢生。
1925年，馬松亭阿訇提出興辦新式伊斯蘭學校計劃時，得到了時任濟南道道尹的唐柯三先生的大力支持。唐柯三先生作為校董會成員，出任校長。他為這個學校起名為“成達師范學校”，“成達”，取古語“成德達才”之意。他將該校的校訓確定為：“篤誠敏健”。他在《校訓釋義》中把中華傳統(tǒng)儒學與伊斯蘭教倫理道德結合起來，對這一校訓作了深入的闡述。他說，“篤，厚也，實也”，“誠乃不欺之謂”。“篤”與“誠”既是儒家思想的內涵之一，又是伊斯蘭教“拜主之事”、“進德修業(yè)”的內容，這正是“成德”的要求。他說：“儒家言，盛道敏字。如敏于事、敏于行、敏于功，務時敏之類，皆示人努力猛進也。”“言德業(yè)須力求剛健，言學術須養(yǎng)成健全。內而保身，宜強健而戒萎靡；外而做事，宜穩(wěn)健而戒輕浮。”這正是“達才”的要求。“篤誠敏健”這種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伊斯蘭教育思想，和該校“造就健全師資，啟發(fā)回民智識，闡揚回教文化”的宗旨、培養(yǎng)“三長”（教長、校長、會長）人才的教育目標是完全一致的。1925—1942年，唐柯三先生擔任成達師范學校達18年之久，為我國新型伊斯蘭教育事業(yè)做出了突出貢獻。
1938年，唐柯三先生參與了“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的創(chuàng)建，出任副理事長主持會務，組織動員回民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這一過程中，他多次強調“救愚”，即發(fā)展教育事業(yè)。例如，1939年開齋節(jié)，他在重慶某清真寺祈禱大會發(fā)表演講時，針對“讀漢書必反教”錯誤言論，指出：“圣人說過‘男女求知是天命’，又說‘人貴求知，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學’，中國是儒教國家，所讀書當然是漢書，圣人方力為倡導。不料我教教師反說讀漢書為違反教義。”（見《會刊》第一卷第三期）其言下之意為：穆斯林是應該尊主從圣的，穆圣讓我們到中國學習漢書，你卻說“讀漢書必反教”，這豈不是和穆圣唱反調嗎？他不但苦口婆心地宣傳，而且大力扶持穆斯林的教育事業(yè)。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了一些回民小學，還要求各清真寺附設小學，并給予經(jīng)費支持。“協(xié)會”制定了獎助專科以上回族學生辦法，設立了回族大學生補助費基金，假期舉辦學生補習班，舉辦成人文化知識、宗教知識補習班等。在教學內容方面，要求不能只安排宗教課程，必須安排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課，還強調要使受教育者樹立為抗戰(zhàn)盡職盡責的觀念。由于“協(xié)會”的大力提倡，抗戰(zhàn)時期國統(tǒng)區(qū)穆斯林的文化教育事業(y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穆斯林的文化素質有了明顯提高，對于穆斯林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二、弘揚伊斯蘭教文化的積極入世精神，引導穆斯林發(fā)揚伊斯蘭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救國”中“興教”，“興教”不忘“救國”。
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伊斯蘭教界出現(xiàn)了近代中國穆斯林“第一次自覺發(fā)動的文化運動”，即“回教文化運動”。在這次運動中，穆斯林先賢們成立社會團體，辦報紙，興辦新式學校，對于普及回民文化教育、增強回民國家意等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動員廣大穆斯林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之際，其組織者們發(fā)現(xiàn)，穆斯林的宗教思想仍然比較混亂，為數(shù)不少的阿訇還在熱衷于遠離“頓耶”的宣傳。面對這種情況，“協(xié)會”一方面對穆斯林進行政治動員，一方面通過多種方式對穆斯林進行正確宗教思想的灌輸。作為“協(xié)會”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唐柯三先生從弘揚伊斯蘭教優(yōu)秀文化的高度，對穆斯林進行了耐心的引導和教育。
他滿懷熱情地引導、教育穆斯林深刻認識伊斯蘭教的教義，指出伊斯蘭教是一個積極入世的宗教。1939年，他在《今日之回教組織》一文章寫到：“夫回教文化，來自西方，亙千余年，與中國固有之綱常道德，融合貫通，若合符節(jié)。此充滿人間味之宗教，教人以求知、進取、服從、團結、愛群、效忠國家、服務社會等美德，此數(shù)者，無一不為我民族固有之精神，亦無一不為我民族之共同需要。”（見《會刊》第一卷第一期）唐柯三先生的論述實在是精彩之極，寥寥數(shù)語，即將伊斯蘭教的真諦、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的特點合盤托出，可謂字字珠璣！在同年開齋節(jié)的演講中，他說：“我伊斯蘭教是維護公理的，主持正義的，純?yōu)橹问乐诮蹋菍Ｖv出世者可比，而且教義中所講求知、進取、犧牲、服從等美德，深合現(xiàn)代革命的精神。回想當穆圣時代，我伊斯蘭教幾乎快消滅，若非穆圣艱苦奮斗，努力復興，焉有今日？可見我們圣人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凡屬教民，都應當效法。”針對一些人存在的“穆斯林應該遠離今生”的糊涂觀念，他指出：“圣人說‘為后世而不棄今生，為今生而不棄后世者為至善’，可見今生與后世應當并重。今之教師每勸人勿貪‘頓耶’干辦后世，‘頓耶’即今生之意，夫所謂勿貪‘頓耶’者，乃指勿貪非分之名或不義之財，以及種種不合法之現(xiàn)時享受而言，非謂‘頓耶’上一切應興應革有利于國家宗教之事皆置之不聞不問也。時代有進化，知識宜進步；道可千年不變，法不能一戌不易；若一味保守不求進取，無形中就是退化。”（見《會刊》第一卷第三期）在這里，唐柯三先生對伊斯蘭教“兩世并重”、“代主治世”基本精神的闡述深入淺出，其撥亂反正之議使人茅塞頓開，他關于伊斯蘭教應該與時俱進的思想觀點移至今日也仍然熠熠生輝！
他滿懷熱情地引導、教育穆斯林要發(fā)揚光大伊斯蘭教文化積極入世的精神，繼承穆斯林先賢興教救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投入到興教救國的實踐中去。他在一篇題為《抗戰(zhàn)建國運動中的回民組織問題》的文章中寫到：“回教同胞因為受了教義的熏陶和穆圣大無畏精神的感召，個個都能忠勇、犧牲、盡忠報國，我們看到甲午之役，回教將軍左寶貴殉國；庚子之役，馬福祿在北平殉職；山海關之役，安德馨殉難；都是很好的榜樣。但是如何擴大這種精神，使五千萬回教同胞的這樣精神有組織地貢獻到抗戰(zhàn)上來”，“如何使其光大發(fā)揚以激發(fā)回胞的精神，提高國民的道德”，就是“協(xié)會”和廣大穆斯林的重要任務。（見《會刊》第二卷第四期）在《今日之回教組織》中，他也強調要發(fā)揚光大伊斯蘭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為救國救教之藥石”，指出“以回民本身而論，在今日實負有兩層重大責任，一救國，二救教，救國乃能救教，愛教必先愛國。《古蘭經(jīng)》中所昭示吾人愛國衛(wèi)教之訓言，與為人做事之標準，不可殫述。吾人躬身自問，既為國民，是否已盡抗戰(zhàn)救國之義務；既為回民，是否已盡愛教衛(wèi)國之天職。……吾人之宗教信仰附麗於國家與全民族，設不幸而國家民族不復存在，雖有完美之宗教信仰，其將何所寄托耶！”唐柯三先生在70年前，即將伊斯蘭教愛國愛教的基本精神和我國穆斯林的光榮傳統(tǒng)結合實際闡述得如此淋漓盡致、動人心弦，前可證之于民國初年先賢之論述，后可證之于當今黨和政府的倡導、廣大穆斯林的社會實踐，實在是令我們感佩不已！
三、打破封閉保守的局面，弘揚伊斯蘭教文化研究開明開放、與社會現(xiàn)實緊密聯(lián)系的優(yōu)良學風
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大背景下的“回民文化運動”給沉悶已久的中國伊斯蘭教界帶來了新鮮空氣，其封閉保守的習性受到了很大的沖擊，然而想要“畢其功于一役”是不現(xiàn)實的，諸多事實使唐柯三先生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認識到，改革尚未成功，奮斗正未有窮期。他們以中國回教協(xié)會及其基層組織分會、支會為支撐，以宣傳、研究組織機構為樞紐，以會刊（會報）等刊物為載體，廣泛地開展了對伊斯蘭教文化的宣傳和研究。
在這項工作中，唐柯三先生等做到了打破宗教界限，使教內教外共同研討互相切磋；打破國際界限，使中國伊斯蘭教與世界伊斯蘭教接軌；避免坐而論道，使伊斯蘭教文化研究服務于抗戰(zhàn)救國。為了發(fā)揮伊斯蘭教文化的作用，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在唐柯三先生的主持下，于1939年3月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會。其成員不限于教內文化界，非伊斯蘭教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胡愈之、陽翰笙、千家駒、陶行之、老舍、宋之的、梁漱溟、賀綠汀、顧頡剛等數(shù)十人也都加入了研究會。1940年4月初，研究會發(fā)表了成立宣言，闡明：“我們覺得現(xiàn)在中國發(fā)動研究回教文化的這件工作，決不是毫無意義的事。由于回教教義的闡明和回教文化的發(fā)揚，對內可以消除回胞與非回胞間的隔膜，對外可以聯(lián)合全世界三萬萬五千萬的回教同胞為反侵略而共同奮斗。對于中國的抗戰(zhàn)建國大業(yè)，這將會有極大的幫助。”1940年4月出版的《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會刊》第二卷第一期發(fā)表了理事長白崇禧題為《反侵略與回教文化》的專論。文章說，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已成為國際間反侵略的一種基本的力量。”指出：“這種雄厚力量的形成，無疑是由于古蘭經(jīng)的教訓，和穆圣偉大人格的感化。”基于伊斯蘭教文化對于反侵略的重要作用，作者主張加強對伊斯蘭教文化的研究，“對內促進回教與非回教彼此的認識和信賴，以增加國內團結的力量。對外更希望以文化的關系，樹立彼此間精神及感情上的聯(lián)系。……不論是中國與回教國家的關系,或是樹立普遍的國際反侵略勢力,我們都不要忘了文化事業(yè)力量的偉大。”這篇文章集中體現(xiàn)了“協(xié)會”領導集體對于伊斯蘭教文化的認識。1941年10月，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了《回教文化》季刊。唐柯三先生在《發(fā)刊辭》中指出：“研究回教文化，聯(lián)絡世界回教民族，以圖相互扶助，共謀各自之解放與獨立，實為目前當務之急。”“與教內外人士共同研究回教文化，介紹回教學術、文學等等，務期教內人士愈益理解回教教義及其精神之所在，以泯滅向來一切因不接觸回教而產(chǎn)生之弊害，使我整個民族契合無間，團結日堅，并以實現(xiàn)總理‘聯(lián)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奮斗’的主張，則吾人之大愿庶可一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在唐柯三先生的主持下，《回教文化》、《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會刊》（《會報》）及時報道了回教文化研究會的一些活動，發(fā)表了一些伊斯蘭教文化研究方面的學術論著、譯述介紹、史乘、古蘭經(jīng)及圣訓研究、教萃選輯等，在研究中外伊斯蘭教文化、發(fā)揚伊斯蘭教教義的基本精神、溝通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的聯(lián)系、建設中國伊斯蘭教的新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對推動中國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團結起來、與世界穆斯林攜起手來，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斗爭的最后勝利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使中國伊斯蘭教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呈現(xiàn)出了生機與活力，成為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個亮點。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唐柯三先生的辛勤工作分不開的。
唐柯三先生不是阿訇，不是專門研究伊斯蘭教文化的學者，只是一位在民國政府任職的穆斯林，他之所以能夠對伊斯蘭教文化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固然靠的是傳自先輩的深厚的伊儒學養(yǎng)和他的社會地位，但主要靠的是他作為中國穆斯林的高度的文化自覺，靠的是他對生養(yǎng)自己的祖國的深沉的愛，靠的是對自己民族的高度自信，靠的是對伊斯蘭教的深刻理解和虔誠的信仰，靠的是基于對祖國、民族、宗教深厚感情的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我們今天紀念他，不在于記住他做過的每一件事，而在于把他的精神變成我們的營養(yǎng)，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xù)弘揚伊斯蘭教文化，為今天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fā)展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第一卷、第二卷
2.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回教文化》第一卷
3.中國伊協(xié)、山東伊協(xié)、濟南伊協(xié)：《成德達才》，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作者系吉林省伊協(xié)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