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伊斯蘭教經水、陸兩路傳入中國。陸路自新疆經青海、甘肅到中原，即著名的絲綢之路，水路是當年阿拉伯商船經廣州北上至號稱天下第一大港的泉州。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所著《伊本·白圖泰游記》中記載了當年泉州的盛況，描述了著名麒麟寺，三賢四賢墓和泉州伊斯蘭教狀況。
然而，在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壓迫深重，明、清以來，泉州及閩南等地伊斯蘭教的發展遭受前所未有的災難，不少回族群眾民族與宗教意識日漸淡薄，甚至到了衰亡的邊緣。另一方面中世紀以來歐州工業不斷發展，阿拉伯人以往在海上的商業權威逐步喪失，由葡萄牙人取代，泉州伊斯蘭教失去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聯系，加上阿訇后繼無人，宣傳無力，久而久之，動搖了信仰。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習慣，逐步漢化。
雖然這樣，當地回族群眾念祖之情仍深存心頭，每每只要一有外力的推動，伊斯蘭的星星之火便重新燃起。特別從清朝嘉慶年間到民國這段歷史時期。泉州的伊斯蘭教發展經過了三次較大的反復，時而振興，時而衰落。也造就和產生了和這段歷史相關的三位回族著名人物。他們是：
一、清嘉慶年間駐閩南陸軍馬提督（四川人回族）
二、清同治年間福建陸軍提督江常貴（四川人回族）
三、民國年間回族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教育家、成達師范學校校長、曾任廈門海關監督的唐柯三先生。
三位前輩中，對泉州及閩南伊斯蘭發展影響最大、成績最顯著、時間最長的，當屬唐柯三先生和他所培養的成達師范學校的學生張玉光阿訇。
唐柯三先生（1882—1950）原名唐仰槐，以字行，山東省鄒縣人，生於一個篤信伊斯蘭教的回族書香門弟家庭。自幼飽學儒家詩書和伊斯蘭教經籍，兩種文化的融匯，造就了他愛國主義的情感和虔誠的伊斯蘭信仰，也培養了他為人忠厚正直、疾惡如仇、廉潔公正、辦事認真負責的優秀品質。青年時代，畢業于清末的京師大學堂，為清末貢生。辛亥革命后，接受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出任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后歷任甘肅省稅務局長、濟南交涉署長、廈門海關總監，濟南，泰安道尹，南京和直隸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1925年與馬松亭等在濟南創辦成達師范學校任校長。1938年創辦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任駐會副理事長，領導中國回民抗日救亡運動，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謝絕了國民黨去臺灣的安排，留在大陸，1950年因病在南京凈覺寺歸真，終年68歲。
唐柯三先生1919年受命廈門海關總監，來到閩南，看到泉州、廈門兩地伊斯蘭教日漸衰落的狀況，心中十分著急和傷感，見當地回族群眾，只知道祖上是回回、不吃豬肉，其它信仰及婚葬習俗都已漢化，與漢族無區別，又看到兩地清真寺損壞嚴重，多年沒有主麻成立，也無阿訇宣教。做為一名虔誠的伊斯蘭信仰者他深感自己到閩南除任職公務以外，復興閩南伊斯蘭教也是自己當仁不讓的責任。決心為振興閩南伊斯蘭教奮斗一番。
經過一段時間的明查暗訪，他發現泉州、廈門兩地伊斯蘭教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作為回族群眾宗教，文化、教育活動中心的兩地清真寺長年沒有得力的阿訇人選，導致宣傳和組織工作不力，年復一年至使普通回族群眾頭腦中民族與宗教意識淡漠。為什么清真寺請不起也留不住阿訇呢？原來當地回族群眾較少，又多為貧苦人家，捐資困難。另一方面各清真寺沒有相應的房地產，寺中經濟來源無保障，請不起留不住阿訇也就很自然了。清嘉慶年間以來，雖有馬提督、江提督二位熱心宗教事業官員，為振興伊斯蘭教做了些工作，如修大殿、修講堂，派提督府阿訇住寺等，使閩南伊斯蘭教一度復興。但因二位提督在任時間短，所做努力大都只顧眼前；沒有考慮伊斯蘭教在當地的長遠發展，也未為清真寺的生存創造條件。所以形成提督在教興一時，人去則勢衰的狀況。
了解了情況，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唐柯三先生借鑒各地伊斯蘭教發展的經驗，決心盡最大的努力，從重新組織規劃兩地清真寺建設布局入手，振興推動泉州、廈門兩地伊斯蘭教的發展。他知道，除了修復大殿、講堂、水房等等基本設施外，還要為每個寺購制一定數量的房地產。才能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才能請得起留得住阿訇。阿訇安心了，才能盡全力為宗教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伊斯蘭知識的普及工作做好了，閩南伊斯蘭教的振興才會有希望。
唐先生素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志向。早年在甘肅、山東等地任職時都對當地回族文化教育事業多有貢獻。今天，也決心為振興閩南伊斯蘭教做一次拼博努力。一方面他自己捐資對泉州、廈門兩地清真寺進行修繕。另一方面看到兩地寺中均無阿訇，傳經布道無人，在公務之余他經常往返兩地召集回民群眾開會座談。親自講解伊斯蘭教常識，穆圣傳教的艱難，介紹泉州地區伊斯蘭教發展歷史，使群眾逐步明了回族與伊斯蘭教之間血緣關系。在他的宣傳鼓動下，不少人逐步回到寺中參加主麻聚禮。遇有婚喪之事，教之以伊斯蘭習俗。在他的開導善誘之下，當地黃鄉老和郭鄉老等念經人后代積極為寺里服務，不久泉州寺聘請了江蘇的許昆山阿訇為教長，使清真寺又成為當地回族群眾宗教與文化活動中心。
唐先生吸取江、馬二督興教之教訓，立意為兩地清真寺置購一定數量的房地產。做為清真寺長期經費來源。他利用任職廈門海關監督的地位和影響，動員福建沿海口岸從事鹽務活動回族商人捐資助寺，籌得大洋二千元左右。正當唐柯三先生準備用這筆款項為兩地購房地產時，政府一紙調令到來，他北上改任濟南道尹。臨行前囑咐眾人將捐款用于為兩地清真寺購置房地產，使兩地寺根基鞏固以利發展。然而唐先生走后鄉老們在款項分配上產生分岐，無法實現他的初衷，泉州寺僅分得幾百元，故清真寺自養問題沒能得到根本解決，廈門清真寺得款較多置購了一定數量房地產。形成比較穩固經濟基礎。使伊斯蘭教能在當地維持下去，對唐柯三先生這段貢獻，廈門清真寺原有重修清真寺碑記一方，碑文記載如下：
《重修清真寺碑記》
鄒縣唐柯三先生來廈督辦海關，見廈門清真寺（房）屋腐朽，教道衰微，提倡募捐，舉馬立賢、常福綿、馬良其赴上海、南京勸捐，得洋二千有奇，修葺廈門泉州寺屋二座，買置城內店、屋二座，連舊屋店共六座為永久公業。其屋稅為廈寺常費，不準自行典賣。如有盜賣，凡是回教人，皆有共管之權，……特立此碑，俾垂永久照行云爾。
發起人馬立賢哈玉峰等17人。
以上足見唐柯三先生雖在閩南時間不長，但為當地伊斯蘭教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唐柯三先生任濟南道尹后仍不忘泉州伊斯蘭教的發展，民國13年6月曾托人給泉州清真寺送去親書對聯一副。
上聯“清真乃吾教所宗，畏天命畏圣言，應共守先賢訓誨”。
下聯“孝弟是人倫之本，愛國家愛團體，當更具民族精神”。民國十三年六月中浣谷旦。山東濟南道尹前任廈門關監督唐柯三敬書。
民國十一年和民國十三年，唐柯三又先后給廈門清真寺贈匾二塊分別是：“認主獨一”和“三畏四箴”。
可惜，這些珍貴文物在文革中被毀。
唐柯三對閩南伊斯蘭教關注之情猶然可見。當年，由于當地回族群眾漢文較差，沒有人去信向唐柯三先生介紹泉州清真寺的情況。先生也就無法繼續為發展當地伊斯蘭教做更多的工作。
泉州清真寺一坊回族群眾，在唐先生北上初期，還能謹守民族宗教習慣，請阿訇、禮主麻，但由于宣傳教育工作跟不上，鄉老們之間對所請阿訇有意見時，就對出面請阿訇的人有所埋怨，時間長了，形成無人愿出面請阿訇的局面，無形造成信仰衰退，到1935年止，已有近十年之久沒有主麻聚禮了，形勢十分嚴峻。1935年秋，河北鄉老劉世昌先生到泉州，為天津白敬宇眼藥店辦代銷店，看到寺中冷落情形，心中著急，便找到附近兩位熱心宗教的鄉老商議解決辦法，他出主意說：“我來泉州前，聽說唐柯三先生在南京蒙藏委員會任職，并主持回民教育促進會，專門辦理回民教育事業，不如請唐先生派一名阿訇來泉州，如來者品學兼優，能使教門發展，正合眾人所望。如果能力差，則誰也不會受指責。”鄉老們都說：“這辦法不錯。”就請劉先生代筆去信。
1936年1月，唐柯三先生收到來信，十分高興，決心為泉州聘一阿漢兩通的好阿訇。這年，正值成達師范學校研究班第一班學生畢業，就立即與馬松亭阿訇聯系，決定選派研究班高材生，山東曹縣候集人張玉光阿訇（1898-1941）去泉州任職。張玉光阿訇出身貧苦伊斯蘭世家，自幼在家鄉侯集清真寺投馬提懷阿訇門下苦讀經書，青年時期掛幛，在侯集東關任阿訇5年，宣教經驗豐富，又能吃苦耐勞。后考入成達師范學校阿訇研究班，接受系統中阿文教育，知識更加成熟，是較合適的人選。到泉州清真寺主持教務，定能完成前人未競之事業。
張玉光出發之前，學校為他舉行了歡送會，唐校長親自發給他路費并贈對聯以示鼓勵，還寫信介紹他經過上海時，到浙江路清真寺找哈德成阿訇幫助安排食宿。在上海，他受到哈德成阿訇和各界鄉老熱情接待，并且邀請他在浙江路和小沙渡兩清真寺分別進行演說，受到熱烈歡迎和稱贊。李伍阿訇被成達師范關心閩南伊斯蘭教發展深深感動，當場表示，他愿出資三個月的食宿路費資助泉州聘請阿訇。哈德成阿訇也向他介紹了閩南伊斯蘭教的現狀，告訴他要有面對困難的心理準備，使他深受感動。
不久，張玉光阿訇來到泉州，然而眼前清真寺破爛程度完全出乎他的預料：各處垃圾成堆，大殿如孤島被包圍其中。幾乎找不到一塊能坐的地方，講堂及大殿塵土很厚，面對這一切，心中不免有點沖動，思量道：即請阿訇為什么沒有人進行整頓清掃？見前來觀看的都是婦女和兒童，加上語言不通，心中感到十分為難，又怕辜負了唐校長等人的期望，只好硬著頭皮進寺。后來，見到寫信的劉世昌先生，才知道他發信以后并沒有通知當地回族群眾，所以沒派人整理，希望張阿訇能諒解。
第二天，張玉光便和劉先生親自帶頭整理清真寺的環境衛生，在他們代動下，寺周圍十幾戶回族老小，一起動手，不到三天清除了所有的垃圾，清掃了大殿、講堂和水房，清真寺以全新的面貌迎來了近十年后的第一個主麻，看著一身汗水的張玉光，大家都說：“唐監督派來的阿訇就是不一樣”。勞動拉近了阿訇與群眾的關系。張玉光還利用各種機會和鄉老們交談，向他們學習閩南方言，了解到自唐校長走后，清真寺開始還有阿訇，后來阿訇一個一個都走了，沒有人禮主麻已近十年了。加上附近回族少，婚嫁所娶婦女多為漢族，雖然大都隨回族，但也只知不吃豬肉，其它習俗沒有阿訇教化，仍為漢族習慣，孩子們的教育更無從談起。一些老年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卻無力改變現狀。了解到這些，張玉光深感泉州宣教工作的艱難，才體會到哈德成阿訇談話的深刻含意。
經過認真思考，張玉光知道，要復興泉州伊斯蘭教決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有計劃分步驟地逐步深入，還要做到一步一個腳印才行，他決定：先整皮毛，后輸精神。在整頓環境基礎上，開辦主麻，做為宣教與聯絡感情的基礎，同時，親書宣傳標語張貼在清真寺和寺周圍，每周出一期墻板，使廣大回族群眾隨時能受到教育。不久，又開辦夜校，一方面講解伊斯蘭教基本常識，一方面學習漢文化，幫助群眾提高認識，恢復信仰。有時也介紹一些其它地區回族的情況開擴眼界。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近十個月的努力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不但禮主麻的人增多了，齋月清真寺周圍十幾戶回民中封齋的就有十多個人。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出現：泉州有一位姓黃的鄉老，全家漢化已達七年之久，雖不斷有人對他勸解，但都沒有效果，張玉興阿訇到泉州后，幾次家訪，使他深受感動，今年齋月全家十幾口人自動恢復信仰。開齋節那天，還請寺周圍全體鄉老和阿訇一起到他家開齋，成為當時街頭巷尾的一段佳話，足見張阿訇宣教成績斐然。
在做好宣教工作之余，張阿訇還根據唐校長的指示，注意泉州伊斯蘭文物收集整理工作。他將清真寺大殿四墻上刻制的《古蘭經》藝術大字，拓片寄給《月華》主編趙振武先生，刊登在《月華》報上，不但擴大了泉州清真寺知名度，也為史學界研究泉州伊斯蘭教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在取得上述成績基礎上，為進一步鞏固回族群眾的信仰，并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張玉光借鑒成達的辦學思想和經驗，決心在泉州開辦民族教育，培養人才。辦教育首先要解決辦學經費問題，泉州回族大都為貧苦民眾，籌集資金困難。寺中唯一收入是當地宰牛公司租用寺產每月租金二十元，這項收入也因當地政府要大幅增加稅收，而無法長期保證，雖然商會與地方政府幾度協商，仍得不到解決。無奈之中，宰牛公司找到張玉光阿訇請他幫忙。并稱：“如能幫助解決這個難題，公司愿每月補助清真寺五十元”張玉光聽了覺得這是一次籌資的機會。每月有了這50元，泉州教育可興。就對宰牛公司說：“我試試看”。
第二天，張玉光帶上各種公文，暫別了鄉老赴南京找唐柯三校長尋求解決辦法。唐柯三先生聽了他的匯報，肯定了他這一年的成績，又稱贊他：“教育興教的思路對、有思想”。對宰牛公司面臨的問題唐先生說：“你放心，我一定設法解決”。他立即給在南京的王增善先生和孫繩武先生打電話通報這個情況，約他們一起商量，起草文件，呈請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發電泉州政府取消增加宰牛公司稅收決定。
不久，張玉光帶著圓滿的結果回到泉州。從此，張玉光在泉州名聲大振。后來又在唐校長幫助下，到各地募集大洋四百元。用這筆款子，依南山墻蓋三間式二層小樓一座，使學校教室和教師宿舍充足，再用每月收入的50元聘請教師兩名暫招收一班學生，開創了泉州回族民族教育的先河。
抗日戰爭爆發后，唐柯三等人在武漢成立了《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當選駐會副理事長主持工作，各地紛紛成立分會。1939年，福建省成立了《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福建分會》，唐柯三任命張玉光阿訇為分會干事長，并增派成達師范畢業生金德寶為總會住閩干事，協助張玉光開展工作。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不但動員閩南地區回族群眾投入到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也使當地回族群眾重新找回了本民族的信仰與情感。更使陳埭，白奇等地回族群眾也認祖歸宗。
在這些成績的基礎上，他們根據唐柯三先生的指示：深入民間，挖掘回族家族家譜史料，為此，他們多次深入各地區不斷尋訪，終于在福建德化找到了被中外史學界關注的蒲壽庚家族的傳人蒲振宗先生。在蒲先生幫助下，順藤摸瓜，找到了中外史學家尋找多年的蒲壽庚家譜。并撰寫了《報告發現蒲壽庚家譜經過》論文，受到唐柯三先生高度重視，把論文分別刊登在《月華》12卷第1-3期和《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引起了中外史學界轟動和重視。
為了使閩南伊斯蘭教后繼有人，經唐柯三校長和馬松亭阿訇同意，張玉光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閩建分會》名義在福建各地調撥了，丁金順、丁金河、丁金克、丁金宏等15位優秀回族青年到桂林成達師范學校學習。也正是這批學生四十年后，在泉州、陳埭等地恢復宗教活動，落實民族宗教政策的過程中，站在前沿頂住了來自各方面“左”的思潮壓力和影響。成為福建省、泉州市恢復伊斯蘭教活動中堅力量，沿著唐柯三先生、張玉光阿訇的未竟事業繼續前進。張玉光阿訇1941年因積勞成疾歸真在閩南，終年43歲。
在唐柯三先生歸真60周年張玉光阿訇69周年之際特撰此文，以為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