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碑的價值還在于其重大的歷史意義：

由于1239年鐫刻沁碑之日，正是世界范圍內“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它的問世就有著不同反響的歷史意 義。當年的中華帝國與大食帝國曾有長達數百年的睦鄰友好關系，而沒有任何歷史積怨，這在古今國際關系史上，堪稱典范。但這兩個超級大國，在蒙古人崛起后卻每況愈下，以至先后于1258年、1279年遭受江山易主的屈辱。而沁碑正是在這兩大帝國處于生死存亡轉折階段的產物。從這個角度講，沁碑既是這兩個偉大國家數百年間共存共榮的標志，又是這兩個友好鄰邦江山先后易主的歷史見證。不僅如此，沁碑還標志著以僑民身份留居中國的回回先民——“蕃客”時代的結束，也標志著“西域回回”朝新的民族共同體——回族過渡的開始。從這個角度講，沁碑又堪稱是回回民族歷史重要的里程碑。 　　

筆者認為，根據新的穆斯林社區創建清真寺的普遍規律，斷言1239年是沁碑的下限，并不為早。但為了留有余地，將其下限往后推遲幾年，也未嘗不可。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推遲到1271年忽必烈定國號為“元”之后，因為從“西域回回”于1231年在水南關安家落戶，到1271年元朝開國的時間跨度是40年。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之內，這里未建寺立碑，不僅違反上述建寺規律，而且會影響伊斯蘭教在當地連綿不斷地代代相傳，甚至會產生穆斯林信仰斷代的后果。再說1271年以后，來自西域能夠承擔碑刻書丹任務的書法藝術大師，即使還未作古，也無力創作精美的書法藝術了。值得指出的是，只要沁碑的下限是在1271年以前，由于當時還沒有“元”的概念，加上曾盛極一時的金朝政權此間已經土崩瓦解，故既不能稱之為“元碑”，也不能稱之為“金碑”，而只能是將它的下限與尚在行使王權的南宋聯系起來，稱之為“宋碑”。
 　　
據了解，曷思麥里卒后，沁陽屢遭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其中“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丹、沁二河泛漲，漂沒人畜房舍田禾甚眾。民皆棲于樹”；“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地大震。趙寨真澤廟殿字廊廡俱摧毀”。“順帝至正十一年(1357年)河內(沁陽舊稱)、修武、孟州地震，裂層塌房，壓死者甚眾。”這些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不僅使成千上萬的沁陽的父老鄉親流離失所，餓殍遍野，而且使寺觀廟宇、官衙廬舍幾乎蕩然無存。包括鑲嵌在水南關清真寺“米哈拉布”上的沁碑就是在上述自然災害中塌陷地下的。令人遺憾的是，當年的水南關穆斯林只知道這方珍貴的碑刻下落不明，可萬萬沒有想到會被埋在其原址地下。這就是沁碑長眠地下數百年之久的原因所在。不過沁碑卻“因禍得福”而被完整地被保存了下來。否則，很有可能被永遠淹沒在歷史的波濤之中。
　　
提起沁碑的再現，就不能不從1990年水南關清真寺的重建說起。在為重建的清真大寺挖地基，挖到沁碑舊址地下3—4米處，突然發現一方字跡模糊的阿拉伯文古碑。這方已經破損不堪的碑刻，不僅未能引起村人的重視，而且有人因覺得“礙事”而建議砸爛運往別處。這時統領建寺工程的買望真哈吉(時任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雖不了解該碑的文物價值，但他卻對此主意很不認同，并告誡大家一定要保護好這塊古碑。到了2006年，河南省文物局的專家來考察水南關清真寺的文物。臨走時，該寺教長馬福軍阿洪對專家們說：“我們這里還有一塊年代不詳的古碑。請專家們予以鑒定。”專家們仔細端詳古碑后，以他們深厚的專業素養，均贊口不絕地說：“這可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物!應該予以認真考證。”消息不脛而走，特別在新聞媒體爭相報道了發現古碑的消息之后，沁碑在各地旋即引起轟動。
 　　 　　
三 、在筆者撰寫本文的期間，曾蒙回族穆斯林學者楊懷中、胡振華和李振中先生的鼓勵和支持。這里謹向他們表示謝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懷中先生在南京度假期間，還特打電話來，建議筆者在文中簡要介紹一下水南關穆斯林的歷史和現狀。為此，現將有關知識書后。
　　
水南關原來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穆斯林小村莊。至今人口只有3000來人。水南關人數雖少，但并不孤立。沁陽的回族村鎮尚有關廂自治街、老南關、水北關、北魯村、廣利作、崇義等處，都是當年“回回軍”安營扎寨之地。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關廂自治街一帶。這里不僅人口眾多，而且擁有一座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清真北大寺。該寺雖以其奇特的建筑藝術聞名全國，但其始建年代一直是個謎。盡管該寺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的《清真寺重修碑記》中有該寺“創于元至正(1341—1368年)年問”的記載。但有學者認為位于沁陽關廂的清真寺之始建，至少應與城墻以外的水南關清真寺始建同步。但由于缺乏史料，沁陽北大寺的始建年代一直無法考證。沁碑的出土也為考證該寺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此外，現在隸屬焦作市的各縣(市)的穆斯林也大都與水南關的穆斯林同根同源。值得指出的是，經過777年的繁衍、生息，包括水南關在內的焦作市屬各縣(市)的穆斯林人口已有7.2萬多人，并建有清真寺92座。這樣眾多的穆斯林，在相互依存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對水南關回族文化的傳承必然產生巨大的影響。凡是到過該市穆斯林聚居區的非穆斯林同胞，都不難發現這里的穆斯林有濃郁的民族特征。如果你在街頭漫步，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各家各戶門楣上醒目的阿文“杜阿”；如果你到誰家駐足，其室內最引人矚目的，莫過蒼勁有力、或龍飛風舞的阿文條幅、中堂對聯。如果你留意主人間的對話，你既會聽到諸如“頓亞”(今世)、“疏米”(倒霉)、“白倆”(浩劫)、“乃隨卜”(福分)、“討白”(懺悔)、“白爾開提”(吉祥)等等阿拉伯語詞匯；又會聽到諸如“乃瑪孜”(禮拜)、“烏巴里”(貧困)、“朵斯提”(朋友)、“杜世曼”(敵人)、“古納海”(罪孽)等等波斯語詞匯；還可以聽到諸如“口喚”(認可)、“知感”(感謝)、“看守”(關愛)、“全美”(成全)、“口道”(品嘗)、“歸真”(逝世)等等由漢語異化而來的“經堂語”詞匯。這一帶的穆斯林大多濃眉大眼，隆準突出，他們中的老年人，腰板直挺，銀須垂胸；青年人體魄健康，熱情豪爽等“西域回回”的特征。

另外，在全國頗有群眾基礎的“張、王、李、趙，遍地劉”五大姓，在這里并不大流行。然而，鮮為人知的回回姓卻占了上風。以水南關為例，全村中除少數人家取李、張、王、郭等漢姓者外，絕大多數人的姓氏，都留有阿拉伯文字的痕跡。比方說，該村的“丁”、“馬”“拜”、“買”、“丹”、“閃”六大姓就有可能分別是阿拉伯名字“努倫丁”、“馬吉德”、“拜達韋”、“買斯歐德”、“丹布爾”、“閃瓦里”等阿拉伯文字的縮寫。無獨有偶，孟州回族大村桑坡，也有許多穆斯林沿用回族特有的姓氏。這在有人用當地的24姓氏編成的歌謠中，可見一斑。這個瑯瑯上口的歌謠為：“丁白張，買拜王；郭馬姬，閃哈楊；李盧艾，袁麻龐；彭擺沙，滿劉尚。”這里的回回姓不僅包括水南關六大回回姓的大部，而且還有“白”、“哈”、“艾”、“麻”、“擺”、“沙”另外六個回回姓。至于豫北地區采用漢姓的穆斯林，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 他們中有的是穆斯林選擇了漢姓；有的想必是漢族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還有的是因種種原因由外地遷徙而來的穆斯林。如本人所姓的李氏家族，原來世居陜西關中大荔，后因反抗左宗棠民族壓迫，而被發落到甘肅化平(今寧夏涇源)。事后，筆者的一位旁門曾祖元泰翁等人與藍、亢兩姓陜籍鄉親相約輾轉來沁定居，并建“陜西寺”于斯。這說明當今沁陽的李、藍、亢三姓穆斯林與曷思麥里，及其部屬沒有血緣關系。
　
　
水南關穆斯林之所以既能頑強地生存下來，又能永葆自己的固有特征，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歸根到底是，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華夏文化為一體的回族文化，在其中起了作用。就全國而言，蒙元時期來自域外的穆斯林，他們在中國定居后，必然與漢、蒙古等族人民發生親緣關系，并逐步接受華夏文化。盡管他們原來分別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但他們在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共同的宗教信仰，逐步消除了他們之間的民族差異，從而使他們朝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發展。這時的穆斯林已經產生了愛祖國、愛家鄉的民族意識。他們的命運已經緊緊和中國境內的各族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了。 　
　
到了16世紀初，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已經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回族。但因受漢語文化氛圍的影響，他們中“素習本音”者日益減少，以至曾有“回回已經不懂古蘭經文”之說。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陜西經學大師胡登洲(1522—1597)倡導的經堂教育便應運而生。這種教育實質上是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為一體的回族文化的基石。經堂教育生命力極強，在其問世不久，很快就遍及全國各地。其中，水南關所在的整個豫北地區，就成了中國培育宗教學者的一個重要苗圃。歷史上躋身于中原“四桿大旗”之列的馬長清、趙永清阿洪，以及近代譽滿全國的穆斯林學者龐士謙阿洪，都生于斯、長于斯，就連中國“四大阿洪”中的哈德成、馬松亭也都曾受業于此。 　　

受回族文化氛圍的熏陶，幾百年來，水南關的穆斯林與各地的回族穆斯林一樣，民風淳樸，諸如敬主愛人，堅信前定；見義勇為，愛憎分明；與人為善，買賣公平；團結友愛，眾志成城；清心寡欲，講究衛生；愛國愛教，兩世吉慶等道德準則深入人心；被濃縮為“八件教門原根”的穆斯林行為規范，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這既保證了穆斯林傳統文化持續地得到傳承，又使他們自覺地與兄弟民族患難與共，為家鄉的繁榮昌盛作出應有的貢獻。 　

原先，水南關的耕地十分有限。因此，以副補農是水南關的歷史傳統。在舊社會他們或手推擔挑，沿街叫賣；或起早貪黑，熟皮制革，常年為生計奔波，但生活卻十分艱難。新中國成立后，水南關人的生活水平才相對得到提高。然而，長達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對農民從事非農業生產限制多，從而束縛了水南關人的手腳。全村2000多口人困守著6頃多薄田(人均不到3分地)，年復一年地苦心耕耘，而難得溫飽。
　
當一貧如洗的水南關人欲變不能之際，從安徽鳳陽興起的改革風云給他們送來了春風。盡管當時的多數農村干部對農村改革持觀望態度，但有膽有識的水南關領頭人買望真，抓住有利時機走家串戶，說服、動員群眾，組織大家走致富之路，從此使水南關人的生產積極性像火山似的一下子迸發出來。他們發揚回族人民善于經營的傳統，滿懷激情地投入到改革大潮中。經過10多年的艱苦奮斗，這個貧困落后的穆斯林村莊，一躍成了全國聞名的明星村! 　　但是，“山外青山樓外樓”，如果與聞名全國的華西村、大劉莊相比，水南關肯定還有較大距離。不過，作為一個極端貧困的純穆斯林村莊，能夠在改革大潮中異軍突起，成為遐邇聞名的明星村，對全國發展中的回族村鎮，的確有典型意義。水南關之所以能夠在回族村莊里“鶴立雞群”，是因為這個村子除了具有一般脫貧致富村莊的共性外，還有其作為回族村莊的兩個特性：
　　
一個是主動與周邊漢族村莊搞好民族團結。由于歷史的原因，水南關與周圍的漢族村莊存在一些隔閡。令人可喜的是，在改革開放道路上起步較早的水南關，從團結的愿望出發，決心與馬坡、東關等相對滯后的漢族村莊，攜手并進，共同發展，以至在水南關村辦企業就業的漢族職工達1800多人。這樣既解決了水南關勞力不足問題，又幫助一大批漢族兄弟脫貧，從而出現了回、漢民族團結，共同致富的和諧局面。
 　　
另一個特性，是認真貫徹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水南關村的經濟發展之后，根據廣大穆斯林的要求，村委會旋即把解決村民宗教活動場所問題，列入了自己的議事日程。經過一番艱苦努力，村上不僅新建了一座相當規模的女寺，而且還一鼓作氣地興建了一座宮殿式的清真大寺。
　　
總之，主動與周邊的漢族村莊搞好民族團結，為水南關創造了一個和諧的外部環境；落實宗教政策，興建清真寺不僅大大方便了穆斯林群眾的宗教生活，而且還增強了穆斯林群眾愛國愛教的情懷，從而使水南關的工作始終在一種和諧的社會機制中運轉。 　　水南關在加強民族團結和落實宗教政策方面的成功經驗，曾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1994年5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蒞臨水南關視察，與村干部和群眾親切交談。在清真寺門前，他握著村委會負責人買望真的手說：“你們商品意識強，能吃苦耐勞，富裕的道路會更快。你們修建清真寺，增進民族團結，國泰民安。”買望真高興地說：“胡書記還挺了解少數民族。”胡錦濤同志笑著說：“我就是從民族地區來的嘛!”胡錦濤同志一言九鼎，對消除水南關，乃至全國穆斯林在宗教問題上的后顧之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6年6月3日，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到水南關視察工作時，與該村干部、阿洪及群眾代表座談時，曾作了重要講話。他說，在中國，一般說是少數民族地區相對落后，漢族要幫助少數民族發展。在水南關卻是回民村帶動周圍漢族村發展。這體現了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大同精神。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在座談中，江澤民還專門示意讓清真寺教長馬福軍阿洪發言。這位當時剛到“而立”之年的阿洪非常榮幸地就發揚伊斯蘭教優良傳統，伊斯蘭教的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輔相成，加強民族團結，愛國愛教，在辦好教務的同時協助政府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等問題向江主席作了匯報。江主席不僅帶頭為之鼓掌，而且對身邊的時任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說：馬阿洪的發言很好。李書記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多年來，除了胡錦濤、江澤民兩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水南關視察外，前來這里參觀、訪問的國家領導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國家級的專家學者絡繹不絕。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穆斯林村莊竟然產生這樣大的轟動效益，的確是個奇跡! （作者：李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