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根據對國內外形式的新判斷而做出對外開放的決策，其目的是吸引外國投資，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便使我國的經濟取得發展、更加強大。

　　三十年的開放，我們取得的成績很大，學到了外國的不少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吸引了大量外國資金，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有些地方有些部門對外資不加甄別，不設門檻，結果引進來的多是夕陽產業、淘汰產業、低技術產業和高污染產業；有些地方的干部為了謀求政績，甚至不惜相互壓價，相互殘殺，除了稅收優惠外，還給予用地優惠，還允許外資企業不給員工辦理保險、不設立工會。還有些地方放人甚至鼓勵外國跨國公司大規模并購我國的民族產業。這種“忘我的開放”和離譜的優惠政策，讓外資企業占據了市場，賺足了利潤，卻使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使很多員工健康受損，使資源消耗迅速上升，使環境污染不斷加劇，使民族產業受到擠壓，給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穩定乃至國家安全帶來隱患。

　　由我國并購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產業地圖》顯示，我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是跨國公司。在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除工業領域外，外資對我國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趨勢。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導份額的大型超市領域，外資控制的比例已高達85%以上；我國的感光材料和數碼沖印市場已基本被柯達公司壟斷；CPU 市場已基本被英特爾公司壟斷；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基本被微軟公司壟斷；集線器、轉換器和路由器市場基本被思科公司壟斷；無菌紙包裝材料行業基本被利樂公司壟斷；汽車市場則被德、美、日、法等國公司壟斷，大飛機市場被美歐壟斷。就連蘭州自來水也被外資控制起來。跨國公司一面通過品牌、核心技術、標準制定權、生產許可權和捆綁銷售等方式控制打壓我國合資者和我國同行產業，一面通過壟斷地位制定高價格、高收費攫取壟斷利潤，消費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選擇空間。

　　以新殖民主義為靈魂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披上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更溫柔的面紗，但這并不能掩蓋經濟全球化的不平等性和剝削實質。在參與到全球化的所有２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大約有２０個發達國家處于支配地位，他們是規則的制定者，也是主要的獲利者。其獲取利益主要是通過三個階段外加兩個渠道實現的：

　　在購買階段，他們以低廉價格從發展中國家獲取能源和原材料；在生產階段，他們利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進行盤剝，賺取高額利潤；在出賣階段，他們在國際貿易中通過壓低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抬高技術、品牌、高端產品和知識產權的附加值，又從發展中國家那里大撈一筆。

　　此外，發達國家還有兩個牟利渠道：一是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短缺實施巨額貸款，進行債務盤剝；二是利用自身的優越環境吸引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人才。

　　長期以來，我國的貨物貿易一直是順差，而資金收益卻因外資收益匯出一直處于逆差。1991年～2002年，我國累計貨物順差2863億美元，累計收益逆差1248億美元，貨物順差的一小半被收益逆差抵消。這說明，我國國際貿易所得中的相當部分被跨國公司占有，這樣下去，不但會降低我們利用外資的實際意義，且將危及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GNI（國民總收入）與GDP（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變化，也從不同角度印證了同一個問題。1992年以前我國的GNI與GDP基本持平，有時還略大于GDP。但從1993年起，GNI年年低于GDP，而且差額有擴大之勢。這表明，我國國內創造的價值中有相當一部分并沒有成為國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國變成外國國民的財富。由于大量吸收外資而導致GNI低于GDP是我國必然經歷的一個發展階段，但如果我們始終停留在引進階段而不能走出去從國外獲得利潤，那么我國經濟就會出現“增產不增收”、“增長而不發展”、“只見數字不見利潤”的尷尬局面。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Wanda無線鼠標是羅技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在美國的售價大約為40美元。在這一價格中，羅技拿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進入Wanda零部件供應商的腰包。負責營銷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這里450名員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蘇州裝配廠4000名中國工人的薪水總和還要高出很多。”我國從每只鼠標中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另據《紐約時報》網站2006年2月9日報道： 一個在中國制造的巴比娃娃的售價是20美元，但中國從中只能得到35美分。可見，我國只是得到了GDP的漂亮數字，而跨國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潤。問題還在于，我們出讓了如此巨大的市場，讓外資賺取了如此巨額的利潤，卻并未換來我們所需要的關鍵技術。以汽車市場為例，我國大型汽車廠商全部與外國公司合資，市場幾乎全讓給了外國公司，結果非但沒有換來關鍵技術，反而在合資過程中流失了原有的研發力量，喪失了原有的成長空間，一個個變成了表面風光，而實際可憐兮兮的組裝公司和打工公司。

　　我們注意到，這些年來出現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大規模收購中國裝備制造業的趨勢，這一趨勢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一些地方政府在錯誤政績觀或個人私利的支配下，積極配合外資方的收購行動，以低廉的價格輕易地向外方轉讓了苦心經營數十年的裝備制造企業及其市場份額。裝備制造業不是一般的行業，而是“制造機器的機器”、“武裝工業的工業”，關乎工業的可持續發展，更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這樣的行業一旦失去自主性，后果的嚴重性不言而喻。由此我們想到一個急迫的問題，即制定民族產業保護法，對民族產業區分輕重緩急，確定不同的開放度，對那些關系工業基礎、戰略技術和國家安全的重大產業應重點加以保護。在全球化時代的激烈國際競爭中，這不但是保護國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保護中國市場和提升民族產業競爭力的需要。從美歐等國阻止中國商業收購的情況來看，人家在這方面的觀念和意識比我們要強得多。

　　我們曾經長期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在一定時期內發揮了吸引外資的積極作用；但這一政策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具體表現為助長了跨國公司對中國經濟的壟斷趨勢，使民族產業處于不平等競爭的境地，壓縮了民族產業的成長空間。因此，不應將優惠外資的政策無限延長。由于我國的落后狀態和發展需求，由于全球化的兩重性，引進外資并容忍其造成的某些負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定階段里，是我們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是，我們給外資超國民待遇的時間太長了，代價太大了，以至于民族產業元氣大傷，復蘇的難度很大。

　　民族產業是實現民族復興的物質基礎，我們不能想象中華民族能夠在沒有民族產業振興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復興。實踐已經證明，我們不能將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跨國公司的身上，而必須將基本立足點放在民族產業上，必須給民族產業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進而扶持民族產業參與國際競爭。據媒體反映，國內許多招投標中，竟推薦清一色外國品牌，國產品牌甚至沒有競標資格。還有一些消費者，對國貨采取歧視態度，即便是品質優良的國貨也不屑一顧，處處以洋為榮、挾洋自重。這種媚外的態度是不可思議的，是沒有出息的。在此，筆者呼吁同胞們熱愛高品質的國貨。我們不保護落后，但我們有責任推動民族產業的發展，而熱愛高品質國貨，正是先進性與愛國心的最佳契合點。在本世紀頭20年里，我們有責任推動民族產業涌現出一批過硬的先進技術和知名品牌，較大幅度地增強民族產業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力。

　　跨國公司大量進入中國市場，一方面推動了我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其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壟斷我國經濟的趨勢逐步加劇，對民族產業形成嚴重擠壓；加重了我國的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和對勞動力健康的損害；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進而導致對外經濟摩擦案件的增多。面對顯然不同于上世紀８０年代的新的形勢，改革的方針政策理所當然地應該進行調整，然而有些人依舊堅持上世紀80年代的思維，繼續鼓吹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無條件對外開放、多黨制和所謂新自由主義，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思想僵化——右的思想僵化。這種右的思想僵化既不符合新的國內外形勢，又不利于改革在符合人民利益和社會公平的路徑上繼續深化；這種右的思想僵化一旦影響政府決策，只會加大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進而導致社會矛盾的進一步積累和激化，最終葬送改革。當然，有些人起勁兒地鼓吹全盤西化，并非思想糊涂或思想僵化所致，而是利益使然。一些所謂的“民主精英”，一面吟唱民主高調，一面維護少數人利益，事實上成了富人或洋人的代言人。富人的代言人眼中不會有群眾，洋人的代言人眼中不會有祖國。

　　美國的崛起，有一條根本性的經驗，那就是不允許外國資本直接投資。美國歡迎任何國家投資美國，但只能購買美國債券，而幾乎不能直接投資美國。這樣一來，美國既吸收了大量外國資金，又牢牢地把握著本國經濟的主導權。這條經驗，很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我們在和外國進行的經濟交流當中，應當進行對等開放，而不可進行單方面的無條件開放。比如，美國銀行在中國開設了眾多分行，并參股了中國所有的大銀行，甚至控股了中國的廣東發展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而中國也應當要求美國對華實行對等開放政策，但殘酷的現實是，時至今日，中國只被允許在美國開設了兩家小型分行，至于參股美國銀行或控股美國的銀行，則根本是天方夜譚。這種不對等性，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損害了中國對經濟命脈的主導權。

　　為了使我們的開發符合國家利益，為了保持我們在對外開放中的自主性、主動權，我認為，我們應重視以下八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加深對經濟全球化兩重性的認識。經濟全球化雖然為我們提供了學習和超越的可能性，但外資絕不是免費的午餐。國內很多人一廂情愿地期待以引資合資換技術，以出讓市場換技術，或者在國際合作過程中撿得一點“技術溢出”。但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引資、合資、市場都換不來技術，所謂“技術溢出”也少得可憐。事實上，二十多年來，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一面從我國市場大獲其利，一面嚴厲地對我國實行技術封鎖，并極力打壓我國民族品牌，這是資本的逐利本性和壟斷欲望所決定的。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第二，變“招商引資”為“招商選資”。我們不能全面無條件地引進外資，更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盲目引進外資，對進入我國的外資必須加以甄別和遴選，并盡可能以彼方產品外銷、轉讓先進技術和污染最低化作為我方允許投資和出讓市場的硬性條件。

　　第三，積極掌握自主核心技術，大力推動民族產業升級。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只有緊緊把握上游產業的制高點，才能掌握產業分工的主動權。一味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后果，必然是把我們的經濟體系定格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下游，被動地接受上游產業的高額盤剝。這里不妨借用海信老板周厚鍵的幾句話：“胸懷技術大志，追求一流技術。”“沒有知識產權這個DNA，‘百年海信’就只能是個短夢。” “視知識產權為最高財產，把技術創新堅定地作為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全面突破核心技術。”這應當成為我國企業特別是制造企業的共識。

　　第四，大力培養自主知名品牌。沒有自主知名名牌，就不可能實現產品的高附加值，結果只能是兩種前途：要么生產低檔產品，要么給人家打工。

　　第五，力爭參與國際法律法規、國際組織規則、產品國際標準的制訂工作。通過標準的制訂，為我國民族產業提供更加公平的國際環境，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第六，加強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征管。已有大量事實證明，許多外資企業存在嚴重的偷逃稅或避稅行為。他們通過假虧損和零利潤的手法，不僅使中方合資者失去應得利益，而且使我國稅收嚴重流失。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外資企業每年至少有1000億元的稅金未能入庫。我國對外資企業本來就實行所得稅優惠政策，這樣一來，外資企業交稅少之又少，造成了事實上對我國企業的嚴重的不公平競爭。

　　第七，加強反壟斷工作。外資在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里已經構成壟斷，這是不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的，因而是不能允許的。政府的反壟斷工作做得好，不但可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為所有企業造就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而且有利于推動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

　　第八，樹立科學的政績觀。一方面各級政府和官員要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科學政績觀，一方面中央要確立科學的政績評價標準和評價機制。今后，應當用科學發展觀而不是以GDP多少、引進外資多少來衡量各級干部的政績。新的政績觀，應當著重考察各級干部以人為本、促進社會公平、建設和諧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政績；自主創新、扶持民族產業、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政績；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政績；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績等等。鑒于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否樹立科學政績觀事關重大，沒有科學政績觀的支撐，科學發展觀就可能流于空談。

　　以上問題，是涉及全國也涵蓋甘肅的普遍性問題，我們甘肅完全有必要注意這些問題，以免重蹈蘭州自來水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