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元康的心靈宅院

            ——《回族人家》深處的故事

    人物小傳  元康，1945年生，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做過編輯和記者，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學。年輕時有過兩年的援藏經歷，著有報告文學集《藏北燭光》、《奸梟末日》等。2003年，完成心血之作《回族人家》，自稱“穆斯林文人”。

     2006年的某一個主麻天，北京八里莊的王鄉老在阿訇的辦公桌上偶然看到一部書稿：A4紙打印裝訂，半尺厚，簡陋粗糙。

    “這是什么書？”素愛舞文弄墨的王鄉老眼睛一亮。阿訇說，那是一個北京人寫的、一本原汁原味反映北京回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叫《回族人家》。

    書是專門送過來請阿訇審讀的。當然，那時候它還不能叫書。

    王鄉老順手拿起來，開始讀。這一讀就是整整一個下午。最后他顯然有點放不下了，一拍腿對阿訇說：“得，您先緩緩，這書無論如何先借我，讀完立馬給您送回來！”

    接下來的兩天，王鄉老幾乎什么也沒干，坐著站著躺著，眼不離書，一口氣讀完了。看得頸酸眼澀，還有心疼，竟流了不少淚。

    在王鄉老的眼里，這本書寫得太真了，分明就是京城回回生活的一個萬花筒。讀完書，他開始隱約感覺到這本書誕生背后的艱辛和磨難了，他覺得自己一定得見見作者。作者就是元康。

    這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有關《回族人家》的無數故事之中的一個細節。

    如今王鄉老跟元康已經很熟絡，倆人時不時碰碰面。盡管如此，每次說起《回族人家》和元康的事兒，王鄉老還是常常眼窩發紅。他總說，這本書出得不容易，而寫書的這個人比書還不容易！

    2009年春節過后的一天，這位王鄉老帶著記者走進了元康的家，一個隱沒在北外家屬院深處的回族人家。

    《回族人家》：都市回回的精神流徙記錄

     閱讀圈里流傳著這樣的傳聞：

     有一家三口，一本《回族人家》同時夾上三枚書簽，輪流傳閱；

     某清真寺的凈水房里，兩位鄉老為《回族人家》里面的人物爭得面紅耳赤；

     有讀者把《回族人家》一個字一個字敲到網上，還有網友從網上下載了三百多頁的電子版，全文打印出來閱讀……

    元康沒有想到，《回族人家》會這么“有人緣”，更沒有想到居然可以一版再版直到最后第三次印刷。在元康家狹窄的小陽臺上，高高摞著幾堆牛皮紙包好的書樣。幾次印刷都是作者元康自個兒掏腰包，三兩個回合印了幾千冊，多數都是免費送了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有。

    假如沒有2003年春天的那一場“非典”，或許上面的這一切都要更遲一些發生。鬧“非典”的日子里，學校停課了，家門也不能出了，元康覺得實現那個潛藏心底多年的舉意的口喚到了，于是便把自己關在家里，一門心思寫起來。

    動筆之前，他慎重地換了一個大凈，去寺里禮了拜，完全按照穆斯林的方式，虔誠地做了杜瓦宜：“安拉呀，祈求你賜予我智慧和力量，承領我的舉意，讓我順利地寫完這本書，不要因心臟病突發半途而廢……”

    日后的每一個主麻天，元康同樣都要到寺里去做禮拜，做同樣的求祈。

    按理說，這本來是一個穆斯林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行為。但或許就是這樣一個細節，決定了一個寫作者靈魂的朝向，決定了一部作品的立場與品質。畢竟，這個時代里回族作家多如牛毛，沒有人要求他們必須這樣做；又有多少回族或者穆斯林寫作者能夠堅持這樣做？不知道。

     元康把這本書的寫作看成一種使命。年屆花甲，身患疾病，即便如此，最多的時候每天能寫七八千字，坐在電腦前，就開始不停地敲……“寫作時我感到很開心，像在馬背上奔馳，一寫就剎不住了。”他說，只要一坐在電腦前，思維就異常活躍，塵封在記憶中大半生的人和事，都被瞬間激活了，以前寫東西從來沒有這么順利過。“這是真主給我的援助，我深信不疑。”

    早些年里，元康寫過不少東西，可一想到寫長篇，還是覺得有點兒不太靠譜。宏大的結構、復雜的情節、眾多的人物……自己能駕馭得了嗎？可老先生自有他的法子，不是愛好書法嗎，索性把構思中的人物用毛筆寫成一個個“人物小傳”，用不同的紙，一個一個貼在墻壁上，就構成了一個人物表、一個關系網。米紹隸什么時候出生，跟妹妹差幾歲，佩東哪一年下崗，又是啥時候開始做生意，誰幫了他……人物和情節，一目了然。

    小說里的人和事，大都可以找出原型。元康就是跟墻上貼著的這些“人”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有時甚至分不清是小說中的人物還是自己的親人。“走在路上還惦記著米紹元拆房的事，想著想著就哭了，這不是夸張，真的，真是這樣的。”元康對記者說。

   “我不同意他寫！”采訪中，元康的老伴不時走過來對記者表達她的意見，“他這個人愛較真，一寫整個人就扎進去了，生物鐘全亂套了，有時突然想起來什么就半夜兩三點爬起來打開電腦。我攔不住他，可是他有心臟病，扛不起這么折騰啊！”

    說起老伴，元康心里也不好受。他寫東西需要安靜，小家不大，老伴都沒法看電視——這還是小事，最讓他痛苦和愧疚的是，那陣子沒有課，正是老兩口經濟上最為拮據的時期。早在1998年，個性耿直的元康因為一句真話，得罪了領導，從骨干變成了待崗人員。“當時我53歲，到處找工作，誰要50歲的人呢？賣苦力咱不行，打小身體就弱。當時出門就怕有人問‘上班去呀’，我只好支吾著，心想我到哪上班去呀？”他到私企打過工，幫人寫廣告，在報社當臨時工，后來在老同事的幫助下，在北外國際交流學院做外聘教師，算是有了個相對穩定些的工作，同時還給北外老干部處幫忙，每月給幾百元勞務費。單位過節時發了一些補助，可是領到手的錢揣在兜里還沒捂熱，老先生突然發病，去醫院掛急診，錢全花光還不夠……用元康自己的話說，那時他真是身無分文，書也不敢買了。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在60歲退休時領不到退休金，那樣的話生活就徹底沒有指望了。

    就是在這種境況下，四個多月時間里，元康邊寫邊改，邊請別人提意見，終于把《回族人家》的初稿完成了。

    知感真主，2005年11月，元康終于領到了退休金，雖然比別人少許多，但總算是退休了。他也可以寫更多的東西，為教門做更多的事了。

    “我有時候也想，假如我當年在仕途上一路攀升，現在工資不低，日子也一定不會差。但我也會失去很多，起碼不會有這么多的感悟。假如我得的是腦癱呀半身不遂什么的，那該多犯難……現在只要心臟病不犯，我就跟好人一樣。”說到這里，元康像一個孩子得到了禮物般快樂地笑起來，鬢發花白的額角也仿佛泛著幸福的光澤，“所以我們應該信前定，一切都是真主安排好的。”

    談及《回族人家》的生活基礎和創作初衷，元康并沒有正面解釋，而是以另一個話題做了含蓄的回答：

    我是土生土長的北京回回，缺乏農村回民社區的參照。但就都市回族社區來看，我生活多年的這個社區相對比較典型，但社區成員之間已經沒有多少信仰（精神）紐帶作用了，實際上更像一個徒有虛名的空殼。前些時候我去呼和浩特，看到那里的穆斯林社區，感到很震驚，他們彼此的精神紐帶感很明顯、很強烈，幾乎人人都在為穆斯林哲麻體辦實事。但在北京這樣的城市社區里，回族內部魚龍混雜的現象非常明顯，一些“回奸”幾乎以職業的形式存在……這種內部的消耗和破壞勝于外部。

    其次，回民子弟最初的信仰啟蒙無疑來自家庭，最起碼的飲食觀、民族認同感都是靠家庭給的。可當圍寺而居的居住格局被打破之后，“民族團結”正在演變成民族融合，家庭的信仰傳統也在受到沖擊，信仰對孩子不再是必修課，而是洪水猛獸，這可能是都市回族面臨的最嚴峻的課題。比如傳統社區的拆遷改造問題，對于回族人最大的負面作用就是回遷的經濟壓力造成社區回漢比例嚴重失衡，隨之而來的是同化的趨勢越來越強大，管理部門敷衍縱容，譬如清真飲食業的老板、廚師、服務員……究竟有多少是穆斯林？一連鎖，給了錢就隨便開，沒有人來管。再一個傷害就是文化氛圍的喪失：不僅回族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文化喪失了有效的載體，包括古都名城的地域文化、歷史文化也不能幸免。

    信仰語文：信仰是寫作的筋骨

    元康的一生，疊印著一個都市回回的生命蛻化、信仰嬗變的痕跡。

    他出生在北京城南的一個回族人家，從小的印象中，祖父和父親好像就從沒做過禮拜，也很少去清真寺。他小時侯也沒進過清真寺學經，祖父去世后家里請門頭師傅來念經，他就去跪經。和眾多東部都市的回民一樣，從小學到中學，他接受的都是唯物論教育。入團時，還被叫到團區委去談話，問他是否有宗教信仰。

    “我覺得很奇怪，我從小學就加入了少先隊，現在是要求加入共青團的進步青年，怎么會去信仰宗教呢？于是我堅定地回答：我信仰馬列主義，不信仰宗教！”這樣元康順利地加入了共青團。

    1974年，經外交部選拔，元康與另外兩位戰友被派往西藏那曲支教。“那時候在鄉下牧區，語言不通，怎么辦？跟藏民借個壺就畫個壺，借個桶就畫個桶，吃酥油茶，吃糠粑，住露天帳篷，邊吃飯邊落雪花。”有幾次去拉薩，偶然看到被破壞的清真寺，一些身穿藏袍的婦女仍然在里面忙活。后來他才知道，那就是所謂的藏族穆斯林，俗稱“藏回”。這樣的景事喚醒了他對民族最初的樸素感情。

    在邊疆下放時，元康還沒有任何信仰啟蒙，抽煙喝酒是再自然不過的生活習慣。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他在工作中接觸了西北的一位回族干部，才對伊斯蘭教有了一些認識，后來知道喝酒是大罪，就立刻戒了，戒得非常徹底。煙早就不吸了，因為怕得癌。

    何鳳山的出現，成為元康信仰轉折的契機。

    1996年開始，他經常去何老師家聽課，學習認主學，學習洗大小凈，學念“索勒”（古蘭經短章）。“第一次進清真寺我也很發憷，自己什么都不會別人不笑話嗎？可當你邁進清真寺的門檻后，你就會感到有一種再也舍不掉的歸屬感。”元康還告訴記者，他把自己的這些感受都寫進了《回族人家》，男二號米紹珩這個人物，就有自己的影子。知識分子走進教門的開始一步是很困難的，他總是不斷地質疑自己：

     真主是確實存在的嗎？

    天仙每天都跟著你嗎？

    世上那么多人，得有多少天仙？

……

    在有教門的人看來，這些問題確實很幼稚，但它們的確曾經是困擾他思想的障礙。元康認為，勸一個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信教，一般比較容易；但要勸一個知識層次比較高的人入教，往往難得多。米紹珩就是經歷了幾次反復后才堅定了信仰的。而一旦有了信仰，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自覺。

    有一天，元康聽著何老師講課，突然萌發出一個想法：我能來這里聽課，可是還有那么多的人沒辦法來這里聽課，這樣下去宣教的受眾面總是有限的。曾從事過多年編輯工作的元康馬上意識到，宣教一旦能夠借助媒介，就會成倍地增加效力。——如果寫一部小說，用文學的形式反映教門，讀的人肯定會更多。

    這就是《回族人家》最初的萌芽。

    直到今天，元康還在為教門寫作。他不光接著寫小說、寫雜文，還自編、自撰、自印創辦了一份叫做《回春》的民報，已經辦了四五期。自己一個人出去跑采訪，一個人編輯，一個人跑印刷，最后又一個人一份份送出去，而且全部自費。“過去一個月三百塊錢，不也挺過來了嗎？現在有點兒錢，就更應該為教門做事。”

    話題轉到信仰寫作，元康對《關注》首倡的“信仰語文”這一概念頗多同慨：“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新概念。其實信仰文學的傳統自古就有，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這樣一個概念，但在各種信仰之下，大量優秀的作品發揮著它們的價值。”他認為，今天中國的文學缺乏的正是信仰的筋骨，而回回民族、穆斯林群體的信仰更缺乏文學的表達。信仰文學在世俗的視野中，也許是邊緣化的；但在價值的層面上，卻應該成為旗幟。

    元康的理解是：信仰寫作——為信仰寫作、以信仰寫作，它要求寫作者首先必須具備信仰。而信仰的最低標準是：氣節。既然是信仰寫作，就不能明哲保身、趨炎附勢，就不能做墻頭草、兩面派。有時候，為了成為主流隊伍中的一員，就必須得按照他們的格式去寫作、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事，這就勢必污染信仰寫作的純潔舉意。

    “穆斯林文人”：文人更須有行

    《回族人家》的命運，和它的作者一樣，一生三起三落，幾經沉浮。

     哪個作者不希望心血之作可以面世，接受更多讀者的檢閱？可是對于一個出身民間、選擇了民間立場、又為民間而寫的業余寫作者，出版談何容易！元康帶著厚厚的書稿，跑了幾家出版社，最后都碰了壁。一家出版社倒是很感興趣，說寫成這樣不容易，基礎很好……可最后還是無果而終。

    2004年，《高原》開始連載這部小說，讀者好評如潮。可畢竟刊物的出版周期太長，一位年邁的鄉老焦急地說：“您這兒再不印出來，我們這輩人就甭指望看到結尾了！”

    有人建議元康，不如先設法弄個書號印出來，看看反映如何。元康覺得有道理，就通過天馬圖書公司印了不到兩千冊，在清真寺內部傳閱。

    可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善良舉意的后面，還要背負接踵而至的毀謗和暗箭。只是因為作者秉筆直書，忠實地記錄了胡同回回的歷史變遷與眾生百態，辛辣的筆觸揭露了族內一些丑惡現象，便有人對作者百般刁難、橫加誣陷了。

    對此，元康問心無愧：“一個人對母族最深的愛就是批判她的不足，高喊愛國口號的不一定就真是愛國的。”他認為，批判意識實際上是一個作家血性、責任和道義的體現。面對劣根和不足，一定要敢于表現，敢于揭露。都市回族眾生百態，丑陋的現象是真實的存在，絕不是戴著白帽就是我們的兄弟。——這一點無須避諱。

    正因為如此，他在《回族人家》里勇敢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敗類；也是因為如此，這部書稿后來才經歷了那么多磨難。元康說他在書中批判的那些反面人物都是信仰的背離者，這種批判實際上正是在頌揚信仰的堅守者，所以他覺得他講了真話，寫了真事。對于《穆斯林的葬禮》，他認為那部作品贊美了偉大的愛情，卻把唯一的傳統信仰代表人物韓太太塑造成一個陰暗角色，根本方向發生了顛倒錯位，所以他不認同。

    探尋《回族人家》深處的故事，走進“穆斯林文人”元康的心靈宅院，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信仰寫作者的樸素情懷：“‘穆斯林文人’這個稱謂，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更是一種鞭策和警示：做一名穆斯林文人，首先你得有信仰，你得堅守五功，品質要虔誠，要有敬畏心。你怕丟工作，怕丟官，做下了那么多虧折事，你就不怕真主懲罰你么？堅持信仰，哪怕接受許多磨難，比如這本書，你們不給出，我就自己來出。其次，我覺得為人要寬容，要尊重別人，包括地位比你低的人。我做教師的時候，學校的伙房師傅、木工、水工對我都特別親切，我對他們也都是相當尊重，不能因為自己是教員，就瞧不起后勤人員，需要幫的忙一定要幫一把……”

    古有“文人無行”一說，今天這四個字似乎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標準。但喜歡自稱“穆斯林文人”的元康卻始終堅持著這樣的信念：“文人更應該有品行，誠信，厚道，淡泊，不嘩眾取寵。還是那句話：活著，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兒，就該知恩，就得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