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清，云南大理喜洲人，回族，1933年生。中國著名少數民族語言學家、民族史學家、云南省民族教育研究會副會長、云南省回族研究會副會長、昭通回族學會名譽會長、云南大理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著有《昭通回族文化史》、《昭通史編年》、《大理喜洲文化史考》、《大理珂里莊史》和《大理白語疏證》（待梓）。

我國境內許多民族的形成一般都經過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部族——民族的發展階段，而回族卻不同。它是在封建社會鼎盛時期逐漸形成的，它的主體來自西域，卻繁衍于中國。它的形成跨越了從氏族到民族的所有階段，這是回族形成的特殊性。

誠然，回族的主體來自西域，而西域這一個概念其范圍非常大，從地理位置而言，它領有中亞、西亞等廣大地區；從民族而言，則分屬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中亞人等。因此，唐、宋時期的西域是一個復雜的地理概念。唐代，廣闊的西域已為伊斯蘭文化所統一，由于東西文化交流的需要，西域人陸陸續續進入中國，是伊斯蘭文化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并在中國居留下來，從唐到宋，被稱為蕃客，其后裔被稱為土生蕃客，這是回族來源的主干，昭通許多家譜能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

十三世紀，蒙古大汗西征，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為蒙古征服，回師東進時，大批的西域人又被裹協而來，或從政，或從商，絕大多數從軍，“上馬以備戰斗，下馬則屯聚養”，分別編入“探馬赤軍”和“回回親軍”之中。不論他們來自何方，也不論他們所從事什么職業，統稱為色目人，有時也稱為回回。回回是色目人中的伊斯蘭教信仰者，是色目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大批的色目人與原來的蕃客、土生蕃客的后裔不期而遇后，一個以伊斯蘭文化為特征的民族在東方開始展現其端倪。為了適應中華文化傳統，伊斯蘭文化以其理念的開放性對儒家文化作了精心選擇，從而創造了回族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斯蘭文化通過漢語傳播吸取華夏文化精華，是中國回族得以形成的基礎條件。留居昭通的色目人在他們的生活實踐中具備了這個條件，于是就自然地演化為回族。

明初，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率蘭玉、沐英等回族將領進入黔、滇，所率兵丁多是西北和江南回民。為了在政治上控制黔西北、滇東北地區，進而穩定西南大局，便以烏撒（威寧）為據點，屯兵駐守，于是威寧便一躍而為軍事重鎮，駐守的回族屯軍一面為朝廷守土爭城，一面逐步向民戶轉化，成為地道的回族。同時又有上千回軍在昭通葫蘆口與八仙海屯墾。烏蒙山回族就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由于烏蒙土司祿氏有較強的保守性，對非其族類采取不甚歡迎的態度，致使昭通回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改土歸流前后，清政府采取利用漢族、回族以鎮壓彝族的方針，不僅將哈元生將軍所率的回軍投入軍事行動，而且還征調回民作為臨時“鄉兵”參與所謂的“平叛”。軍事結束，一部分回族將士被安置在昭通領土占籍，緊接著又以優厚的條件招墾，于是，威寧、宣威、會澤、東川、曲靖等地回民便蜂擁前來墾植，目前昭通回族的分布狀況基本上開始于這個時期。

如果說唐、宋的蕃客與土生蕃客是回族的首批先民，那么元代的色目回回則是回族的第二批先民，這兩批先民就是構成回族的主要來源，而明、清進入昭通的回回，不論他們來自哪里，都是回族的遷徙和蔓衍，簡言之，是民族的發展，并不是支系的嬗變，昭通回族是全國回族的一個有機的部分。

那么，當昭通回族這個民族群體形成以后，有沒有其它民族以群體或部分融入到回族中呢？回答是肯定的。據《元史》記載，元代，畏兀兒（維吾爾）人曾在昭通屯戍，這部分人便成了昭通回族的一部分。又據有關家譜記載，回族中的保姓、鐵姓、余姓，原是蒙古貴族，元、明時期先后融入昭通回族，成為著名的阿訇世家。明、清之際融入回族的尚有漢民。目前，昭通回族有108姓，傳統的姓氏有馬、賽、撒、鎖、納、張、李、楊、米等20余姓，其它許多姓氏來源還有種種不同說法，未能確考。據家譜記載，從漢族融入的姓有孔、阮、馮等姓，家族人口已成千上萬，而且歷代都有非常著名的大阿訇，有的還握宗教的牛耳，有崇高的威望。除此，雍、乾年間還有彝民融入到回族當中，《大師馬家譜》、《松林馬家譜》、《都民軍馬家譜》都有明確記載。以上事例說明回族的來源是多元的，回族不是以血緣或地域為基礎形成的群體，而是以伊斯蘭文化為主體，以漢語為交際媒介，并通過使用漢語進而吸收儒家先進文化（包括與伊斯蘭文化重合的理念）而形成的文化群體。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回族所具有的濃郁的鄉土觀念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眾所周知，昭通漢、彝、苗等民族稱回族為“親戚邊”，不正是通過文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注釋嗎？

關于昭通回族源流，正史記載太略，地方志書語焉不詳。改革開放以來所掀起的回族歷史研究大潮中，擁有16萬人口的昭通回族歷史與現狀的調查與研究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與關注，求其原因，在于資料太少。為了彌補這個不足，特不嫌其煩地將有關資料統為一篇，供研究參考。

一、唐、宋時期

中華回族的來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為主體，與漢族、蒙族、維族及其它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回族的母體文化是伊斯蘭文化，但它不斷地吸收其它民族的先進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從而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回族文化。回族及其文化同時萌發于唐、宋時期。

公元七世紀，在亞洲東西兩端同時出現了兩個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國，一個是以儒家文化為立國之基的大唐帝國，一個是以伊斯蘭文化為立國根本的阿拉伯帝國。大唐帝國的文化西越蔥嶺，向中亞一帶深入，而阿拉伯文化則東穿黑海和草原，也向中亞一帶傳播。古絲綢之路的商業交往成為兩大帝國聯系的契機，而絲綢卻成為兩種文化交流的紐帶。阿拉伯語稱中國為“遜尼”，它的意思就是絲綢之國。兩個文明大國終于在沙漠的綠洲間各自獲得了對方的信息。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獲得了有關中國的所有信息后，向穆斯林世界發出了莊嚴的號召：“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也應當前去學習。”這無疑是知識的一道彩虹，是通向中國的一座友誼的橋梁。在先知睿智的召感下，阿拉伯派遣出向大唐皇帝致意的使臣，派遣出大批以交換為任的商人。他們懷著美好的憧憬，絡繹不絕地奔走在已有上千年歷史的古絲綢之路上，紛紛揚揚地來到東方第一大城——長安。據《舊唐書》和《府冊元龜》的記載，從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公元789年（貞元十四年），阿拉伯帝國到大唐首都長安通聘的使團就有37次之多，平均每四年一次，來往之密，古代外交史上罕有。使者和商人為了表示對大唐皇帝的敬意，常攜來大量名貴的阿拉伯特產（方物），有香料、犀牙、珍珠、龍腦、乳香等，受到皇宮、貴族社會的普遍歡迎（楊懷忠《回族史論稿》）。當時唐朝正處于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統治階級認為“四夷”來朝是天下歸心的表現，從而表現出少見的闊綽和大度，回賜的東西遠遠超過進貢的東西。這實際上是一種以政治包裝的通商活動，中、阿雙方都從中得到了實惠。作為通聘的使者，來來去去，一批去了又來一批，并不是一種穩定的職業，他們所起到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搭橋引路作用。而商人卻不同，他們既可以來了又去，還可以去了又來，不受時間的限制，唐朝政府給阿拉伯商人以優厚的待遇，為他們構筑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于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便長期居住下來，在異國土地上娶妻生子，招夫納婿，一代一代地繁衍著種族。為了生活的方便，他們聚街而居；為了過宗教生活，他們在聚居之處興建禮拜堂，“小集中”的局面就這樣形成。實際上在西域商人這個社會群體中，包含有阿拉伯人、中亞人、阿富汗人、西突厥人、回紇人等，全由“伊斯蘭”文化這一個紐帶將他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但是他們各自的母語并不給他們帶來交際的方便，于是他們遵照先知“到中國學習”的訓導，選擇漢語作為相互交流、聯系的工具，回族說漢語自此開始。不過這一個社會群體在唐朝人的眼光中，是屬于商人，而且是有不同于華夏文化的商人，因此，概稱之為“胡商”或“蕃客”，表明留居中國的西域人在政治上還沒有取得“中華”的國籍，在文化心態上還沒有適應中國的文化方式，所使用的漢語也并不嫻熟。總而言之，外來文化的特征（至少是表面特征）還居于主導地位。因之，稱為“胡商”、“蕃客”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到了唐玄宗開元以后，大唐帝國內部政局變化，致使西域的交通不暢，于是商人又憑著他們豐富的世界知識，開通了從阿拉伯半島沿波斯灣通向中國南方的海路，使者、商人與唐朝前期一樣，不絕如縷，歷晚唐、五代以到兩宋一直興旺不衰。據楊懷中先生《回族史論稿》統計，從公元968年（宋開寶元年）到公元1168年（宋乾道四年），阿拉伯帝國派遣到宋使團達49次之多，歷兩百年，平均每四年一次，其密度與唐時相等。西域與中國經濟文化交流的緊密可見一斑。

經過唐、宋時期的蘊釀，定居中國的西域人至少已經歷了二十多代，取得了“土生蕃客”（僑民）的稱謂，他們對華夏文化不僅適應還有較深的了解；他們的人數已經不少，而且分布呈“線、點”的推移。一般來說，長江以北，從長安推向鄭州、開封、洛陽、濟寧，然后沿運河南抵揚州；長江以南，則沿南海、東海、從廣州到泉州、明州、杭州，然后沿運河北抵揚州。唐、宋時期，揚州成了中華穆斯林最集中的城市。這是先民獨特的向心推移方式。如圖：

長安→開封→洛陽→濟州

↓

揚州

↑

廣州→泉州→明州→杭州

當推移到一個城市以后，為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方便，往往建立清真寺（當時多稱為禮拜寺），并且圍繞清真寺聚族而居。以后回族在全國范圍內“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就在此時打下了基礎。唐宋時斯揚州的穆斯林相當多《新唐書•四神恭傳》載：“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到了明末，清軍殘殺揚州軍民二十多萬，其中回族就達兩萬伍千余人（杜文秀《古蘭釋義》）。這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至于南方的廣州，唐時，李勉任嶺南節度觀察使，“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實行海洋開放政策，原先，每年從阿拉伯來的船舶僅四、五艘，而到公元769年（大歷四年）末，“至者四千余”（《舊唐書•李勉傳》卷131）。楊懷中先生推算：“若以每舟容載200人計之，四千余船舶當載人至八十余萬，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艘進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唐時廣州海外貿易之盛，可以想見”（《回族史論稿》）。其中，有人回去，有人又留下來，土生“蕃客”的層積也就越來越深了。

唐、宋時期，土生“蕃客”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自然會把“蕃商”的活動領域擴大，深入到軍事、政治、文化領域。

唐天寶年間，安祿山率兵反叛，洛陽、長安相繼失陷。“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以文平郡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率溯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以進討。……賊將張通駐守長安，聞守忠敗，棄城走，遂克京城。”（《新唐書•代宗紀》）那么，所謂“大食兵”是怎么一回事呢？《文獻通考•大食傳》說：“阿蒲羅拔為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恭拂立。至德初（公元756年）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師。”千里迢迢武裝朝貢，這是不可能的。實際是唐朝政府向大食國借兵，現在昭通回族還盛傳“唐朝政府以三千漢人換八百回回”的故事，就是由這段史實演化出來的。戰爭結束以后，所有大食兵丁（包括原來的“蕃客”，樂于居住在東土，不愿再回到故地去。唐朝政府就“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對大食兵的統領，則封為“兵馬使”或“牙將”而且將他們“分隸神策兩軍”（《資治通鑒》），其政治地位在禁軍之上，給養十分豐厚。這是回族先民由從商轉到從軍的開始。不止如此，公元798年（貞元十四年），阿拉伯使者含差、烏雞、沙北前來朝貢，“皆拜中郎將”（《文獻通考》），這樣，回族的先民又取得了在東土“從政”的資格。到了宋朝開寶元年（公元968年），阿拉伯帝國“遺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文獻通考》）。南宋末年，南方福建泉州的蒲壽庚也是來自西域的“蕃客”，曾為南宋朝廷平海盜有功，“累官福建沿海都制使，總海舶”（《閩書》卷十五）。以上事實說明，回族先民在唐、宋時期，有的已分別取得了中華國籍，其上層人物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民享有較高的待遇，他們的出現對回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漢文化方面，唐、宋時期的回族先民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唐朝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國人李彥升，為大梁連帥范陽公薦于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全唐詩文•華心說》），值得大書的是，五代西蜀的回族先民（波斯人）文學家李洵。李洵，字德潤，祖輩來華后客居長安。唐末，隨僖州入蜀，居四川梓州。王建割據西蜀，納其妹李舜弦為妃，洵以文才為王建所賞識，成為“花間派”詞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四國春秋•李洵傳》），所寫的詞，《花間集》收37首，《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十冊錄洵詩詞54首，其妹李舜弦詩三首。李洵的詞風格清淡，寫情寫景真實，更善用典故，“九疑山”、“三湘水”、“巫峽、楚王、瑤姬”、“越王臺”、“劉阮”、“嬋娟”、“巴楚”、“朝云暮雨”、“南浦”、“汀洲”等文人常用的地名、人名和典故，在抒發自己的感情時，信手拈來，結合得天衣無縫。讀了李洵的詩，誰也無法相信，他還是一個才華化不幾代的蕃客呢！

民族學家以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全集》2卷）。根據這個觀點，有人認為唐宋時期的“蕃客”和“土生蕃客”原來既沒有共同語言，來華后也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特的語言，加上沒有共同的地域，所以似乎還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來看待。殊不知作為一個民族（不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也不是以地域為基礎的部落聯盟）的本質條件是“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個條件唐、宋時期的回族先民——蕃客和現代回族幾乎完全一樣，并無本質上的差異。必須明白，當時的回族先民既有較濃厚的阿拉伯故土情緒，但是也非常熱愛中華，而且在主動縮短文化上的距離，積極消除在文化上的陌生感。元明以后，特別是當代回族，已經從理性上認識到回族的來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人）為主體摻和了維吾爾族、蒙古族、漢族的血統，文化上以伊斯蘭文化為主要特征，同時吸取許多民族的先進文化（特別是以漢族為代表的華夏文化）而在中華大地上形成的民族，雖然形成的時間較晚，但也應當算得上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兄弟民族，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代回族所具有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疑是從唐、宋時期回族先民那里繼承來的。據此，把回族形成的時間下限到元、明之交或明代，恐嫌失之過晚。

回族先民來源于阿拉伯、波斯、中亞這一事實，不僅為歷史文獻所證實，而且也為昭通回族的許多家譜所證實。蔡家地馬、下壩馬、松林馬、陜西馬、馬家屯馬、陸良馬、海子屯李、阮、米、鎖、虎等十多姓的宗譜，對各自先祖從西域來華的時間都有明確的記載。

據《陸良馬氏族譜》（包括“河西馬”）的記載，該族在隋朝（589——618）即已進入中國：

（族）移民，由（西域）至東（東土）漸自隋朝，籍貫陜西熟皮巷，移居應天府，南京籍。

據馬良益先生稱，該譜系根據立于貴州威寧鴨子塘的祖碑寫成（碑毀于文革期間），詳見《昭通回族歷史資料》。那么昭通陸良馬姓（包括河西馬）及知識界中一些人認為回族先民在隋朝時期進入中國的說法有沒有根據呢？

《明史•西域傳》根據《通典》、《新舊唐書》的《西域傳》說：

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干葛始傳其教入中國。迄于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誠然，伊斯蘭教在隋文帝開皇中期就已傳入中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0（南朝陳宣帝太建二年），開皇年間，他20歲上下，曾走南闖北，一面經商，一面觀察社會，增長見識，屬于伊斯蘭的醞釀時期。到了大業六年（610年），他四十歲，正式奉天啟創立了伊斯蘭教，這時，隋文帝已辭世10年，而大業也正是隋朝的興旺時期，有西域人進入中國是有可能的。但西域人進入中國并不等于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二者是有區別的，但當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后，大業時期來華的西域人即皈伊斯蘭教則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下壩馬姓、陜西馬姓、都民軍馬姓、海子屯李姓、米姓、鎖姓等宗譜則認為他們的先祖來自唐太宗貞觀年間。

《昭通下壩馬姓族譜》說：

舊譜其溯源由來，上悉淵源，幸得蹤有據。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國。貴圣在位，興教勸化，（時當）唐貞觀元年，唐王夜夢感悟，欽差唐王駕下大臣石棠奉旨西域國，晏請貴圣駕下臣員葛師爸爸來至中國，隨從三千人馬，奉旨遷居陜西長安府內倉門口，建修清真寺，迨后流派繁衍，分遷居于西安府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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