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教育體制——經堂教育

     早在伊斯蘭教初傳中國之初，回族穆斯林就在宗教活動和宗教生活中自發地進行伊斯蘭啟蒙教育。到了明末，陜西咸陽渭城人胡登洲首倡經堂教育。他率先出資在家中招收弟子，講經傳道。后來，他轉向清真寺辦學，半靠自己的財力，半靠清真寺的供給和穆斯林的施舍，其弟子越來越多。就這樣，胡登洲揭開了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序幕。后來，各地清真寺紛紛效法，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教育體制。

     我國清真寺建筑是左右對稱的風格，一般在主體建筑禮拜大殿的前邊建有南北對稱的廂房，北邊的廂房作為阿訇講經的地方，稱為經堂。胡登洲因在清真寺經堂辦學，所以稱作經堂教育、寺院教育或回文教育。

     經堂教育有小學、中學和大學三個層次，其中，小學部也稱為經學，一般招收 6-7 歲的穆斯林兒童入學，主要教授初級阿拉伯語的拼讀和一般的宗教常識。大學專門培養新的阿訇，學生稱作“海里凡”、“滿拉”或“老師夫”。教師為特聘阿訇，被尊稱為經師、明經、開學阿訇或烏斯托等。

     早期經堂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及經典，主要依靠學生抄寫。在經堂教學中，師生們主要使用“經堂語”進行教學。經堂語是一種獨特的語言，它運用漢語語法規則，將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中的不同詞匯或詞組拼合成句子和文章。

     經堂教育為伊斯蘭教培養了大批人才，造就了一批名師、學者和阿訇，使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由口授家傳轉變為學校教育，同時啟動了漢文譯著活動。

     二、開展了獨具特色的漢文譯著活動

     回族穆斯林的漢文譯著活動，經歷了三個階段。明末王岱輿譯《正教真詮》開漢文譯著活動的先河，張中、伍遵契先后加入漢譯活動，此為漢文譯著活動的第一階段。上述作者的譯著中雖有儒家或佛教的影子，但伊斯蘭教的特征比較明顯。他們敢于同佛教、道教就宗教問題和世俗問題進行對話，也敢于質疑宋明理學的一些觀點。

     第一階段漢文譯著活動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張中的《歸真總義》、《四篇要道》、《克理默解》；伍遵契的《修真蒙引》、《歸真要道》等。

     漢文譯著活動的第二階段從馬注開始譯著《清真指南》始，至金天柱完成《清真釋疑》為止。此時期有代表性的漢文譯著，已看不出單純的伊斯蘭特質，而采取了明顯的伊斯蘭教與儒家文化結合的形式，同時具有伊斯蘭教和儒家學說的雙重特征。本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馬注的《清真指南》、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和《天方至圣實錄》等；金天柱的《清真釋疑》等。其中，以劉智的著作影響最大，他本人也被認為是將“以儒詮經”運動推向高潮的代表人物。劉智的《天方典禮》還被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存目中，這也是惟一收入其中的中國伊斯蘭教著作，可見其重要性和代表性。

     隨著活動中心逐步轉移到了云南，遂進入漢文譯著的第三階段。此時期的漢譯范圍擴大到了天文、地理、文學和《古蘭經》。這一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馬德新的《大化總歸》、《四典要會》、《性命宗旨》、《道行究竟》和《視天大贊集解》等。

     以儒詮經運動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使中國伊斯蘭教的民族化特色更為突出。

     三、建筑、姓名、服飾的中國化

     在清真寺建筑方面，中國內地的多數清真寺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殿宇式四合院形式，照壁矗立門前，雕梁畫棟、楹聯匾額存于寺內。這與阿拉伯國家綠色圓頂清真寺有鮮明的區別。

     在宗教節日方面，中國穆斯林十分重視伊斯蘭教傳統節日開齋節、古爾邦節、圣紀節。古爾邦節在中國還被通用漢語的穆斯林稱為 “忠孝節”，顯示出融合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伊斯蘭特色。中國穆斯林的圣紀節也很有特色，可以在教歷 3 月里任意一天舉行，作“爾麥里”（即念經作善事）、宰殺牛羊，設宴聚餐，紀念穆圣。這與阿拉伯國家的圣紀節完全不同，他們的圣紀節是在教歷 3 月 12 日 紀念穆罕默德誕辰。

     從宗教習俗來看，中國穆斯林在姓名、衣著、婚喪等方面都已融合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因素。

     回族在元代多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作名字，如忽撒馬丁等。元代政治家典赤·瞻思丁之子納速拉丁在陜西做官時，生有 9 個兒子，將自己的名字拆成四姓納、速、拉、丁分給兒子后，又按穆罕默德的名字劃姓馬、哈、穆、達。還因回族崇尚白色，又使用“白”姓。因此，回族中姓這 9 個姓的較多。在和漢民族交往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回族穆斯林使用漢姓。回民大多有經名即阿拉伯文名，用歷史上有名的 25 個先知、大賢的名字給男孩起經名，如易卜拉欣、穆薩等。女孩多用圣妻和女賢的名字起經名，如海底徹、麥爾彥等。在社會交往中，漢文名之前加上經名，形成中國回族特有的姓名，如男子用阿里·哈德寬，婦女用阿依莎·丁莉等。

     回族先民的服飾與漢族服飾有很大差別，明朝以后回族服飾逐漸漢化，但仍保留著回族特征：婦女戴蓋頭，男子戴白帽。所謂蓋頭，實際上是婦女使用的特殊頭巾，佩戴時，將頭發、耳朵、脖子等遮在頭巾里面。回族男子愛戴白色平頂小圓帽或五角、六角、八角白色小帽，這種帽子又被稱禮拜帽，男子做禮拜時都要戴。

     四、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倫理道德體系

     在倫理道德方面，回族伊斯蘭學者以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忠孝名教”等倫理道德來闡釋伊斯蘭教的“認主獨一”和伊斯蘭教的功課。一方面堅持了伊斯蘭教的根本信仰和《古蘭經》、《圣訓》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并將兩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倫理道德體系。

     伊斯蘭教教義中有六大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經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其中最根本的是“認主獨一”即信安拉。明末清初的王岱輿、劉智等伊斯蘭學者將“認主獨一”的教義與儒家的太極學說有機結合起來。在承認萬物統一于五行，五行統一于陰陽，陰陽統一于太極，太極本無極的太極學說的前提下，又提出在無極和太極之先，還有一個“造化之原主”——真主（或稱真一、真宰）。真主才是造化天地萬物的本體和世界萬物的總根源。這樣既堅持了伊斯蘭教關于“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的基本信仰，又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認主獨一”的教義。

     對于神權與王權的關系，伊斯蘭教認為必須“忠于真主”，但這違背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為了調和這一矛盾，中國伊斯蘭學者提出，只忠 于 君，不忠于主，不是“真忠”；只忠于主，不忠 于 君，不是“正道”。必須忠于主，也忠 于 君。很好地解決了伊斯蘭教在中國遇到的神權與王權的矛盾。

     在倫理方面，回族穆斯林將《古蘭經》和《圣訓》的基本原理與儒家倫理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倫理體系。劉智在《天方典禮》一書中，用“五典”概括了這一體系，“五典”內容及其排列須序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劉智認為安拉創造了天地萬物和人類始祖阿丹、哈娃，同時創造了“五典”，并把“五典”作為人類行為準則。伊斯蘭教還設立了“五功”：念作證詞（簡稱念），堅持禮拜（禮），齋戒一月（齋），交納天課（課），麥加朝覲（朝）。要求以“五功”完成天道，以“五典”完成人道。

     另外，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后融合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回族伊斯蘭教門宦制度。

     可見，中國伊斯蘭教的民族化特色是十分鮮明的。它把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加入到理解、注釋伊斯蘭教的經典中；把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哲學和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有機地結合；適應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環境形成了中國回族穆斯林的文化特色，使伊斯蘭教和回族穆斯林更好地適應了中國傳統和現實社會，具有了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