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南京，花紅柳綠，草長鶯飛。18日至19日，“紀念達浦生大阿訇誕辰130周年座談會”在這里隆重舉行。來自國家宗教局、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及江蘇省的有關領導、部分專家學者、伊斯蘭教人士和達浦生阿訇的親屬共70余人參加了座談會，共同緬懷這位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阿訇，并就他的經學思想、教育思想、愛國精神和崇高品格進行了探討和總結。  
 　　達浦生，諱鳳軒，經名奴爾・穆罕默德。1874年農歷四月初十出生于江蘇省六合縣南門外澄清坊一個阿訇世家。他一生從事伊斯蘭教的教育事業，在民族獨立和反帝愛國斗爭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是辛亥革命以來我國內地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譽的四大阿訇之一。

一、以回民教育為己任

　　達浦生家境清貧，卻從小聰慧好學。7歲入蒙館學漢字，10歲后在六合南寺義學讀阿文。17歲時到南京常巷清真寺義學習阿拉伯文、波斯文。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全國民情激憤。20歲的達浦生血氣方剛，一腔壯志，決計離家赴北京。到京后，經同鄉引見，拜會了牛街禮拜寺大伊瑪目王寬，投入王氏門下當哈里發。王阿訇學識淵博，思想開明，向以提倡新型伊斯蘭教育著稱，而達浦生不僅勤奮好學，而且對新事物十分敏感，因此師生之間心氣相通，感情彌篤。經過兩年的刻苦攻讀，22歲的達浦生就在牛街禮拜寺正式掛帳穿衣，做了伊瑪目，開始了自己的教職生涯。
　　1898年，北京發生“戊戌變法”，年輕的達阿訇深受新思潮和教育改革理念的啟迪，原來思想上革新回民教育的朦朧意識升華為堅定的信念。1899年，他返回故里任伊瑪目，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創辦了廣益小學。這是達浦生步入社會后所做的第一件革新事業，就讓他領略到了革新的艱辛與不易。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六合城內創辦了一所廣益小學，……這是我步入社會的第一件事業。當時回民是習于保守的，要他們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經過許多艱苦的奮斗。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奮斗，耐心說服頑固的守舊分子，不顧一切的勇于任事而沒有被斥為反教門，真是多么不易喲！”
　　1905年，達阿訇再赴北京，任牛街禮拜寺代伊瑪目。1907年，他的恩師王寬阿訇創辦牛街禮拜寺回文師范學堂，聘請達浦生擔任校長，此為開創我國現代伊斯蘭學校之始。隨后，他又任北京答帚胡同禮拜寺伊瑪目。
　　辛亥革命的勝利震撼了寧靜的經堂生活，也帶給了達阿訇新的人生機遇。1912年，達阿訇受甘肅提學使馬鄰翼之聘，任甘肅省回民勸學所所長兼省視學，一干就是6年。他在1951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整整六年，我在風沙冰雪中走遍了隴東、隴西、隴南和寧夏、青海等數十處，到處演講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小學。他身體力行，在蘭州創辦了南關回民小學。在他的影響下，甘肅先后辦起了一批回民學校。他還在各地禮拜寺布道講學，為排解教派、家族糾葛積極奔走，贏得了人們的信任。1918年，達阿訇借回鄉奔喪之機，辭去了勸學所所長職務，回到六合再度開拓回民教育事業。
　　1921年至1928年，達阿訇應上海一批熱心于宗教和回民教育的回族商紳的邀請，赴南洋群島等地開展貿易，并考察伊斯蘭教育。在此期間，他遍游南洋各埠，進行系統的考察和學習。這次出國考察堅定了他創辦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的意念，也為他日后自費出國宣傳抗日打下了基礎。
　　1928年從海外歸來后，達阿訇立即投入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和“中國回教公會”的籌建工作。他被推舉為“上海伊校”校長。該校創辦的目的，不單純是培養阿訇，而是要造就一批從事伊斯蘭教育事業的師資和研究伊斯蘭學術的高級人才，故課程設置上強調“四文”教育：中文、阿文、波斯文和英文，并設數學、地理、歷史、教育學、政治學、哲學、體育等課程。該校不拘于只講宗教課的傳統，十分重視阿文口語和語言寫作教學，使學生能適應未來出國深造和從事國際伊斯蘭文化交流的重任。該校共培養了3屆學生，并先后派出兩批學生赴埃及留學，造就了一批伊斯蘭學者。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后，被迫停辦。
　　1938年，達阿訇自費出國宣傳抗日回到漢口后，在難民收容所見到一批失學的回族青年，感到自己有責任繼續完成回民教育之重任。于是決定恢復“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他對當時的政府官員說：“六十老人無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為己任，今后將為在大后方恢復‘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而竭盡全力。”迫于當時形勢，當局撥給他辦學經費，以褒獎他自費出國宣傳抗日之功。阿訇于當年10月到達西安，于次年選定在甘肅平涼建校，并改名為“平涼隴東師范學校”，自任校長，延請名人任教，還特意到八路軍辦事處聘請政治教員。由于這所學校聘用了一批思想先進的教師，他們在學生中積極宣傳抗日和革命主張，并利用寒暑假，組成宣傳隊，赴隴南各縣向群眾展開宣傳活動，影響很大，從而培養了一批有愛國思想、民族意識和有文化科學知識的回族人才。這種進步氣氛當然為反動當局所不容，千方百計施加壓力。事務的勞頓和事業的挫折，終使老人染病臥床，當局借機逼他辭去了校長職務，并改組了學校。至此，該校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辦學思想。
　　達阿訇從小就生活在回民之中，個人事業與伊斯蘭教連在一起，他感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多賴于習俗之延續和各教坊清真寺阿訇講述教義、教律。既沒有一部理想的《古蘭經》漢譯本，更缺乏一套適合中國廣大穆民閱讀的漢語著作，以系統、全面闡述伊斯蘭教的沿革及教義的真諦。所以，他中年時就立志要寫一部學術著作。69歲時，他居住在寶雞一個小山村，潛心著作《中國伊斯蘭六書》以實現這一心愿。1945年抗戰勝利后，達阿訇回到南京，又遷居上海，其間仍孜孜不倦，竭盡全力完成了長達30萬字的專著�D�D《伊斯蘭六書》，被人譽為“匯通中阿，潤物無聲”的伊斯蘭學術力作。去年，這部著作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二、自費出洋　宣傳抗戰

　　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使成千上萬的百姓無家可歸。達阿訇積極奔走，籌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難民收容所和太倉路回民難民收容所，為教胞籌募糧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挽救了許多同胞的生命。
　　這一時期，他從國外朋友的來信中得知，日本在發動侵華戰爭之初，就陸續派遣浪人往中近東各伊斯蘭國家活動，顛倒是非，欺騙這些國家的人民。而我國對這些國家連一張阿拉伯文的傳單都沒有。于是，在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的驅使下，達阿訇決定自費出國，遠赴埃及、印度等國，以自己的聲望和熱忱，宣傳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揭穿日本軍國主義的欺騙與謊言，爭取這些國家對于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與支持。
　　他籌借了一千大洋，于1937年12月29日，只身出國。首先到達埃及，適逢年輕國王結婚盛典，各國穆斯林云集，為宣傳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當國王接見他，了解我國的情況時，他說：“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共赴國難，咸存玉碎之心，不為瓦全之戀，日本雖強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國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樣的熱愛祖國，抗御暴敵，不愿為日人之奴隸。或直接持戈參戰，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攜手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埃及國王對此回答深感欣慰，他笑容滿面地說：“那很好，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的！”
　　1938年2月3日，達阿訇在埃及適遇中國“近東訪問團”，即共同參加了在那里召開的“世界回教大會”，與會代表和群眾有15萬人。達阿訇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日軍侵華罪行。還與3名自稱伊斯蘭教徒的日本浪人舌戰，使其當眾出丑。他在埃及用了3個月的時間，撰寫了一本一百多頁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歷述60年來日本侵華的史實及近年來日帝的侵華罪行，以及中國穆斯林積極參加抗戰的事跡。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給日帝以輿論上的譴責及經濟上的制裁。此書在中國留埃學生部之鼎力協助下，翻譯成阿文，先刊登在埃及《金字塔》報，引起埃及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后又分發給各伊斯蘭教國家及宣傳部門。
　　6月8日，達阿訇抵達印度，在那里他作了9次演講，聽講的印度穆民有1萬多人。他還會見了后來被譽為巴基斯坦國父的穆罕默德・真納。真納表示：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不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且也是對印度各民族獲得自由幸福的援助，所以印度的各民族將盡力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穆罕默德・真納還將《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翻譯發表，并在印度穆民中募集資金，買成藥品，送往中國。
　　達阿訇此次自費出國宣傳抗日，使日本人坐立不安，匆匆將東京1所佛寺改成清真寺，還揚言“天皇也將信伊斯蘭教”。在1938年5月舉行禮拜寺建成典禮時，埃及由于從達阿訇的宣傳中了解了真相，沒有派代表參加。阿訇在印度宣傳抗日時，孟買各界印制了多面中、印聯合小國旗，由青年學生出售，為中國募捐，竟有以巨款買一小旗者，足見印度人民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感人精神，也說明了達阿訇在國外宣傳的良好效果。
　　達阿訇在海外風塵仆仆奔走了8個月，帶著世界各地穆斯林兄弟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和支持，于1938年8月回到香港。當時國內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抗日氣氛強烈，當局派專人赴香港將他接到漢口。“中國回民救國會”舉行歡迎茶會，中國共產黨舉辦的《新華日報》8月8日發表了《上海回教長達浦生歡迎會》的消息，10月3日又以《達浦生先生訪問記》的長文專題報道了阿訇出訪宣傳抗日的成就和意義。文中說道：達先生深信，抗戰必生，不抗戰必死，惟有全民族團結起來血戰，更是我們不能忘記的警語。而且，他曾經以行動為他的理想作過回答了。

三、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
　　
　　1949年，達浦生阿訇以75歲高齡，在上海迎來了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新中國成立不久，上海市委統戰部就把居住在南京的老阿訇請去，轉達了中央的指示，請他赴京參加“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籌建工作。老人聞訊十分振奮，欣然北上。1952年，他作為新中國的代表，赴赫爾辛基參加了“世界和平大會”。接著，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朝覲團團長，率團前往麥加朝覲，因故只達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國。1953年，參與發起籌備“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同年被選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并擔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4年起，先后擔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江蘇省一、二、三屆人大代表。1955年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成立，他擔任院長。同年又率中國伊斯蘭教朝覲團赴麥加朝覲，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伊斯蘭國家的普遍關注。他還順訪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在新德里歡迎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并作為中國的大教長領了拜，獲得極大榮譽。期間，曾有一個國民黨駐外機構人員，以“學生”名義，敘“師生情誼”為借口，多次接近達阿訇，企圖用榮華富貴拉攏他，遭到阿訇義正詞嚴的駁斥。1955年他以周恩來總理顧問的身份，隨團抵達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了著名的萬隆會議。其時他已82歲高齡，周總理對他關懷備至，在飛機上將自己的床位讓給達老休息，老人深受感動。同年，他又作為中國�D�D印度尼西亞友好協會代表團團長訪問了印尼，受到熱烈歡迎，蘇加諾總統接見了他。隨后又去埃及訪問，納賽爾總統接見他時，問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就是隨周恩來先生參加萬隆會議的那位穆斯林顧問嗎？離別時，還送給老人一部精裝《古蘭經》，并在扉頁上親筆簽名。老人還曾以中敘（利亞）友好協會會長身份訪問了大馬士革。
　　作為著名的宗教界人士，達浦生大阿訇還受到過毛澤東主席的多次接見。1957年國慶，毛澤東主席與他同登天安門城樓。主席風趣地問：“先生有何健身妙術，如此老當益壯？”達阿訇笑答：“每日五次功課，數十年總不間斷。”毛主席欣然大笑。
　　1965年6月21日，達浦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國家為他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周恩來總理送了花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都作了報道。根據達阿訇生前遺愿，他的遺體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