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舉行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盛大慶典。深居邊陲的云南省少數民族同胞收到了赴京參加觀禮團的邀請。隨后，26個少數民族的35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員共43人，踏上了進京之路。

　　慶典期間，少數民族代表們一次次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在他們返回家鄉后的12月底，載入史冊的“普洱區第一屆兄弟民族代表會議”召開。1951年元旦，應會議倡議，數千人聚會普洱“紅場”立下“民族團結誓詞碑”。云南26個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及黨政軍代表共48人分別用漢文、傣文、拉祜文莊嚴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共同宣誓：“我們26個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區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舉行了剽牛，喝了咒水，從此我們一心一德，團結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誓為建設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奮斗！此誓。”

　　云南省檔案館這份標注著“滇南民族團結第一碑”照片檔案上的錚錚誓詞，至今依然令人蕩氣回腸。

去北京四個月歷程跨越千年

　　1950年的普洱專區雖然已解放一年多，但形勢還是非常緊張，逃到境外的國民黨殘余勢力隨時準備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起進攻。要穩定局勢，最重要的就是團結群眾、凝聚人心、增進邊疆與內地的相互了解和民族團結。適值新中國成立一周年之際，中央人民政府決定邀請邊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派代表進京觀禮。中共寧洱地委和普洱專區行署根據上級指示，組織動員全區各個民族中有影響的人物赴京參加共和國成立一周年國慶觀禮活動。

　　當時普洱專區的動員工作頗費了一番周折，有的民族上層人物思想有顧慮，有的佤族群眾要押人質才讓頭人去。為了體現政府的誠意，對于部分少數民族上層的合理要求，中共寧洱地委和普洱專區行署都盡力滿足。

　　克服各種困難后，26個云南少數民族的35名上層人士及工作人員共43人，帶著對山外世界的疑惑，走出深山密林，踏上了進京之路。他們到達北京當晚，周恩來總理設宴招待了他們。第二天，毛澤東主席又設國宴招待部分代表。在國宴上，毛主席揮毫寫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題詞。觀禮結束后，各族代表參觀了首都北京，以后又到天津、南京、上海、武漢、重慶等大城市參觀，沿途受到各兄弟民族的熱情接待。

　　從9月5日集合出發，到12月3日返回昆明，期間，少數民族代表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來自祖國大家庭的溫暖。3個月的歷程可謂跨越千年。

立誓言世代團結跟黨走

　　國慶觀禮之行，極大地激發了各族代表愛國、愛黨的熱忱。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元旦，中共寧洱地委召開“普洱專區第一屆兄弟民族代表會議”，來自全區15個縣的26個兄弟民族（含支系）的頭人、首領、酋長、代表及地方黨政軍領導代表共300余人，會聚一堂，共商民族團結大事。會議最后一天采納了拉祜族、佤族的建議，舉行剽牛儀式。按照佤族規矩，結盟發誓成功與否，由剽牛結果如何而定。地委黨政軍領導，十分尊重民族風俗習慣，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說話算數，取信于民，以心換心。1951年元旦，在普洱紅場召開了千人大會，舉行隆重的剽牛簽字儀式。隨后，主席臺上的黨政軍和各族代表（主席團成員）就在原先擺好在桌上的紅紙上，用各民族自己的文字簽了名字，不識字的請人作了代簽。這在當時復雜的邊疆斗爭形勢下，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因為盤踞在邊境的國民黨殘余勢力，經常流竄到境內搞恐怖活動。在誓詞碑上簽名，就意味著要受到生命的威脅。視誓言為生命的少數民族代表們，用自己的行動維護了這錚錚誓言。他們中間，不但沒有一個人在日后的邊疆對敵斗爭中叛變投降，甚至還有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表現出他們對新中國、對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團結事業的忠誠、堅定和勇氣。

　　團結之碑也讓民族團結的觀念漸漸從上層頭人深入到普通群眾中去。打仇家、械斗的事情越來越少，大家都團結一致搞建設。

　　今天，這塊“新中國民族團結第一碑”，已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普洱縣民族團結園也被國家民委確定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

　　民族團結誓詞碑是新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的歷史見證。它象征著新中國成立后，邊疆各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開始。它所折射的民族團結精神不僅是云南邊疆各民族團結進步的象征，也是全國各民族大團結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