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理是那種筆腕舒展、開合有力的作家。他的小說，既能潛入靈魂的隱秘處，精雕細琢，縝密開掘，譬如短篇小說《陶醉》、《石榴》、《長長的桑干河》等，又能轉身迎接大題材、大氣象的如虹氣勢，沉穩鋪排，處變不驚，釀蓄史詩之美，譬如長篇小說《黃河咒》。就我對他的閱讀體驗，更易動人的往往是后者，即那些精神骨骼更為健碩、更為宏大的作品。這類作品內在的氣質流向，與他歌哭聲息的泰山之腳、黃河之濱有一種親密的連帶感，亦與他骨血中沉潛始終的回族血性一脈相承。通常的經驗是，當作品懷抱的氣質與作家乃至其受洗的地域氣質真正打通之時，文本所呈現的思想與情感張力，才會觸動心魄，過目不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篇小說《第二百零七根骨頭》堪稱是王樹理小說中的得意、得力、得法之作。

　　我是幾年前在《回族文學》和《濟南穆斯林》上都曾讀到這篇《第二百零七根骨頭》，印象是極深刻的。如今，在對王樹理小說、乃至整個回族文學領域進行更加深入的錐探與考量過后，這篇歷史小說從形式到內涵所蘊藏的豐富價值，更加遼闊而清晰地影印出來。將此作定義為王樹理小說的代表作之一，顯然是恰當和重要的；即便是置放在新時期以來回族文學創作的大緯度之中，此作亦是獨具開掘意義，值得深入研讀的。

　　自古回回多俊杰，而書寫此類題材的佳作卻鳳毛麟角，我以為多半緣由并不是作家寫不好，而是不敢寫?；刈迦宋飳崒俨缓脤懀环矫?，他們的情感世界與人生際遇受到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多重元素的發酵作用，呈現出糾結復合的形態，不宜透徹而明朗地加以展現；另一方面，也由于回族人物的歷史事跡多被單線傳播，易被簡單地英雄化、粗糙化。因而，作家若想成功處理回族人物，必須要做的兩件事就是：找準人物品格與民族品格的最佳契合點，盡可能地以一帶面，寫出人物所彰顯的回回民族之魂——這就對作家的清潔品性和信仰教養做出了苛求，否則，回回民族的精神氣度是無法在他筆下生動復活的；再有，就是作家需要對歷史痕跡進行打磨與刪選，去概念化、資料化、皮肉化，重塑真實可感的人性之美——這樣的要求，則直接與作家的天賦和筆力有關。

　　因為上述兩種理由（或者說優勢），王樹理筆下的鐵鉉，無意獲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功。作家在這位明朝回族名將的眾多事跡中，巧妙地聚焦于一根與常人有異的“骨頭”，言之于身，實則達之于心，將人物一切的理想與忠貞、氣節與風采，在這根骨頭之上緊緊蔓連在一起，使鐵將軍的回回風骨和盤托出，盡美無遺。同時，也正是因為這根骨頭，鐵鉉的一切歷史行為和靈魂走向有了別致而可靠的源頭，更具引人入勝的傳奇色彩和震耳發聵之力，豐潤了人性的飽滿度。應當說，這“第二百零七根骨頭”，不僅是鐵鉉這個人物個體的“魂”，而且是回回民族這個精神群體的“魂”，更是這篇歷史小說最為感人和有力的表達之“魂”。

　　在作品的開篇部分，一個鮮活的靈魂，就是在一段奇崛精湛的描述中，以其獨特得令人驚訝和心悸的性格形象進入歷史情境的：

　　“一位比普通人多長了一根骨頭的回回人，被篡奪了侄子的皇權即將登基做皇帝的明成祖朱棣給下油鍋炸了……誰知，這鐵鉉雖被割裂的體無完膚，仍然倔強得出奇，臨下油鍋之前，不僅‘至死罵不絕口’，而且在油鍋里被炸酥的骨頭也不肯朝著朱棣。”

　　寥寥數筆，高度凝練且富有刺激性的語言，已然將鐵鉉的朗朗風骨和悲劇命運之美展露畢現。從中大可體知，作家對這位回族先輩的愛是釅烈而悲憫的。他不僅在寫這個人，也在寫自己對這個人和這段歷史的沉思與悲懷。歷史小說的精妙迷人之處，決不在于情節還原或虛構得何其細膩豐韻，而在于作家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別致感悟、解讀與再現。顯然，一部中篇小說，不可能盡述歷史烽煙的蒼茫感慨，也不可能把人物所有的情緒氛圍、心理狀態囊括其中，但小說家往往有自己的感情基調、心理色彩和情緒傾向，當這種基調、色彩與傾向傳真在了人物身上，那個人就已經開始在替作家立言和抒泄了。鐵鉉替王樹理所要宣傳、或者說宣泄的，正是在當今浮躁時世之下漸已失落而又無限貴重的品質，即，一種威武不屈、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一種心憂蒼生、兼濟天下的巍峨大愛，一種臨危持節、堅貞不渝的清潔傲骨。作家沒有一句空洞的說教與唱頌，而是潛身于情境細節之中去尋找人物的偉岸與高貴。概括說來，就是塑造了一個智勇雙全、伊儒兼通、君民兩愛的回族英雄形象。

　　“靖難之役”是小說重要的歷史背景與敘事推動力，鐵鉉的大智大勇就一直貫穿其間。作家把人性、氣節、命運同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紛爭放在表現的焦點上，在戰事發展的縱向鏈條中，截取了展現鐵將軍才智敏捷、驍勇善戰的多個代表性斷面，讓爭戰的復雜背景成為人格的舞臺和人心的煉獄。譬如，燕軍公開反叛一開始，他就——

　　“率眾進入抗敵戰備狀態，不是在校場組織將士操練，就是與軍師策劃御敵之策，察看地形，構筑工事，把個攻防體系部署得嚴嚴密密，真個銅墻鐵壁一般……組織回民丁壯五百多人，編成一支護城敢死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抗擊燕王叛軍……”

　　這是在寫其運籌帷幄、胸懷韜略的將才風范；后來，燕軍未能攻破泉城，反而被鐵鉉“所出奇謀屢屢套住”，則進一步將其聰敏才智作以鋪敘：

　　“這鐵鉉原是回回人的后裔，少年練習武功時，就曾熟讀兵法，并從先人那里學得了使用神機銃、佛郎機的手段，又有濟南城里那些熟悉此類戰法的老回回鼎力相助，與燕軍交戰中常常出其不意地使敵人遭受重創……”

　　作家的高妙巧智之處就在于，不僅通過戰略戰術的描述與解讀，活現了一個人的“小智”，同時也挖掘了他所代表的一個民族的群策的“大智”，如此，文氣便開朗大氣許多。再如，鐵鉉為阻止朱棣大軍開炮，在城墻上懸掛出一塊太祖高皇帝的神靈木牌；將燕軍的勸降書撕得粉碎擲于城下，親書《討逆賊檄》以飛簇射入燕王大營；招募水性好的兵勇趁夜色潛入水中，將燕軍所筑堤壩撬塌，淹得燕軍鬼哭狼嚎，叫苦不迭……諸多充滿戲劇性的情節設置，如同強勁有力的肌腱，組閣成一個有血有肉、有勇有謀、可聽可感的大將軍形象，使人崇佩之情油然而生，更為后來主人公悲劇命運的降臨，作了充沛的情感鋪墊——任何有良知、有正義感、有憐憫精神的讀者，都無法接受如此一個可愛、神勇、智慧、堅貞的硬漢，最后遭遇被烹的殘忍刑罰，哀嘆震驚之余，作品的藝術魅力也隨之浮涌而出。

　　如若說，對鐵鉉指點江山、縱橫決蕩的將軍氣概進行復原與塑造，是相對容易、相對表層的一道工序，那么，王樹理對人物更加深刻的理解、更加高明的藝術表達，則體現于對鐵鉉內在品質及其精神溯源的探尋。作品正敘部分一開始，即將少年鐵鉉安設在一個充滿信仰特質的情境之中，通過清真寺里念邦克的穆薩阿訇的視角，讓禮拜中的小鐵鉉以“站則頂天立地、鞠躬平背負天、跪坐巋然如山、叩頭如根生于土”的英姿高調登場，并使老阿訇不由贊嘆道：“真是棵好苗子！”事實上，這種贊嘆，正是作家對于伊斯蘭傳統文化滋養之下的忠貞、愛國、尚勇精神的欽佩與神往，也是鐵鉉日后成就一番將才的教化之啟蒙。

　　最能體現鐵鉉信仰教養的情節，莫過于題寫寺匾一事。這一段描寫之傳神、內涵之精粹，堪稱全篇的點睛之筆——

　　“先生蘸飽了毛筆后，長長運一口氣，用足全身氣力，在那白生生的六尺宣紙上，橫書一個大大的‘一’字。這一字橫看豎看都是一根骨頭，就像回回的‘回’字中的任何一筆，里里外外，方方正正，不斜不歪，它代表著回回人的骨氣……”

　　這樣的描寫和詮釋，叫人覺得親切和歡喜。作家能夠由一個毛筆字，聯想出一根骨，繼而根據字的形神樣態牽連出整個回回民族的氣節，出其不意而又順理成章，毫無做作的痕跡，應當說是殊為難得的。這種設計有效展現了人物豐厚的精神背景，強化了作品的內蘊與深度。尤其值得禮敬的是，作者雖然以飽滿醇厚的民族熱情，濃墨重彩地賦予主人公以回回民族優良傳統的經脈，表現其作為伊斯蘭傳統文明灌溉之下的偉大精神性，但絕不狹隘地將這位英雄人物完全塑封在本民族的障蔽之中。在作者看來，鐵鉉既是回回民族的優秀兒子，更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他不僅深受伊斯蘭思想的教養，同時自幼蒙受儒學，年少時便能用孔子的“忠君”思想和伊斯蘭教“人德五道”中的“誠信”來詮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內涵，是典型的在雙重文明滋養下成長起來的“經漢兩通、儒伊合壁的碩儒”。他認為“能得皇上眷顧，做得朝廷命官，實乃真主保佑，賜憫有加”，他舉意“要像前朝的回族將領一樣，按照《古蘭經》規定的人德五典和孔夫子的君臣之禮，傲骨丹心，忠貞不二，以報王恩”。當一個“中華的鐵鉉”（而不僅僅是“回族的鐵鉉”）被塑立起來以后，作品的主旨開掘才游刃有余，文化容量才充沛，思想通孔才不狹小。這是作家在大民族觀、大文化觀關照之下的一種襟懷的延展、精神的跳脫，無疑也為回族作家對回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民族性的理解，開鑿了一條相對寬闊、高位的通道。

　　王樹理用人本維度寫出了鐵鉉的智和勇，用心理維度挖掘了他的雙重文化背景，還用社會維度下的民間立場，彰顯了鐵鉉的人民性。作為一位誓死殉國的愛國將領，作家沒有過多從國家意志上對其做出評價，而是將他置放在最廣闊的人民心靈深處，接受來自底層民眾的禮贊與紀念。英雄永遠是屬于人民的。當鐵將軍“磔其體而烹之”的噩耗傳來，濟南城內“悲哭之聲震天動地”，回漢人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舉行祭奠，“整個城池的悼念活動持續了月余”。人民的至愛與叛軍的至恨，構成鮮明的情感反差，美丑自現，善惡自明。作家在尾聲部分用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筆觸為英雄作結：

　　“鐵鉉遇害了，他的那根刀剔油炸也不肯低頭的骨頭，化作了一座山脈，橫亙在泰山腳下。有人說，那是泰山的余脈，是獨尊的五岳鑲嵌在黃河岸邊的一雙眼睛。古城濟南因了這根骨頭的故事，在歷代抗擊風險的風風雨雨中，成為以忠誠為靈魂的天然屏障；古城的人們因了這根骨頭的故事，增添了若干以秉操持節為榮的自豪感。”

　　在作家看來，滾滾黃河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唯有歷史的尊敬與民眾的記憶，是英雄無上光榮的桂冠，亙久蓬勃的生命脈動。

　　人物塑造誠然有光彩，談及小說的藝術特色，可圈可點之處亦繁。諸如，以故事化的生動細節替換枯燥繁雜的史實堆砌，以絕妙的心理描寫貫通人物的行為表現，語言富于滄桑感、節奏感，結構整潔莊嚴，整體上形成一種磅礴大氣、新鮮而富于感染力的格調，大跨度的時空容量，體現出眾的藝術概括能力……最為突出的一點，在于敘述視角的自然轉嫁與銜接。作品在敘事中存在三重視角：采用最多的是歷史的視角，客觀鉤沉，娓娓講述，支撐起主人公主要的生命歷程；另兩種視角則相對隱性和含蓄，往往在不經意間穿插坦露，一種是他者的觀察視角，即歷代后人對鐵鉉的評價和記寫；另一種則是作者自我的視角，如同說書藝人一般，在華彩的故事講述后，往往加入幾句自己的評價，融主觀情思于客觀敘事之間，從而使人物復活在本者、他者、作者的三重視域中，更加地本真和多維。比如，引子部分有這樣一段自陳——

　　“每至大明湖公園的鐵公祠，友人看罷祠堂里的簡介，免不了要問一些先生生平之類的問題……以我等有些文化水兒的人，尚只能一知半解地作些說明，考之廣大民眾，真正知道鐵公祠來歷的人也就更加鳳毛麟角。何不依據史實，將其作為一篇故事敷衍出來……”

　　這是在交代寫作這篇小說的緣起。又如：

　　“去年春上，我的一位朋友從西安游歷歸來，說起在化覺巷清真寺參觀‘一真亭’時的情景，問我這‘一真’二字的含義，我與他講了這段歷史后，他才恍然大悟地說，想不到此二字竟有這么大的來歷，在叛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能夠以此表達自己的志向既維護了自己的信仰，表達了自己表里一致的人品，又體現了為國盡忠的博大胸懷和骨氣，真有志之士也……”

　　這是對一副題字發表的感懷，有提拔主旨之妙。再如，關于“鐵板差一線，走卻高飛燕”故事，作家這樣評點道：

　　“看來，這位姓洪的先生，對于燕王的狡詐與殘忍也是極其憤慨，以致于發出‘獨恨大鑊油沸濺，不濺一點糜爛燕子面’的感慨。退一步想，當初那落下的鐵板若將朱棣砸成肉餅，歷史將會是如何一番模樣呢?”

　　個性化的假設與反思，從側面肯定了鐵鉉的謀略與歷史價值。再如：

　　“想那做官為宦之人，都有一點像鐵公對朝廷社稷那樣的忠誠，有一點為百姓著想的責任心，少一些競奢斗靡，花天酒地，也算是對得起衣食父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這兩句，則是力透紙背、借古諷今、極具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的旗幟之筆。至全篇結尾處，一句“鐵鉉被殘害六百年以后，寫小說的人寫了這一段故事，也算是對鐵公的一個紀念”，則用深沉質樸的筆調表達了后輩對英雄的緬懷，字字含情，節制而有力。如此可見，作者視角在敘事進程中的融匯，非但沒有影響敘事的連貫性，反而增添了可讀性，豐滿了題旨，拔高了人性，概括說來，或許可理解為一種導讀式的介入，是《第二百零七根骨頭》可貴的藝術嘗試。若談不足，大概就是小說對歷史的全景展示過于周全，宏觀有余，而代表性的細節還有待進一步強化豐滿，若此，人物也將進一步生活化、人性化，甚至矛盾化。

　　一根傲骨，一身血氣，支撐起鐵鉉的傳奇人生，也支撐起王樹理的生命書寫。我希望，這種剛烈之美、正直之美、堅貞之美能夠始終如一地貫穿在王樹理的小說創作中，形成他作為一個山東回族作家獨特的創作風格，甚至成為回族文學、中國文學的主要美學流派。這不是一種輕巧的、討巧的流派，卻是負重的流派，寂靜的流派，是關乎靈魂本質的流派。它應該如同飲虎池邊的虎氣一樣，更多地滲入當代文學的肌膚，潛進作家的血液。終有那么一天，鐵鉉們的迂腐與犧牲，以及為鐵鉉們虔誠執筆的作家們的貴重，將會使世人默想。

    （作者系《民族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