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經濟和文化歷史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經濟和文化。這些固有的經濟、文化，既反映著中華民族各族在共同的歷史發展中的某些共同特點，同時，由于各自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不同，勢必也要顯示其歷史的差異，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回回民族的經濟、文化也不例外。
一、回回社會經濟及其發展概況
回回民族的經濟基礎，主要是農業。其次是手工業和商業。
（一）農業
回回人在到達中國時，最初大都被分別編入“回回軍”、“西域親軍”、“哈刺魯軍”、“阿兒渾軍”、“探馬赤軍”等各軍中，并參加了滅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戰役。此后隨著統一全國的實現，又相繼被納入經濟建設的軌道，過著“屯駐牧養”、兵農合一的生活；或隨地入社，被置為“編民”，取得與漢族農民同樣的資格，從事農業耕作。今甘肅河西、寧夏、新疆、云南、河南、山東等地，都是當年回回軍兵士屯駐耕種的重要區域。例如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各地回回炮手“悉令赴南京（開封）屯田”；①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令“給滕竭兒（今新疆阜康縣）回回屯田三千戶牛、種”；②1297年（元大德元年），“徙襄陽屯田合刺魯軍于南陽”，每戶給田150畝。③1322年（元至治二年），元英宗碩德八刺下詔：“免回回人屯戍河西者銀稅”④。屯田活動的展開，為回回民族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4世紀后期，明代元而興，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例如1371年（明洪武四年），徐達令原住在北京附近的故元遺民（山后民）35800余戶分散于各地衛府；⑤不久，又將在戰爭中擄獲的“沙漠遺民”32800余戶遷至北平屯田；1384年（洪武十七年），令已入京衛的北平降卒，悉放為民屯田。上述遺民和降卒中，除部分為蒙古人外，實際上包括部分回回人在內。因為居住在北京、北京附近及其以北地區的回回人數量很多，明朝初年并未將他們與真正的蒙古人嚴格加以區分開。又如洪武初年歸附朋朝的西域人薛都爾丁，他在被封為土司后，即受命率部眾屯駐于碾伯、巴州、米拉溝（今青海省民和縣內）一帶耕牧。今民和、樂都一帶回族，就有部分為其后裔。
也有故元官員后裔，為躲避明政府擾害，隱姓埋名，投奔于僻遠地區從事耕作的。例如賽典赤·贍思丁后裔，流布各省，其中就有不少后改事耕作。據說福建陳埭鄉，就是由其后裔蕃衍而來的。⑥
14世紀晚期，明政府為加強西北邊防，曾從各地征調大量人力到西北地區屯田，其中也包括大量回民，例如洪武至永樂年間，從江左（今江蘇省等地）、海泗（今安徽省北部）一帶，派人移居西寧、樂都、貴德等地。爾后青海東部出現的眾多回回村寨，就是由上述移民建立起來的。
農業生產的發展與明朝政府的積極倡導和鼓勵也有一定關系。15世紀以前，在甘肅河西、平涼，寧夏固原、靈州等地，廣大回回人民，大多數都從事畜牧業。殷實之家，馬匹成群，牛羊上萬。但后來都逐漸改事農業或農牧兼營。有的還與當地漢族人民一道興修水利，大力發展灌溉，如河西的“回回渠”，寧夏的“滿達刺渠”、“納忠閘”和“哈三閘”，就是漢、回兩族人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的歷史見證。
18—19世紀時，因清朝統治階級實施民族壓迫政策，西北地區的農業經濟曾一度遭到較嚴重的破壞，但從全局看，直至19世紀中葉以前，生產仍然處于上升階段。誠如前引畢源所奏，“人口更為稠密”，“回民大半耕種、畜牧”。
回回人民因長期與漢族人民雜居共處，其耕作技術大體上與漢族人民差不多。所謂“今居眼習俗，久同華族”，①就是上述論斷的有力佐證。他們以牛犁耕，引水灌田，注意選育良種、適時耕作和施肥。農作物則因所處地域不同而有所區別，主要種植糧食作物：稻米、小麥、玉米、高梁、瓜果、蔬菜以及豆類等。
從事農業的回回人，絕大多數都兼營商業、手工業或畜牧業。即使有較多土地的富裕農民、富農和地主，往往也不例外。單純經營農業的極少。據調查，滇南沙甸村解放前有900余戶人家，幾乎沒有一家單純依靠耕種為生的。每戶差不多都養著幾頭牛，一二匹馬，或替客商轉運貨物，或養雞鴨往個舊出賣，也有組織馬幫走邊區的。②另據永建回族自治縣永勝鄉回輝登村調查材料，該地在解放前就有60％的農民是以營商（商販）作為主要謀生手段的，30％農戶半農半商。專門從事農業經營的只占10％左右。③
（二）手工業
手工業在回回民族的社會經濟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回回工匠在元代是受到蒙古統治階級的特殊照顧和保護的。最初他們中大多數都在官營作坊中從事建筑、紡織、兵器、制革、制金銀器等各種勞作。只有少數被分配給各級王公貴族、后妃為奴。據《元史·哈散納傳》載，窩闊臺在位時，哈散納就受命統率阿兒渾軍、并回回工匠3000戶駐蕁麻林（今張家口市西洗馬林堡），設局織造“納失失”（絲織品）。④爾后，弘州（今河北省陽原縣）納失失局建立，又以西域織綺文工300余戶，教習從中原各地簽派前來的各族工匠，繼續織造該織品。元初，官手工業局設“撒答刺欺”⑤提舉司時，忽必烈命扎馬刺丁率領工匠織造撒答刺欺和絲綢。⑥從1298年（大德二年）到1328年（泰定五年），元政府又征諸路各色人匠總管府為上都皇室宮殿、皇帝影堂織造地毯。“回回剪絨毯”，就是當時一種質量精良的地毯。
從事兵器制作的人也很多。忽必烈統治（1260—1294）初年，為發兵進攻南宋，就曾征炮匠于西域。伊利汗阿八哈遣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入朝。二人都是當時西域有名的制炮工匠。所造回回炮能發射75.5公斤巨石，較中國原有拋石機優良，在奪取襄陽、潭州、靜州等的戰斗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元朝政府為發展回回炮，還專門設立回回炮手總管府，以加強對回回軍匠的管理。
1279年（至元十六年），又調集蒙古、回回、漢以及兩淮造回回炮新附軍至大都，置回回炮手都元帥府。⑦
在建筑方面，很多回回工匠還參加過漠北地區城市以及大都的建設。據載，窩闊臺興工建造和林城時，曾役使各族工匠1500余人，其中回回工匠有500多人，內置有宮殿、官員邸舍、倉庫、街區和寺廟，歷時10余年始竣工。此外，窩闊臺在和林迤北迦堅茶寒湖建造的掃鄰城（春獵行宮）、于城南置設的圖蘇湖城（迎駕殿）也是由回回工匠建筑的。回回著名建筑家也黑迭兒丁在其擔任茶迭兒局總管府達魯花赤時，還同張柔共同負責創修大都宮城，凡“魏闕端門，正朝路寢，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厘之詞，宿衛之舍……以及池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縵廡飛簷”，①皆逐一加以籌理，從而為北京故宮建筑奠定了基礎。據說他還主持創修大都瓊華島（今北海）工程，歷時3年而成。
明朝代元而興，原有的回回人和回回工匠大都歸附于明朝。于是原來在官營手工業作坊工作的工匠，大都成為個體工匠或轉入其它行業。隨著明代封建經濟的發展及回回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一些具有回回民族特色的手工業也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壯大。在回回民族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是：
1.制香業。制香業是和回回傳統的香料貿易業相聯系的。福建泉州蒲家，自元以來就一直從事制香行業。明初時因受迫害，逃亡永春、德化等地。但在到達永春、德化后，仍然繼續經營制香業。如蒲氏14世孫蒲世茂在永春創置的香浦室，一直延續至解放以后。北京的“香兒李家”，其祖傳制香業，據說也有數百年的歷史。
2.制革業。制革也是回回人的傳統手工業，最初主要集中于西北河州和張家川兩地。此后又逐步發展至河南省周口、朱仙鎮、孟縣桑坡，山東省濟寧，甘肅省平涼等地。②從業人數既多，技術力量也極雄厚。據說河南省的制革和皮毛生產，差不多全為回回人所壟斷。而河南的制革，又以桑坡最有名。俗有“人知桑坡，而不知孟縣”之說。
3.制藥業。回回醫藥，元代就已馳名遐邇。
1270年（元至元七年），元政府在大都就設有“廣惠司”，專職“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為諸宿衛士治病。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又設“回回藥物院”“掌回回藥事”，③影響之大，不難窺其一斑。在陜西、山西和江浙一帶，從元、明以來，民間還出現過不少靠賣藥為生的人。如丁鶴年，一生顛沛流離，為謀生存，就“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④又如屯田于鈞州的回回人，也有不少經營制藥業的。據傳云南孫繼魯家族，就是一個醫藥世家。其子創置的“萬松草堂”藥店，直到近代，還以秘制丸、散、膏丹聞名。北京王回回膏藥、金回回膏藥、馬思遠藥錠，揚州夏子恒制作的明眼藥、止咳餅、神功救急丸等，都名聞遐邇。常州沙氏，還因善泡制中藥，在北京開設許多分店。此外，如洗染、制鹽、制皂、磨面加工、銅錫、采礦等也有一定發展。
（三）商業
在歷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經商聞名。在構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許多來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亞各國的商人，他們不僅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壽庚家族，就是經由海上而達于中國，并以經營香料、珠寶發家而飲謄于中華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積極效忠蒙古貴族，一向備受蒙古貴族眷顧。他們散居于全國各大城市，居津要、專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廣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們從事商業活動的中心。他們還利用蒙古貴族給予的特權，經常與國外商人建立商務關系，或為蒙古王公貴族辦“斡脫”，或撲買中原課稅。在回回商人中，有藉經商而榮登顯要的，如奧都刺合蠻、烏馬兒等，就以善營商而分別被授為提領課稅官和甘肅行省左丞。也有善于利用權力謀取暴利的，例如阿合馬，在任中書平章政事后，仍濫施權力，“網羅天下大利”①。據有關史料記載，元中統年間（1260—1264），居住于大都（今北京市）的回回人有2593戶，其中就有為數頗多的人，“系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②。生活于四川一帶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賈”③。他們經營日用百貨等各種商品。而香料、珠室等行業，則幾乎為所壟斷。
14世紀中葉后，回回商人因蒙古貴族衰微而喪失政治、經濟特權，其傳統商業有的被迫收縮，有的被迫停止。但與廣大回回人有切身關系的商務如屠宰、皮毛、飲食等行業，則又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涌現，遍布于各回回聚居區內。北京、南京、陜西、甘肅、寧夏、云南、河南、湖北、江浙等地都有其廣泛分布。一般地說，居住在東南沿海等城市的回回商人，多從事珠寶、醫藥、綢布等的運銷。而居住于甘肅、陜西、內蒙、河南、云南等地的商人，則多經營牛馬販運、以及毛皮、飲食及日用雜貨諸業。有的產銷兼營，有的專事運銷，有的半農半商；也有肩挑叫賣，或零星貿易兼充經紀牙儈的，形式多種多樣，尤其是風味食品的經銷，更是隨處可見。
回回商人對邊疆貿易也極重視。例如云南回商，就經常出沒于傣、白、彝、藏等民族聚居區，把糧食、布匹和內地各民族人民生產的日用百貨，運至各兄弟民族村寨，與其交換毛皮、藥材及各種畜產品，再將換得的商品，運回昆明等地出售，有效地促進了內地與邊疆各民族人民的經濟交流。
二、回回文化藝術和教育
回回民族講漢語，通用漢文字，是一個文化發達的民族，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許多重要學術領域都有其杰出代表人物。
（一）儒學方面
13—14世紀時，蒙古貴族為維護其統治，曾一度大力倡行崇儒政策。加上長期與漢族人民雜居，耳孺目染，部分回回上層，也對儒家思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些人甚至把儒家文化作為終生追求的目標。例如哲馬魯丁，取字“師魯”，即立志以孔子為師；伯篤魯丁，改漢姓魯，取字“至道”，是決意通達儒學；沙的，取字“行之”，是“慕乎周公、孔子之禮法”，“以行之為貴”④；阿魯丁，漢名玉元鼎，自幼即攻讀文史，研讀《大學》、《論語》，“習所謂窮理、克己”⑤，并著《古今歷代啟蒙》，供童蒙習誦。買閭和哲馬魯丁還因力資兼善學，被分別授為嘉興和鎮江路儒學教授。贍思和伯顏，更是嗜儒成痹。贍思年輕時，師從儒學大師學經，至成年時便“邃于經”，其中尤以對“易經”的研究最精深，⑥曾先后撰作《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帝王心法》等著作。除儒學外，于天文、地理、鐘律、術數、水利等也很精通。其所著《重訂河防通議》，還是我國少數民族第一部綜合治理黃河的重要史料。伯顏從6歲時起，即從里儒學《孝經》、《論語》。后受業于進士黃坦。成年時即以“斯文為已任”，“子大經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對于慕名而來質難的學者，俱“隨問隨辨，咸解其惑”。①曾修輯《六經》，并參與《金史》的纂修。
著名思想家李贄，原亦崇尚儒學，并接受過王陽明（王守仁）理學思想的影響，但至54歲后，卻以異端自居，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貶斥《六經》、《論語》、《孟子》等書，公開反對封建倫理和綱常名教，嚴厲批判了程（程顥、程頤）朱（朱熹）理學把天理和人欲對立的思想，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偉大學者。
（二）文學方面
回回人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也是卓著的。自元及清，人才輩出。享有詩名者就有薩都刺、馬九皋（薛超吾）、迺賢、泰不華（達兼善）②、伯篤魯丁（魯至道）、沐仲易、丁鶴年、孫繼魯、金大車、馬繼龍、閃繼迪、丁澎等數十人。其中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尤推薩都刺、馬九皋、泰不華和丁鶴年等人。薩都刺的詩，與唐代李賀的詩很相似，想象豐富，語言清麗，題材廣闊，風格清新，富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著有《雁門集》。馬九皋既是詩人，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作品多表現對功名利祿的厭惡和對田園生活的向往，風格“激越慷慨，流麗閑婉。”③代表作有《塞鴻秋》、《慶東原》等。泰不華是文學家、詩人，又是書畫家。他為詩格調“宏偉舂容，卓然凌于萬物之表”，曾被譽為元末詩人中之卓異者，④著有《顧北集》。丁鶴年工于唐詩，尤擅長七言律，因一生清苦，終身不仕。其詩內容多為思鄉、憂國、懷親之作，以寄寓對蒙古貴族衰微的哀思。時人以為其詩格調類杜子美（杜甫），讀之足使人感奮激烈，涕淚橫流。⑤
（三）繪畫方面
影響較大的有高克恭、丁野夫、丁景鴻等人。高克恭既是畫家，又是詩人。其詩“不尚鉤棘”⑥，意趣天然。擅長作山水畫和墨竹，造詣精絕，與趙孟頒齊名。作品以《夜山圖》、《秋山暮靄圖》為最著名。時人將其詩畫比之于唐代王維。丁野夫，原籍西域，后定居錢塘，也是一位擅長山水、人物的著名畫家。技法與馬遠、夏圭相類。小景皆取詩意。丁景鴻是清初著名詩人“西冷十子”丁澎之弟，終生不仕。他不僅善畫，還能詩，工書法。世人評其書畫：直在李唐、馬遠之間，草書神俊，處于度羊欣、梁鵠、師宜君以前。
（四）天文歷算。
中國舊有歷法，因存在某些明顯缺點，歷代每有改易。蒙古統一中國時，忽必烈因回回“陰陽星歷”精妙，遂命扎馬刺丁任職司天臺。⑦扎馬刺丁在職期間，曾根據西域歷法進“萬年歷”（即“回回歷”）。西域歷因在推測天象方面精確度較高，又“五星緯度”為“中國所無”，其法一度被采用。直至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郭守敬創“授時歷”后，始被廢止。扎馬刺丁在進“萬年歷”的同時，還制造了“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星辰向背。①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又令元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等，為明朝修定歷數。
1369年（明洪武二年），復令故元司天監官鄭阿里等至南京占天象，議歷法。次年，又將司天監改為欽天監，設天文、刻漏、大統歷、回回歷四科，以大統歷和回回歷參照并用。1382年（洪武十五年），翰林李翀、大學士吳伯宗又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翻譯了回回歷、②經緯度及天文等書，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歷法的發展。
回回歷傳入中國時，回回數學，如《撒唯那罕答昔牙諸般算法段目并儀式》17部、《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數》15部、《呵些必牙諸般算法》8部等數學典籍也同時傳入中國，予中國數學以重要影響。據說郭守敬運用的算弧三角法就可能與回回數學的影響有關。
（五）航海術
15世紀初年，明成祖朱棣為發展與西洋交通，招徠西洋各國商人至中國貿易，派遣回回人鄭和率領船隊到“西洋”③各國訪問、聯絡。鄭和為完成朱棣交給的使命，此后曾7次率領船隊出使“西洋”各國。歷時28年，先后訪問了東南亞、印度半島、阿拉伯和東非37個國家。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達波斯灣和紅海海岸的麥加，西面至非洲東海岸，從而開辟了中國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的新航道。他的第一次航行比哥倫布發現新航路，達伽馬繞非洲好望角分別早87年和92年，他所繪制的《航海圖》是中國地理學史上最早的海洋圖，圖中對每條航線的航向、航程和停泊地點等都作出詳盡的記錄，是一份珍貴的航海資料。曾隨鄭和一起出使的回回人馬歡還寫了《瀛涯勝覽》，費信撰寫了《星槎勝覽》，記載沿途山川景色、風土人情，為研究亞洲各國民情風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經堂教育
回回先民初到中國時，對宗教教育和宗教學術，一般并不很重視。絕大多數回回人的宗教知識都很貧乏。清真寺中，雖有阿訇、教長和學生，但因教育方法落后陳舊，并無多大成效。直至16世紀中葉后，由于宗教學者胡登洲積極倡導，經堂教育始有較大發展。
胡登洲，字明普，俗稱胡太師，陜西咸陽魏城人。生于1522年（明嘉靖元年），死于1597年。年幼時學過儒學。后隨同鄉高師祖修習伊斯蘭教典籍，“聆其大略”。④曾到過阿拉伯朝覲圣地。歸返后，因目睹中國伊斯蘭教的不景氣，立志興學，招學子數名于家，半工半讀。由于他的影響，自是清真寺設學漸開，并由甘、青、豫、魯而逐漸推廣至全國。辦法極簡單，以寺內一位阿訇為教師，視一方經濟狀況而定招生名額。衣、食、住等雜費，俱由教民負責。俟其學成，即由主持人和教民為之穿衣，名為“掛幛”，以示畢業。
經堂教育后發展為三級：大學、中學和小學。大學以造就專門宗教人才為宗旨，主要目標是培養教長；中學主要是培養進大學的學生即阿訇，學生稱“哈里發”，意為“繼承者、小學是適齡兒童的基礎教育，以學經、講經為主。大學主要講授《尕最》（《古蘭經》注釋）、《克倆木》（認主學）、《侯泥》（經注學）和波斯文等；中學講授《莫勒夫》（文法基礎）、《滿倆》（詞句的配合）、《班牙尼》（文學作品，著重講修辭）、《偉尕耶》（伊斯蘭教法）。①課本最初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沒有漢文課程：也不修習普通學校學習的功課。由于其教育方式陳舊，學生多無法適應發展的歷史潮流。清代末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因不滿于陳舊的教育方式，遂發起創辦新式學校“回教師范學堂”，改良教法，增設漢文和普通學校所設科目，以求更好地提高穆斯林人才的知識水平和社會素質。在其影響下，不久各地也相繼興起了籌辦回民學校的熱潮，上海出現伊斯蘭教師范，寧夏有中阿中學，北京有成達師范學校，昆明有明德中、小學校，予經堂教育以巨大促進。
經堂教育的出現及其改良，是回回民族社會經濟及伊斯蘭教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它充分反映了宗教職業者和宗教上層對擴大宗教影響的要求與愿望，對廣大回回人民文化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
（七）伊斯蘭教經學研究的興起
隨著漢語在回回民族中的普遍推廣與使用，自明代后期起，在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相繼出現穆斯林學者的伊斯蘭教譯作和漢文著作。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有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張中的《歸真總義》、《四篇要道》，伍遵契的《歸真要道》（又稱《米勒沙德》），馬伯良的《教款捷要》，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圣實錄》，金天柱的《清真釋疑》，馬注的《清真指南》等。其宗旨都是為了闡釋伊斯蘭教經典，以擴大穆斯林文化的影響。不過這些著作，與國外的伊斯蘭教論著又有明顯的不同。因為在這些著作中，作者在闡述伊斯蘭教教義時，并不是單純從伊斯蘭教經典中去尋求解答，而是試圖利用儒家思想去加以發揮。在他們看來，儒家學說與“天方教義”不僅義理相近，而且各有其精奧，可以互相補充。
例如王岱輿，從正統派伊斯蘭教神學出發，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真主創造的，從而建立起自己的“本體論”。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學大師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關于理、氣、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觀點，并將其移植到“認主獨一”的伊斯蘭教思想體系中。②其所著《正教真詮》，上卷有“真道”、“人極”、“教道”、“辨異”諸篇；下卷有“人倫”、“慎修”、“民常”、“主禁”、“生死”諸篇，俱闡明倫理，以定取舍。又如伍遵契《歸真要道》，通篇宣揚明心養性、克己復禮和復命歸真的出世思想。
劉智也是一位博極群書的大學者。他15歲后始矢志于學，曾歷覽儒家的經、史、子、集，又讀“天方經”、釋藏、道藏及“西洋”書137種，遂“會通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學”。③“所至難言者……而卻能鉤深索隱，以窮其精奧，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于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妙，俱顯現于魚躍鳶飛之際”④。
馬注是賽典赤·贍思丁的后裔，也是一位通曉儒、釋、道諸說的學者。所著《清真指南》內容極豐富，“上窮造化，中盡修身，未言后世”，凡“天地之秘，鬼神之奧，性命之理，死生之說，罔不巨細畢備”。⑤
除以上諸書外，馬德新的《四典會要》、《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禮法啟愛》等影響也很大。他還把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經典都譯成漢文，對改善寺院教育起了重要作用。①
回回人在史學、書法、兵器制造等方面也有重要成就，茲不一一贅述。
三、回回風俗習慣
（一）宗教
回回人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嚴格的一神教，故其風俗習慣大都與此有密切聯系。
根據伊斯蘭教教義，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安拉”。“安拉”漢譯意為“真主”。“真主”是獨一無二的，既無所不在，也無始無終。宇宙中除“真主”外，不再有任何其它神。因此，大多數回回人都把“真主”作為自己的唯一信仰。《甘肅通志稿》說：“其教以識主為宗旨，以敬事為功夫，歸根復命為究竟”，“不事地神，不立偶像，也不信天主分身、耶穌替罪之說”②。
回回人因崇奉伊斯蘭教，故在回民聚居區內，一般都建有清真寺。清真寺由教長主持寺務，并管轄聚居區內回民的宗教庶務，收集“天課”，俗稱之為“教坊”。“教坊”與“教坊”間是平等的，沒有從屬關系。清真寺既是回民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其所管轄聚居區內回民從事社會活動的場所和單位。
依照《古蘭經》規定，凡信仰伊斯蘭教的人，都必須遵照《古蘭經》和《圣訓》行事，《古蘭經》是所有信仰伊斯蘭教教徒的經典、行動準則，《圣訓》則是注解，其中也包括穆罕默德的議論、行為以及得到穆罕默德許可或默認的種種事實；還要按規定完成五項功課：念、禮、齋、課、朝。
念，包括2項內容：一是從小就要念會“清真言”。“清真言”共有三句：原意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欽差”。就是說，要信主認圣，否則便失去“以麻尼”（信仰），不能成為穆斯林；二是要遵從真主所命令的一切，念《古蘭經》，按《古蘭經》所說的去做，堅定認主從圣的信念。③念是五功之首，也稱為“作證”。
禮，又稱拜功。每日需五次面向天房，向“安拉”叩拜。每次禮拜之前，要先“小凈”（洗臉、鼻、手和腳）或“大凈”（洗全身）。進行禮拜時，除贊念真主外，“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神存心臨，內粟外競”，“故犯者復禮（犯禮）”。④按規定，做禮拜分別定于寅、午、申、酉、亥。又稱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宵禮。晨禮須在天亮時進行，四拜；晌禮約在午后一時，十拜；晡禮在日落前約一箭高時，四拜；昏禮在日落后紅霞未散之時，五拜；宵禮在紅霞散盡至中夜之間。每七日一大拜，稱“主麻”，又叫“聚禮”。“聚禮”定于星期五中午至午后一時舉行，為集體聚拜，寓有聯絡之意。舉行“聚禮”時，至禮拜寺大殿前，要先脫鞋，禮拜時要五體投地。
每年舉行兩次會禮。一為“開齋節”，一為“古爾邦節”。“開齋節”又稱“大節”、“大年”、“大聚”，是伊斯蘭教三大節日之一。每年于伊斯蘭教歷十月舉行。節前，每個家庭成員，都要向窮人發放“開齋捐”，粉刷房屋，打掃院落，并著盛裝到清真寺或郊外聚會。會禮時，要先向阿訇道安，接著互道“色倆目”。儀式結束后，再由阿訇率領，集體游墳掃墓，或各家各戶掃墓，為逝者祈禱。“古爾邦節”又稱“宰牲節”、“獻牲節”、“大會禮日”。它也是伊斯蘭教三大節日之一（另一是“圣紀節”，是穆罕默德誕生和逝世紀念日）。一般定于伊斯蘭教歷12月10日舉行。先會禮，后宰牲。家境好的要宰羊，富有的宰牛、或駱駝。駝為大牲，牛為少牲，羊為配牲。宰牲時，牛羊糞便、血液及食后骨頭需深埋，不得隨便丟棄。
日禮可以獨禮，越時可自補，聚禮、會禮不能獨禮，越時不能補。婦女不能參加會禮。
齋。就是戒食、色，謹嗜欲，減寤寐。凡穆斯林男女（男12歲以上，女9歲以上），每年都須封齋一月。①在封齋期間，每天在東方未發亮以前吃喝，透亮后停止，直至太陽下山后才能復食。齋月的終期，“以見月為度”②。一般是29天、或30天。若封齋28天見月，也開齋，但過后需補齋一日。如未見月，則繼續齋戒，但一般不超過3天。孕婦、乳媼、病人、旅行者、年老體弱者、經期婦女、傭工，不必封齋，但過后需補齋。
課，又稱“天課”，是伊斯蘭教上層向教徒征收的一種課稅。原是為了調和貧富之間的對立，勸說有錢人向貧苦人進行施舍，是一種自愿的捐助，后發展成為伊斯蘭國家的一項制度。依據教法規定，凡有資財的，每年應交納其財產的1/40，商品和現金交納2.5％，農業稅為5％—10％。中國穆斯林按定制納“正課”較少，但要根據家境情況交納“學糧”。金天柱《清真釋疑補輯》記載，凡積銀至14兩者，便謂之滿貫，應交納小麥半升或大麥一升。不交納米麥，亦可折錢，課稅定額，實際上并不完全劃一，地區不同，其稅額也各有區別。③
朝，是指朝覲。又稱朝“克爾白”、“朝天房”。“克爾白”，漢譯意為“立方體形的房屋”。“朝克爾白”，是穆罕默德徒都麥加城第6年后開始的。因在麥加城中心有一座圓形長廊“禁寺”，寺中心有座方形石殿，石殿東南有一圓形黑隕石，被視為圣物。據傳，該殿是由阿丹依天上原形修建的。公元623年，穆罕默德根據阿拉伯人的傳統習慣，將其定為教徒朝拜方向后，從此便成為世界穆斯林朝拜中心。
朝覲是每個穆斯林的宗教義務。一個穆斯林倘一生能朝覲一次，既是一件善功，又可獲得“漢志”（又稱“哈只”）稱號。因此，許多穆斯林對朝覲都很重視。凡有條件的人，都紛紛前往。無條件的，則在原籍沐浴聚禮、宰牲紀念。如凱林的父親就兩度去過麥加，鄭和的祖父和父親，也相繼到過麥加。④據江應梁《滇甫沙甸回族農村調查》說，該村解放前去過麥加朝覲的男子有100余人，婦女10余人，至有一門4“哈只”，兩代6“哈只”者。
崇“五典”，也是回回人的重要傳統習俗。所謂“五典”，就是孝順父母，夫妻互愛，長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五典”，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者根據《古蘭經》和“圣訓”，吸收儒家思想而概括出的5條義務。后來漢學派還將其作為宣教的指導思想。
（二）婚姻
依據伊斯蘭教法規定，成年男女可以自由擇偶。但在廣大農村中，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是父母作主。未成年先訂婚的現象也很普遍。訂婚須按一定的程序進行。首先是“立主親”。
“主親”由男方宗族或至親戚友中老成者并與女方相識或往來者組成，從中進行說合。一旦婦方同意，即可進行“納聘”，聘金或以牛、羊、馬、騾，①或以金銀、衣物、釵釧、食物等。依據伊斯蘭教規定，女方向男方索取聘金，應依據男方經濟狀況而定，不能有過高要求。但在現實中，買賣婚姻的現象仍然很嚴重。劉智《天方典禮》就曾對當時存在的買賣婚姻進行強烈譴責。據說解放前泉州地區回民的訂婚禮品，一般是黃金戒指2個，富裕回民，則加金項鏈一條、手鐲一對。此外，還加精制“油香”或“油酥花繭”、“油酥脆花”及布匹等物。②在滇南農村，聘金一般分為三等：一等谷2石，二等1.5石，三等1石，外加新衣料4襲。衣服首飾，視男方家境貧富而定。富裕之家，于娶前一日，還要送牛一頭，窮因者則要送牛脯肉2塊。③按規定，自由民可以同時娶2—4名妻子。但實際上，多數還是一夫一妻制。結婚要有同教公證人證明，方符條件。舉行婚禮時，要請阿訇主持儀式。婚禮一般選擇在“主麻日”。
回回人一般都很少離婚。但如果實在不能在一起生活，只要任何一方說三聲“不要你”，便構成離婚條件。離婚如果由女方首先提出，而男方不同意，則不能離婚。若男方表示同意，女方非但不能分享共有財產，還要退還彩禮（或稱“討休錢”）。④如果男方提出離婚，女方不同意離婚，經調解無效時，女方可以不退還聘金，夫妻離婚后，若雙方都后悔，仍可復婚。但婦女離婚后，則須等3個月后再改嫁。
回回人一般只與同教人結婚。《古蘭經》規定：“你們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婦女，直到他們的信道。”“你們不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們信道”。劉智《天方至圣實錄》云：“擇配以三：教門也，根基也，貧富相等也。”⑤所謂“教門”，就是說要與信仰相同的人成親，不要與信仰不同的人成親。若要與外教人結親，則須先使對方改奉伊斯蘭教。在歷史上，凡是回男娶漢女的，女方大都隨夫改奉羅斯蘭教。凡是回女嫁漢男的，漢男也多改奉伊斯蘭教。前述李贄二世祖林駑，就是因娶“色目女”而成為回回的。不過漢男娶回女的較少，回男娶漢女的則隨處可見。
由于傳統習慣影響，加上統治階級挑撥離間，回、漢隔閡，以致在有些地區出現不同輩結親或親上加親現象，致使人口發育和生理素質受到嚴重影響。例如在泉州一帶，就有同胞姊妹嫁后成兄嫂、弟婦的。也有在家是姐妹，嫁后成叔母、侄婦的。至于姑、姨表結親現象，更是屢見不鮮。⑥在甘、青地區，舊社會由于受門宦制度影響，教派與教派、門宦同門宦之間，也有不通婚的。如伊里瓦尼派與各門宦不通婚，而賽來奉耶派，又與伊里瓦尼派不通婚。結果，使結親范圍更加縮小。
（三）喪葬
回回人提倡薄葬。當人病危將死時，便要請阿訇或有威望的人念“討白”，意謂懺悔詞，以向“安拉”表示“悔罪”。⑦當其咽氣后，則要將“買提”（尸體）置于廳堂中的床上，將原有衣服脫去，用凈水加以洗濯，并用白細布自下而上包裹，然后盛入木匣，送往埋葬。①葬時由參加送葬群眾站“正那則”，意謂代亡人拜主。但禁止排列供品敬奉。自病人咽氣之日起至送葬，遺體一般不得過3日。3日內死者家屬不動煙火，吃食俱由親友鄰居贈送。按伊斯蘭教規定，死亡是真主賜福往天堂，俗稱“歸真”；故親屬不得悲哭。行土葬，一般都葬于公共墓地中。送葬時，要以錢散給貧人，謂之做好事。富者多散，貧者量力而行。葬后7日、40日、100日、周年、3年，及生、逝之辰，均行紀念之禮。
（四）回回飲食
主要食米、面。有蒸饃、烙餅、馕、包子、餃子、湯面、拌面等食物。逢年過節，喜食油香、馓子及各種油炸食物。肉食主要是牛、羊肉、雞肉、魚肉。但禁食豬肉。因豬形象丑陋，“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②。被認為是穢物，故禁止。明代時，因明朝政府在東南沿海地區，推行“反色目人”運動，致使當地回回人慘遭摧殘和屠殺。于是，有的人逐漸為漢族所同化，例如福建晉江地區的回民就是如此，他們也與當地漢族一樣養豬和吃豬肉。③但這是個別地方的特殊現象。
禁煙、酒。在回回人心目中，酒和煙無論對人和社會，都有害而無利，是孳生邪惡與逸樂的根源。馬注《清真指南》說：“蓋謂酒乃是惡之媒，邪魔入罪之根，古來喪國傾家，敗倫滅理者不可勝紀。奉主禁諭，所以清蒙晦，禁逸樂，斬萬罪之源也。”④他在論及煙時又指出：“西域俗名坦芭菇，緣乃母魯得以火柴架燒倚布喇希默圣人，命男女行奸魘之，遺精始生”。“吃煙之人，地為之做歹堵挖，不受主之慈憫”⑤。顯而易見，他認為煙、酒是與伊斯蘭教教義不相容的。
禁食馬、驢、騾、虎、狼、獅、豹、熊、猴、狐、鼠、犬、雕、鷹、鴉、鵲等動物。因為伊斯蘭教教義認為，人們的飲食，是可以頤養情性的。食生性良善的食物，便可增益人的善性；食生性惡濁的食物，便會滋長人的惡性。是以果、谷、瓜、蔬之屬，俱可食。而禽獸之屬，性純吃草谷者可食，性不純而食穢污者不能食。牛、羊、駱駝“具純德”，可以食。馬、驢，以“性有不善”，不可食；騾是馬、驢亂群而生，也不能食；虎、狼、獅、豹性“暴惡”，熊、猴、狐、鼠性“頑滑”，犬性“貪污”，雕、鷹、鴉、鵲肆侵奪，故皆不可食。⑥
（五）回回禁忌
禁忌：食一切動物的血和自死動物；吃蒸饃和烙餅等時用嘴咬；在所用水井、水塘用手取水；將取水器中水倒回井和水塘；在水井、水塘附近洗滌衣物和蔬菜；在果樹下、水溝旁及河邊大、小便；在人前袒胸露臂；在背后議論和誹謗別人；算卦、相面和賭博；放高利貸、偷盜和搶劫；崇拜偶像等等。
（六）穿戴
一般而論，回回男子喜歡戴白帽和黑帽，婦女喜戴黑、白或綠色蓋頭。不過，因教派不同，其式樣也有不同程度的區別。西北地區的回族，男服一般多黑色、肥大，褲長及于腳面，扎褲腿，喜穿西裝式長大衣，帽多圓形、平頂。但哲赫林耶派的男帽則有尖，西道堂派的男帽則是一塊一塊縫接起來的。婦女衣服，上窄下寬而長，通常都是過或及膝蓋。青年婦女愛穿顏色鮮艷的服裝。新教婦女的蓋頭多用絲織品或棉織品制成，從頭上套下，披在肩上，只露面部在外。而老教派婦女一般不戴蓋頭。哲赫林耶派婦女頭上愛頂塊白布，西道堂派婦女頭上愛頂一塊毛巾。有些地方則喜戴發網或蒙上一塊棕、白兩色的大頭巾。年輕婦女頭上扎紅、綠絲綢頭巾，腳穿繡花鞋并愛戴手鐲、項鏈、耳環和戒指。長期散居于漢族群眾中間的回民，眼式則多與漢族相同。
（七）其它
回族人民除本名外，每人都有一個經名。凡孩子出生或滿月時，俱要請阿訇給小孩取經名。在陜、甘、青和新疆等地，還要舉行命名儀式，請阿訇念經。親友們要攜帶禮物祝福。當孩子長到4歲又4個時辰時，要由家長帶領到清真寺去學一次阿拉伯文字母，稱之為“贏學”。男孩12歲、女孩9歲時稱“出幼”。男孩出幼要舉行“割禮”，即割去陰莖上的包皮，以便“大凈”和“小凈”時容易洗干凈。“出幼”后要按照伊斯蘭教規定，按時禮拜和在清真寺里學經文。如遇有吉兇諸事，須請阿訇誦經，謝以銀錢，“謂之布施”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朝秘史》卷十，第238節。
②[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第49、50頁注①。
③的斤即特勤。
④此據《圣武親征錄》。《世界征服者》譯本上冊第49頁，作三人，人名亦異。
⑤《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
⑥《元朝秘史》卷一○，第238節。
⑦《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載：“因成吉思汗之死，此女沒有嫁成。”成吉思汗死干1227年，在巴而術而忒的斤初次見他后16年。此事說法不一，似以《元朝秘史》所記為難。
⑧《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49頁。
①《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
②《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
③《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作薩侖的。拉施特著、余大鈞等譯：《史集》，第1卷第1分冊第244頁作撒鄰迪。
④此據《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9頁）作公元1252—1253年間，其弟斡根赤繼位。
⑤《元史》卷三，第51、53、54頁；《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3001頁。
⑥《元史》卷一二二，第3001頁。
⑦同上。
⑧《元史》卷一○九，第2761頁。
⑨《高昌王世勛碑》。
⑩《經世大典》序錄。
①《元史》卷一二二，第3001、3002頁。
②《元史》卷一九，第403頁。
③同①，第3002頁。
④《元史》卷二四，第543頁。
⑤同①，第3002頁。
⑥同上，《元史》卷一○九，第2761頁。
⑦《元史》同①，第3002頁。
⑧同①，第3002頁；卷一○九，第2761頁。
⑨同①，第3002頁。
⑩《元史》卷一二五，第3說072頁。《新元史》卷一○三刑法志。
①《元史》卷六三，第1569頁。
②《元史》卷一○，第211頁。
③《元史》卷一一，第221頁。
④同上書，第223頁。
⑤《元史》卷六三，第1567頁。
⑥《元史》卷一一，第228頁。同上書，第230頁。《元史》卷六三，第1569頁。《元史》卷一二，第253頁。
⑦《元史》卷一四，第293頁。《松雪齋文集》卷七《趙國公謚文定全公神道碑》。
⑧《元史》卷一二四，第3048頁。同上書，第3050頁。
⑨同上書，第3046頁。《新元史》卷一五○。
⑩《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頁。《新元史》卷一九二。
①《新元史》卷一九二。
②王桐齡：《中國民族史》，第548頁。據該書統計為64人，但其中有幾人并非畏兀兒人。
③《元史》卷一一二，第2789頁。
④以上為不完全統計。擴廓貼木兒為察罕帖木兒之甥、養子。
⑤《元史》卷一四五，第3448頁。
⑥《宋史》附錄，第14259、14262頁。
⑦《遼史》附錄，第1558、1559頁。
⑧《金史》附錄，第2903頁。
⑨《元史》卷一三○，第3174、3175頁。《新元史》卷一九二。
⑩《元史》卷二○二，第4519、4520頁。《元史》卷一三四，第3260頁。
①《元史》卷一四三，第3421、3422頁。
②《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冊，第118頁。此僅為有關海鹽腔形成的一種說法。
③《元史》卷一九三，第4386頁。
④轉引自《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冊，第118—119頁。
⑤《元史》卷一二二，第3002頁。
⑥《新元史》卷一一六。
⑦《元史》卷六三，第1567頁。
⑧蒙兀兒斯坦一名見《中亞蒙兀兒史》第一編，米兒咱·馬里麻·海答兒著，漢譯本，第148頁等處。
①《中亞蒙兀兒史》第一編，漢譯本，第46頁。
②《明史》卷三三二，第8606頁。
③《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一編，第44、46頁。但有些歷史著作則認為該國第一代汗是也先不花之子禿黑魯·帖木兒。
④《明史》卷三三二，第8607頁。
⑤同上書，第8608頁。
⑥同上書，第8608頁。
①《明史》卷三三二，第8608頁。
②一說死于1462年。
③《明史》卷三三二，第8608頁。
④《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一編，第54頁。
⑤同③，第8616頁。
⑥《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一編，第345頁。
⑦《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二編，第431頁。
⑧一說為1543年。
①和寧：《回疆通志》卷三。
②《清史稿》卷七六，第2391頁。
③或作伊斯梅爾。
①《大元馬政記》。
②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三。
③《南宮奏議》卷二九。有人認為“漢回”一詞產生于清代，非是。
④參閱白壽彝：《關于回族史的幾個問題》，見《回族史論集》。
⑤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四。
⑥“番客”，凡東南沿海各通產口岸都有。參閱《冊府元龜》卷一七○。
①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201頁。所說的“回教”、“回民”，實際上即是“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同義語。因為“回教”、“回民”二詞，唐代并未產生。
②參閱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207、208頁。
③《泉州府志》卷七五。
④《廣東通志》卷九二；趙叔盎《千佛塔記》。
⑤參閱《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四。
⑥參閱楊懷中：《唐代的蕃客》，載甘肅民族研究所編《伊斯蘭教在中國》。
⑦馬通《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第25頁。
⑧參閱漢譯《世界征服者史》（上），第140頁。
⑨參閱漢譯《史集》第1卷第2冊，第298頁。
①參閱漢譯《史集》第1卷第2冊，第309頁。
②據《元史》記載，賽典赤·贍思丁、贍思祖父等，都是在蒙古軍西征時自愿歸附的。這些人肯定不是個別的。
③《蒙兀兒史記》和《新元史》都將其當成“阿刺淺”，楊志玖先生《（新元史·阿刺淺傳》證誤》，斥其非。
④《元朝史》上冊141頁注認為即爾后在蒙古國中任要職的牙刺瓦赤。又譯為牙刺洼赤、牙老瓦赤。
⑤《元史》卷九九，第2538頁。
⑥許有壬：《至正集》卷五三。
①參閱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載《元史三論》。
②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游記》，第546、550頁。
③參閱白壽彝：《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發展》，載《回族史論集》。
④戴良：《丁鶴年詩集》序。
①《元史》卷一九○，第4351頁。
②參閱王逢：《贈買閭教授（有序）》，《梧溪集》卷四。
③參閱《元史》卷一九○，第4350頁。
④宋濂：《西域浦氏定姓碑》，《宋學士文集》卷五。
⑤許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⑥王禮：《麟原集》卷六。
⑦談遷：《國榷》卷三。
⑧《明實錄》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甲子條。
①參閱江應梁《滇南沙甸回族農村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
②龔景瀚：《循化志》卷八。
③參閱馬穎生：《大理回族與伊斯蘭教》，載《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
④參閱漢譯《史集》第2卷，第379、382頁。
①《清實錄》卷二九○，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條。
②引自《清真釋疑補輯》，京都清真藏版。
①“學董”，是清中葉后在西北地區清真寺中產生的一種組織形式，負有管理清真寺的財產和經濟收入，并調解處理教坊內民事糾紛和宗教事務等權力。“鄉者”，是幫助學董處理宗教事務、及同阿訇一起，為本壇教徒念經。它的出現，促使清真寺大權逐漸由宗教職業者手中，轉為地主富豪們所操縱。
②參閱馬通：《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第108頁。
①《元史》卷一一，第232頁。
②《元史》卷一六，第333頁。
③《元史》卷一九，第415頁。
④《元史》卷二八，第626頁。
⑤《明史》卷七七，第1879頁；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故元遺兵》。
⑥參閱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陳埭丁姓研究》，載《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
①參閱《甘肅通志稿》《民族三·族姓三》。
②江應梁《滇南沙甸回族農村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
③《永建回族自治縣社會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
④“納失失”，西域錦中的一種，中嵌有金線和珍珠，是元代宮廷制作宴會禮服“只孫服”的重要原料。
⑤“撒答刺欺”，西域錦中的一種，多用犬、兔毛制成，極精美。
⑥《元史》卷八五，第2149頁。
⑦《元史》卷九八，第2517頁。又據同書《百官二》，“都元帥府”始置于至元“十八年”。若據后者，則新附軍至大都后二年始有都元帥府。1285年，都元師府被改為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
①歐陽玄：《圭齋集》卷九。
②參閱賴存理：《回族商業史》，第186頁。
③《元史》卷八八，第2221頁。
④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九《高士傳》。
①《元史》卷二○五，第4560頁。
②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八。
③《元史》卷一三四，第3266頁。
④吳澄：《沙的行之字說》，《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五。
⑤吳澄《玉元鼎字說》，《臨川吳文正公集》卷六。
⑥參閱《元史》卷一九○，第4353頁。
①《元史》卷一九○，第4350頁。
②有的學者說他是蒙古人。從有關記述來看，似應為回回人。
③趙孟睿骸堆Π悍蚴??頡罰?端裳┱?募?肪砹?
一、回回社會經濟及其發展概況
回回民族的經濟基礎，主要是農業。其次是手工業和商業。
（一）農業
回回人在到達中國時，最初大都被分別編入“回回軍”、“西域親軍”、“哈刺魯軍”、“阿兒渾軍”、“探馬赤軍”等各軍中，并參加了滅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戰役。此后隨著統一全國的實現，又相繼被納入經濟建設的軌道，過著“屯駐牧養”、兵農合一的生活；或隨地入社，被置為“編民”，取得與漢族農民同樣的資格，從事農業耕作。今甘肅河西、寧夏、新疆、云南、河南、山東等地，都是當年回回軍兵士屯駐耕種的重要區域。例如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各地回回炮手“悉令赴南京（開封）屯田”；①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令“給滕竭兒（今新疆阜康縣）回回屯田三千戶牛、種”；②1297年（元大德元年），“徙襄陽屯田合刺魯軍于南陽”，每戶給田150畝。③1322年（元至治二年），元英宗碩德八刺下詔：“免回回人屯戍河西者銀稅”④。屯田活動的展開，為回回民族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4世紀后期，明代元而興，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例如1371年（明洪武四年），徐達令原住在北京附近的故元遺民（山后民）35800余戶分散于各地衛府；⑤不久，又將在戰爭中擄獲的“沙漠遺民”32800余戶遷至北平屯田；1384年（洪武十七年），令已入京衛的北平降卒，悉放為民屯田。上述遺民和降卒中，除部分為蒙古人外，實際上包括部分回回人在內。因為居住在北京、北京附近及其以北地區的回回人數量很多，明朝初年并未將他們與真正的蒙古人嚴格加以區分開。又如洪武初年歸附朋朝的西域人薛都爾丁，他在被封為土司后，即受命率部眾屯駐于碾伯、巴州、米拉溝（今青海省民和縣內）一帶耕牧。今民和、樂都一帶回族，就有部分為其后裔。
也有故元官員后裔，為躲避明政府擾害，隱姓埋名，投奔于僻遠地區從事耕作的。例如賽典赤·贍思丁后裔，流布各省，其中就有不少后改事耕作。據說福建陳埭鄉，就是由其后裔蕃衍而來的。⑥
14世紀晚期，明政府為加強西北邊防，曾從各地征調大量人力到西北地區屯田，其中也包括大量回民，例如洪武至永樂年間，從江左（今江蘇省等地）、海泗（今安徽省北部）一帶，派人移居西寧、樂都、貴德等地。爾后青海東部出現的眾多回回村寨，就是由上述移民建立起來的。
農業生產的發展與明朝政府的積極倡導和鼓勵也有一定關系。15世紀以前，在甘肅河西、平涼，寧夏固原、靈州等地，廣大回回人民，大多數都從事畜牧業。殷實之家，馬匹成群，牛羊上萬。但后來都逐漸改事農業或農牧兼營。有的還與當地漢族人民一道興修水利，大力發展灌溉，如河西的“回回渠”，寧夏的“滿達刺渠”、“納忠閘”和“哈三閘”，就是漢、回兩族人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的歷史見證。
18—19世紀時，因清朝統治階級實施民族壓迫政策，西北地區的農業經濟曾一度遭到較嚴重的破壞，但從全局看，直至19世紀中葉以前，生產仍然處于上升階段。誠如前引畢源所奏，“人口更為稠密”，“回民大半耕種、畜牧”。
回回人民因長期與漢族人民雜居共處，其耕作技術大體上與漢族人民差不多。所謂“今居眼習俗，久同華族”，①就是上述論斷的有力佐證。他們以牛犁耕，引水灌田，注意選育良種、適時耕作和施肥。農作物則因所處地域不同而有所區別，主要種植糧食作物：稻米、小麥、玉米、高梁、瓜果、蔬菜以及豆類等。
從事農業的回回人，絕大多數都兼營商業、手工業或畜牧業。即使有較多土地的富裕農民、富農和地主，往往也不例外。單純經營農業的極少。據調查，滇南沙甸村解放前有900余戶人家，幾乎沒有一家單純依靠耕種為生的。每戶差不多都養著幾頭牛，一二匹馬，或替客商轉運貨物，或養雞鴨往個舊出賣，也有組織馬幫走邊區的。②另據永建回族自治縣永勝鄉回輝登村調查材料，該地在解放前就有60％的農民是以營商（商販）作為主要謀生手段的，30％農戶半農半商。專門從事農業經營的只占10％左右。③
（二）手工業
手工業在回回民族的社會經濟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回回工匠在元代是受到蒙古統治階級的特殊照顧和保護的。最初他們中大多數都在官營作坊中從事建筑、紡織、兵器、制革、制金銀器等各種勞作。只有少數被分配給各級王公貴族、后妃為奴。據《元史·哈散納傳》載，窩闊臺在位時，哈散納就受命統率阿兒渾軍、并回回工匠3000戶駐蕁麻林（今張家口市西洗馬林堡），設局織造“納失失”（絲織品）。④爾后，弘州（今河北省陽原縣）納失失局建立，又以西域織綺文工300余戶，教習從中原各地簽派前來的各族工匠，繼續織造該織品。元初，官手工業局設“撒答刺欺”⑤提舉司時，忽必烈命扎馬刺丁率領工匠織造撒答刺欺和絲綢。⑥從1298年（大德二年）到1328年（泰定五年），元政府又征諸路各色人匠總管府為上都皇室宮殿、皇帝影堂織造地毯。“回回剪絨毯”，就是當時一種質量精良的地毯。
從事兵器制作的人也很多。忽必烈統治（1260—1294）初年，為發兵進攻南宋，就曾征炮匠于西域。伊利汗阿八哈遣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入朝。二人都是當時西域有名的制炮工匠。所造回回炮能發射75.5公斤巨石，較中國原有拋石機優良，在奪取襄陽、潭州、靜州等的戰斗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元朝政府為發展回回炮，還專門設立回回炮手總管府，以加強對回回軍匠的管理。
1279年（至元十六年），又調集蒙古、回回、漢以及兩淮造回回炮新附軍至大都，置回回炮手都元帥府。⑦
在建筑方面，很多回回工匠還參加過漠北地區城市以及大都的建設。據載，窩闊臺興工建造和林城時，曾役使各族工匠1500余人，其中回回工匠有500多人，內置有宮殿、官員邸舍、倉庫、街區和寺廟，歷時10余年始竣工。此外，窩闊臺在和林迤北迦堅茶寒湖建造的掃鄰城（春獵行宮）、于城南置設的圖蘇湖城（迎駕殿）也是由回回工匠建筑的。回回著名建筑家也黑迭兒丁在其擔任茶迭兒局總管府達魯花赤時，還同張柔共同負責創修大都宮城，凡“魏闕端門，正朝路寢，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厘之詞，宿衛之舍……以及池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縵廡飛簷”，①皆逐一加以籌理，從而為北京故宮建筑奠定了基礎。據說他還主持創修大都瓊華島（今北海）工程，歷時3年而成。
明朝代元而興，原有的回回人和回回工匠大都歸附于明朝。于是原來在官營手工業作坊工作的工匠，大都成為個體工匠或轉入其它行業。隨著明代封建經濟的發展及回回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一些具有回回民族特色的手工業也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壯大。在回回民族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是：
1.制香業。制香業是和回回傳統的香料貿易業相聯系的。福建泉州蒲家，自元以來就一直從事制香行業。明初時因受迫害，逃亡永春、德化等地。但在到達永春、德化后，仍然繼續經營制香業。如蒲氏14世孫蒲世茂在永春創置的香浦室，一直延續至解放以后。北京的“香兒李家”，其祖傳制香業，據說也有數百年的歷史。
2.制革業。制革也是回回人的傳統手工業，最初主要集中于西北河州和張家川兩地。此后又逐步發展至河南省周口、朱仙鎮、孟縣桑坡，山東省濟寧，甘肅省平涼等地。②從業人數既多，技術力量也極雄厚。據說河南省的制革和皮毛生產，差不多全為回回人所壟斷。而河南的制革，又以桑坡最有名。俗有“人知桑坡，而不知孟縣”之說。
3.制藥業。回回醫藥，元代就已馳名遐邇。
1270年（元至元七年），元政府在大都就設有“廣惠司”，專職“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為諸宿衛士治病。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又設“回回藥物院”“掌回回藥事”，③影響之大，不難窺其一斑。在陜西、山西和江浙一帶，從元、明以來，民間還出現過不少靠賣藥為生的人。如丁鶴年，一生顛沛流離，為謀生存，就“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④又如屯田于鈞州的回回人，也有不少經營制藥業的。據傳云南孫繼魯家族，就是一個醫藥世家。其子創置的“萬松草堂”藥店，直到近代，還以秘制丸、散、膏丹聞名。北京王回回膏藥、金回回膏藥、馬思遠藥錠，揚州夏子恒制作的明眼藥、止咳餅、神功救急丸等，都名聞遐邇。常州沙氏，還因善泡制中藥，在北京開設許多分店。此外，如洗染、制鹽、制皂、磨面加工、銅錫、采礦等也有一定發展。
（三）商業
在歷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經商聞名。在構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許多來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亞各國的商人，他們不僅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壽庚家族，就是經由海上而達于中國，并以經營香料、珠寶發家而飲謄于中華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積極效忠蒙古貴族，一向備受蒙古貴族眷顧。他們散居于全國各大城市，居津要、專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廣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們從事商業活動的中心。他們還利用蒙古貴族給予的特權，經常與國外商人建立商務關系，或為蒙古王公貴族辦“斡脫”，或撲買中原課稅。在回回商人中，有藉經商而榮登顯要的，如奧都刺合蠻、烏馬兒等，就以善營商而分別被授為提領課稅官和甘肅行省左丞。也有善于利用權力謀取暴利的，例如阿合馬，在任中書平章政事后，仍濫施權力，“網羅天下大利”①。據有關史料記載，元中統年間（1260—1264），居住于大都（今北京市）的回回人有2593戶，其中就有為數頗多的人，“系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②。生活于四川一帶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賈”③。他們經營日用百貨等各種商品。而香料、珠室等行業，則幾乎為所壟斷。
14世紀中葉后，回回商人因蒙古貴族衰微而喪失政治、經濟特權，其傳統商業有的被迫收縮，有的被迫停止。但與廣大回回人有切身關系的商務如屠宰、皮毛、飲食等行業，則又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涌現，遍布于各回回聚居區內。北京、南京、陜西、甘肅、寧夏、云南、河南、湖北、江浙等地都有其廣泛分布。一般地說，居住在東南沿海等城市的回回商人，多從事珠寶、醫藥、綢布等的運銷。而居住于甘肅、陜西、內蒙、河南、云南等地的商人，則多經營牛馬販運、以及毛皮、飲食及日用雜貨諸業。有的產銷兼營，有的專事運銷，有的半農半商；也有肩挑叫賣，或零星貿易兼充經紀牙儈的，形式多種多樣，尤其是風味食品的經銷，更是隨處可見。
回回商人對邊疆貿易也極重視。例如云南回商，就經常出沒于傣、白、彝、藏等民族聚居區，把糧食、布匹和內地各民族人民生產的日用百貨，運至各兄弟民族村寨，與其交換毛皮、藥材及各種畜產品，再將換得的商品，運回昆明等地出售，有效地促進了內地與邊疆各民族人民的經濟交流。
二、回回文化藝術和教育
回回民族講漢語，通用漢文字，是一個文化發達的民族，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許多重要學術領域都有其杰出代表人物。
（一）儒學方面
13—14世紀時，蒙古貴族為維護其統治，曾一度大力倡行崇儒政策。加上長期與漢族人民雜居，耳孺目染，部分回回上層，也對儒家思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些人甚至把儒家文化作為終生追求的目標。例如哲馬魯丁，取字“師魯”，即立志以孔子為師；伯篤魯丁，改漢姓魯，取字“至道”，是決意通達儒學；沙的，取字“行之”，是“慕乎周公、孔子之禮法”，“以行之為貴”④；阿魯丁，漢名玉元鼎，自幼即攻讀文史，研讀《大學》、《論語》，“習所謂窮理、克己”⑤，并著《古今歷代啟蒙》，供童蒙習誦。買閭和哲馬魯丁還因力資兼善學，被分別授為嘉興和鎮江路儒學教授。贍思和伯顏，更是嗜儒成痹。贍思年輕時，師從儒學大師學經，至成年時便“邃于經”，其中尤以對“易經”的研究最精深，⑥曾先后撰作《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帝王心法》等著作。除儒學外，于天文、地理、鐘律、術數、水利等也很精通。其所著《重訂河防通議》，還是我國少數民族第一部綜合治理黃河的重要史料。伯顏從6歲時起，即從里儒學《孝經》、《論語》。后受業于進士黃坦。成年時即以“斯文為已任”，“子大經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對于慕名而來質難的學者，俱“隨問隨辨，咸解其惑”。①曾修輯《六經》，并參與《金史》的纂修。
著名思想家李贄，原亦崇尚儒學，并接受過王陽明（王守仁）理學思想的影響，但至54歲后，卻以異端自居，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貶斥《六經》、《論語》、《孟子》等書，公開反對封建倫理和綱常名教，嚴厲批判了程（程顥、程頤）朱（朱熹）理學把天理和人欲對立的思想，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偉大學者。
（二）文學方面
回回人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也是卓著的。自元及清，人才輩出。享有詩名者就有薩都刺、馬九皋（薛超吾）、迺賢、泰不華（達兼善）②、伯篤魯丁（魯至道）、沐仲易、丁鶴年、孫繼魯、金大車、馬繼龍、閃繼迪、丁澎等數十人。其中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尤推薩都刺、馬九皋、泰不華和丁鶴年等人。薩都刺的詩，與唐代李賀的詩很相似，想象豐富，語言清麗，題材廣闊，風格清新，富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著有《雁門集》。馬九皋既是詩人，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作品多表現對功名利祿的厭惡和對田園生活的向往，風格“激越慷慨，流麗閑婉。”③代表作有《塞鴻秋》、《慶東原》等。泰不華是文學家、詩人，又是書畫家。他為詩格調“宏偉舂容，卓然凌于萬物之表”，曾被譽為元末詩人中之卓異者，④著有《顧北集》。丁鶴年工于唐詩，尤擅長七言律，因一生清苦，終身不仕。其詩內容多為思鄉、憂國、懷親之作，以寄寓對蒙古貴族衰微的哀思。時人以為其詩格調類杜子美（杜甫），讀之足使人感奮激烈，涕淚橫流。⑤
（三）繪畫方面
影響較大的有高克恭、丁野夫、丁景鴻等人。高克恭既是畫家，又是詩人。其詩“不尚鉤棘”⑥，意趣天然。擅長作山水畫和墨竹，造詣精絕，與趙孟頒齊名。作品以《夜山圖》、《秋山暮靄圖》為最著名。時人將其詩畫比之于唐代王維。丁野夫，原籍西域，后定居錢塘，也是一位擅長山水、人物的著名畫家。技法與馬遠、夏圭相類。小景皆取詩意。丁景鴻是清初著名詩人“西冷十子”丁澎之弟，終生不仕。他不僅善畫，還能詩，工書法。世人評其書畫：直在李唐、馬遠之間，草書神俊，處于度羊欣、梁鵠、師宜君以前。
（四）天文歷算。
中國舊有歷法，因存在某些明顯缺點，歷代每有改易。蒙古統一中國時，忽必烈因回回“陰陽星歷”精妙，遂命扎馬刺丁任職司天臺。⑦扎馬刺丁在職期間，曾根據西域歷法進“萬年歷”（即“回回歷”）。西域歷因在推測天象方面精確度較高，又“五星緯度”為“中國所無”，其法一度被采用。直至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郭守敬創“授時歷”后，始被廢止。扎馬刺丁在進“萬年歷”的同時，還制造了“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星辰向背。①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又令元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等，為明朝修定歷數。
1369年（明洪武二年），復令故元司天監官鄭阿里等至南京占天象，議歷法。次年，又將司天監改為欽天監，設天文、刻漏、大統歷、回回歷四科，以大統歷和回回歷參照并用。1382年（洪武十五年），翰林李翀、大學士吳伯宗又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翻譯了回回歷、②經緯度及天文等書，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歷法的發展。
回回歷傳入中國時，回回數學，如《撒唯那罕答昔牙諸般算法段目并儀式》17部、《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數》15部、《呵些必牙諸般算法》8部等數學典籍也同時傳入中國，予中國數學以重要影響。據說郭守敬運用的算弧三角法就可能與回回數學的影響有關。
（五）航海術
15世紀初年，明成祖朱棣為發展與西洋交通，招徠西洋各國商人至中國貿易，派遣回回人鄭和率領船隊到“西洋”③各國訪問、聯絡。鄭和為完成朱棣交給的使命，此后曾7次率領船隊出使“西洋”各國。歷時28年，先后訪問了東南亞、印度半島、阿拉伯和東非37個國家。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達波斯灣和紅海海岸的麥加，西面至非洲東海岸，從而開辟了中國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的新航道。他的第一次航行比哥倫布發現新航路，達伽馬繞非洲好望角分別早87年和92年，他所繪制的《航海圖》是中國地理學史上最早的海洋圖，圖中對每條航線的航向、航程和停泊地點等都作出詳盡的記錄，是一份珍貴的航海資料。曾隨鄭和一起出使的回回人馬歡還寫了《瀛涯勝覽》，費信撰寫了《星槎勝覽》，記載沿途山川景色、風土人情，為研究亞洲各國民情風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經堂教育
回回先民初到中國時，對宗教教育和宗教學術，一般并不很重視。絕大多數回回人的宗教知識都很貧乏。清真寺中，雖有阿訇、教長和學生，但因教育方法落后陳舊，并無多大成效。直至16世紀中葉后，由于宗教學者胡登洲積極倡導，經堂教育始有較大發展。
胡登洲，字明普，俗稱胡太師，陜西咸陽魏城人。生于1522年（明嘉靖元年），死于1597年。年幼時學過儒學。后隨同鄉高師祖修習伊斯蘭教典籍，“聆其大略”。④曾到過阿拉伯朝覲圣地。歸返后，因目睹中國伊斯蘭教的不景氣，立志興學，招學子數名于家，半工半讀。由于他的影響，自是清真寺設學漸開，并由甘、青、豫、魯而逐漸推廣至全國。辦法極簡單，以寺內一位阿訇為教師，視一方經濟狀況而定招生名額。衣、食、住等雜費，俱由教民負責。俟其學成，即由主持人和教民為之穿衣，名為“掛幛”，以示畢業。
經堂教育后發展為三級：大學、中學和小學。大學以造就專門宗教人才為宗旨，主要目標是培養教長；中學主要是培養進大學的學生即阿訇，學生稱“哈里發”，意為“繼承者、小學是適齡兒童的基礎教育，以學經、講經為主。大學主要講授《尕最》（《古蘭經》注釋）、《克倆木》（認主學）、《侯泥》（經注學）和波斯文等；中學講授《莫勒夫》（文法基礎）、《滿倆》（詞句的配合）、《班牙尼》（文學作品，著重講修辭）、《偉尕耶》（伊斯蘭教法）。①課本最初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沒有漢文課程：也不修習普通學校學習的功課。由于其教育方式陳舊，學生多無法適應發展的歷史潮流。清代末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因不滿于陳舊的教育方式，遂發起創辦新式學校“回教師范學堂”，改良教法，增設漢文和普通學校所設科目，以求更好地提高穆斯林人才的知識水平和社會素質。在其影響下，不久各地也相繼興起了籌辦回民學校的熱潮，上海出現伊斯蘭教師范，寧夏有中阿中學，北京有成達師范學校，昆明有明德中、小學校，予經堂教育以巨大促進。
經堂教育的出現及其改良，是回回民族社會經濟及伊斯蘭教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它充分反映了宗教職業者和宗教上層對擴大宗教影響的要求與愿望，對廣大回回人民文化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
（七）伊斯蘭教經學研究的興起
隨著漢語在回回民族中的普遍推廣與使用，自明代后期起，在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相繼出現穆斯林學者的伊斯蘭教譯作和漢文著作。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有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張中的《歸真總義》、《四篇要道》，伍遵契的《歸真要道》（又稱《米勒沙德》），馬伯良的《教款捷要》，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圣實錄》，金天柱的《清真釋疑》，馬注的《清真指南》等。其宗旨都是為了闡釋伊斯蘭教經典，以擴大穆斯林文化的影響。不過這些著作，與國外的伊斯蘭教論著又有明顯的不同。因為在這些著作中，作者在闡述伊斯蘭教教義時，并不是單純從伊斯蘭教經典中去尋求解答，而是試圖利用儒家思想去加以發揮。在他們看來，儒家學說與“天方教義”不僅義理相近，而且各有其精奧，可以互相補充。
例如王岱輿，從正統派伊斯蘭教神學出發，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真主創造的，從而建立起自己的“本體論”。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學大師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關于理、氣、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觀點，并將其移植到“認主獨一”的伊斯蘭教思想體系中。②其所著《正教真詮》，上卷有“真道”、“人極”、“教道”、“辨異”諸篇；下卷有“人倫”、“慎修”、“民常”、“主禁”、“生死”諸篇，俱闡明倫理，以定取舍。又如伍遵契《歸真要道》，通篇宣揚明心養性、克己復禮和復命歸真的出世思想。
劉智也是一位博極群書的大學者。他15歲后始矢志于學，曾歷覽儒家的經、史、子、集，又讀“天方經”、釋藏、道藏及“西洋”書137種，遂“會通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學”。③“所至難言者……而卻能鉤深索隱，以窮其精奧，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于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妙，俱顯現于魚躍鳶飛之際”④。
馬注是賽典赤·贍思丁的后裔，也是一位通曉儒、釋、道諸說的學者。所著《清真指南》內容極豐富，“上窮造化，中盡修身，未言后世”，凡“天地之秘，鬼神之奧，性命之理，死生之說，罔不巨細畢備”。⑤
除以上諸書外，馬德新的《四典會要》、《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禮法啟愛》等影響也很大。他還把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經典都譯成漢文，對改善寺院教育起了重要作用。①
回回人在史學、書法、兵器制造等方面也有重要成就，茲不一一贅述。
三、回回風俗習慣
（一）宗教
回回人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嚴格的一神教，故其風俗習慣大都與此有密切聯系。
根據伊斯蘭教教義，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安拉”。“安拉”漢譯意為“真主”。“真主”是獨一無二的，既無所不在，也無始無終。宇宙中除“真主”外，不再有任何其它神。因此，大多數回回人都把“真主”作為自己的唯一信仰。《甘肅通志稿》說：“其教以識主為宗旨，以敬事為功夫，歸根復命為究竟”，“不事地神，不立偶像，也不信天主分身、耶穌替罪之說”②。
回回人因崇奉伊斯蘭教，故在回民聚居區內，一般都建有清真寺。清真寺由教長主持寺務，并管轄聚居區內回民的宗教庶務，收集“天課”，俗稱之為“教坊”。“教坊”與“教坊”間是平等的，沒有從屬關系。清真寺既是回民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其所管轄聚居區內回民從事社會活動的場所和單位。
依照《古蘭經》規定，凡信仰伊斯蘭教的人，都必須遵照《古蘭經》和《圣訓》行事，《古蘭經》是所有信仰伊斯蘭教教徒的經典、行動準則，《圣訓》則是注解，其中也包括穆罕默德的議論、行為以及得到穆罕默德許可或默認的種種事實；還要按規定完成五項功課：念、禮、齋、課、朝。
念，包括2項內容：一是從小就要念會“清真言”。“清真言”共有三句：原意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欽差”。就是說，要信主認圣，否則便失去“以麻尼”（信仰），不能成為穆斯林；二是要遵從真主所命令的一切，念《古蘭經》，按《古蘭經》所說的去做，堅定認主從圣的信念。③念是五功之首，也稱為“作證”。
禮，又稱拜功。每日需五次面向天房，向“安拉”叩拜。每次禮拜之前，要先“小凈”（洗臉、鼻、手和腳）或“大凈”（洗全身）。進行禮拜時，除贊念真主外，“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神存心臨，內粟外競”，“故犯者復禮（犯禮）”。④按規定，做禮拜分別定于寅、午、申、酉、亥。又稱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宵禮。晨禮須在天亮時進行，四拜；晌禮約在午后一時，十拜；晡禮在日落前約一箭高時，四拜；昏禮在日落后紅霞未散之時，五拜；宵禮在紅霞散盡至中夜之間。每七日一大拜，稱“主麻”，又叫“聚禮”。“聚禮”定于星期五中午至午后一時舉行，為集體聚拜，寓有聯絡之意。舉行“聚禮”時，至禮拜寺大殿前，要先脫鞋，禮拜時要五體投地。
每年舉行兩次會禮。一為“開齋節”，一為“古爾邦節”。“開齋節”又稱“大節”、“大年”、“大聚”，是伊斯蘭教三大節日之一。每年于伊斯蘭教歷十月舉行。節前，每個家庭成員，都要向窮人發放“開齋捐”，粉刷房屋，打掃院落，并著盛裝到清真寺或郊外聚會。會禮時，要先向阿訇道安，接著互道“色倆目”。儀式結束后，再由阿訇率領，集體游墳掃墓，或各家各戶掃墓，為逝者祈禱。“古爾邦節”又稱“宰牲節”、“獻牲節”、“大會禮日”。它也是伊斯蘭教三大節日之一（另一是“圣紀節”，是穆罕默德誕生和逝世紀念日）。一般定于伊斯蘭教歷12月10日舉行。先會禮，后宰牲。家境好的要宰羊，富有的宰牛、或駱駝。駝為大牲，牛為少牲，羊為配牲。宰牲時，牛羊糞便、血液及食后骨頭需深埋，不得隨便丟棄。
日禮可以獨禮，越時可自補，聚禮、會禮不能獨禮，越時不能補。婦女不能參加會禮。
齋。就是戒食、色，謹嗜欲，減寤寐。凡穆斯林男女（男12歲以上，女9歲以上），每年都須封齋一月。①在封齋期間，每天在東方未發亮以前吃喝，透亮后停止，直至太陽下山后才能復食。齋月的終期，“以見月為度”②。一般是29天、或30天。若封齋28天見月，也開齋，但過后需補齋一日。如未見月，則繼續齋戒，但一般不超過3天。孕婦、乳媼、病人、旅行者、年老體弱者、經期婦女、傭工，不必封齋，但過后需補齋。
課，又稱“天課”，是伊斯蘭教上層向教徒征收的一種課稅。原是為了調和貧富之間的對立，勸說有錢人向貧苦人進行施舍，是一種自愿的捐助，后發展成為伊斯蘭國家的一項制度。依據教法規定，凡有資財的，每年應交納其財產的1/40，商品和現金交納2.5％，農業稅為5％—10％。中國穆斯林按定制納“正課”較少，但要根據家境情況交納“學糧”。金天柱《清真釋疑補輯》記載，凡積銀至14兩者，便謂之滿貫，應交納小麥半升或大麥一升。不交納米麥，亦可折錢，課稅定額，實際上并不完全劃一，地區不同，其稅額也各有區別。③
朝，是指朝覲。又稱朝“克爾白”、“朝天房”。“克爾白”，漢譯意為“立方體形的房屋”。“朝克爾白”，是穆罕默德徒都麥加城第6年后開始的。因在麥加城中心有一座圓形長廊“禁寺”，寺中心有座方形石殿，石殿東南有一圓形黑隕石，被視為圣物。據傳，該殿是由阿丹依天上原形修建的。公元623年，穆罕默德根據阿拉伯人的傳統習慣，將其定為教徒朝拜方向后，從此便成為世界穆斯林朝拜中心。
朝覲是每個穆斯林的宗教義務。一個穆斯林倘一生能朝覲一次，既是一件善功，又可獲得“漢志”（又稱“哈只”）稱號。因此，許多穆斯林對朝覲都很重視。凡有條件的人，都紛紛前往。無條件的，則在原籍沐浴聚禮、宰牲紀念。如凱林的父親就兩度去過麥加，鄭和的祖父和父親，也相繼到過麥加。④據江應梁《滇甫沙甸回族農村調查》說，該村解放前去過麥加朝覲的男子有100余人，婦女10余人，至有一門4“哈只”，兩代6“哈只”者。
崇“五典”，也是回回人的重要傳統習俗。所謂“五典”，就是孝順父母，夫妻互愛，長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五典”，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者根據《古蘭經》和“圣訓”，吸收儒家思想而概括出的5條義務。后來漢學派還將其作為宣教的指導思想。
（二）婚姻
依據伊斯蘭教法規定，成年男女可以自由擇偶。但在廣大農村中，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是父母作主。未成年先訂婚的現象也很普遍。訂婚須按一定的程序進行。首先是“立主親”。
“主親”由男方宗族或至親戚友中老成者并與女方相識或往來者組成，從中進行說合。一旦婦方同意，即可進行“納聘”，聘金或以牛、羊、馬、騾，①或以金銀、衣物、釵釧、食物等。依據伊斯蘭教規定，女方向男方索取聘金，應依據男方經濟狀況而定，不能有過高要求。但在現實中，買賣婚姻的現象仍然很嚴重。劉智《天方典禮》就曾對當時存在的買賣婚姻進行強烈譴責。據說解放前泉州地區回民的訂婚禮品，一般是黃金戒指2個，富裕回民，則加金項鏈一條、手鐲一對。此外，還加精制“油香”或“油酥花繭”、“油酥脆花”及布匹等物。②在滇南農村，聘金一般分為三等：一等谷2石，二等1.5石，三等1石，外加新衣料4襲。衣服首飾，視男方家境貧富而定。富裕之家，于娶前一日，還要送牛一頭，窮因者則要送牛脯肉2塊。③按規定，自由民可以同時娶2—4名妻子。但實際上，多數還是一夫一妻制。結婚要有同教公證人證明，方符條件。舉行婚禮時，要請阿訇主持儀式。婚禮一般選擇在“主麻日”。
回回人一般都很少離婚。但如果實在不能在一起生活，只要任何一方說三聲“不要你”，便構成離婚條件。離婚如果由女方首先提出，而男方不同意，則不能離婚。若男方表示同意，女方非但不能分享共有財產，還要退還彩禮（或稱“討休錢”）。④如果男方提出離婚，女方不同意離婚，經調解無效時，女方可以不退還聘金，夫妻離婚后，若雙方都后悔，仍可復婚。但婦女離婚后，則須等3個月后再改嫁。
回回人一般只與同教人結婚。《古蘭經》規定：“你們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婦女，直到他們的信道。”“你們不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們信道”。劉智《天方至圣實錄》云：“擇配以三：教門也，根基也，貧富相等也。”⑤所謂“教門”，就是說要與信仰相同的人成親，不要與信仰不同的人成親。若要與外教人結親，則須先使對方改奉伊斯蘭教。在歷史上，凡是回男娶漢女的，女方大都隨夫改奉羅斯蘭教。凡是回女嫁漢男的，漢男也多改奉伊斯蘭教。前述李贄二世祖林駑，就是因娶“色目女”而成為回回的。不過漢男娶回女的較少，回男娶漢女的則隨處可見。
由于傳統習慣影響，加上統治階級挑撥離間，回、漢隔閡，以致在有些地區出現不同輩結親或親上加親現象，致使人口發育和生理素質受到嚴重影響。例如在泉州一帶，就有同胞姊妹嫁后成兄嫂、弟婦的。也有在家是姐妹，嫁后成叔母、侄婦的。至于姑、姨表結親現象，更是屢見不鮮。⑥在甘、青地區，舊社會由于受門宦制度影響，教派與教派、門宦同門宦之間，也有不通婚的。如伊里瓦尼派與各門宦不通婚，而賽來奉耶派，又與伊里瓦尼派不通婚。結果，使結親范圍更加縮小。
（三）喪葬
回回人提倡薄葬。當人病危將死時，便要請阿訇或有威望的人念“討白”，意謂懺悔詞，以向“安拉”表示“悔罪”。⑦當其咽氣后，則要將“買提”（尸體）置于廳堂中的床上，將原有衣服脫去，用凈水加以洗濯，并用白細布自下而上包裹，然后盛入木匣，送往埋葬。①葬時由參加送葬群眾站“正那則”，意謂代亡人拜主。但禁止排列供品敬奉。自病人咽氣之日起至送葬，遺體一般不得過3日。3日內死者家屬不動煙火，吃食俱由親友鄰居贈送。按伊斯蘭教規定，死亡是真主賜福往天堂，俗稱“歸真”；故親屬不得悲哭。行土葬，一般都葬于公共墓地中。送葬時，要以錢散給貧人，謂之做好事。富者多散，貧者量力而行。葬后7日、40日、100日、周年、3年，及生、逝之辰，均行紀念之禮。
（四）回回飲食
主要食米、面。有蒸饃、烙餅、馕、包子、餃子、湯面、拌面等食物。逢年過節，喜食油香、馓子及各種油炸食物。肉食主要是牛、羊肉、雞肉、魚肉。但禁食豬肉。因豬形象丑陋，“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②。被認為是穢物，故禁止。明代時，因明朝政府在東南沿海地區，推行“反色目人”運動，致使當地回回人慘遭摧殘和屠殺。于是，有的人逐漸為漢族所同化，例如福建晉江地區的回民就是如此，他們也與當地漢族一樣養豬和吃豬肉。③但這是個別地方的特殊現象。
禁煙、酒。在回回人心目中，酒和煙無論對人和社會，都有害而無利，是孳生邪惡與逸樂的根源。馬注《清真指南》說：“蓋謂酒乃是惡之媒，邪魔入罪之根，古來喪國傾家，敗倫滅理者不可勝紀。奉主禁諭，所以清蒙晦，禁逸樂，斬萬罪之源也。”④他在論及煙時又指出：“西域俗名坦芭菇，緣乃母魯得以火柴架燒倚布喇希默圣人，命男女行奸魘之，遺精始生”。“吃煙之人，地為之做歹堵挖，不受主之慈憫”⑤。顯而易見，他認為煙、酒是與伊斯蘭教教義不相容的。
禁食馬、驢、騾、虎、狼、獅、豹、熊、猴、狐、鼠、犬、雕、鷹、鴉、鵲等動物。因為伊斯蘭教教義認為，人們的飲食，是可以頤養情性的。食生性良善的食物，便可增益人的善性；食生性惡濁的食物，便會滋長人的惡性。是以果、谷、瓜、蔬之屬，俱可食。而禽獸之屬，性純吃草谷者可食，性不純而食穢污者不能食。牛、羊、駱駝“具純德”，可以食。馬、驢，以“性有不善”，不可食；騾是馬、驢亂群而生，也不能食；虎、狼、獅、豹性“暴惡”，熊、猴、狐、鼠性“頑滑”，犬性“貪污”，雕、鷹、鴉、鵲肆侵奪，故皆不可食。⑥
（五）回回禁忌
禁忌：食一切動物的血和自死動物；吃蒸饃和烙餅等時用嘴咬；在所用水井、水塘用手取水；將取水器中水倒回井和水塘；在水井、水塘附近洗滌衣物和蔬菜；在果樹下、水溝旁及河邊大、小便；在人前袒胸露臂；在背后議論和誹謗別人；算卦、相面和賭博；放高利貸、偷盜和搶劫；崇拜偶像等等。
（六）穿戴
一般而論，回回男子喜歡戴白帽和黑帽，婦女喜戴黑、白或綠色蓋頭。不過，因教派不同，其式樣也有不同程度的區別。西北地區的回族，男服一般多黑色、肥大，褲長及于腳面，扎褲腿，喜穿西裝式長大衣，帽多圓形、平頂。但哲赫林耶派的男帽則有尖，西道堂派的男帽則是一塊一塊縫接起來的。婦女衣服，上窄下寬而長，通常都是過或及膝蓋。青年婦女愛穿顏色鮮艷的服裝。新教婦女的蓋頭多用絲織品或棉織品制成，從頭上套下，披在肩上，只露面部在外。而老教派婦女一般不戴蓋頭。哲赫林耶派婦女頭上愛頂塊白布，西道堂派婦女頭上愛頂一塊毛巾。有些地方則喜戴發網或蒙上一塊棕、白兩色的大頭巾。年輕婦女頭上扎紅、綠絲綢頭巾，腳穿繡花鞋并愛戴手鐲、項鏈、耳環和戒指。長期散居于漢族群眾中間的回民，眼式則多與漢族相同。
（七）其它
回族人民除本名外，每人都有一個經名。凡孩子出生或滿月時，俱要請阿訇給小孩取經名。在陜、甘、青和新疆等地，還要舉行命名儀式，請阿訇念經。親友們要攜帶禮物祝福。當孩子長到4歲又4個時辰時，要由家長帶領到清真寺去學一次阿拉伯文字母，稱之為“贏學”。男孩12歲、女孩9歲時稱“出幼”。男孩出幼要舉行“割禮”，即割去陰莖上的包皮，以便“大凈”和“小凈”時容易洗干凈。“出幼”后要按照伊斯蘭教規定，按時禮拜和在清真寺里學經文。如遇有吉兇諸事，須請阿訇誦經，謝以銀錢，“謂之布施”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朝秘史》卷十，第238節。
②[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第49、50頁注①。
③的斤即特勤。
④此據《圣武親征錄》。《世界征服者》譯本上冊第49頁，作三人，人名亦異。
⑤《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
⑥《元朝秘史》卷一○，第238節。
⑦《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載：“因成吉思汗之死，此女沒有嫁成。”成吉思汗死干1227年，在巴而術而忒的斤初次見他后16年。此事說法不一，似以《元朝秘史》所記為難。
⑧《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49頁。
①《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
②《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
③《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0頁）作薩侖的。拉施特著、余大鈞等譯：《史集》，第1卷第1分冊第244頁作撒鄰迪。
④此據《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頁。《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第59頁）作公元1252—1253年間，其弟斡根赤繼位。
⑤《元史》卷三，第51、53、54頁；《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3001頁。
⑥《元史》卷一二二，第3001頁。
⑦同上。
⑧《元史》卷一○九，第2761頁。
⑨《高昌王世勛碑》。
⑩《經世大典》序錄。
①《元史》卷一二二，第3001、3002頁。
②《元史》卷一九，第403頁。
③同①，第3002頁。
④《元史》卷二四，第543頁。
⑤同①，第3002頁。
⑥同上，《元史》卷一○九，第2761頁。
⑦《元史》同①，第3002頁。
⑧同①，第3002頁；卷一○九，第2761頁。
⑨同①，第3002頁。
⑩《元史》卷一二五，第3說072頁。《新元史》卷一○三刑法志。
①《元史》卷六三，第1569頁。
②《元史》卷一○，第211頁。
③《元史》卷一一，第221頁。
④同上書，第223頁。
⑤《元史》卷六三，第1567頁。
⑥《元史》卷一一，第228頁。同上書，第230頁。《元史》卷六三，第1569頁。《元史》卷一二，第253頁。
⑦《元史》卷一四，第293頁。《松雪齋文集》卷七《趙國公謚文定全公神道碑》。
⑧《元史》卷一二四，第3048頁。同上書，第3050頁。
⑨同上書，第3046頁。《新元史》卷一五○。
⑩《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頁。《新元史》卷一九二。
①《新元史》卷一九二。
②王桐齡：《中國民族史》，第548頁。據該書統計為64人，但其中有幾人并非畏兀兒人。
③《元史》卷一一二，第2789頁。
④以上為不完全統計。擴廓貼木兒為察罕帖木兒之甥、養子。
⑤《元史》卷一四五，第3448頁。
⑥《宋史》附錄，第14259、14262頁。
⑦《遼史》附錄，第1558、1559頁。
⑧《金史》附錄，第2903頁。
⑨《元史》卷一三○，第3174、3175頁。《新元史》卷一九二。
⑩《元史》卷二○二，第4519、4520頁。《元史》卷一三四，第3260頁。
①《元史》卷一四三，第3421、3422頁。
②《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冊，第118頁。此僅為有關海鹽腔形成的一種說法。
③《元史》卷一九三，第4386頁。
④轉引自《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冊，第118—119頁。
⑤《元史》卷一二二，第3002頁。
⑥《新元史》卷一一六。
⑦《元史》卷六三，第1567頁。
⑧蒙兀兒斯坦一名見《中亞蒙兀兒史》第一編，米兒咱·馬里麻·海答兒著，漢譯本，第148頁等處。
①《中亞蒙兀兒史》第一編，漢譯本，第46頁。
②《明史》卷三三二，第8606頁。
③《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一編，第44、46頁。但有些歷史著作則認為該國第一代汗是也先不花之子禿黑魯·帖木兒。
④《明史》卷三三二，第8607頁。
⑤同上書，第8608頁。
⑥同上書，第8608頁。
①《明史》卷三三二，第8608頁。
②一說死于1462年。
③《明史》卷三三二，第8608頁。
④《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一編，第54頁。
⑤同③，第8616頁。
⑥《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一編，第345頁。
⑦《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二編，第431頁。
⑧一說為1543年。
①和寧：《回疆通志》卷三。
②《清史稿》卷七六，第2391頁。
③或作伊斯梅爾。
①《大元馬政記》。
②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三。
③《南宮奏議》卷二九。有人認為“漢回”一詞產生于清代，非是。
④參閱白壽彝：《關于回族史的幾個問題》，見《回族史論集》。
⑤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四。
⑥“番客”，凡東南沿海各通產口岸都有。參閱《冊府元龜》卷一七○。
①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201頁。所說的“回教”、“回民”，實際上即是“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同義語。因為“回教”、“回民”二詞，唐代并未產生。
②參閱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207、208頁。
③《泉州府志》卷七五。
④《廣東通志》卷九二；趙叔盎《千佛塔記》。
⑤參閱《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四。
⑥參閱楊懷中：《唐代的蕃客》，載甘肅民族研究所編《伊斯蘭教在中國》。
⑦馬通《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第25頁。
⑧參閱漢譯《世界征服者史》（上），第140頁。
⑨參閱漢譯《史集》第1卷第2冊，第298頁。
①參閱漢譯《史集》第1卷第2冊，第309頁。
②據《元史》記載，賽典赤·贍思丁、贍思祖父等，都是在蒙古軍西征時自愿歸附的。這些人肯定不是個別的。
③《蒙兀兒史記》和《新元史》都將其當成“阿刺淺”，楊志玖先生《（新元史·阿刺淺傳》證誤》，斥其非。
④《元朝史》上冊141頁注認為即爾后在蒙古國中任要職的牙刺瓦赤。又譯為牙刺洼赤、牙老瓦赤。
⑤《元史》卷九九，第2538頁。
⑥許有壬：《至正集》卷五三。
①參閱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載《元史三論》。
②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游記》，第546、550頁。
③參閱白壽彝：《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發展》，載《回族史論集》。
④戴良：《丁鶴年詩集》序。
①《元史》卷一九○，第4351頁。
②參閱王逢：《贈買閭教授（有序）》，《梧溪集》卷四。
③參閱《元史》卷一九○，第4350頁。
④宋濂：《西域浦氏定姓碑》，《宋學士文集》卷五。
⑤許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⑥王禮：《麟原集》卷六。
⑦談遷：《國榷》卷三。
⑧《明實錄》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甲子條。
①參閱江應梁《滇南沙甸回族農村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
②龔景瀚：《循化志》卷八。
③參閱馬穎生：《大理回族與伊斯蘭教》，載《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
④參閱漢譯《史集》第2卷，第379、382頁。
①《清實錄》卷二九○，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條。
②引自《清真釋疑補輯》，京都清真藏版。
①“學董”，是清中葉后在西北地區清真寺中產生的一種組織形式，負有管理清真寺的財產和經濟收入，并調解處理教坊內民事糾紛和宗教事務等權力。“鄉者”，是幫助學董處理宗教事務、及同阿訇一起，為本壇教徒念經。它的出現，促使清真寺大權逐漸由宗教職業者手中，轉為地主富豪們所操縱。
②參閱馬通：《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第108頁。
①《元史》卷一一，第232頁。
②《元史》卷一六，第333頁。
③《元史》卷一九，第415頁。
④《元史》卷二八，第626頁。
⑤《明史》卷七七，第1879頁；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故元遺兵》。
⑥參閱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陳埭丁姓研究》，載《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
①參閱《甘肅通志稿》《民族三·族姓三》。
②江應梁《滇南沙甸回族農村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
③《永建回族自治縣社會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一）。
④“納失失”，西域錦中的一種，中嵌有金線和珍珠，是元代宮廷制作宴會禮服“只孫服”的重要原料。
⑤“撒答刺欺”，西域錦中的一種，多用犬、兔毛制成，極精美。
⑥《元史》卷八五，第2149頁。
⑦《元史》卷九八，第2517頁。又據同書《百官二》，“都元帥府”始置于至元“十八年”。若據后者，則新附軍至大都后二年始有都元帥府。1285年，都元師府被改為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
①歐陽玄：《圭齋集》卷九。
②參閱賴存理：《回族商業史》，第186頁。
③《元史》卷八八，第2221頁。
④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九《高士傳》。
①《元史》卷二○五，第4560頁。
②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八。
③《元史》卷一三四，第3266頁。
④吳澄：《沙的行之字說》，《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五。
⑤吳澄《玉元鼎字說》，《臨川吳文正公集》卷六。
⑥參閱《元史》卷一九○，第4353頁。
①《元史》卷一九○，第4350頁。
②有的學者說他是蒙古人。從有關記述來看，似應為回回人。
③趙孟睿骸堆Π悍蚴??頡罰?端裳┱?募?肪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