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第一份白話文報《正宗愛國報》

《清真鐸報》創(chuàng)刊人之一、伊期蘭教學者納忠先生（1909-2008年）
 

    近代回族新文化運動是回族知識分子鑒于國家的內憂外患和本民族的積弱積貧，為振興國家、民族、宗教而在回族中掀起的一場以興教育、求進步為主要內容的文化運動。它以1906年為起始，在辛亥革命后獲得了一定的發(fā)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有了進一步發(fā)展，在上世紀30年代走向高潮。近代回族新文化運動先驅積極地投入社會實踐，創(chuàng)辦報紙是其主要的活動之一。回族報刊本著開啟民智、發(fā)展教育、改革宗教、振興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的宗旨，在回族社會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運動被當時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稱為“近代中國回教徒第一次自覺發(fā)動的文化運動”。

　　上世紀初的回族社會，以闡發(fā)伊斯蘭教義，提倡新式教育，關注社會現實問題，交流各種信息，報道時事為主要內容的回族報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據伊斯蘭教學者馬博忠先生統(tǒng)計，自1906年《正宗愛國報》創(chuàng)刊至新中國成立，回族（伊斯蘭）報刊總計達270種，平均每年創(chuàng)刊的達6種之多。

　　回族有識之士通過報刊媒體來關注和解讀國家和民族命運，自省自強。通過新文化運動的歷練，回族報人較好地完成了報道新聞、評論時事、傳播文化、促進經濟發(fā)展，進而保教救國的基本任務，也從中積累了珍貴的辦報經驗。回族新文化運動為回族報刊提供了廣闊的活動背景和歷史舞臺，回族報刊則為新文化運動傳遞信息、貢獻良策，成為活動開展的重要引擎。同時，回族報刊為回族經濟建設所作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成效，也間接支持了新文化運動的開展。這種良好的互動關系，成為回族報刊完成自身歷史使命、實現自身價值的可靠保障。

　　報刊創(chuàng)辦活動本身就是回族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具體來說，回族刊物多由回族進步團體或個人創(chuàng)辦，在當時可作為新式教育的輔助教材，亦可成為留學生和國內宗教學校學生發(fā)表見解的重要園地，還可以直接介入并配合學術研究和譯經活動的開展。

　　在回族新文化運動的開展過程中，創(chuàng)辦報刊雜志是其中的關鍵一環(huán)。康有為曾說“中國百弊，皆由弊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他所說的“于是”即是辦報館。回族新文化運動更使辦報風氣一時蔚然。1906年，以“注重啟迪回民”為宗旨的回族第一份白話文報《正宗愛國報》，由回族人士丁寶臣于北京創(chuàng)辦。1907年，留學日本的36名回族學生在東京發(fā)起成立了留東清真教育會，并于1908年創(chuàng)辦了以“聯(lián)絡回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宗旨的回族穆斯林第一份刊物——《醒回篇》，此刊物雖只出一期，卻吹響了中國回族覺醒的號角，該刊把民族、宗教與現實、教育聯(lián)系起來，與國家聯(lián)系起來，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正適應了中國整體上的文化運動進程。

　　《醒回篇》的《發(fā)刊序》及其眾多回族人士在刊物上發(fā)表的文章，如保廷梁的《勸同人復興教育之責任說》、王廷治的《回教與武士道》、黃鎮(zhèn)磐的《回教之文明》等，或是提倡民族團結和愛國主義的主張，或是認為發(fā)展新式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的觀點，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發(fā)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趙鐘奇在其《論中國回教之國民教育》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民族團結、同舟共濟的主張，他說：“中國今日之形勢，四面皆敵，非協(xié)力同心，化除種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腦髓而為一大知識，合四百兆人之資產而為一大經濟，合四百兆人之體力而為一大陸軍，否則分崩離析，帶來瓜剖豆分之患。”在一片“排滿”、“仇滿”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聲中，這種以少數民族身份提倡民族大團結、共赴國難、同雪國恥、振興國家的主張，顯得難能可貴。這一時期，同在日本的孫中山不能不受到這一主張的影響，后來他逐漸擺脫了籠統(tǒng)“排滿”的思想，提倡民族平等和“五族共和”，進而對回族刮目相看，認為“中國民族運動，非有回族之參加，難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國主義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個結合，亦勢難完成也”。

　　在這一時期，回族報刊的文化、教育和宣傳功能對回族新文化運動起了直接作用。各種刊物刊發(fā)的文章力求從多角度、多層面闡述回族新文化運動歷史淵源、演進過程與現實努力，分析運動的外部環(huán)境和內部策略，深入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深層次問題，如“反侵略與回教文化”、“儒耶墨與我教在人生哲學上的比較觀”、“回教對于社會進化上的貢獻”等都極有針對性。回族報刊利用自身平臺，針對“回教文化”這一中心議題廣開言路、集思廣益，這些有益探討為文化運動的健康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這一時期，回族報人與回族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宗教團體組織者的3種身份往往是合一的，從中也可以感受到回族報刊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和回族知識分子的思想先進性。

　　回族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推動了回族報刊的創(chuàng)辦

　　《醒回篇》的創(chuàng)辦，拉開了回族文化覺醒運動的序幕，自此，回族報刊在全國各地陸續(xù)出版發(fā)行。早期的回族報刊以北京、天津、上海等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城市為基地，如從1906年《正宗愛國報》開始至1924年，興辦的28種回族報刊中，北京8種，天津8種，上海5種，這3個城市興辦的刊物占到75%，這也正印證了以上三地是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起城市和中心城市。而1925年至1934年所興辦的74種刊物，辦刊地點則趨于分散，其中北京17種，天津2種，上海9種，這三地共28種，約占全部的38%。這印證了此時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蔓延開來。此時，南京、廣州、西安、昆明等地的回族報刊日漸興起。1935年至1944年創(chuàng)辦的85種報刊中，北京僅2種，天津沒有，上海5種，這三地共7種，僅占全部的8%，所占比重急劇下降。而此時期的其他城市如重慶9種，南京6種，西寧5種，西安5種，總數上完全超過了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說明此時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向著西部城市挺進，因抗戰(zhàn)需要，新文化運動的開展總體上受到了一定影響。1945年至1949年創(chuàng)辦的52種報刊中，北京9種，天津沒有，上海3種，占全部的23%，比重有所回升，而此時的南京7種，蘭州5種，廣州4種，重慶3種，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心城市因為承受較多的政治壓力，辦刊環(huán)境相對緊張，回族報刊繼續(xù)呈現辦刊分散狀態(tài)。報刊創(chuàng)辦的時間、數量及地域分布是回族新文化運動開展的晴雨表和溫度計，反映的正是回族新文化運動的趨勢和過程。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正是回族新文化運動的波浪起伏之勢，才使得回族報刊的創(chuàng)辦呈現五彩紛呈、遍地開花之態(tài)，報刊的合理波動和瞬間振蕩現象直接受制于新文化運動演進的大潮。

　　回族新文化運動為報人們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內容

　　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內容和形式，興起背景與成敗得失，都主要通過回族報刊來記錄、整理和傳播。新文化運動為報刊的采、寫、編提供了真實而廣闊的陣地，也提供了迫切而豐富的內容。比如，報刊中的專版、專號、專刊，基本都是緊隨運動形勢的重點而開辦的。以《月華》為例，除創(chuàng)刊號外，其共開辟了15個專號、特刊，分別是齋月專號、青年專號、婦女專號、古爾邦節(jié)專號、翻譯古蘭宣傳特刊、成達師范學校第一班畢業(yè)專號、紀念馬云亭先生專號、辯誣專號、回教與人生特號、北平西北公學校畢業(yè)專號、五周年紀念特大號、馬自成大阿衡（訇）紀念專號、兒童專刊、衛(wèi)教專號、十周年專號。

　　可以看出，專號、特刊所關涉的內容價值相對重大，緊密聯(lián)系國內、族內形勢，以人為本，力避空談，其中大部分都與回族的文化、社會生活密切相關，例如辯誣專號、衛(wèi)教專號等都直接集中反映回族文化的自我護衛(wèi)，通過辯護與論戰(zhàn)，提升了回族群眾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對于回族報人來說，也使其應對突發(fā)事件的分析報道能力得到了鍛煉和增強。

　　另外，有關學校教育的有4期，關涉《古蘭經》翻譯的一期，都表明報刊已經融入到譯經與興辦教育等活動當中去，并且開始嚴謹地分析已有成果和未來走向。此外，對于馬云亭、馬自成等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也有較多關注。一般刊期中多刊登“回教明星”的照片和介紹，以增進讀者對回族文化運動先驅和骨干的進一步了解。以上專號、特刊的出版發(fā)行顯示，回族報人們的編印發(fā)行業(yè)務已經日臻成熟，稿件組織能力已得到增強，已經能夠組織批量稿件針對某一問題進行重點探討，且形成一定影響。

　　同時，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報刊所受的即時連帶影響也較為明顯，如頻繁停復刊、辦刊地轉移，辦刊經費不濟，辦刊人員重組等，都直接受制于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報刊編印工作時常處于威脅和壓力之下，如《清真鐸報》的印刷紙質多有變化，《回教論壇》、《伊斯蘭青年》等多用草紙排印，油墨質量亦不佳，視覺效果較差。再如《穆民》、《人道》、《回教大眾》、《突崛》等刊物的封面都為彩色且多有顏色變化，《明德月刊》、《突崛》、《天方學理》等刊名字體經常出現變化。亦有如《戰(zhàn)時滇西回教月刊》為手寫油印式，《云亭小學校刊》使用紅格黑字手抄報式，《回教論壇》出現手寫告示等。這些都說明了回族報人們考量自身條件，適應形勢變化，根據客觀能力和實際需要進行辦刊實踐的不斷調整，在不斷刊的前提下力爭將刊物做得更具閱讀美感，而新文化運動正是貫穿始終的大背景。

　　回族報刊一直體現著回族知識文化界沉穩(wěn)莊重的思考方式和愛國愛教的理想信念，也體現了回族進步人士機敏果敢、敢作敢當的處世原則。通過對以上互動關系的梳理，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全面評估當時的回族報刊所發(fā)生的實際影響，全面衡量當時回族社會在國際國內大背景下扮演的重要角色，更能夠強化對當時少數民族媒體與少數民族文化運動的互動的經驗把握，深化對回族報刊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廣泛聯(lián)系的探究。另外，通過發(fā)掘回族報人及報刊愛國愛教、身肩大義的歷史事實，可以增強回族群眾的民族自豪感，激發(fā)回族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