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云：　　

　　胡元入主中國，其種族散處天下者，難以遽絕，故凡蒙古及色目人，聽與中國之人相嫁娶，為婚姻。……不許蒙古色目之本類自相嫁娶。如本類中違律自相嫁娶者，兩家主婚杖八十，所嫁娶之男女俱入官，男為奴，女為婢……夫本類嫁娶有禁者，恐其種類日滋也。　　

　　所謂色目人，實際上是回教人占最大多數(shù)。這條限制色目人的法律，也就是限制回教人的法律。事實上，也許回教人因為這條法律的關系，而有娶漢女的許多方便。但就這條文的本身而言，充分地表示它對回教人的猜忌和防閑。這種歧視的程度，較元時是大大地增加了!　　

　　明代的私人著作中，間有對于回教人表示好感的，但也很有表示嫌惡的。以兩者相衡，好感的程度似遠不及嫌惡的程度之深。茅瑞征著《皇明象胥錄》，公然摭拾市井讕言，對回教辱罵。一代大師顧炎武著《日知錄》，痛心疾首地說：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為膳。宜先禁 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日十惡丑逆、火光行動、持刀殺人、官典犯臟、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為重也。若韓泥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直豫防者矣。他竟把回教人之屠牛，都認為大逆不道了。　　

　　清政府對回教人，由歧視而壓迫。清律上有若干條文，對于回教人之犯罪者，特別加重處罪。回疆征服后，對于回漢間的關系，特別加強監(jiān)視。回疆之重要地方，多于同一地點分設回城與漢城，兩城人民不得自由往來。漢人人回疆者，皆須攜帶護照，始準人境。回疆回漢人民間之通婚，更所嚴禁。

　　有清三百年中，與回教人有關的戰(zhàn)事，可以說是無代無之。我們試舉著名的戰(zhàn)事來說，就有：

　　一、米刺印、丁國棟之役，時間在順治五年四月到六年十一月，戰(zhàn)區(qū)在甘肅。米、丁所部回眾（當然也有非回教人在內），先后死者約三萬人。

　　二、大小和卓木之役，時間在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到二十四年七月，戰(zhàn)區(qū)在回疆。

　　三、烏什之役，時間在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到同年七月，戰(zhàn)區(qū)在回疆。

　　四、昌吉之役，時間在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戰(zhàn)區(qū)在回疆迪化州屬之昌吉。

　　五、蘇四十三之役，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到六月，戰(zhàn)區(qū)在甘肅。

　　六、田五之役，時間在乾隆四十九年四月至七月，戰(zhàn)區(qū)在甘肅之通渭縣、伏羌、靜寧一帶。

　　七、張格爾之役，時間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至道光八年正月，戰(zhàn)區(qū)在回疆。

　　八、永昌之役，時間在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戰(zhàn)區(qū)在云南永昌一帶。

　　 九、咸同云南之役，時間在咸豐六年至同治十一年，戰(zhàn)區(qū)遍于云南各地，并波及四川、貴州。雙方死亡數(shù)目，包括軍民在內，數(shù)目很多。

　　十、陜甘之役，時間在同治元年二月至十一年冬，戰(zhàn)區(qū)在陜西甘肅二省。雙方死亡人數(shù)亦多。

　　這些戰(zhàn)役的起因，不完全相同。除了米、丁之役，是由于要復明抗清，其它備役由于地方官吏處置之不公，或地方官吏對回民之虐待，因而激起變亂的，居最大多數(shù)。例如昌吉之役，魏源述其起因云：

　　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逼流婦使謳。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城屯官，劫軍器，據(jù)城叛。

　　張格爾之役，魏源亦述其起因之一，說：（邊臣）保舉漸弛，多用侍衛(wèi)。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為利數(shù)，以瓜期為傳舍。與所屬司直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于 阿奇木伯克（清人任命之四人首領）。伯克借供官為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余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土產氈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

　　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tǒng) 屬，又距伊犁將軍渺遠，恃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 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四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

　　其它戰(zhàn)役的起因，類似這種情形的很多。大概清中央政府對于回教人的歧視，反映到地方官吏的心理上，已使他們覺得回教人可欺。同時，如果他們是邊地官吏，住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更使他們能施展魚肉人民的伎倆。這樣，戰(zhàn)斗的事情就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回教人是大批地犧牲掉了。清政府及其官吏對于回教人的不順從，反而感覺著頭痛，于是就有了"回回難治"的口號。本章參考數(shù)據(jù)舉要

　　關于元代或蒙古帝國時之回教人處境，可檢閱《多桑蒙古史》中有關各章。

　　關于清代與回教有關的戰(zhàn)役，可看《蘭州紀略》（有刊本），《石峰堡紀略》（有《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平定回疆剿擒逆育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以上俱有刊本），魏源《圣武記》（有《四部備要》本），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有《國學基本叢書》本）。簡單一點的記述，可看但熹《清朝全史》（中華書局出版），肖一山《清代通史》（商務印書館出版），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全史》等書錯誤太多，須注意。

　　寺院教育的提倡

　　明清兩代，回教因受人的歧視與厄害，遂有教中才智之士出來設法作各種救護宗教的活動。其表現(xiàn)最大者，有兩種。一是寺院教育的提倡，一是漢文譯述的發(fā)表。前者所以使師弟相授，希望能夠把宗教學術的傳統(tǒng)保持下去。后者所以介紹回教教義于教外人，或不懂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回教人，以增進他們對回教之理解或認識。

　　寺院教育的提倡，相傳始于胡登洲。登洲，陜西渭南人，字明普，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生。早年，他本是讀儒書的，后來改業(yè)習經(jīng)，并到滿克（Makka）朝覲。歸國以后，他大大地感到中國回教的衰敗，就立志興辦教育。他招了一些學生到禮拜寺里，自己供給他們生活費用，或給他們找工讀的機會。他成就的學生很多，他的弟子、再傳弟子及數(shù)傳弟子中，很有些著名的經(jīng)師。至于影響所及，聞風而起的，就更有人在了。

　　自登洲到現(xiàn)在，三四百年間，寺院教育的主要課程不外乎教法和宗教哲學。課本，或用阿拉伯文，或用波斯文。現(xiàn)在回教寺院教育普通有"十四本經(jīng)"之說，即：

　　一、《連五本》。這種課程，共包含五個部分，是講動詞變化和詞句構造的。前三部分不知誰作。后二部分是根據(jù)阿卜杜夏西爾（回歷471年即宋元豐M年，公元flog年去世）的書作的。

　　二、《遭五》。這是"連五本"第五部份的注解書。作者名穆團勒吉，生于國歷 538年（即來紹興十三至十四年，公元 1143－1144年），死于回歷610年（宋嘉定六至七年、公元1213－1214年）。

　　三《滿倆》。這是一部大文法書。作者查密，生于回歷817年（明永樂十二至十三年、公元1414－1415年），死于國歷897年（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

　　四、《白亞尼》。這是一部修詞學。作者賽爾德丁，死于回歷772年（明洪武三至四年，公元1370－1371年）。

　　五、《偉易業(yè)》。這是一部教法書。作者馬哈漠德，死于回歷747年（元至正六至七年，公元1346－1347年）。

　　六、《者倆來尼》。這是一本淺近的《古蘭經(jīng)》注，宜于初學者之用。作者者刺倫丁未作完，于回歷864年（明大順三至四年，公元1459－14ed年）去世。者馬倫丁接著作完。他于回歷9（）年（弘治八至九年，公元1495－1496年）去世。

　　七、《夏遵》。是一部較詳?shù)摹豆盘m經(jīng)》注。作者阿布都刺死于回歷791年（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

　　八、《客倆目》這是一本講宗教哲學的杰著。作者生死年月待考。

　　以上的八種，都是用阿拉伯文寫的。

　　 九、《圣訓詳解》。這書是四十段圣訓和它們的解釋。選注者伊本斡德安，死于回歷594年（宋慶元三至四年，公元＊97－1198年）。

　　十《艾爾白歐》。這也是四十段圣訓的選注。作者是哈薩漠了。

　　十一《侯賽尼氏經(jīng)注》。這是一部"古蘭經(jīng)"注。回歷897年（明弘治四至五年，公元1491－1492年），侯賽尼著。

　　十二、《昭元密訣》。這是一部哲學書，與"滿倆"同一著作者。

　　十三《歸真要道》。這是一部論修養(yǎng)的書。回歷620年（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阿布都刺著。

　　十四、《古力斯坦》。這是一部文學名著。作者賽爾底歿于回歷690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

　　以上六種，都是用波斯文寫的。

　　這十四種經(jīng)籍，并不是每一個經(jīng)學生必須完全學習的，也不是于這十四種以外，不準學別的東西。這不過是寺院教育中的主要課程罷了。

　　這十四種經(jīng)籍之規(guī)定，始于何時，不能確考。但我們如注意上列各經(jīng)籍著作時期之可考者，都在胡登洲以前；則它們在登洲時已規(guī)定好了，也未可知。本章參考書舉要

　　 關于回教寺院教育者，可看龐士謙《中國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課本》（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王靜齋譯《偉戛業(yè)》初、二集（北平刊本），楊仲明譯《教心經(jīng)注》（桂林刊本），李虞宸譯《圣諭詳解》，伍遵契譯《歸真要道》（南京蔣氏刊本，太原伊斯蘭布道會刊本）。

　　漢文譯述的發(fā)表

　　漢文譯述的發(fā)表，始于明末。真正能自成體系，立論正確的詩述，從王岱輿開始。岱輿后，張中、伍遵契、馬注、劉智都是很重要的譯述者。

　　王岱輿，別署真回老人，明末清初人。明洪武年間（公元l3681402年），他的祖先從西域來進貢。明太祖詢問歷法，他答得很詳細。明太祖給他一個欽天監(jiān)的官，叫他住在金陵。一直到岱輿的時候，還在金陵住家。岱輿生長在宗教氣息濃厚的家庭里，自幼對于回教經(jīng)典已有了很好的根基。三十歲以后，他開始讀儒書，閱史籍，瀏覽諸子學說。他對于禪宗的道理，似乎也用心研究過。他覺得各家的道理都不如回教的道理好。他和別人辯論，常常用回教的道理折服他們。他把他的心得和重要的辯論，寫成兩部書。一部書是《清真大學》，一部書是《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共一卷，內分五篇，是一部講宗教哲學的書。《正教真詮》共二卷，各有二十篇。前二十篇是論歸真明心之學，后二十篇是修道之學。另外，又有《希真正答》一卷，是岱輿同別人問答的話，后學伍連城代為輯錄的。《正答》所陳義說，和上述兩書不相出人，但顯豁詳明的地方，也有兩書所趕不上的。《大學》有北平石印本，太原伊斯蘭布道會排印本。《真詮》有鎮(zhèn)江刊本，成都刊本。《正答》有馬福祥排印本。

　　張中，又名時中，字君時，明末清初時姑蘇人。也是在童年時候，就學習經(jīng)典。崇禎十一年（公元1637年），他到金陵游學，正趕上印度經(jīng)師阿世格東來。他師事阿世格三年，很學了一些東西。他根據(jù)阿世格的講解，加上自己的心得，作了一部《歸真總義》。這是一部闡明回教最高信仰的書。他又譯注了一部《四篇要道》，是講日常生活中應遵行的一些條件。（二書，成都俱有刊本。）另外，他又有《克理默解》一卷，早已失傳。

　　伍遵契，字子先，金陵人。他幼讀儒書，中過秀才。后來因為無意功名，便把儒書拋開，專心研究教典。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究心教典，已快三十年了，他開始翻譯一部著名的波斯文巨著。這部巨著，就是前章所已經(jīng)提到的寺院課本之---《歸真要道》。這書共分四卷，內包五門。第一門三篇，解明本經(jīng)綱目大義。第二門五篇，解明萬有造化根源。第三門二十篇，解明今世中正事業(yè)。第四門四篇，解明善惡歸結。第五門八篇，解明士農商工齊修。全書都用寺院講經(jīng)的口氣寫，是遵契口述，他的哥哥天敘寫下來的（有南京蔣春華排印本，太原伊斯蘭布道會排印本）。遵契又有《修真蒙引》一書，只一卷（有刊本）。

　　馬注，字文炳，號仲修，是賽典赤贍思丁的十五世孫。崇禎十三年（公元l640年〕生于云南永昌。永歷帝在云南建國，他曾以薦，人中書，后改錦衣侍御。永歷帝既敗，注以教書維持生活。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看出吳三桂的陰謀，知道云南要難免糜爛了，他離家到北京去。在京差不多住了十五年，他才回來。他往來游蹤所及，到了不少的地方，見到了許多有意思的人。他的興趣逐漸集中到回教教義方面來，把以前作文章談經(jīng)濟的舊業(yè)差不多都放棄了。他著了一部講教義的書，叫作《清真指南》。這書共有八卷，后來又加上了兩卷。大概全書的精髓都集中在卷七，可以說是全書的提綱。卷二卷三講的是天人之學，卷四卷五論的是修身之道。卷十中的條款，則更觸及許多實際問題，有許多意思是同時回教著述中所沒有談過的。這書全部定稿時，他已經(jīng)是七十二歲的人了。

　　劉智，字介廉，號一齋。清康熙初年，生于金陵。他父親王杰，字漢英，對于教義有很濃厚的興趣，曾著過《清真教說》。馬注游金陵，三杰和注過從甚密，他曾為注校訂《清真指南》全部。三杰有志譯經(jīng)，常恨自己的力量不夠。智繼承他父親意思，發(fā)憤攻讀回教要典，并研究中國子史群經(jīng)和道佛兩教的書。他在山林中僻居十年，專心治學。又赴齊魯燕豫，訪求造經(jīng)。他的著作，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禮擇要解》、《天方至圣實錄》。《天方性理》是說天人性命的書，有本經(jīng)，有圖說。本經(jīng)有五章，圖說有五卷。約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ot年）完成。《天方典禮》，是一部論禮法的書。關于日用倫常的教訓，婚姻喪葬的儀則，都扼要地說到了。共二十卷，二十八篇。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be年）完成。《天方至圣實錄》是敘述穆罕默德六十三年間所歷大事的書。書用綱目體，按年編次。共二十卷。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開始寫作，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完成。這是智的最后巨著。他完成這書時，恐怕已有六十歲了，另外，他還有《五功釋義》、《天方字母解義》、《天方三字經(jīng)》，都是小冊子，是專為初學的人寫的。智自稱，所著述數(shù)百卷，但行世的不過五十卷罷了。智所著書，版本最多，廣州、鎮(zhèn)江、成都、昆明、北平、上海等處均有一種或多種書的刊本或排印本。

　　劉智死后，好久沒有宗教著作家出來。一直到同治年間，才有馬德新的大量譯述出世。

　　馬德新，字復初，云南太和縣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七月二十九日，死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四月十三日。他對于回教教典的造詣很深，游歷的回教區(qū)域也多，國內如陜西、四川和云南各地，國外如印度、阿拉伯、土耳其，他都到過。他在國外得到的經(jīng)籍和教益，大概都很不少。回國以后，他的聲名大極了，不只全云南的回教人尊崇他，就是非回教人也都知道他。咸豐年間，因地方政府屠殺回民，致激起大規(guī)模的民變。德新曾參加過民軍。后來德新雖和地方政府妥協(xié)，但他在回教人中的聲名畢竟使當?shù)勒呒啥省：髞砭鸵驗檫@個，被羅織罪名，以八十歲的高年竟被殺死。他所譯著，有阿拉伯文的，有波斯文的，有漢文的。漢文譯述，有：

　　一、《寶命真經(jīng)直解》五卷。

　　二、《信源六箴》一卷。

　　三《禮功精義》一卷。

　　四、《幽明釋義》一卷。

　　五、《正異考述》一卷。以上四種，又合稱為《四典要會》，是德新的重要譯述。

　　六、《性命宗旨》一卷。

　　七、《會歸要語》一卷。

　　八、《醒世箴》一卷。

　　九、《天理命運說》一卷。

　　十、《禮法啟愛》一卷。

　　十一、《道行究竟》一卷。

　　十二、《寰宇述要》一卷。

　　十三、《天方歷源》一卷。

　　十四、《據(jù)理質證》一卷。

　　以上十四種書，俱有昆明刊本。這些書大概都是德新口述，他的學生馬安禮、馬開科筆受并修潤的。另外，他又有

　　一、《真詮要錄》，是刪削王岱輿《正教真詮》而成。

　　二、《指南要語》，是刪削馬注《清真指南》而成。

　　三、《天方性理注釋》，是劉智《天方性理》第五卷的注釋。

　　四、《爾勒璧春秋》。

　　五、《天方至圣實錄寶訓》。這兩種是攝摘《天方至圣實錄》而成。

　　這都是德新整理前人著述的成績馬安禮、馬開科的助力也還是占很重要的成分。

　　德新后，有馬聯(lián)元，字致本，云南新興人。他的先人中，很出過幾個有名的經(jīng)師。他在經(jīng)學方面，既有很好的家學，另外他又攻習儒學。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在河西小回村任經(jīng)師。一年之后，就到滿克朝覲，遍游敘利亞、埃及、印度各國。見聞既廣，學問日進。回國之后，在新興龍門大寺主講，先后來就學者，達一千余人之多。光緒二十年，赴印度。第二年，到干補勒城，就在那里注經(jīng)。這年閏五月十九日死，時年六十三歲，他著阿拉伯文波斯文書多種，風行一地。漢文譯述，有《孩聽譯解》一種，用漢文譯《孩聽》以古蘭經(jīng)》選本），這與馬德新的《寶命真經(jīng)直解》，都可說是《古蘭經(jīng)》之最早的漢文譯本。

　　大致說來，漢文譯述的發(fā)表，可分兩個階段。王岱輿至劉智，是一個階段。馬德新、馬聯(lián)元是一個階段。第一階段，譯述和發(fā)表的地域以金陵為主，內容或專譯一經(jīng)或專述一理論的體系，其興趣幾全限于宗教哲學和宗教典制的方面。第二階段，譯述和發(fā)表的地域以云南為主，內容方面較廣，已由宗教哲學、宗教典制擴及到天文歷法、地理、和《古蘭經(jīng)》之漢譯了。本章參考數(shù)據(jù)可看本章所列舉各書。

　　最近的三十二年

　　自回教傳人中國一直到清末，可分為兩個時期。唐宋元是一個時期，明清是又一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雖可能有中國人信仰回教，但中國境內的回教力量總是以外來的回教人為核心的。第二個時期，中國境內的回教人可以說都是中國人了（不管他們的祖先是中國人或外國人），但被教外人歧視，至少是被政府和士大夫階級歧視，并且由歧視而迫害。我們可以稱第一個時期是中國回教史上的移殖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中國回教史上的厄難時期。不過我們說厄難時期，并不是說回教在這時期沒有甚么發(fā)展，回教在這時期，信仰者的數(shù)目不知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倍產生拜寺的數(shù)目也不知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倍。回教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如前了，但回教深入了各地農村，力量比以前還要堅固。這時的迫害雖重，但外來的壓力卻更使回教人團結了。而宗教學術的研究，寺院教育的推進，也是這時期之另一方面的收獲。這也是我們談中國回教史所必須知道的。

　　光緒宣統(tǒng)年間，回教先覺之士，受了時代思想的影響，經(jīng)師王寬倡辦新式學校于北京，鼓吹教育普及，提倡經(jīng)書兩通。留日回教學生三十六人組織留東清真教育會于東京，發(fā)刊《醒回篇》，討論回教教務之改進及實施回教教育之方策，字里行間亦時時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這是清末中國回教的一種新氣象。民國建元以后，中國回教更有轉人一個新時代的模樣。一直到民國三十二年年底止，這種轉變一直在發(fā)展著，但這個新時代究將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卻還須等待一個時期，才能看得明白。

　　在最近的三十二年中，中國回教的大事約有五項可述。

　　第一，是政府及教外人對回教的重視。民國建造，以五族共和相號召，回族被列為五族之一。不管"回族"一詞在現(xiàn)在有如何不同的解釋，但在那時似是指全部中國回教人說的。這是回教人第一次在中國政治上，取得和非回教人同等的地位。民國約法和中國國民黨黨綱之明白標舉"信教自由"，也都給回教以很有利的保障。孫中山說：

　　三民主義首在解放國內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國歷代所受壓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強。故今后宜從事于回民之喚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運動。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犧牲著名于世，茍能喚起回民之覺悟，將使革命前途得一絕大之保障。

　　中山以一個曠代的政治家而說出這樣重視回教人的話，這是史無前例的。北伐完成以后，以至抗戰(zhàn)七年的今日，政府頒布保障回教和嘉慰回教人的文告，更時常可以看得見。

　　在學者方面，注意回教史和回教問題的人也慢慢地多起來。陳漢章、陳垣、張亮丞、顧頡剛等是其中最熱心的。　　

　　第二，是各種學校之提倡。民國建立以來，各地回教區(qū)域籌設普通小學者甚多。籌設中學者，也有北平西北公學、云南明德學校、杭州穆興中學等。籌設師范學校者，有北平成達師范學校、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萬縣伊斯蘭師范學校、寧夏省立云亭師范學校等。前三個師范學校都是以訓練新時代的教長為目標或目標之一的。寺院學校的課程也在逐漸改變中。新的外來經(jīng)典、國文、常識等科目，局部地改變了舊有的課程。　　

　　是出版品之逐漸增加。中國回教定期刊物，在三十二年間，先后發(fā)刊者當在七十種以上。其中創(chuàng)刊最早者是民國四年創(chuàng)刊的《云南清真月報》，刊行最久者是民國十七年一月創(chuàng)刊的《月華》和十八年九月創(chuàng)刊的《伊光》。而《中國回教學會月刊》和《季刊》，則是這些刊物中最嚴肅最充實的。　　

　　回教書籍除北平、上海、昆明、成都、鎮(zhèn)江、廣州隨時用舊有木版印刷或用鉛石印翻印舊書及外國來的新書外，中國回教人之新著也在隨時增加中。在老輩的經(jīng)師中，如楊仲明，如王靜齋，都是譯經(jīng)的健將。仲明的細密，靜齋的多產，都是很難得的。青年人中，馬堅最有希望。他譯述的東西，既忠實，又謹嚴，和楊、王的作風又有所不同。　　

　　第四，是回教組織逐漸擴大。自民國元年起，中國回教人士開始有公開組織全國性的團體之自由。這一年內遂有中國回教俱進會之成立，設本部于北京，設支分部于各省縣。民國十八年十月，中國回教公會成立，設總會于南京，并擬設本支會于各省縣。這本是一個準備代替俱進會的組織。但俱進會支分會之在僻遠省縣者，并沒有完全改組。民國二十六年冬，中國回民救國協(xié)會發(fā)起于鄭州。次年夏，在武漢正式成立。后來遷到重慶，改名中國回教救國協(xié)會。民國三十二年，又改名中國回教協(xié)會。這個會規(guī)模比以前的兩個會大。凡在后方各地曾經(jīng)成立俱進會或公會的，都已完全由協(xié)會改組。并且有許多地方，向來沒有設過某會的分支會的，現(xiàn)在也設上協(xié)會的分支會了。此外，還有中國回教學會和伊斯蘭文化學會在作埋頭研究的工作。有各清真寺的董事會，處理各寺的寺務。　　

　　第五，是回教人愛國的情緒很高。民國締建時，回教人參加革命各役，殺身成仁的，不可勝計。抗戰(zhàn)以來，回教人在中央及西北西南各地負軍事重任的，很有一些人。至于在前線努力殺敵，在后方努力生產的，可以說占中國國教人的全數(shù)。這也是以前所沒有的。　　

　　大致地說來，上述情形，已是表示回教在往新生的路上走。不過現(xiàn)在回教的進步還趕不上它四周的進步，回教人的努力還太不夠。這都不能使回教在現(xiàn)在以及在最近的將來，走上新生的路子。并且，阻礙回教前進的事情也還多得很。究竟中國回教是否能走上新生的路子，這一方面要有回教人本身努力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是要看他們所具備之客觀條件。　　

　　本章參考數(shù)據(jù)舉要：　　

　　可看趙振武《三十年來之中國回教文化概況》（《禹貢》半月刊五卷十一期），和傅統(tǒng)先《中國回教史》第七章（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