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是整個世界發生巨大社會變革的時代，伴隨著這次歷史性的轉折，民族覺醒，民族主義高漲，亞洲各地被帝國主義奴役的國家的人民相繼掀起了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喚醒民族意識為內容的民族民主運動。列寧曾指出：“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斗爭的展開，標志著二十世紀初所揭開的全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的階段。”①知識分子是民族思想的寶庫，就如有人評論“知識分子是民族的大腦，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們的使命。”回族知識分子和開明宗教人士在歷史巨變的時代，積極倡導維新思想，并身體力行完成著自己的使命，改良宗教，發展文化教育，在整個回族穆斯林社會掀起了一場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文化運動。這是一場更為廣泛的文化自覺運動，回族穆斯林在此時開始了全民族的由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覺”的轉變，回族報刊的興起正是回族人民文化自覺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近代報刊興起的重要歷史意義

  回族報刊是一種新的大眾傳播媒介，有人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是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的。有人甚至認為，傳播不僅是形成社會與文化的要件，更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動力。美國傳播學者丹尼爾﹒勒納也認為：“大眾傳媒在發展中充當了偉大的倍增器的作用，是能夠把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和態度傳播得更快更遠的一種工具。”②韋爾伯﹒施拉姆則認為：“大眾傳媒在歷史上對國家發展具有獨特的重要性，它們是偉大的增值者，可使人類信息增值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這一切表明，回族報刊作為社會意識和社會發展的載體，在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轉變進程有著密不可分的的關系。一方面，報刊利用自身的特殊優勢，傳播信息、教育回胞、組織回胞、引導輿論、在新舊理念的碰撞中促進本民族社會的先前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回族報刊主要從事的是精神文化生產，它是社會文化、社會意識的最敏感的神經。客觀環境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會在報刊上得到體現，社會的大氛圍、先進的社會文化和社會意識也必然影響和制約著回族報刊的發展。近代社會的中國，使近代回族報刊和回族社會的現代化意識都經歷了從萌芽到發展的歷程，他們相互促進，相互補充和相互制約。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這種交互關系推動著回族社會的不斷前進和發展。

　　回族穆斯林意識到言論對這場文化覺醒運動的喉舌作用，于是先進的回族人士積極行動起來，以闡發伊斯蘭教義，提倡新式教育，溝通文化，傳達各地回族消息為主要內容的刊物，如雨后春筍一般相繼出現。回族穆斯林創辦報紙刊物，以報刊為陣地，以筆為旗，宣傳改良宗教、普及教育、振興回族的進步思想。清朝末年，就有《正宗愛國報》、《竹園白話報》、《醒時白話報》、《醒回篇》等一批回族人創辦的報刊正式出版。這些回族穆斯林所辦的刊物數量多、內容新、勢頭盛，截至1949年，相繼發行的回族報刊達200多種，這些回族報刊始終都圍繞著一個中心與主題，“闡發教義、提倡教育、溝通文化、傳達消息”，抗戰時期則增加了對抗戰宣傳責任，“抗戰救國”成了回族報刊的宣傳主旋律。由清末留日學生創辦的清末最有影響的回族期刊《醒回篇》，辦刊宗旨是提倡教育普及及改良宗教以適應新的形勢。云南回教俱進會創辦的《清真鐸報》的宗旨是“希望各位教胞更進一步精誠團結起來，以愛宗教之熱誠愛國家，一致奮起，各盡其最大的努力，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同時使教外的同胞，認識回教的真相與特色，而排除回漢原有隔膜與誤會，使回漢同胞，真正團結起來，共赴國難。”

　　二、近代回族社會有影響的報人和報刊

　　近代回族社會，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回族報人和一批有影響的報刊雜志。北京的丁竹園、丁寶臣兄弟是最早的回族報人，早期著名的有有“四大回族報紙”和“天津三劉”的稱號。

　　1、丁寶臣與《正宗愛國報》

　　（1）丁寶臣（1875－1913）回族，祖籍浙江紹興，清光緒元年(1875年)出生于德外馬甸西村，名國珍，字寶臣，經名“薩利赫”，以字行。清末民初著名社會評論家、愛國報人。丁氏居德勝門外西村，至寶臣時已是7代，父丁善恩，是清末馬甸清真寺之首事掌教之一。寶臣排行第二，5歲過繼于伯父——著名中醫丁德恩為子。父、叔二人，均經、漢、醫兼通，事業發達，德高望中，好善樂施，使丁寶臣少年時代就習經熟文，思想開展，志向遠大。丁寶臣幼年曾先后從王友三、馬梅齋、馬玉麟諸回族開明大阿訇攻讀阿文，達到能讀、會寫，并可對話交流的程度，可以說丁寶臣“家學”深厚，受到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民族宗教教育。

　　近代中國政治上動蕩不安，經濟上蕭條不濟、主權上不能獨立，在這樣一個國力甚微，人民困苦的社會當中，慘痛的現實告訴他們就是如果要脫離苦難的惟一希望，就是民族獨立，國家強大。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探索著救國救民的發展方向道路。但是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又是比較渺小的，要選擇一副救國救民的“良藥”，還得量力而行。古人云：“人生一世，不為良相，即為良醫”。丁寶臣決定要辦報，要正大光明，要辦一張正宗的愛國報紙，以筆為旗喚醒民眾。1906年11月，丁寶臣在王子貞、楊曼青以及其丁子瑜的支持下，首創《正宗愛國報》。后來丁竹園受叔父丁慶三的點撥和“開通風氣，熱心愛國”的宣傳文化影響，決定選擇了棄醫從文，參與其事。

　　（2）《正宗愛國報》

　　從創刊之日起，丁寶臣為這張《正宗愛國報》日夜操勞，不但宣傳了正宗的愛國思想，還創造了辦報八年，行銷北方數省的業績。丁寶臣辦報八年，在清末民初愛國辦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正宗愛國報》是清末民初出現的綜合性日報。

　　《正宗愛國報》是第一張視角向下，貼近百姓、貼近社會，站在貧苦人立場上說話的報紙。該報以喚起人們“合四萬萬人為一心”，“讓黃臉面，黑頭發”的中國各族人民“痛癢相關，愛國如命，保衛中華……萬萬年”為宗旨，并將“尚實”、“提倡公益”、“勸學”、“勸工”等四件事，列為辦報的“六大主意”中的重要內容。④《正宗愛國報》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近代最早由回族人主持的報紙，它出版近7年，達2363期，發行最多至4萬份，是當時繼《京話日報》停刊后，影響最大，所辦時間最長的報章之一。

　　1913年后，面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流，該報加強了揭露時弊、抨擊袁世凱政權的腐朽和日趨不得人心狀況的力度。7月26日，該報刊出關于警察、士兵與議員生活及相應工資對比的“時評”，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責令停刊，8月1日將“總理”丁寶臣逮捕，罪以“惑亂軍心，收受亂黨資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將其殺害，該報亦就此終刊，造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1913年為農歷“癸丑”年），新聞史上時稱“癸丑報災”的重大事件。

　　2.丁竹園與《竹園白話報》

　　（1）丁竹園

  丁竹園（1872——1932），名國瑞，別號竹園，字子良，是清末及民國時期著名社會活動家、評論家、愛國報人、醫生。丁氏世居北京德勝門外西村，從事牛羊行業，至其父、叔這一代，逐漸知識化，經漢醫皆通。受到父輩影響，子良幼時也習經攻文，而且對于醫學酷愛，頗有造詣。21歲那年，就懸壺于北京德勝門外關廂一帶，獨立應診。丁竹園在京行醫，對內科、婦科、兒科均為精通。丁竹園醫術高明，所以“求診者,踵相接,門如市”。曾主持創辦了以中醫為主的醫藥研究會,開設“敬慎醫室”,配制了“丁制坤順丹”、“舒肝平安丸”、“秘制消咳膏”、“紅色蜜藥”等內外科藥多余種。有醫著《說疫》、《治痢捷要》、《增補瘟疫》等問世。

　　竹園一生,不滿足于“以醫濟人”,還致力“以言濟世”。他目擊時艱,深感內優外患,遂為北京、天津一些報紙撰寫文章。丁竹園在天津，一邊行醫，一邊關心時事，參與社會活動，抨擊時弊，表達個人思想。從1897年起，他先后撰文于《申報》、《大公報》、《中外實報》、《社會教育星期報》、《正宗愛國報》，以及《民興報》。丁竹園針對當時的社會情況，撰寫文章“議論國家切中要害，開導人心言辭誠懇”，以“憂世憂民之苦心，闡發公理，持論正大，規諫政府”，“救國情殷”。

　　丁竹園1907年來到天津。當時正值中日停戰，“大江以北,尚無新聞報紙，所得見者，只《上海申報》,然亦多由包裹物件及舊紙攤上得來。北京只有黃皮《京報》，……所紀者宮門抄，上諭奏章折子而已，無敢談時事者”。竹園得出“中國救貧圖強，非由助銷土貨，以白話報紙開通民智”不可的結論。丁竹園在為各報撰稿的同時,更充分地認識到辦報的作用“報紙是強國的利器,是社會的前導,是人民的口舌,好處說不盡。”在天津“報紙雖有數種,而白話報尚付網如”的情況下,為“廣開風氣,增益民智起見”,開始自辦《竹園白話報》。利用他創辦的《竹園白話報》，其發表了大量的抑惡揚善，充滿為民請命和愛國愛民情感的時評、論說、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又多了一塊面向大眾的園地，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1907年，《正宗愛國報》辟專欄所選之亦莊亦諧的“竹園白話”，甚至被“呈御覽”，而受到思想趨向開明的光緒之贊許。⑤

　　當時的中國文人，多“以附和時尚為宗，以廣奧精深是務，不審利害，不顧是非”。這種封建凝固、僵化的文章風格脫離現實，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竹園一改這種文風，采用“分段落，分節目，另起行法，使閱者醒目而神不倦”。他充分利用“文人多不屑看”的市民階層語言，賦予它們以新的內容，使之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服務。他的文章不拘一格，只求明白清楚。以通俗的文字，犀利的言辭指陳時弊，向人民群眾宣傳救國救民的真理，“久為社會所歡迎”。⑥丁竹園又提倡白話文，通俗易懂，深受社會歡迎。

　　（2）《竹園白話報》

  1907年丁竹園創辦《竹園白話報》，1908年10月改為《天津竹園報》，此報于1910年停刊，合訂28冊。他創辦的《竹園白話報》，以“廣開風氣，增益民智”為宗旨。報紙抨擊時弊、抑惡揚善，充滿為民請命和愛國家愛民族情感的時評、論說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文章采用白話文的形式，通俗易懂，面向普通民眾，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丁竹園大力宣揚愛國思想，發出“保國即是保教，愛國即是愛身”的呼喚，成了近代中國回族社會中的至高無上的愛國感情。

  據不完全統計，丁竹園在天津35年間，僅1924年開始成集的24本《竹園叢話》中，就收入其作品626篇，達到百萬余言。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哲學、教育、衛生、歷史、民族、宗教、天文、地理、水利、交通、建筑、體育、倫理道德、社會風俗等，幾乎談到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他為人們研究清末及民國時期中國的歷史和近代回族史留下了重要的原始資料。

　　丁氏弟兄辦報的評論：“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兄弟報人同出一門，所受家訓相同，習性相近，從事相同的新聞職業，業務上互相幫助提攜，在同一領域里創造出相當卓著的成績而成為一時之最。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的這些兄弟報人，由于所處歷史時段特殊，風云際會，譜寫了精彩紛呈的中國新聞傳播業的篇章。他們是中國新聞業早期的開拓者和中堅力量，因其特有的家庭關系，更因為他們各自卓有成效的新聞業績而在中國新聞史上青史留名，成為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

　　三、《民興報》和《醒時白話報》以及“三劉”

　　在當時，與丁氏兄弟創辦的兩份報紙同時，還有兩張回族人創辦的報紙問世。劉孟揚的《民興報》和張子歧的《醒時白話報》。河北通縣人張子歧，1906年到營口經商，鑒于營口文化落后、教育不發達的狀況，遂決定開辦清真學堂。他受到當時民主改良思想的影響，又創辦了名為《醒時匯報》的文摘報刊。由于報紙上的文章抨擊時政，觸犯了權貴，受到當地政府及上層人士的壓力，不得不停刊，清真學堂也被迫交出。但張子歧并未因此而改變初衷，1908年，他移居沈陽，在鐵萃恒阿訇的幫助下，于1909年正月二十日正式出版《醒時白話報》，自任社長，孫笙普任主筆。張子歧克服了資金困難的壓力，使報紙在二十年代進入發展時期。1909年，天津的回族知識分子劉孟揚創辦《民興報》。《民興報》和丁竹園、丁寶臣兄弟的《正宗愛國報》、《竹園白話報》以及張子歧的《醒時白話報》，雖然是面向全社會的綜合性報紙，但創辦者均為回族人，關于回族伊斯蘭教方面的報道也極多，因此在當時號稱中國新聞界“四大回族報紙。”京津地區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回族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從此，京津兩地兩張愛國報紙互為支撐，遙相呼應。

　　從清末民初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天津報界就有回族“三劉”之稱，即劉孟揚、劉霎嵐和劉髯公，他們作為回族知識分子和中國先進的報業人士一直活躍在中國新聞界。

　　劉孟揚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先驅者之一。他是清末秀才，主張改良，鼓吹君主立憲。1902年任天津《大公報》第二任主筆；1905年任《商報》主筆，在這些報紙上發表文章積極倡導改良思想，提倡君主立憲。1909年劉孟揚創辦《興民報》，之后于1911年4月創辦《白話晚報》；同年12月創辦《白話晨報》，其大力提倡白話文，為文學和文字的改良運動吶喊助威；1916年9月他又創辦了《天津午報》。劉孟揚利用報紙激烈抨擊袁世凱的復辟行徑，對社會不良現象亦有所鞭撻。五四運動之后，他開始從政，熱心于公益事業，曾任天津報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回教聯合會會長等職。

　　劉霏嵐是天津實業家、新聞出版家。他經營中西制藥藥廠、育仁堂藥店、泰興銀號、同和福化學染料廠、天寶戲院等實業。1923年投資購買成套設備，創辦《評報》，自任社長，聘請高輯五、徐雅松等經辦，不久增辦《時報》，這兩份報紙發行量最高時達四、五萬份之多。1934年因不滿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發表題為《蔣中正中而不正，不能扶正;張學良學而不良，不如從良》的評論，遭南京政府查封。復刊后改名《平報》，“評”改為“平”以諷喻當朝。1937年天津淪陷后自動停辦。

　　1924年，劉髯公與段松坡、薛月樓等合辦《新天津報》，他任社長并撰寫社論，敢于抨擊時政，此報在北方銷量很大，日發行量達萬分。1928年增辦《新天津曉報》、《新天津晚報》、《新天津畫報》（周刊）、《新人月刊》、《文藝報》（三日刊）等。1930年《新天津報》抨擊天津《黃報》誣蔑回族的文章，迫使《黃報》停刊。1937年天津淪陷前夕，《新天津報》發表慷慨悲憤的抗日社論后，劉髯公創辦的所有報紙停刊。天津報界回族“三劉”所辦報紙雖然不是專門的回族伊斯蘭報刊，但他們的回族人身份使得其創辦的報刊對回族伊斯蘭方面的報道較多，他們不僅在回族史上而且在中國報刊新聞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這些回族報人大力宣傳拯救民族、興旺民族的道理，他們憂國憂民，抨擊時弊，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專制，在他們身上體現著一代回族人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回族先進分子始終堅守著“愛國是伊瑪尼的一部分”的信仰，把宗教的命運、民族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除了上述中國新聞報刊史上著名的回族人物外，還有一大批回族伊斯蘭教刊物涌現出來，散發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發展態勢，根據本人的不完全統計已達到200種回族報刊。在清末民國時期，在近三百種回族伊斯蘭雜志中，回族報刊辦刊時間有長有短、發行量有大有小，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社區分布著，發出了回族人民的聲音，是回族文化上的一朵奇葩，在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上占光榮的一頁。

　　四、近代回族報刊的社會影響

　　綜上所述，編輯出版回族報刊，是這一時期回族進步人士和優秀知識分子的一項主要任務，受到整個時代文化環境的影響和推動，回族報刊也彰顯出回族的文化生命力和民族自信心。回族報刊是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實踐中重要的一頁，是回族文化史上一朵奇葩，積極地推動回族伊斯蘭維新運動的發展。回族報刊主張發展文化教育，開發民智。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產生的回族知識分子倡導主辦回族報刊，客觀上促進了回族各項社會事業的向前發展。它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１、是回族知識分子文化覺醒下的一場民族文化自覺運動。回族先民自唐以來已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56個民族的一員。在回族文化史上，已經掀起了幾次的文化高潮。例如，在明末清初時掀起了以“以儒詮經”、“漢文譯著”為內容的回族文化運動。他們發起的這次文化運動，僅僅局限于宗教意識形態領域，意在挽救宗教，通過漢文來學習宗教教義。這次運動之后，雖然出現了一大批漢文譯著，推動了伊斯蘭教的中國化，豐富了回族文化。這次以回族報刊興起為例的文化運動和倡導宗教改良，推行新式教育，普及全民族的社會文化教育的文化運動，只是振興整個民族過程中的第一步。

　　２、是一場具有愛國愛教的文化自覺運動。回族社會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斷發展壯大，伊斯蘭教和回族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伊斯蘭從初入中原以來就同中國傳統文化相對抗相融合，回族文化是包含了部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回族文化是伊斯蘭教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這次回族文化運動，絕不可能撇開伊斯蘭宗教教育，而進行單純的宗教文化教育，其中也加入了愛國主義的元素。所以，回族知識分子一開始就提出了以改良宗教，闡揚伊斯蘭文化，普及民族教育為宗旨的口號，同時也提出來“愛國愛教”的口號。

　　３、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１９１７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掀起了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近代報刊迅速興起。在它的影響下，回族報刊也迅速發展，構成了這次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回族報刊積極提倡宗教改良，倡導現代教育制，號召回民學習現代各類科學知識；也在報刊上有力地抨擊當時的黑暗社會制度，闡揚民族精神，發揚伊斯蘭固有的優秀文化。天津回族丁竹園、丁寶臣兄弟創辦的《竹園白話報》、《正宗愛國報》等刊物，都以犀利的筆鋒，大膽地揭露當時的黑暗社會“省省冗員多，省省捐稅重”。大部分報刊上除了倡導發展文化教育外，還鼓勵回族青年開闊視野，積極進取，把國家的命運同自己聯系在一起，同各族人民一道，團結互助，不但要拯救自己的民族，而且還要振興自己的國家。因此，這次回族文化運動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４、由于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不平衡等多種原因，回族報刊的興起，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一樣，在興起的初期也暴露出脫離群眾的弱點，而且僅局限于東部文化較發達城市中的一些回族知識分子階層，只是到了三四十年代，才開始深入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區。因此我們說，二十世紀初是回族報刊的起步時期，后來逐漸發展，出現了《月華》等著名的期刊。

　　回族報刊的興起是一次回族歷史文化上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落后的回族社會有了自己的輿論工具，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推動了回族社會的向前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果：提倡宗教改良，新式的現代教育制，豐富了回族文化；部分扭轉了回族對漢文化的盲目排斥，回族社會緊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參考文獻：

　 ①《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48頁，1972年版。

 　②韋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華夏出版社，1990年。

　 ③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④顧領剛:《回教的文化運動》，載《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1911一1949)，下卷，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⑤楊懷中、余振貴:《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頁。

　 ⑥張巨齡：《綠苑鉤沉——張巨齡回族史論選》，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⑦李興華、馮金源編：《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上下冊），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⑧雷曉靜：《中國近現代回族伊斯蘭教報刊的興起》，載《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

　 ⑨敬軍：《試論民國初期報刊發展的內外原因》，載《寧夏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