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納忠先生相識幾十年，住所很近，院和院只是一墻相隔，平時見面的機會自然很多，相近的研究領域使我們更是有許多便利的條件見面，這些使我學術研究上受益匪淺。先生和我有傍晚散步的習慣，不時我們在各自的院中相遇，時不時還會碰到相識幾十年的史學大家吳文藻冰心夫婦，偶爾還會和國學大師季羨林見面三米以外先鞠躬，稱之為于喇嘛的中國研究藏傳佛教第一人——于道泉先生聊上一會兒。納忠先生是蜚聲海外的研究阿拉伯文化史的學術大家，一生淡泊，潛心作學問，正是由于這一點，先生的大名還不被許多人所熟悉。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誕辰，想起先生的一生，寫下下面的文字，或多或少地讓人們了解納忠先生。

　　納忠，字子嘉，1909年生于云南通海納家營。年僅20歲時云南《清真鐸報》創刊，那時的納忠就開始負責這本刊物的編輯工作，擬定辦報宗旨、發展方向，嘉言鴻論，展露才華。22歲和馬堅（北大知名教授）等人被保送至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1932年夏天，我國健兒潘德明騎單車周游世界，到達埃及開羅時，納忠慕其鵬程之志，佩其無畏精神，為其籌集路資，題贈“為病夫雪恥辱，替民族增光榮”。1936年夏，經過數年苦讀，納忠獲愛資哈爾大學“學者證書”。1938年10月，納忠參加了在埃及舉行的保衛巴勒斯坦大會，并在主席臺就座，用流利的阿拉伯語演說，受到與會者的震驚和歡迎。轉年他和馬堅等組成中國留埃學生朝覲團，到麥加朝覲揭露日偽派去的朝覲團，維護我國抗日嚴正立場，取得成功。1940年7月，納忠以優異的成績學成歸國。

　　納忠輾轉回到家鄉昆明的時候，早納忠一年回國的馬堅已赴上海和哈德成等譯《古蘭經》，馬堅和時在昆明的白壽彝恢復的《清真鐸報》正準備出新3號。新3號有一篇《編輯室談話》，說：“本刊正需求富于學識經驗的人來切實負責的當兒，子嘉先生安抵昆明，本刊前途非常樂觀”。納忠接手編輯《清真鐸報》，由于日機轟炸頻頻，未能正常出版。馬堅于1939年回國后與人努力恢復了停辦已久的明德中學，亦由于日機轟炸不能正常上課，納忠與人將學校遷至昆明東百余里的老猴街繼續教學，艱辛備嘗。

　　1942年，明德中學遷回昆明，年底，納忠應邀到重慶中央大學執教，先于納忠到達重慶的白壽彝和已在中央大學任教的顧頡剛領納忠報到。不久，納忠和白壽彝同時得到中央大學教授聘書。納忠多次在友人面前自豪地說：“我和白先生，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座房子里，得到中大教授聘書。當時顧頡剛在場。”納忠在中央大學歷史系、邊疆政治系講授外國史和阿拉伯歷史文化，抗日戰爭勝利后回到昆明，1947年1月仍作為中央大學教授，到已遷回南京的中央大學執教半年。1947年7月他回昆明，受聘到云南大學執教，1958年8月奉調北京外交學院執教，1962年轉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任阿拉伯語系主任，1981年起任博士生導師，主持阿拉伯語教學，講授阿拉伯歷史文化，在此執教到終年。

　　納忠的學術譯著活動，早在留學埃及時即已開始。1933年他譯就的《伊斯蘭教》（上），由同居一室的馬堅為之作序，1935年由北平成達師范出版。1936年他又完成《回教與阿拉伯文明》一書的翻譯，3月6日寫序。當時中國已處于全面抗日戰爭前夜，身在國外的納忠關心祖國，在序中說：“現在的中國，已走上千鈞一發，生死關頭的階段，非整個的中華民族開誠團結，萬眾一心，不易突破當前的難關。”“在此國家垂亡之秋，我們覺得謀完全解除漢、回的隔膜，乃是當前之急務。”譯稿寄往上海，因“八·一三”抗戰爆發未能出版。納忠寫的序連同譯的該書目錄，1937年由北平《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10期以《〈回教與阿拉伯文明〉序目》為題刊出。1937年，納忠在埃及還譯完《黎明時期回教學術思想史》，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從1937年至1940年回國這段時間，納忠還翻譯了《近午時期回教學術思想史》、《穆罕默德傳》、《回教政治史》三書，譯稿約百萬字。由于當時國內戰爭，沒寄回國內謀求出版。1940年回國時路途丟失，成終生遺憾。

　　納忠的第一部大型學術著作，是《回教諸國文化史》，1948年出版于云南。該書是納忠在中央大學授課的講稿。他在該書《自序》中說：“全書三十九章，五十余萬言。因為印刷困難及成本太高的緣故，臨時刪去九章。又因為排印西文不便，刪去注釋及人名地名中的西文原文。共計刪去十余萬言，全書僅留四十余萬言。”《回教諸國文化史》最后出版時為30章，40余萬字，在當時，仍不失為研究回教文化史的一部大作。

　　在《自序》中，納忠還談到《回教與阿拉伯文明》一書譯稿的曲折經歷。譯稿曾請顧頡剛先生作序，“七七”事變后顧頡剛離開北平，未能作序，書亦未能出。但顧頡剛先生一直將書稿帶在身邊，從西北到西南，在戰亂年代妥為保存。1942年納忠到達重慶，顧頡剛將譯稿從箱子中找出交白壽彝，由白壽彝轉納忠。納忠對顧頡剛負責認真、提攜后進的精神，深表敬佩。顧頡剛和白壽彝都建議納忠將《回教與阿拉伯文明》譯稿整理出版，考慮到自己計劃寫回教文化史，納忠“決定不讓它出版”。

　　1947年7月，納忠應聘到云南大學執教，在歷史系開設阿拉伯史專業課。1958年奉調北京。到達北京后赴外交學院執教，他早年翻譯的《黎明時期回教學術思想史》，更名《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時期》，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再出版，以適應高等學校教學的需要。1963年，納忠專作《埃及近現代簡史》，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此書還有阿拉伯文本。

　　納忠的代表著作和譯作，是上下冊的《阿拉伯通史》和八冊本《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栋⒗ㄊ贰肥侨珖軐W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1997年1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上冊，1999年初出下冊。上下冊均為43萬余字，全書87萬余字，附彩圖30幅，黑白圖片、地圖30余幅，以及年表、參考書目等，與馬堅譯的《阿拉伯通史》上下冊相得益彰，成為我國阿拉伯史學界的譯著豐碑。

　　八冊本《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1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于1982年。納忠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譯者序言中說：我將自己的舊譯《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時期》，據1964年該書九版重譯，并根據原著副標題，改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黎明時期）?！栋⒗?mdash;伊斯蘭文化史》以下各冊，如“近午時期”、“正午時期”等，由納忠學生翻譯，納忠審校，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至納忠辭世前，全部八冊出齊，共200萬字，是納忠對阿拉伯歷史文化的又一重大貢獻。

　　1993年，納忠主撰的《傳承與交融：阿拉伯文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世界文化叢書”的一種，得到學術界好評。

　　他還是我國第一位阿拉伯歷史文化專業的博士生導師，最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招收該專業博士生。1993年，由于他長期從事阿拉伯語教學以及教學的偉績，獲得我國首屆阿拉伯語教學杰出貢獻獎。納忠主編有《阿拉伯語》教材10冊，《阿拉伯語基礎語法》4冊，對我國阿拉伯語教學產生廣泛影響。2001年，納忠以其對阿拉伯歷史文化的巨大貢獻，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沙迦阿拉伯文化獎”，是我國阿拉伯語學界學者獲得的最高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