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涵先生，又名馬德咸，字向治，回族，1868年農歷正月初三(清同治七年)生于古都西安，祖籍南京。其父馬玉坤(堃)是位中醫大夫，被人們譽為“看時癥的好手”，曾參加太平天國革命，任太平軍遵王賴文光、扶王陳得才部的隨軍醫生，1864年隨陳得才入陜，定居西安。落戶后專門為窮苦百姓看病，因此與窮苦大眾關系密切，逝世后喪葬全系貧苦鄉親湊錢營辦。　　德涵先生由于家貧，沒有錢上學，他就跟父親學習文化知識，勤于讀書，愛好詩詞、書畫，因為經常與勞苦大眾交往，再加上父親的教育，德涵先生從小就養成了剛正不阿、不畏強暴、急公好義、勇敢堅強的性格。

　　滿清黑暗的統治，使民不聊生，1892年馬德涵考入武備學校后欲有所作為，“即隨同妹夫白云鶴去四川任私人秘書幕僚等職十余年”。在四川期間，德涵學習于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四川高等美術學校，使自己原有的繪畫水平有很大長進，后又任混成旅教練官。1906年，同盟會成都分會成立，在軍學兩界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大量發展會員，馬德涵滿懷一腔報國的熱情，經學校進步青年侯寶齋(幫富)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因而看到了一些進步的書刊，接觸了一些熱心救國的人士。這時的德涵還熱心回族教育事業，身為穆斯林，在成都市創辦的清真學校任董事及監學，使回民子弟能入學讀書，而后又任四川省東鄉縣把總之職，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當時，滿清政府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更加殘酷地鎮壓勞苦大眾。為了借用外債，簽訂了出賣路權的合同，打著“全國鐵路收歸國有”的幌子，實際上把鐵路權賣給了美、英、法、德四國，對此全國人民紛紛反對。1911年(清宣統三年)5月以后，湘、鄂、粵、川爆發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這是中國人民為奪取粵漢、川漢兩條鐵路的路權而激起的一場反帝反封建斗爭，促進了武昌起義的爆發，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其中以四川的運動參加群眾最多，規模也最大。

　　在保路運動開始時，德涵咬破手指，寫下了血書，表示了他對保路運動的決心和態度，并擔任保路同志會交際部部長，參加游行、呼口號，散發傳單，向群眾演講，揭露滿清的罪惡，并且與羅倫、蒲殿俊等人來往甚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保路同志會組織成立過程中，秘密的哥老會會員開始公開活動，同盟會的革命主張也不斷滲透到群眾中，7月15日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了同志會負責人羅倫、蒲殿俊等人，并血腥鎮壓請愿的群眾。10月10日武昌起義勝利后，四川總督署撤銷，四川軍政府成立，德涵又任參軍。這時，德涵先生的胞弟馬友師在辛亥陜西起義勝利后，參加了馬玉貴部下的回民騎兵隊，任騎兵隊隊長，清軍反撲禮泉時，這個騎兵隊與清軍激戰，馬友師犧牲。為此，德涵之母函促德涵速回西安料理喪事，德涵請假從四川回到西安，安置好一切之后，接到甘肅省督軍馬安良的邀請電諭，任德涵為甘肅省傳習所主任，隨后德涵又赴甘肅等地尋求發展。

　　痛斥日寇侵略成立救國同盟會

　　在甘肅、青海的10多年里，馬德涵還任甘肅省政府咨議，1923年任甘肅省教育廳第二科科長，興辦教育，并在書畫上已有名氣，熱心作畫賣畫。后來德涵又受青海西寧鎮總兵馬麒的邀請，任“寧海軍”教練官，同時兼任馬步青的家庭教師。由于這樣的身份，促使德涵與回民軍隊上層人物馬安良、馬福祥、馬錫武等人關系較熟。德涵在他后來的自傳中寫道：“與馬安良建議整軍辦法未成，我就了幾處工作，凡與回民馬氏各人物我都有建議他們的內容。”介紹四川人民護路運動的情況，宣傳同盟會的救國思想。

　　1928年(民國十七年)，馬德涵因母親年邁多病，膝下無人，自己也一耳失聰，年已六旬的他便攜家眷回到了西安，甘于清貧，一直賃屋而居，“沒干偽蔣邦事”，以繪畫賣畫維持生計。解放后，組織鑒定也寫道：“于回民軍隊馬步青、馬安良、白九皋等人左右，直至60多歲才退居西安，對國民黨不滿。”

　　德涵先生擅長畫山水畫，對回族大畫家米芾父子的山水畫技法尤為喜愛，曾在一幅扇面上題詩說：“平生好學米家法，云煙縹緲了不差。”扇面點墨成山，山下溪上搭一小橋，橋上一人披蓑戴笠作雨中行狀，全局以淡墨點染，小樹亭閣均在云煙籠罩中依稀隱現，意境超逸。德涵先生在甘肅時，曾與吉鴻昌將軍相交，過往甚密。1926年，馬鴻逵、馮玉祥率國民軍解西安城之圍，吉鴻昌將軍時任該軍旅長，駐扎渭華一帶。吉鴻昌西安的寓所在紅埠街，德涵先生長女艷貞，當時年十六七歲，因吉將軍與德涵交好，常常到吉鴻昌的寓所看望吉夫人。吉夫人參加西安婦女運動時，也常常帶艷貞去參加，使其受到不少愛國主義教育。

　　1929年(民國十八年)，陜西年饉，關中出現小冰河期，天降黑霜，地凍尺余，西安周圍13個縣的災民大量涌入城關，啼饑號寒，慘不忍睹。當時城鎮回族經濟與農業經濟密不可分，農業歉收，回民小吃即斷了食品加工的原料供給；農民破產，又斷了食品銷售的主要顧客群。因而，西安城內許多以傳統小食品生意謀生的回族貧民亦淪為災民，缺衣斷食的達40%以上。馬德涵和回族知名人士馮瑞生、白楚珍、米三等倡議組織陜西回民救災會，“忙于回坊救災事宜”，在西安市化覺巷、小皮院、灑金橋3個清真寺設粥場賑濟回族災民。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占我國東北，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消息傳來，德涵先生借回民禮拜完畢還未散開之際，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向回民群眾慷慨陳詞，痛斥日寇暴行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隨即與回民小學教師烏光煥等人組織成立了西安第一個抗日民族組織——西安回民救國同盟會(兩個月后改為陜西省回民抗日救國會)，德涵任會長，附近回民參加的有五六百之多，并吸收一些滿、漢朋友參加。該會的主要活動是游行抗議，抵制日貨，為東北抗日將士募捐，并印刷傳單，畫漫畫(德涵先生親自畫的有《覺悟》、《雄獅》等作品)，組織宣傳隊上街宣傳愛國思想，還通電聲援東北將領馬占山率部抗擊日寇的正義行動。

生死置之度外營救蒙難西路軍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在西安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不久，周恩來同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首席代表，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來到西安。在此之前，我紅四方面軍三十軍、九軍、五軍共兩萬余名指戰員，在陳昌浩、徐向前等同志率領下，奉命進入河西走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英勇奮戰4個多月，終因主、客觀多方面原因造成失敗。除400多人經黨中央營救到達新疆外，近萬名指戰員為國捐軀，逾萬名指戰員被俘，其中包括我軍高級將領……周恩來到西安后，一方面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而奔忙，另一方面又積極組織對西路軍的營救工作。

　　西安事變后，在楊虎城將軍的大力支持下，許多回族知名人士為抗日救亡運動挺身而出，吳鴻賓、馬德涵、馬紹常、馬憲民、韓勛臣、馬品章、丁志勤和張牧(楊虎城的秘書)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回教救亡聯合會(一說中國回教抗日救亡工作委員會、西北回民聯合會)，其宗旨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支持張、楊的義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要任務是搞示威游行，動員回族各界人士支持抗日。楊虎城每月給這個組織提供200塊錢的辦公費(共提供了兩個月)，還曾打算讓該組織聯絡西北五馬，共同抗日。當時，德涵還參加了在西安橋梓口天安客桟召開的回族知名人士座談會，會后在1936年12月17日的《西京日報》上向全國回族人民發了通電，號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響應，并督催白崇禧和國民黨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國民黨陸軍騎兵第五軍軍長馬步青、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國民黨三十五師師長馬鴻賓、甘肅省隴東交通司令馬錫武等當時的軍閥，響應張、楊二將軍的正義行動，并希望派員來西安參加救亡運動，通電后馬錫武派了一個名為毛躍庭的代表參加了大會。據馬憲民先生回憶，1937年2月的一天晚上，周恩來還曾在西北綏靖公署(楊虎城的辦公地)會見了吳鴻賓和馬憲民，熱情評價了回族救亡聯合會的工作。

　　當時周恩來同志正在積極地組織對西路軍的營救工作，準備在西安回民中物色一位和馬家軍有聯系的人去河西溝通關系。后通過著名民主人士杜丞斌先生和張文彬(周恩來的秘書)與住在西安從事地下工作的吳鴻賓同志取得了聯系。

　　吳鴻賓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見周恩來時，周恩來向吳鴻賓談到西路軍在河西處境不好，要想盡一切辦法去營救他們，特別是營救被包圍在黃番寺的500余名紅軍指戰員，只要馬家軍隊不傷害被圍紅軍，可以交槍和平解決。周恩來之所以對這500余名紅軍特別關心，是估計其中有我軍的高級干部(吳當時并不知道)。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讓吳鴻賓和張文彬商量，在回民中找一個關系可靠能向那邊談上話并傳達我們意思的人，關鍵是要盡一切可能保全這些人的生命。經過反復考慮，吳鴻賓想到了和他有交往的馬德涵先生。

　　吳鴻賓與馬德涵關系較熟，深知德涵先生曾在甘肅教書，為人正直，政治上可以信賴，且與馬麟熟識，與馬步青有師生之誼，遂連夜走訪了德涵先生，告以有幾個朋友在張掖被馬家軍所圍，想讓他找馬步青疏通一下，先生滿口答應。次日，吳向張文彬作了匯報，張讓吳轉告德涵先生這件事是周恩來同志委托的。吳再次去找德涵，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講了出來，并轉告了周恩來殷切囑托之意。德涵先生當即慨然應諾，并興奮地說：“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我花甲已過，此事沒有什么可以說的，我佩服共產黨，這次西安事變的解決人所共知，共產黨不記仇，明大義，救民族于危亡，團結人民抗日。周先生為人我非常敬佩，這次蒙他對我如此信賴，莫說擔些風險，就是為此而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

　　接著，周恩來把德涵接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研究辦法，告訴德涵說：“只要把人(指紅軍)放了，我黨可以贈馬家軍三千桿槍、幾十萬銀元。”另外，周恩來還委托德涵給馬家軍高級官員贈送厚禮。并指示說，德涵先生年齡大了，耳朵又不便(耳朵聾了)，要派個人一路上好好照顧。經過商議，吳鴻賓找到了一位至交——甘肅回族商人馬憲民。當時馬憲民來西安收賣貨賬，且與德涵認識，讓他陪同德涵先生前往。臨行前，黨組織告訴德涵，到涼州(武威)后，去北門外海藏寺找一個地下黨同志，并告訴了這個同志的穿戴特征和接頭暗語，叫馬德涵把西路軍被俘人員的情況、河西戰況以及和馬步青談判的情況告訴他，他會發電報告訴西安的黨組織。

　　1937年2月16日晨，周恩來送了馬德涵、馬憲民、張文彬3人一千塊銀元做路費，買了3張西安至蘭州的歐亞商機飛機票(一張票180元)，剩余的錢給馬步青等人準備了些禮物。臨走時組織上又派人送來了500元大洋做盤纏。2月底，馬德涵先生以71歲的高齡與馬憲民、張文彬二人下午4時安抵蘭州，住在東門外云發棧。第二天，德涵先生找青海駐蘭辦事處，自稱因為10年前與蘭州商人立過合同，他們買了飛機票接他來蘭州的，想借機會看看馬步芳他們，并以個人辦畫展為名，要去涼州見馬步青軍長。辦事處于是用電話向武威聯系，馬步青答應說歡迎德涵先生前往。德涵先生隨即和馬憲民、張文彬攜帶著禮品乘汽車，坐了兩天到了武威。由于有師生之誼，事先又通了電話，所以到武威后一切順利，馬步青招待甚殷。德涵先生住在交際處南廳，到了晚間10點鐘，馬步青與德涵閑談，德涵先生向馬步青講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意義，然后談到了張掖一帶西路軍的情況，馬步青說已打散了，俘虜了不少人，德涵先生勸告馬步青要優待俘虜，不要虐待，等共產黨派代表前來商量善后。

　　馬步青起初態度很強硬，問道：“你是共產黨，還把代表當了？”馬德涵說：“我先是同盟會的人，沒有效能，如今我是無黨派人士，凡有義事，我就排解，現在國共合作，通力抗日，內戰合好，力量大了，何愁把倭奴不能消滅？然后把中國不良政治改好，人民的幸福無窮，我也享幾天幸福，這是我愛國愛教的意義。若防我是共產黨奸細，不聽我的忠諫，你與你弟(指馬步芳)把我殺了……咱們是宗教弟兄，你父子待我知己，我才敢與你暢談時務。我比你大幾十歲，讀了些書，游了十幾省，總比你閱歷多……我在西安聽見了好消息，周恩來說過愿送你們三千桿槍，幾十萬銀元，只要把人放了……”德涵先生從教義和抗日形勢談起，一直談到深夜兩點鐘，馬步青才向德涵告辭，若有所思地回到了司令部。

　　德涵先生見時機已經成熟，于是第二天早上，利用赴宴的機會，將張文彬和馬憲民引見給馬步青。席間，談到了國內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馬步青也為之動容，認為很多方面對不起延安。張文彬這才正式出面，與馬步青研究了西路軍的改編問題和生活問題，目的是不讓殺害紅軍，生活上給予照顧。馬步青迫于形勢，答應可以解決，并口頭表示將如數釋放被俘紅軍，愿將自己改編紅軍組建的工兵團和童子軍遣送西安，還親自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由馬德涵帶著去見張掖駐軍韓起功(當時涼州地區由騎五師馬步青管轄，甘州地區由一百師三百旅韓起功管轄)，另一封是給馬步芳寫的，由張文彬帶著去青海西寧進行營救活動。當時，馬德涵由馬憲民陪同，乘車趕往張掖去見韓起功，準備營救被圍困在張掖黃番寺的500余名紅軍指戰員。韓見是上司介紹來的，頗為客氣，他告訴馬德涵說：“黃番寺被圍的紅軍已被解除武裝，對人員都未加傷害，不久前已送往青海去了。”與此同時，張文彬找到了馬紹常，并見了馬步芳，據說馬步芳也口頭擁護西安事變國共抗日的政治綱領和主張(實際上對共產黨仍有戒心)。馬德涵先生把在河西的活動情況，都及時通過涼州地下黨向西安作了匯報。

　　機智安排宴席八千紅軍得回歸

　　在河西的幾天里，《涼州日報》還刊登了優待俘虜的決定，德涵便暗自把這張報寄到西安八辦。利用自己既合法又特殊的身份，德涵還在張掖、涼州扣押所和醫院看望了被押紅軍和紅軍傷員。后來德涵還多次與馬步青交談，馬步青對德涵的意見表示同意，并決定把德涵留在武威當土藥征收局局長。德涵先生以馬麟就要從天房(指麥加)回到西安與他商量事情為由，婉言謝絕了，答應以后再來，其實這是德涵先生的脫身之計。馬步青給德涵400元，以表師生之誼。

　　一周后，馬德涵和馬憲民乘飛機返回了西安，隨后張文彬也從青海趕了回來。由于周恩來已回到延安，張文彬便去延安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對馬德涵先生遠途跋涉、不辭勞苦西行河西表示感謝。因為這次河西之行，在營救西路軍工作上起到了一個緩和作用，目的已經達到。

　　1937年4月，當時的青海省主席馬麟從天方朝覲西歸，路過西安，下榻在橋梓口天安棧，并準備停留幾天，隨行的還有青海省政府秘書長譚克敏等人。

　　得知這一情況后，吳鴻賓和張文彬覺得這是搞好統戰工作的一個好機會。，能了解到南京政府的一些情況，并對進一步營救西路軍會有幫助。由于德涵與馬麟熟識，吳鴻賓把這一想法向德涵講了，德涵先生便利用拜訪的機會把吳鴻賓介紹給了馬麟。馬麟雖為青海省主席，便并未掌握實權，且為人比較開明，周恩來考慮到會對營救西路軍有幫助，便決定與馬麟相見。但馬麟作為青海省主席，去七賢莊拜訪周恩來不現實，周恩來到馬麟的住處去見馬麟也不好，對馬麟的處境不利。最后決定以馬德涵和吳鴻賓的名義在馬德涵先生的住所宴請馬麟，讓馬麟和周恩來在宴席上相見，但事先不告訴馬麟關于周恩來也出席宴會的事。
　　于是，馬德涵和吳鴻賓給馬麟和譚克敏發了請帖，在橋梓口著名的清真餐館天錫樓包了一桌宴席，叫到西羊市街49號馬德涵先生的住所。當時馬德涵住的是他的一位摯友、回族愛國民主人士、曾在甘肅等地做過縣長的馬子健的房子（馬子健當時不在家，一說周恩來原是想以馬子健的名義宴請馬麟的）。這一天，周恩來、張文彬先馬麟而來，時近中午賓主入席間，馬德涵請出周恩來向馬麟介紹說：“馬主席，我向你介紹一位朋友--”他指了指剛剛步入室內的周恩來：“這位是周恩來先生。”馬麟一聽吃了一驚，神情有些不安，但很快又鎮靜下來，連忙伸出手來向直趨前來的周恩來同志說道：“啊，幸會，見到周先生太幸會了！”周恩來顯得自然而隨便，與馬麟握手致意，說：“馬先生這次朝圣回來，辛苦了！”賓主寒喧后，大家邊吃邊談，馬麟向周恩來提了一些關于抗日的問題，周恩來很扼要地把我黨團結抗日的主張向馬麟作了說明。馬麟對周恩來言簡意凡骸的見解表露出欽佩之情，譚克敏偶爾也插些話，馬麟也表示團結抗日有好處。最后，周恩來希望他回青海后能阻止馬步青對被俘紅軍的屠殺政策，優待并送還青海的紅四軍人員。馬麟表示盡力而為，“已允回甘清查洪（紅）軍多多送回延安”。這次會見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由于事先和房東作了安排，廳院安靜，絕少干擾。

　　散席后，周恩來與馬麟握手道別。由于這次相見聚得突然，散得快速，沒有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事后，吳鴻賓聽取馬麟的反映，馬麟伸出大拇指，說：“啊，很好！很好！周先生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是共產黨了不起的人才，有遠見，也很健談，我是很欽佩的。”
　　當時馬麟到西安后，還在小皮院清真寺舉行過歡迎會。馬麟給楊虎城送了藏紅花等禮物，楊虎城宴請了一回馬麟。周恩來也曾通過馬德涵希望能參加歡迎會，但“馬麟再四不敢周代表的駕”，只好作罷。后來，吳鴻賓奉周恩來的指示想去西寧了解被俘紅軍的待遇情況，為了取得合法身份，馬德涵便再次把吳鴻賓保薦于馬麟，希望能在西寧給吳找個事做，馬麟隨即當面吩咐譚克敏給馬步芳寫信，推薦了吳鴻賓。吳帶著馬麟的信，去西寧與馬紹常取得了聯系，見了馬步芳，進一步了解了西路軍被俘的情況，并不時地把暗中獲得的情況通過信件告訴德涵，同時由德涵轉交西安八辦。回到蘭州后，吳還向當時蘭州八辦的黨代表謝覺哉同志作了匯報。
　　在德涵極力營救西路軍的過程中，我黨還通過其他許多渠道盡力營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原來的2.18萬西路軍指戰員，除近半數在河西戰役中壯烈犧牲，1千余名流落甘、青、寧三省區外，剩余的絕大多數被俘紅軍約有8000余名終于回到了革命隊伍中，其中有秦基偉等同志。
　　為了感謝馬德涵先生對革命所作的貢獻，1938年夏，周恩來同志在武漢特地送給德涵先生一副德國制造的助聽器（德涵先生由于耳聾，周恩來同他談話有時要借助于書寫）。德涵先生愛不釋手，一直用到去世，1971年被政府收藏，曾陳列于中國歷史博物館。毛澤東同志也曾委托周恩來給馬德涵贈送了一條毛毯，一塊粗毛呢，對他為革命所作的貢獻表示謝意。馬德涵也委托周恩來給毛澤東、朱德贈送了自己的書畫。解放后，黨和政府送給德涵先生一塊面積為6分地的一小院房子供他使用。周恩來總理對馬德涵先生的生活、健康更是十分關心，陜西的同志去北京開會，周恩來有機會就托他們代問德涵好。因德涵先生生活有些困難，周總理還讓政府給他寄過錢。
　　馬德涵先生從河西返回西安后，一直同黨保持聯系，“按月去到辦事處與周子健處長談時事”，并從八路軍辦事處帶回延安的報刊、宣傳品，把黨的信息傳遞到回族群眾中去，與先后兩任八辦的處長伍云甫、周子健都很熟悉。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馬德涵與在西安從事救亡工作的共產黨人張含輝、李連壁、王維祺等人交往密切，并在回族青年中做工作，介紹馬廉敬、米春發、安德真、馬德宏、烏光昭等人通過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送往云陽抗日干部訓練班受訓。以后，隨著日本侵華空軍濫炸西安的事接連發生，馬德涵又積極協助馬圖軒、馬生金、馬士年、馬存祥等人組建西安回民救護團，以清真寺為單位各設分團，救濟受到日本飛機轟炸的難民。陜西回救救國協會成立時，馬德涵被選為理事，并在其他回族民間進步組織中擔任委員。據西安八辦的工作報告中記載，僅此1938年上半年，馬德涵先生還先后介紹過6名回、漢進步青年去延安學習，該報告還報馬德涵先生列入左傾文化人名單之中。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馬德涵先生意志堅定，幾次寫信問候周恩來，而且還推薦了自己的大兒子馬葵、二兒子馬毅、三兒子馬鐸、四兒子馬燦“愿效力于共產”。抗戰時，1938年7月，德涵還和楊靜仁、鮮維俊二人一起去漢口。當時德涵之子馬毅也從廣西桂林成達師范趕到漢口，一同見了周恩來，交談了兩次，并合影留念。周恩來還給了德涵一筆錢，并寫名片把馬毅介紹給當時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同志，馬毅就在其下屬六處三科做繪畫練習生，為抗日宣傳服務。不久，德涵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叫他同孩子們快回西安，武漢告急。第二天，德涵攜其大兒、二兒返回了西安。

 　　抗日戰爭中，除與八辦聯系外，德涵先生還經常與著名人士、我黨地下工作者李敷仁同志來往，常為李敷仁辦的《老百姓》報撰稿。1945年抗戰勝利后，馬德涵與愛國民主人士杜斌丞、《秦風日報》主筆、著名社會學家關夢覺、著名文藝理論家、教授鄭伯奇等人交往密切，為推動陜西民主運動的發展盡了努力。1945年9月，國民黨特務砸毀了進步報刊《工商日報》和《秦風日報》聯合版的報社，德涵和馬子健不顧特務迫害，前往報社慰問，譴責國民黨特務分子暴行。事后，該報曾刊登啟事，表示感謝。
　　1946年，原西安一中畢業生王維祺（曾任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時在西安做地下工作，在發展民盟組織時，曾向杜斌丞介紹了馬德涵、馬子健二先生參加民盟。那時的杜斌丞先生作為民盟負責人，與周恩來有過密切的往來，反動派更是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祝紹周竊居西安時，經常派特務化裝成各種人物，在杜先生的周圍監視，杜先生無形中就失去了自由。然而德涵先生不顧個人安危，經常以賣畫為名，到王家巷看望杜先生，令杜先生萬分感激。有一次德涵先生剛從杜先生家出來，就又被特務擋住了，特務盤問道：“你上次來是賣畫，這次來又為啥？”“上次來杜先生說不要一般的山水，要一張雪景，你看。”說著，隨手從袖筒里拿出一張雪景圖來……過了不久，杜先生就被特務殺害了。
　　由于德涵先生與西安八辦關系密切，又與許多進步人士常有往來，所以日益受到特務的監視。為了擺脫特務的陷害，最后德涵先生竟攜家眷隱居在城南八里村，隔幾天又遷到別的村子。特務打探他的下落，鄰居們說去蘭州了。就這樣，德涵先生硬是在城外住了好長時間，餓了，沒有錢，便把所帶衣物賣掉……在西安解放前夕，馬德涵先生四處奔走，宣傳回民群眾不要聽信謊言，積極準備迎接人民解放軍。5月20日天剛亮，他便打著小旗，“呼回民大眾燒水歡迎”，在北門外迎來了解放軍，號召“回漢同胞都團結起來參加歡迎大會”，并在慶祝西安解放暨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大會上發言，堅決擁護“進軍大西北，解放大西北，早日實現祖國統一”，表達了回族人民的心聲。
　　1949年6月初，國民黨胡宗南殘部與馬繼援部率軍反攻，此時正值扶眉戰役前夕，古城西安和咸陽等地國民黨分子乘機謠傳說解放軍要將西安回民斬盡殺絕，馬家軍要為回民報仇，回民要里應外合等等，使城內的回漢群眾都人心惶惶。為了粉碎謠言，也為了使我軍能順利地開赴西北戰場，馬德涵、馬屏甫分別在清真寺召開回民大會，宣傳黨的英明和民族宗教政策，揭露了謠言本質。馬德涵、馬屏甫、金啟祥、馬師端等回族知名人士50余人還參加了西北軍政委員會召集的西安市各族各界人士座談會，聯合寫了《西安穆斯林告馬軍官兵書》，共印數萬份，由我第一野戰軍在扶眉前線廣為散發，西安廣播電臺向甘、寧、青等地廣播，并刊登在1949年6月27日的《群眾日報》（即《陜西日報》前身，創辦于延安）第一版上，起到了宣傳黨的政策、安定人心的積極作用。據說馬德涵、馬屏甫、金啟祥還聯名寫信給馬鴻逵，并在咸陽張貼安民告示，勸說大家不要聽信謠言，德涵還單獨會見過馬鴻賓，勸他棄暗投明。此外，《群眾日報》上還刊登有馬德涵先生擁護新政協，望速建民主聯合政府的發言，題為《馬德涵先生代表回族希望速建民主聯合政府》，號召回民團結起來支持解放軍解放大西北。
　　德涵先生身為虔誠的穆斯林，對回族教育事業十分熱心，除了早年在四川、甘肅等地興辦過回民教育之外，回到西安后還多次開辦過回民女子小學、清真寺夜校等民間學堂，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當時的學生在回憶德涵辦學的情況時說：“開學那天，馬德涵在清真寺的殿沿前講話道：‘無軌電車要跑，柏油馬路要修，咱們回民沒有文化不行。’”
　　德涵熱心教門，多次擔任清真寺社頭，為解除回族之間的教派之爭也出了不少力，多次給清真寺書寫匾額。清真寺內現有“精誠團結，開誠布公”的匾額，就是紀念民國23年（1935年）合坊所寫。當時新老教為經典中的事經常發生毆打事件，反動軍閥也企圖利用這一矛盾，后來由德涵和馬青山、金啟祥三人出面多次調解，使雙方群眾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基礎上加強了民族團結，這匾額便是民族團結的開端。

　　在當地回族群眾中還流傳著這樣兩件事。抗戰時期，周恩來同志到王家巷找杜斌丞先生，走在路上遇到特務盯梢，周恩來急中生智，來到小皮院清真寺，這時正是中午1點多，馬德涵與寶文德阿訇準備做禮拜，三人相互打了一下招呼，周恩來用手向后一拐（禮拜中的一個動作），他倆便明白了，于是給周恩來帶上了阿訇的衣帽，讓周恩來裝成阿訇，三人在那兒讀“古蘭經”。特務來到寺里尋了一會兒，沒有見到，就退了出去，德涵與寶文德便從寺的另一端將周恩來安全地送了出來，擺脫了特務。還有一次，特務把周恩來緊緊盯到了北院門，周恩來便乘機鉆進了西羊市街，躲到了馬德涵的住處。因德涵當時住的是曾當過縣長的馬子健（也是一位回族愛國民主人士）的房子，特務不敢輕意搜查，只好在外邊等，馬德涵便讓周恩來換了衣服從后邊走了出去。據說為了擺脫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監視，德涵先生還曾在西安西北城角玉祥門內的廣仁寺（屬喇嘛寺）與周恩來同志會過面。此類史實皆出自口碑史料，似乎是野史，但事出有因。筆者在小時候因與德涵家是鄰居，甚至還聽過周恩來是德涵的義子的傳聞。雖不可信，但可以想見德涵與周恩來關系的密切。
　　作為一個普通的回族公民，一個自覺的愛國民主人士，馬德涵先生曾經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受到了黨和政府的尊重和厚愛。解放后，德涵先生歷任省、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省民盟委員、省、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省、市民委副主任、美術家協會西安分會委員等職，他的國畫作品曾參加1953年的全國美展，還參加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時的展出。
　　周恩來總理對馬德涵先生的生活一直十分關心，幾次路經西安都邀見德涵先生。1954年7月，周恩來從日內瓦回國時，曾在西安人民大廈親切接見了德涵先生，并將他營救西路軍的事跡向當時陜西省省長趙壽山等人作了介紹，說：“趙省長，馬老有什么困難，請給予解決。”臨上飛機前，總理緊握德涵先生的手說：“今后有什么事就告訴趙壽山，他能給我把話捎到。”1957年，周總理陪同阿富汗國王馬亨德拉參觀西安時，讓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書記趙伯平、西安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方仲如專車將馬德涵接往他下榻的西安人民大廈親切會見。臨走時，周總理又親自由六樓送至一樓。這情景在西安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中被傳為佳話。此外，凡是陜西的回族同志去北京開會，周總理總是讓代問德涵好。當時的全國人大代表馬平甫說過：“總理對馬老印象太好了！太深刻了！我去北京開人代會，周總理知道我是西安回族代表時，沒有放開握著的手就問：‘馬德涵先生還健在嗎？’我回答：‘托總理的福，他還健在。’總理微笑著說：‘好！好！馬代表回去代我問候。’”當時西安市民委的羊軍同志去北京開會時，周總理也讓他代問德涵好。據德涵先生的小兒子馬毅說，新中國剛成立時，總理還將德涵接到北京，安排吃、住，回西安時還贈送了錢和其他的東西。
　　1958年3月，馬德涵先生病重住院，省、市有關領導多次到醫院探望。5月20日他病故后，省、市領導還參加了吊唁活動，并送葬到墓地。陜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在挽幛上寫著“幫助革命精神雖死猶生”，陜西省民委的挽幛是“民族大家庭失去一份力量”，陜西省人民委員會的挽幛寫的是“共事方長胡遽逝世”。當時的省長趙壽山等省、市主要領導也以個人名義向德涵先生送了挽幛。
　　德涵先生以91歲的高齡與世長辭。1978年10月13日，當時的國家民委主任楊靜仁同志在給陜西省委統戰部的指示中說：“馬德涵先生1937年受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委托，同馬步青（馬德涵先生給他教過書）談判，釋放了我西路軍人員，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也一直同黨保持聯系，做了一定的工作。”
　　馬德涵先生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種不同社會。早在清末，他就在四川成都加入了同盟會，積極參加保路運動，任保路同志會交際部部長，后任參軍。民國成立后，他前往甘肅等地任職，熱心教書、作畫。“九·一八”事變爆發，先生挺身而出，組織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國活動。西安事變后，先生以70歲的高齡，肩負周恩來同志的重托，為營救西路軍遠走河西走廊，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他一直與我黨保持聯系，與社會民主進步人士關系密切，在西安回族群眾中進行了不少宣傳工作，并推薦了不少回漢進步青年去學習革命理論。為了擺脫特務的陷害，先生還曾隱居鄉村。西安解放時，德涵盡管已年過八十，但仍滿懷信心地組織群眾迎接解放軍進城，后來又在西安回族地區做了許多民族工作，在群眾中有較高的聲望，可見，德涵先生的一生是鞠躬盡瘁、致力于愛國民主活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