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3) 文學與新聞傳播領域經由《莊子》與《楚辭》的汪洋恣睢，唐詩、宋詞的雄奇精巧，到明清小說的宏構，再到現代長篇小說的飽滿，當代文學的百花齊放，中國文學給世界文學的園林提供了萬紫千紅的奇葩。這簇簇花朵中就有回族作家的精心耕耘之作。回族文學，簡言之，“即回族人民的文學，是回族人民群眾口頭和書面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它是回族人民心血的結晶，是回族人民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實”[①]。回族作家們以漢語漢文為創作載體，表達著自己的獨特聲音。在古代文壇上，回族作家創作相對沉寂，但在現代尤其是當代文壇，回族作家群實力漸強，他們的創作在文學界以及讀者群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既有被文學史撰寫者們歸為“回族文化派”類型 “尋根文學”代表，并以創作力倡當代中國文壇“人文精神”的嚴肅作家張承志；又有曾重印三十多次，發行達百萬冊的暢銷作品《穆斯林的葬禮》；更有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駿馬獎”等獎項記錄的優秀作品。可以說回族兒女為祖國文學百花園獻上了自己的厚禮，如他們在其他各個領域所做的貢獻一樣。
如果以主流文學史作為衡量作家、作品的尺度或框架，那么張承志、白先勇是現當代文學史上任何時候都不可回避的存在。白先勇因為身居臺灣的歷史原因和空間距離，其作品近年來才被逐漸選入，而張承志的名字則在任何當代文學史選本上都能找到。石舒清崛起較晚，然而他的創作幽微深刻，同樣具有文學史意義，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在“西部少數民族文學”里專門介紹了他。而霍達則以展現北京回族生活側面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以及報告文學《國殤》等在讀者中享有不衰的聲譽。
不止的行者：張承志
張承志，原籍山東濟南，1948年出生于北京。1972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方民族史專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曾就職于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海軍政治部創作室、日本愛知大學，現為自由作家。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其作品《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黑駿馬》、《北方的河》分別獲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95年獲首屆愛文文學獎，另獲若干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長篇小說《金牧場》入選“中國小說50強”（1978年—2000年）。迄今為止出版著作（單行本）約60部，代表作品有：《心靈史》（長篇小說）、《黑駿馬》、《北方的河》、《清潔的精神》（散文集）、《誰是勝者》（散文集）、《文明的入門》（散文集）等。部分作品被譯成英、法、日等文字出版。
張承志是一個熱情、固執、追求極至的人，仿佛是一個不斷尋找精神家園的游子。幼年喪父的經歷使他潛意識里就有一種尋覓強壯雄健精神支撐的意識。馬麗蓉博士在她的博士論文《踩在幾片文化上——張承志新論》里把張承志的人生軌跡分為：崇拜他人（追隨世俗權威）、寄情他物（投入自然山水懷抱）、尋找自我（尋溯母族宗教）、解讀人性（融入民族文化）四個階段。在崇拜世俗權威的少年激情消散后，他找到了蒙古草原及自然山水作為精神棲居地，如他自己所說：“肉身置于鬧市，靈魂卻追逐自然”。[②]由此開始了他第一個階段的創作。這一時期的作品主要有《黑駿馬》、《金牧場》、《北方的河》等。《黑駿馬》講述了草原母親“奶奶”以及“索米婭”兩代女人一生操勞的命運與堅忍的生活，吟詠了母親、生命，也揭示了草原生活的本質：“在由生命維系著的生存環境里，草原女人本能的母性意識常常壓抑、甚至屏棄著一切正常的女性意愿。她們常常以無私、寬柔的胸襟消納一切，自然也包括愛情了。草原特有的風水制就的自然法規，誰也無法違背。也許正因為女性的操勞與犧牲，生命載體的草原常被視為母親了”。[③] 走出草原后的張承志把自己投入了祖國山河的懷抱。在《北方的河》中，他把黃河看作具有偉岸精神品格的父親，主人公撲向黃河、征服黃河的舉動實際上就是作者尋求精神庇護和情感認同心理的外在投射。“自然體現了它的價值暗示，它以獨特的品格和魅力無言地折服了那個桀驁不馴的征服者，并讓他那顆滿懷激情、熱望、理想、追求的心靈在自然的懷抱里獲得寧靜和諧的生命啟示。可以說，自然是張承志在浮躁不寧的精神狀態下找到的暫時最佳的心靈棲止的歸宿”。[④]
接下來，張承志順著自己的民族血緣以及母族文化根系，終于找到了安放心靈的殿堂。其創作也相應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回歸母族宗教文化時期，這一時期的作品有《九座宮殿》、《殘月》、《黃泥小屋》以及《西省暗殺考》、《心靈史》等。“從‘說不清的’《殘月》到‘較說得清的’《西省暗殺考》再到‘完全說得清的’《心靈史》”，[⑤] 顯示了他對母族文化由尋覓而認識最終皈依的心理軌跡。可以說《心靈史》的出現，完成了他文化意義上的認祖歸宗。《心靈史》被認為“具有濃郁的史詩品格”，[⑥] 是“挖掘這種宗教的信仰者們的心靈史、人格史”。[⑦] 復旦大學的郜元寶教授高度肯定了《心靈史》之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意義：“如果我們把《心靈史》放在出現于80年代‘新時期’文學高潮之后并且延續至今的某種整體文化格局考察，便不難掂出它的份量。張承志是在后理想主義時代高舉理想主義大旗的作家，是在‘立場’幾乎不存在的多元也是多疑時代更加沉穩地守住‘立場’的信徒……如果我們不能要求全部的作品都要象《心靈史》那樣為理想為信仰笑罵歌哭，那么我至少要在文學終極的內在含義上規定文學的精神性、理想性、信仰性。”[⑧]
后《心靈史》階段的說法是張承志本人在1993年提出的：“在我的所謂‘后《心靈史》’階段，我盼我的文學有獨立的思想和新鮮的文風”（《清潔的精神·后記》）。1991年寫完《心靈史》之后，他停止了小說創作，致力于文學散文及學術隨筆的寫作。在后《心靈史》階段，張承志思考了許多重大的文化命題，如時代、國家、民族、宗教以及正義、人道、美等，并把母族文化以及中國文化放在異文化的參照背景下，來關注中國文化的現狀和發展。這一時期的創作有散文集《荒蕪英雄路》、《清潔的精神》、《牧人筆記》、《鞍與筆》、《以筆為旗》、《一冊山河》、《誰是勝者》、《鮮花的廢墟》等。他一直不懈地追求一種內清外潔的生活態度與精神境界，追求實現“人性之大美”，成為了當代中國文壇上的一面獨特的旗幟，獲得了主流文學評論界的廣泛關注。可以說，張承志具有濃郁回族風格的作品，乃是回族奉獻給中國漢語文壇的最為寶貴的財富。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從他的一些作品來看，張承志觀察世界、體味人生的角度、方法乃至思維方式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視野更開闊了，價值追求更人性化更普世化了，方法更多樣了，態度變平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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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張承志：《錯開的花》中《小阿克利亞》，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③]馬麗蓉：《踩在幾片文化上——張承志新論》，第163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何清：《張承志：殘月下的孤旅》，第74頁，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⑤]馬麗蓉：《踩在幾片文化上——張承志新論》，第18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朱棟林、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188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朱棟林、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189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⑧]郜元寶：《信仰是面不倒的旗》，選自蕭夏林主編《無援的思想·張承志卷》，第137-138頁，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
一、 漢語文壇 獨領風騷（2）
思鄉客白先勇
白先勇，1937年生于廣西南寧，系前國民黨著名將領白崇禧之子，臺灣當代著名作家。1965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獲碩士學位，然后在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部任教中國語文。1958年首次在臺灣《文學雜志》上發表小說《金大奶奶》，此后創作的勢頭一發不可收拾，佳作連連。迄今為止的四十多年創作生涯中，除了散文、論文、雜文以及改編的戲劇、電影腳本外，共發表短篇小說36篇，長篇小說1部，在世界華文文壇享有盛譽，被譽為“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家”。200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白先勇文集》，首次將他的文學作品全面介紹給大陸讀者。國內已經出版了袁良駿、劉俊、王玲玲等論述他的專著，中央電視臺也專門制作了白先勇的個人專題節目。
白先勇的小說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前期：從發表處女作到赴美前夕。這一時期的作品主要回憶少年生活，主觀色彩較濃，較多地受到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作為一個涉世未深，對現實不滿的文學新人，其作品不免帶有自傷自憐的色彩。《玉卿嫂》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敘述了年輕寡婦玉卿嫂殺死情人慶生然后自戕的悲劇，體現了白先勇“對人難以把握的內心激情的充分感受認知”。[⑨] 中期：留學美國期間。留學期間白先勇創作了一系列以留學生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結集為《紐約客》出版。由于人生閱歷的深廣，白先勇在小說中滲透了對民族、文化、中西價值觀念的嚴肅思考。《芝加哥之死》、《謫仙記》等作品寫出了浪跡天涯的中國留學生“無根”的痛苦，字里行間顯示了作者對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后期，也即成熟期：自《永遠的尹雪艷》面世之后的創作。以短篇小說集《臺北人》為代表。收在《臺北人》中的14篇小說幾乎篇篇都是精品，它們奠定了白先勇作為優秀小說家的地位。
《臺北人》每篇獨立成章，各篇之間又有內在聯系，雖然題材不同，但大多數描寫的是從祖國大陸去臺灣的上流社會人物的沒落以及愴然失望的心態。作者把這部小說集定名為《臺北人》，一方面真實反映了客居臺灣的“臺北人”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對他們沒落的命運表現出悲憫和哀悼，從而充分揭示出“今不如昔”的感時傷懷主題。著名學者余秋雨認為“世上有許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轟傳一時，但能夠被公認對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濡養意義，并長久被人們虔誠記憶的作品卻很少很少，《臺北人》顯然已成為其中的一部”。[⑩] 臺灣評論者歐陽子將《臺北人》的主題命意分為三個層次：“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她認為“《臺北人》一書只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貫穿《臺北人》各篇的今昔對比之主題，或多或少，或顯或隱，都可從上列國家、社會、文化、個人這四個層次來闡釋。而潛流于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則緣于作者對國家興衰、社會劇變之感慨，對面臨危機的傳統中國文化之鄉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對人類生命之‘有限’，對人類永遠無法長保青春，停止時間激流的萬古悵恨”。[11] 因此，白先勇的小說關照著個人、民族、文化的盛衰起落，“他以他的小說傾吐對這個世界的愛，他以他的小說表達了對人類尤其是中華民族的終極關懷。他在對人性的深刻剖析中看到了毀滅性的力量在誘惑這個世界想深淵走去。可能一切都會漸漸地失去它的光彩。于是，他感慨、嘆息、心中充滿了悲憫和嘆息”。[12] 白先勇作品所展示的悲憫情懷，時間和空間上的鄉愁，以及對于逝去時代的感傷、古典文化的向往，成為現代華語文壇上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具有無可替代的文學和思想意義。
注釋：
[⑨]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第137頁，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⑩]余秋雨：選自白先勇著《白先勇文集2·臺北人》封底，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11]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人》的研析與索隱，選自白先勇著《白先勇文集2卷·臺北人》，195-196頁，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12]施建偉：《“世界華文文學”大文學圈中的港臺作家》，選自王玲玲、徐浮明著《最后的貴族·白先勇傳》序，團結出版社，2001年版。
短篇王石舒清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1969年生于寧夏海原縣，現為寧夏作家協會主席。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迄今為止已在《人民文學》、《十月》、《中國作家》、《民族文學》、《青年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作品百萬余字。短篇小說集《苦土》入選“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1994年卷），并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首屆寧夏青年文學藝術獎；小說集《開花的院子》入選《中國小說50強》（1978年—2000年）；2001年，以小說《清水里的刀子》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2004年小說集《伏天》入選“短篇王”文叢，并獲第八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目前已出版短篇小說集四部：《苦土》、《開花的院子》、《暗處的力量》、《伏天》。
小說《清水里的刀子》以回族老人馬子善在女人“無常”（去世）后對生死的冥思感悟為書寫內容，借助西海固回族民間傳說——如果舉意端正，那么獻牲的牛會在飲用的清水里看到一把刀子，自此不吃不喝，保持清潔的內里，展開了小說的敘述。在馬子善、兒子、老牛對待生命不同態度的參照、對比中，提供了一種如老牛那般清潔、順從、坦然的理想生命態度，具有濃郁的宗教情懷。《清水里的刀子》憑借其獨特的民族宗教氣質而在“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三十五篇參評作品中以全票通過進入初評，此后又以總票數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獲得了這一中國文壇短篇小說的最高獎項。評獎組專家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死亡’在濃厚的宗教背景中得到關照，心靈在生存之外獲得安放”。[13] 2003年，《名作欣賞》期刊又專門刊發了十篇賞析該作的評論性文章，給予了多方解讀和高度評價。學者帥震認為“清水里的刀子”是一個神秘而又圣潔的生命意象：“它承載了一種終極理想的文化功能，有限的生命在這里升華為超越個體形態的精神。它見證著神性的高貴，暗示著信仰在生命中無可替代的位置，生命必須有所皈依”。[14] 何希凡教授更是把它置于哲學的層面和民族精神的空間，“作家滲透于宗教儀式上的哲學思考卻讓我們能夠超越小說所設定的時空范疇，不僅站在時間的門檻上重新審視個體生命的死亡與誕生，而且也以更為闊大的空間視野來關注與探尋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問題”。[15]
石舒清敏感、內向，具有細膩的藝術體驗，他的短篇小說每每精選一個生活瞬間，一些被別的作家忽略的生活碎片，加以放大，加以精雕細刻，暗示出深邃的意味。著名作家張賢亮認為他“非常善于寫細微的東西，他的作品常常充滿了詩意和溫情”。[16] 石舒清深愛著自己的民族和生息之處西海固。因此，他的筆觸滿懷情感的伸向鄉土回族生活。“描寫回族民眾宗教生活、情感及追求心靈潔凈的作品，是石舒清小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作品大多是上乘的、優秀的……在對這類人群的描寫中，石舒清直接抵達了某種本質，諸如生命、死亡等，卻并不剝離日常生活及人物自身的豐富性”。[17]《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上這樣評價他：“他的小說非常含蓄，而筆觸直透回回人隱秘的內心底蘊。從某種意義上說，石舒清的全部小說，都是回族心理剖析小說。他每每精確地挑出回族人內心深藏不露的最獨特的東西……他是西北鄉土上成長起來的最出色的回族小說家之一”。[18] 石舒清堅定地立足西海固的鄉土中，書寫著人類的溫情與自尊，人文主義和道德關懷充盈他的筆端。他盡情地揮灑對鄉土、童真、母親的贊美——西海固在地理上是貧瘠的，在精神上確是富足的，這恰恰是都市的繁華和喧囂中缺失的東西。《人民文學》雜志的主編李敬澤非常贊賞的評價：“石舒清卻懷著堅定的自尊書寫著‘吾土吾民’，那不僅是一片皸裂的大地，那還是一個精神充盈的價值世界，在天人之際自有不可輕薄的莊重”。[19] 石舒清作品的意義，正是在于他給趨于浮華、物化的中國當代文壇提供了這樣一個精神充盈的價值世界。
[13]《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評獎側記》，《人民文學》，2001/10。
[14]帥震：《朝圣者的路——解讀石舒清小說〈清水里的刀子〉》，《名作欣賞》，2003/5。
[15]何希凡：《宗教儀式下的人性與神性——讀石舒清小說〈清水里的刀子〉》，《名作欣賞》，2003/1。
[16]張賢亮：“西北三棵樹系列”序；選自石舒清著《暗處的力量》序1，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7]白草：《精神充盈的價值世界——〈暗處的力量〉閱讀散記》，《回族文學》，2002/1。
[18]丁帆主編：《中國西部文學史》，第3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19]李敬澤：《遙想遠方——寧夏“三棵樹”》，選自石舒清著《暗處的力量》序2，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 版。
一、 漢語文壇 獨領風騷（4）
不讓須眉的霍達
霍達，女，1945出生于北京，回族。國家一級作家，第七屆、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副會長，北京市文聯理事。迄今著有小說、報告文學、影視劇本、散文等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約500萬字。作品有英、法、阿拉伯等多種文字譯本及港、臺出版的中文繁體字版。霍達雖然是一位女作家，但卻推崇一種亦文亦史的文風，具有不讓須眉的氣概。
霍達是一位多方位高產的女作家，她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第一，影視劇創作。她創作了數十部電影、電視劇本，尤其擅長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創作，出版有《霍達電影劇本選》。第二，報告文學創作。她的報告文學直面社會現實，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如《萬家憂樂》獲第四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優秀報告文學獎、首屆全國保護消費者杯個人最高獎，《國殤》獲首屆中國潮報告文學獎、首屆全國衛生題材文學題材文學一等獎，《小巷匹夫》獲火鳳凰報告文學獎。第三，小說創作。霍達在這一領域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著有《穆斯林的葬禮》、《紅塵》、《補天裂》等。而其中尤以涉及北京回族生活側面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著名，該書在描述了一個回族家庭兩代人的悲劇性愛情的同時，也展現了舊北京回族生活的某些畫面。該小說雖然在表現回族深層文化方面尚有的缺撼，但已經成為最為普及化的涉及回族歷史及其文化的一部書，不少讀者從這里開始了解了回族文化的一些側面。小說《穆斯林的葬禮》不僅獲得了我國長篇小說最高獎項“矛盾文學獎”，而且創造了重印幾十版、發行上百萬冊的暢銷奇跡，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中的一個獨特現象。
二、 天南地北 異彩紛呈
除了上述幾位最為著名的回族作家以外，回族還擁有一支跨越千年歷史、遍布中華大地的文學隊伍，這是回族對祖國的不可忽視的貢獻。回回民族是一個具有古老文明、燦爛文化的民族。自它在中華沃土扎根之日起，其文學就應運而生了。早在唐代，回回先民就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到了元代，則涌現了一大批回回詩人和文學家，他們以自己的優秀作品，昂首登上了元代文壇。明清時期至現代時期，回族文學創作漸為式微。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回族文學創作的民族特征日益顯著，隊伍逐漸壯大，天南地北，形成了地域性的創作群體，促進了回族文學的繁榮態勢。回族文學是回族人民民族生活的絢麗花朵和果實，是回族人民智慧的火花和回族作家心血的結晶，是回族人民珍貴的精神財富和祖國文學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族古代文學創作源遠流長。有作品傳世的最早的回回文學家，是唐五代的李珣，他著有詩詞集《瓊瑤集》。《花間集》、《尊前集》共存錄其詞作50余首，為唐五代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詞人之一，《歷代詞人考略》論及他詞作的特點是“以清勝”，“以質勝”，且“下開北宋人體格”。他的妹妹李舜玹也是五代時期著名的女詞人，有作品傳世。在元代文壇，回回作家異軍突起，大顯身手，贏得了各族文人學士的齊聲贊嘆，選編《元詩選》的顧嗣立稱贊他們：“涵養既深，異才并出“、“各逞才華，標奇競秀，亦可謂極一時之盛者”。元代回回詩人、大畫家高克恭的山水田園詩，以其精美、雅致的格調，詩畫交融的意境而令人涵詠不已，曾被視為“名人所作”、“文物之英”而“刊布天下”。元代杰出的詩詞大家，回回人薩都剌，他的詩作以精湛的藝術手法，形象地反映了時代和社會，堪稱一代“詩史”，被譽為“猶天馬行空，步驟不凡”，“修本朝家范”；他的詞作以高度的概括，雄渾的意境，瑰麗的想象而獲得“元詞之冠”的美稱。以詩、詞、散曲“三杰”而聞名于世的馬九皋，他的散曲，無論嘆世、唱歸、懷古、寫景、詠物、緣情，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較高的審美價值，前人將他與馬致遠合稱“二馬”，認為他倆是“并世名家”，“卓然作手”。其他的回回詩人，如遒賢、泰不華、丁野夫、伯篤魯丁、沙班、伯顏子中、哲馬魯丁、別里沙、掌機沙等，如同群星耀空，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回回散曲家不忽木、阿里耀卿、玉元鼎、蘭楚芳、孟昉、沐仲易等，更以自己的藝術創作，有力得推動了元散曲這個新興文藝形式的發展。明代，隨著對漢文化的更多接受，“回而兼儒”的人物日益增加，元末明初的回回詩人丁鶴年著有詩集《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方外續集》等，他以自己充滿亡國之痛、淪落之音的作品，反映了身處動亂之中的廣大知識分子的反思與苦悶，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代表了元明之際回族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明代杰出的回回人李贄，不但是中國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散文家和文學評論家。他提出了以“童心說”為內核的文藝主張，并熱心文學批評事業，是我國最早評點長篇小說的理論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另有海瑞、金大車、金大輿、馬歡等人不輟創作。清代，回族文學的發展遭遇了嚴重的困難，這一時期雖沒有突出的大家，但亦呈現為一種齊頭并進的整體態勢。清初身懷詩、書、畫三藝的馬世俊，著有詩集《匡庵文集》，與其長兄馬世杰并稱江右“二馬”。詩詞兼贍的丁澎，青年時就才華畢露，被稱為“西泠十子”之一。另還有孫鵬、馬之龍、沙琛、丁煒等人的詩作、散文，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
現代回族小說家白平階、沙陸墟，詩人沙蕾，文學翻譯家馬宗融、納訓、納忠，戲劇文學家薛恩厚、李超等，也為回族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馬宗融（1892—1949年），四川成都人，回族，曾赴德、日、法國留學。1933年回國定居后，積極投身進步的社會文化活動和新文學運動，從事著述與翻譯，與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關系密切，先后擔任過復旦大學、廣西大學、四川大學、臺灣大學教授。多次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并擔任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五位常務理事之一。他倡議并發起組織了有上百位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參加的“文化研究會”，促成了著名作家老舍與宋之的合寫表現回漢人民團結抗日的話劇《國家至上》。馬宗融對祖國文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翻譯領域。他是我國較早譯介法國文學和阿拉伯文學的翻譯家之一。在法國文學方面，他翻譯過斯湯達、雨果、波特萊爾、左拉等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名家名作，并撰文介紹過莫里哀、左拉、雨果、巴爾扎克等作家及作品。在阿拉伯文學方面，他是最早介紹并節譯阿拉伯“懸詩”的人。學界對他的譯文評價很高：“他在文藝界是知名之士，就說所譯屠格涅夫的《春潮》吧，乃是一本示范的譯品，達到了信達雅的水準的”。[20] 他撰寫的《浪漫主義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阿拉伯文學對于歐洲文學的影響》等論文，也是20世紀30年代我國評介研究浪漫主義文學和阿拉伯文學的重要文章。另外。他對中國現代回族文學和文化研究的肇端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他是發起和倡導研究中國回族文學和文化的先驅者之一，更是促進和推動研究抗戰時期回族文藝的第一人，為推動中國新文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沙陸墟，回族，1914年出生于江蘇無錫。幼時家貧，他半工半讀，得以成材。二十歲即為《人報》副刊編輯，并先后擔任《閩北日報》、《南方日報》、《民主報》、《大江南報》、《江東日報》的編輯、主編、總編及社長。1946年，他的長篇通俗小說《潘巧云》在報上連載，并出單行本，一時之間，“紙貴洛陽，不脛而走”。[21] 1982年，他的《粉墨江湖》問世，轟動一時，名氣象迅雷一般響了起來。從此以后，他的創作象山洪暴發那樣，一瀉千里。迄今他已經創作了十七部長篇通俗小說，共422萬字。沙陸墟的小說多采用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形式，重塑中國歷史人物、反映江南梨園藝人的艱辛生活，其作品被人們稱為：“江南社會生活的風俗畫”。[22] 他的小說通俗而不庸俗、傳奇而不離奇，達到了雅俗共賞的藝術境界，對我國通俗文學、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了很大貢獻。
古代乃至現代回族作家創作大多盡力向主流文化靠攏，不具有民族特征，直到1944年回族詩人姚欣則創作了詩歌《扎白頭巾的媽媽》，開了回族詩人摹寫回族生活、抒發回族情感的先河；而云南回族作家白平階寫于1945年的《古樹繁花》，則成為回族文學史上以回族生活與情感為題材的第一部小說。真正具有鮮明民族特征的回族文學創作應該是新時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回族作家的文學創作。這一時期的回族作家具有強烈的民族歸屬感，他們深情地書寫自己所熟悉的回族人民的生活與信仰，不僅向各族人民展現了回族獨特的民族習俗和以漢語為主體結合阿拉伯、波斯語的民族語言系統，而且為人們提供了回族人因追求潔凈信仰而呈現出的豐盈的精神世界。這一時期，回族作家隊伍日漸壯大，他們從祖國的東南西北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了出來。他們中既有寶刀不老的文壇宿將，也有正當盛年的中年骨干；既有英姿颯爽的女中英豪，也有意氣風發的文壇新秀。他們各具專長、勤奮耕耘。以寧夏、甘肅、云南、新疆、山東等地的回族作家群為主體，雜糅其他散居地的回族作家，形成了一支門類齊全、陣容整齊、多層次、多梯隊的回族文學大軍。
寧夏回族作家的文學創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后來陸續出現了高深、丁一波、馬知遙、馬治中、查舜、馬樂群、楊少青、于秀蘭、賈羽、馬宇楨、平原、莫嘆等作家，并出現了以石舒清為代表的“西海固回族作家群”以及“同心回族作家群”。“西海固”作為寧夏回族自治區境內回族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養育了以石舒清為代表包括拜學英、左側統、涇河、古原、單永珍、馬存賢、馬金蓮等一批已經成熟起來和正在走向成熟的回族作家，形成了“西海固回族作家群。”同心作為寧夏境內回族人口最多、比例最高的一個縣，近年來形成了一個以李進祥、馬占祥、民冰、馬劍龍等為成員的同心回族作家群。他們的許多作品都在文壇獲得了好評，為祖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甘肅隴原上的回族文學繼趙之洵大型舞劇《絲路花雨》之后，近年來頗為活躍，涌現了趙之洵、馬步斗、李棟林、吳季康、買鴻昌、楊光榮、張杏蓮、敏彥文等一批回族作家，以鮮明的民族個性和創作實踐的多樣性，豐富了中國文學的百花園。吳季康的短篇小說《有那樣一排白楊》獲全國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評獎一等獎。馬步斗198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大梁溝傳奇》是回族文學史上描寫民族生活的最早的長篇小說之一，曾榮獲全國少數民族省區優秀圖書獎和甘肅省第三屆優秀長篇小說創作獎。在甘肅回族聚居地臨夏回族自治州，則形成了以李棟林、陜海青、高志俊、馬琴妙等回族作家組成的臨夏回族作家群。
在云南這片神奇的紅土地上，較早就盛開著回族文學之花。跨越兩個時代的白平階、馬瑞麟在解放前就有作品發表。新時期以來，涌現了馬明康、白山、馬開堯、馬連凱、王瑞康、馬麗芳等回族作家。老詩人馬瑞麟從1948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河》起，迄今為止已出版詩集9部及其他散文集、敘事長詩、兒童傳記文學、隨筆、論文集多部。他勤于耕耘，創作頗豐，不僅是一位著名的老詩人，還是一為優秀的兒童文學家和詩歌理論研究的專家。
新疆回族作家文學創作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白練的帶動下，出現了楊峰、師歌、馬康健、姚金海、李明、鞠瑩等回族作家。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聯創辦的《回族文學》是全國唯一以回族文學命名的文學刊物，為中國文壇提供了一份獨具回族風味的禮物，促動了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發展。白練是新疆回族文學創作的拓荒者，196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掐線》，由于第一次描寫新回族人民的生活，立刻引起新疆文壇的關注并獲好評。1978年，白練發表了小說《尕文化》，引起各方面的重視，被選入《中國回族文學作品選》、《少數民族短篇小說選》、《新疆三十年短篇小說選》等叢書。1981年發表短篇小說《朋友》，榮獲“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優秀作品獎”。作家楊峰的散文集《托克馬克之戀》，于2002年獲得了全國第七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山東是回族散居地，也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這里的回族兒女深受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影響，形成了馬瑞芳、楊英國、王延輝、王樹理、陳玉霞等老中青結合頗具實力的回族作家隊伍。馬瑞芳是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除出版有多部研究《聊齋志異》的專著以外，她還出版有長篇小說、散文隨筆集多部。她的散文創作，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引起文壇的關注，代表作《煎餅花兒》曾獲首屆少數民族文學評獎一等獎；《學海見聞錄》獲全國紀實散文獎；《琴弦上的追求》獲第四屆全國電視星光獎一等獎，其散文四次獲《散文》月刊全國獎。她的長篇小說《黑眼睛·藍眼睛》、《天眼》成功地摹寫了當代大學校園生活，被譽為“新儒林系列”。
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點也形成了回族作家大分小集中的分布狀態，還有不少回族作家散居全國各地，他們同樣為祖國文學的繁榮獻上自己的厚禮。散居地作家主要有：現居北京的馬德俊、高深、張寶坤、馬國超、唐英超等；黑龍江的已故作家韓統良；遼寧的詩人阿拜；陜西的老作家馮福寬；現居內蒙古的郝文波以及四川的木斧，上海的沙葉新、陳村、馬忠靜等。
老詩人馬德俊創作了長篇敘事詩《穆斯林的彩虹》，填補了回族文學敘事史詩的空白。老詩人高深、阿拜、木斧都著述甚豐，曾取得斐然的成就。木斧曾任詩刊《指向》、《七月》主編，出版詩集7部及評論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多部。短篇小說《汪瞎子改行》受到讀者好評，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少數民族作品選》；《木斧詩選》獲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優秀作品獎。而回族劇作家沙葉新與小說家陳村都曾在中國當代文壇引起過反響，是載入當代文學史的著名作家。沙葉新在60年代就發表了一系列劇作，“成為話劇界引人矚目的作家”。[23] 1979年，他創作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演后，在觀眾中激起了巨大反響，同時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之后，他編寫的話劇《陳毅市長》獲得了社會廣泛的贊譽。陳村創作頗豐，他的中篇小說《少男少女一共七個》在20世紀80年代初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堪稱先鋒文學的代表作。
[20]毛一波：《記馬宗融——〈前塵瑣記〉之九》，選自李存光、李樹江主編的《馬宗融專集》，第32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1]虞國勝：《研討會開幕詞》，選自寧夏回族文學研究所等主編的《沙陸墟創作研究》，第4頁，寧夏人民出 版社，1990年版。
[22]轉引自李樹江：《沙陸墟創作研究》序，寧夏回族文學研究所等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朱棟林、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15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三、 報刊熒屏 才人輩出（1）
回族十分重視發展本民族的文化事業，其中之一就是報刊出版業。民國時期，回族民間的報刊出版達到了鼎盛時期，先后出現了數百種報刊雜志，涌現了不少報刊界的拓荒者和知名人士。新中國成立以后至今，回族精英活躍在新聞傳播界，為新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涌現了很多為人民群眾所熟知和喜愛的新聞界人物。
人民記者穆青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焦裕祿，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報道焦裕祿事跡的人就是新中國新聞界的“旗艦人物”、回族人民的優秀兒子穆青。
延安，這片紅色的山川，見證了中國革命的艱難歲月和光輝歷程，正是從這里，穆青邁出了他新聞生涯的第一步。穆青（1921—2003年），祖籍河南，出生于安徽，原名穆亞才。正當民族危亡之際，1937年底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1938年到八路軍一二○師做宣傳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42年9月，穆青畢業走進了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窯洞。第二天，他和另外一位年輕記者去采訪模范工人趙占魁。20多天后，隨著《人們在談說著趙占魁》《恭喜趙占魁同志》等報道，趙占魁的名字傳遍了整個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學習趙占魁的運動在解放區轟轟烈烈開展，持續數年之久。穆青也因此在新聞戰線嶄露頭角。
抗戰勝利后，穆青任《東北日報》采訪部主任。平津戰役后，他作為新華社特派記者隨第四野戰軍渡江南下采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先后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新華社副社長兼國內部主任。從“趙占魁”開始，一個個凸現著時代精神和風貌的典型人物從穆青的筆端躍然紙上：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拼命大干的“鐵人”王進喜、一輩子為綠化荒山默默奉獻的“老堅決”潘從正、百折不撓的植棉模范吳吉昌、為建設紅旗渠不怕流血犧牲的任羊成，當然，最成功的就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焦裕祿的心里，裝著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1966年2月7日上午10時，新華社播發了穆青和馮健、周原合作采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個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公仆形象，隨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電波和一份份報紙傳遍全國各地，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30多年以后，穆青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我一直主張記者應該擁有激情。我完成一些新聞作品的過程往往也是一個激動的過程。比如《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篇人物通訊，在采寫過程中，我記不清被感動得多少次流淚。焦裕祿的精神太感人了，我覺得不報道出去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失職。”
作為一名記者和新聞界的領導，穆青既具備記者的敏銳，也能準確地把握時代的氣息。1978年3月，新華社播發穆青和陸拂為、廖由濱合寫的通訊《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被認為是中國新聞媒介上公開否定“文革”的第一篇作品。1978年11月15日夜，穆青等新華社領導毅然拍板決定，播發《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電訊，這則只有239個字的消息如石破天驚，被稱為中國開始撥亂反正歷史進程的標志。粉碎“四人幫”后，穆青先后任新華社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黨組副書記、副社長兼總編輯等職。1982年4月起任新華社社長、黨組書記。1992年底卸任。他是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改革開放以后，暮年的穆青仍保持著一顆年輕的心，準確地把握到了祖國前進的脈搏。1992年1月初，穆青在實地調研基礎上，與胡國華、王志綱合作采寫了新聞力作《風帆起珠江》，以生動雄辯的事實，肯定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以廣東的巨大變化為改革開放“正名”。為什么穆青總是能站在時代的潮頭，總能準確把握時代跳動的脈搏？他自己的一番話也許道出了內在的緣由：作為新聞工作者，“要關心大局，把握大局，要時時刻刻把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穆青終其一生貼近群眾、服務人民。以濃墨重彩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謳歌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把千百萬普通群眾中蘊藏的這種精神展現在全世界面前——這是穆青新聞生涯的內在動力。他喜歡寫人物通訊，一生寫過許多廣為流傳、深入人心的人物報道。這些作品的主角，幾乎全是普通群眾和基層干部，其中多數是鮮少出現于報章的中國農民。這使得他無愧于“人民記者”的稱號，被譽為“中國當代新聞界的旗艦人物、‘三貼近’的典范”。
2003年10月11日，穆青永遠離開了他摯愛的新聞事業。幾年以后，張嚴平著《穆青傳》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中華讀書報》在對該書的介紹中提到：“穆青是中國新聞界的脊梁和良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20世紀新聞史的寫照與奇跡”。
除了穆青這位德高望重的新中國新聞界巨擘，在全國各地新聞界還活躍著眾多的回族兒女。如ChinaBBS.com網站總裁兼總編輯、前《環球》雜志總編輯、新華社著名戰地記者、資深評論員和中東問題專家馬曉霖，就是出生于寧夏吳忠的回族人。還有拉薩回族馬寧軒，曾歷任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西藏日報》社記者、編輯、副總編，新華社西藏分社社長等職務。
央視回族主持人
電視是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媒體，而中國電視媒體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又當屬中央電視臺了。中央電視臺也有不少著名的回族主持人和幕后工作人員。其中，全國觀眾熟知和喜愛的幾位主要的央視回族主持人有海霞、撒貝寧、和晶、馬昕、李霞等。
1994年4月1日，中央電視臺在《晚間新聞》里第一次有了直播新聞節目主持人。擔任首播的是全臺年齡最小、臺齡最短的播音員海霞。海霞出生在鄭州的一個回族家庭，1993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她曾先后任中央電視臺一套《早間新聞》、《晚間新聞》、《滾動新聞》、《現在播報》的播音員。海霞的成功依賴于她在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四年的扎實基礎，來中央電視臺各檔新聞欄目長達數年的歷練，還有她特有的氣質：她的鏡頭感覺和狀態之好，令人嘆服——無論臺下有多疲憊多勞累，只要面對鏡頭，海霞永遠是神采飛揚，光彩照人。海霞這種為電視而生的興奮狀態，一直令圈內許多同行暗生羨慕，也得到了媒體和觀眾的一直認可。
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的“今日說法”欄目，也受到很多觀眾的喜愛，相信多數人對其主持人撒貝寧并不陌生。而看過中央電視臺“榮事達杯”電視節目主持人大賽的人，也許更忘不了那個最終奪得大賽金獎的撒貝寧。“撒”也是回族特有的姓氏。撒貝寧出生廣西湛江，成長在湖北武漢，1994年，他被保送上北京大學法學院。1998年6月，撒貝寧被保送為研究生，同時又被《今日說法》欄目選為主持人，他的主持風格深受觀眾喜愛，特別是大學生們的喜愛。第二年時，他就獲得了全國電視法制欄目主持人比賽一等獎；并且參加了“榮事達杯”全國電視主持人大賽，最終奪冠。年底獲得2000年中國電視榜年度新人獎，2001年5月又獲得首屆全國大學生電視節最具潛質主持人獎，2001年12月央視十佳主持人網上評選中榮獲首屆央視十佳主持人。
平靜沉穩、笑意迷人的和晶是來自新疆的回族女性，邊疆的泉水澆灌了她永遠求新、不懼攀登的獨特氣質。她步入熒屏是在上海，后又來到了中央電視臺。在崔永元的名字與《實話實說》已經密不可分的時候，她接替崔永元擔當《實話實說》的主持人，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02年9月4日，和晶站在了《實話實說》的演播室。幾年過去，觀眾已經接受了她，她主持的《實話實說》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央視五套《體育新聞》的回族主持人馬昕是祖籍湖南、出生于寧夏銀川市的。她1994年7月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播音專業，1995年5月進入中央電視臺，擔任《體育新聞》及新聞專題性節目的播音主持工作。強檔娛樂節目主持人李霞，一位來自新疆的回族女孩，曾任亞洲區中文頻道MTV《天簌村》主持人，1999年7月任《中國娛樂報道》（現更名《娛樂現場》）、《海外娛樂現場》第一任主持人，也深受青年觀眾的喜愛。
在央視幕后工作的無名英雄中，也有不少的回族人。如現任中央電視臺副臺長兼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廠長、黨委書記的高峰，是北京回族，于2002年度獲“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此外還有強檔娛樂節目《幸運52》的策劃人哈文、戲曲頻道的李純博等。這些優秀回族兒女的參與，給中國電視媒體增添了亮色。在各地方媒體中，還活躍著更多的回族兒女，他們都在為祖國的新聞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其實，不僅是在當代的新聞傳播界活動著這么多的回族精英，在現代新聞業剛剛開始起步的清末、民國時期，回族人在這一領域也有重要的貢獻。
天津是一個較早開放的沿海城市，中西方文化在這里交匯，誕生了一批早期的現代知識分子。解放前的五、六十年間，上百份報紙在天津交替登場，涌現了大批新聞事業的先驅者，其中有幾位重要的回族報人，即被稱為“天津報界回族三劉”的劉夢揚、劉髯公和劉霽嵐。劉夢揚（1877-1943年）是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者之一，著名女革命者劉清揚的哥哥。他于1902年應邀任著名的天津早期報紙《大公報》的主筆。辛亥革命后他創辦《白話晚報》、《白話晨報》、《天津午報》等，推行白話文。劉髯公（1893-1938年）則被列為“近代天津十二大報人”之一。1924年 9月，他與好友段松坡、薛月樓三人合伙，創辦了四開報紙《新天津報》，他任社長，段任副經理，薛任協理兼報紙主筆。他熟悉社會底層群眾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實際與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報紙的發行對象鎖定在平民百姓階層，并在《新天津報》的報頭旁另印一行副標題：“平民化的報紙”，把該報的宗旨明顯地昭示給社會群眾。在從創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間，這份報紙大量刊登老百姓所關心的某些社會弊端的評論文章和勞苦大眾喜聞樂見的趣聞軼事。這種以大眾化、通俗化為特色的辦報方針，受到為數甚眾的老百姓歡迎。后來，劉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又陸續發行了《新天津晚報》、《新天津曉報》、《新天津畫報》等附屬報刊，日銷量最高峰時達到五萬份，這個發行量在當年的天津報業實屬罕見。一時間，《新天津報》一躍成為天津的名牌報紙之一。
在上海也出現了著名的回族報人和學者伍特公和沙善余。伍特公（1886—1963年），江蘇南京人。1905年考入上海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因家貧輟學。1907年進上海《申報》任英文編譯員。宣統元年（1909年）上海清真董事會成立，任董事。民國元年（1912年）兼任路透社上海分社譯員，負責將英文電稿譯成中文，供中文報刊選用。當代報刊上的一些專用名詞如“列寧”、“布爾什維克”，“希特勒”、“羅斯福”、“甘地”、“尼赫魯”等都出于他的譯筆。1939年任上海《申報》總主筆，因發表《回教與抗戰》等多篇動員穆斯林抗日救亡的社評，被敵偽列入通緝名單。抗戰勝利后，一度到上海《正言報》工作，1947年任法新社英文翻譯，同時為上海各報提供國內外英文報刊重要文章的譯稿。沙善余（1879—1968年），生于蘇州。1903年，隨尚賢堂李佳白專修英文，后任助教。1905年，反對美國虐待華工，宣傳抵制美貨，被李佳白辭退，至復旦公學執教英文。后發起組織上海清真商團，任團長，率隊攻打江南制造局。民國元年（1912年）任山東高等學堂教務長、校長。1914年，拒受袁世凱“詔封三品正授校長”，憤而返滬，任《神州日報》、《申報》編輯，兼路透通訊社譯員與華商紗廠聯合會秘書等職。他與哈德成、伍特公合譯《古蘭經》有前三卷，于《中國回教學會月刊》上發表。
除了這些在主流新聞界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外，民國時期的回族民間報刊風起云涌，其繁榮程度也是空前的。根據統計，從1904年到1949年間創辦的回族民間報刊有133種之多。[24] 其中1904年丁寶臣在北京創辦《正宗愛國報》，其兄丁竹園于1907年在天津開辦《竹園白話報》；以及1908年由來自全國14個省、包括留學日本東京的36名回族學生發起成立“留東清真教育會”創辦《醒回篇》刊物，這些在當時是最具代表性的回族報刊。這一時期回族民間報刊在主題上宣傳伊斯蘭教、振興民族，同時又大都滲透著抗日救國等內容。這些報刊既標志著回族的民族性的覺醒，推動了伊斯蘭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也可以說是中國新聞事業發展中不可忽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24]雷曉靜：《中國近現代回族、伊斯蘭教報刊的崛起》，《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16-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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