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教”和“育”的統一，包含著教育的本質和教育的過程。廣義的教育是指人的社會化過程，即人在社會環境中通過各種手段獲得文化的過程；狹義的教育則僅指學校教育而言。教育在本質上不僅是人的培養和個體的社會化的問題，還在群體意義上表現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就回族而言，回族教育一方面是我國正規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同時，回族教育還包括其它非正規教育的成分，如白壽彝教授曾經指出，回族教育“包含傳統的家庭教育、手工業的師徒傳授、經堂教育、新式學校教育”等各種形式[①]。學者們還指出，“從內容上講，回族教育包含道德品質、科學知識、宗教禮儀、風俗習慣、勞動技能、特種工藝、醫藥醫術等方面的訓導、培養和傳授?！盵②] 總之，回族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一些特殊領域對祖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本章將主要介紹回族教育的這些特殊貢獻，而不涉及普通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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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清代）·題記》。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

[②] 朱桂同：“淺談回族傳統的家庭教育”，《中國回族教育史論集》第76頁。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

第二章  教育領域

一、 從經堂到高等學府：中國阿拉伯語教學科研的拓荒者

經堂教育是回族獨創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教育形式，它不僅為回族社會文化傳承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經師和宗教學者，也在事實上開創了中國最早形式的阿拉伯語教學與研究；并且，從這一古老的民族宗教教育形式中，培養出了當代中國高校阿拉伯語教學的拓荒者馬堅、納忠等人，實現了從經堂到高等學府的對接。

經堂教育的創興

經堂教育是回族社會的傳統的宗教教育制度，其首倡者為明代陜西經師胡登洲（1522-1597年），后人尊稱為“胡太師”。他是陜西咸陽渭城人，自幼習伊斯蘭教經典及儒書。由于回族的先民多是來自中亞、西亞的穆斯林，到了明代，母語的喪失使得伊斯蘭教僅憑家傳口授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了。胡太師有感于“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復闡揚之無自”的現狀，在家收徒講學，倡導學習經典。胡登洲倡興的宗教教育，改變父傳子受、師徒單傳的傳統方式，吸引各地穆斯林“負笈載道，接踵其門而求學”。他的學生代代相承，分布全國，帶動各地清真寺紛起效法。從其二傳弟子開始，教館從私家移入清真寺，在寺內招徒授經。此一教育制度的創立，對回族社會的文化傳承有重要的意義。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各地因課程內容和教學特點的不同，形成風格各異的學派。早期，西北地區以馮養吾、張少山為代表，形成精而專的陜西學派。明末清初，常志美、李延齡、舍起靈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設帳講學，授徒眾多，形成博而熟的山東學派。清代中葉，在馬德新、馬聯元倡導下，云南出現中阿并授的新學派。

經堂教育的宗旨，是為各地清真寺培養經師、阿訇，并對回族傳授宗教知識。正式學員稱滿拉或海里凡，意為學生或接班人，分初、高兩級。初級階段主要學習阿拉伯語語法、簡明教義、《古蘭經》和圣訓選讀等。高級階段要學習阿拉伯語高級語法、修辭學、波斯語、《古蘭經》及注釋、圣訓、教法學、教義學等。學員完成學業后，經講學阿訇鑒定許可，為他掛幛、穿衣，即獲得畢業資格，可以到各地清真寺應聘任職或開學授徒。經堂一般都附設小學，對兒童進行宗教啟蒙教育。有的地方還對成年穆斯林進行業余宗教教育。在經堂教育中，形成了一套以漢語詞匯和語法結構為主，雜以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匯的“經堂語”，以及一種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小經”，并形成了經堂教育的成熟的教材體系，即通常所稱的“十三本經”。因此，經堂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是一種培養宗教人才、普及宗教知識的宗教教育制度，也是中國最早的制度化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教學，同時也是一種涉及語言學、哲學和文學等多個領域的學術研究。
成熟的經堂教材體系

經堂教育的制度化和成熟，集中表現在其教材體系的成熟上。經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俗稱“十三本經”，又稱為“賽拜嘎”經，意為“逾過、競爭”，又引申為“步伐、教程”。就是說這十三部經典一部緊跟一部，如同長途跋涉或賽跑，要想達到終點，必需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地走完這段路程。因此，這是一套循序漸進的成熟的教材體系。包括：

1．《連五本》，是學習阿拉伯語詞法、句法的基礎課本。全書共5卷，原名《艾薩蘇·歐魯姆》，意為“基礎知識”，編訂者為巴基斯坦旁遮普人穆罕默德·海亞特。

2．《遭五·米素巴哈》，意為“挑亮明燈”。是對《連五本》卷5《米素巴哈》的詮釋，因此是阿拉伯文基礎課教學中承上啟下的一本入門書。作者是波斯著名學者艾布·法塔赫·納司爾丁·穆圖勒孜（1143—1213年）。

3．《滿倆》，是伊斯蘭世界公認的阿拉伯語法理論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是波斯詩人阿卜杜·拉赫曼·加米（1397—1477年）。本書是對埃及學者伊本·哈吉卜（1175—1249年）所著語法著作《卡非》的詮釋。

4．《白亞尼》，意為“闡明”“解釋”，是阿拉伯語修辭學名著。作者是中亞呼羅珊著名學者賽爾德丁·臺夫塔札尼（1321—1389）。

5．《阿戛依德》，意為“信仰”，通譯“認主學”。作者是歐麥爾·奈賽戛（1068—1142年），主要論述伊斯蘭教義學，因此是一本伊斯蘭哲學教材。

6．《舍來哈·偉嘎業》，教法學教材，作者是麥哈木德（？—1346），注釋者是麥哈木德的孫子率德侖·設里爾，后來又有許多教法學家對其進行了邊注。這是中國穆斯林一直沿用的伊斯蘭教教法學名著。

7．《虎托布》，是對四十段阿拉伯文圣訓的波斯文注解。

8．《艾爾白歐》，波斯文本，作者是哈薩謨丁，是對四十段圣訓的注解。

9．《米爾薩德》，波斯文本，是專講修身養性、近主之道的哲學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蘭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爾，成書于13世紀中葉。

10．《艾什爾吐·來麥爾臺》，意為“光上之光”，波斯文本，作者加米。是經堂教學中唯一一部波斯文認主學教材，被中國穆斯林看作認主學的最高理論。該書目前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譯本《光輝的射線》。

11．《海瓦依·米諾哈吉》，即《波斯文法》。書名系阿拉伯語音譯，意為“道路的方向”或“教程”。是我國清真寺及經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基礎波斯語法教科書，由山東濟寧回族學者、大阿訇常志美（約1610—1670年）用波斯文著成。

12．《古洛斯坦》，意為“花園”“園圃”，是伊斯蘭哲理詩著作，經堂教育中波斯文學讀本，作者是波斯著名詩人薩迪（1200—1290年）。該書也已出版有漢譯本《真境花園》。

13．《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為闡述伊斯蘭教教義和立法的最高依據，是伊斯蘭信仰學、法學、倫理學以及歷史學等賴以建立和發展的基礎。迄今，《古蘭經》的漢文譯本已經有十幾個版本。

可見，這些教材涉及阿拉伯語與波斯語兩種語文，大都是伊斯蘭世界公認的名著，學科領域廣泛：從語言學、語法學、修辭學，到宗教哲學、教法學和神秘主義，再到文學和最權威的宗教經典。以這一系統化教材為基礎的獨特的經堂教育制度，是回族社會對祖國文明寶庫的又一獨特貢獻，并藉此為祖國輸送了眾多優秀人才，既包括下面將談到的阿拉伯語人才，也包括回族歷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和著譯學者王岱輿、劉智等。
從經堂到高等學府的對接

清末民初，隨著整個中國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回族社會也出現了興辦新式教育的熱潮，傳統的經堂教育開始向中阿并授的新式教育轉變。在所有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可以說回族在發展現代教育方面是最為進步、最為投入的。回族創辦的學校可以分為小學、中學和中等師范學校三類。在全國各地回族聚居區，回族創辦的小學如雨后春筍，多不勝數，這些小學或附屬于清真寺，或為隸屬于國民教育體系而又具有回族民族特色的學校，是解放后遍布全國的回民小學、民族小學的前身。中學的創辦，最著名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學、北京的西北公學、西寧的昆侖中學、臨夏的云亭中學等。其中云南私立明德學校是云南回族第一所包括普通中、小學和阿文專修等三個部分的民族學校，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至今在昆明仍有明德中學。在中等師范學校中，最著名的是創辦于濟南、后遷北京的成達師范學校。這些學校都為回族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超出了原來經堂教育的范圍。

在這些新式教育的基礎上，回族社會的阿拉伯語教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并開始向中東阿拉伯國家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是中國最早的赴中東留學人員，他們歸國后成為我國高等學府中阿拉伯語教學與科研的拓荒者。在這一方面貢獻較大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學、北京的成達師范學校、上海的伊斯蘭師范等。1931年，明德中學和上海伊斯蘭教師范派遣第一批留學生納忠、馬堅、林仲明、張有成等四名學生，由教師沙國珍帶領，前往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此后又先后有多批學生赴埃及留學。這些留學生歸國后，成為我國最早的阿拉伯語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教學的開創者馬堅和納忠教授。

1946年，馬堅擔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是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的奠基人。此前的中國歷史上，阿拉伯語只是回族社會代代相傳的宗教語言。而今，阿拉伯語是聯合國的六種工作語言之一，成為中國人學習和研究的一種重要的外語，并第一次進入了中國高等學府的講堂。1946年冬天，成達師范學校阿語專修班的10多名回族學員轉入北京大學，成為東語系的第一批阿拉伯語專業的學生。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的6位教師全部是回族，除馬堅外，還有劉麟瑞、王世清、楊有漪、陳克禮、馬金鵬。除陳克禮外，其他幾位都是早年留學埃及的回族留學生。1949年，北大阿拉伯語專業的第二批學員，也全部是回族。1950年的第三屆學生以后，才開始有其他民族的學生。

納忠于1940年回國后，先后在當時的中央大學、云南大學任教，1958年任北京外交學院阿拉伯語系主任，1962年后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主任，是北外阿拉伯語教學的奠基人。此外，留學埃及人員中還有云南人林仲明、林興華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為新中國的阿拉伯語教育做出了貢獻。

后來，國內又有多所大學開設了阿拉伯語專業，其師資力量大多來自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畢業生?；刈鍖W者在中國大學阿拉伯語教育中的拓荒之功，實在值得大書一筆[③]。而這一現象的發生，與數百年回族經堂教育的積淀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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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詳見丁?。骸吨袊⒗Z教育史綱》，馬明良主編《伊斯蘭文化叢書》之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