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

回族是一個文化品位較高的民族，自古以來學術大家豐碑如林，科學大師卓絕千古，而今兩院院士也不乏其人……

第一章   科學技術領域

科學是指一種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和知識體系，而技術更多的是指具體的可以轉化為生產力的知識。科學技術是隨著人類在自然界中求生存的過程而逐漸積累和發展起來的，屬于廣義上的物質與技術文化的范疇。脫胎于高度發達的伊斯蘭文明的回族的先民們，在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交融過程中，以其睿智、勤勞的本色，對伊斯蘭科技文化的傳播、華夏科技文化的豐富、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一、 璀璨的回回天文學

回回天文學，脫胎于阿拉伯帝國的天文學，即伊斯蘭天文學，從時間上看，它上起公元7～8世紀，下至公元13世紀中葉蒙古統治者進入西亞，乃至其后的一段時間。伊斯蘭天文學是在繼承大量前人科學遺產基礎上建立的，古代希臘－羅馬、波斯甚至印度的天文學，都是它智慧的源泉。當伊斯蘭天文學自成體系后，它又影響和推動了世界其他的文明進程。而在這一推動過程中，伊斯蘭天文學以回族先民為載體，在和中華文明的交融中，極大地影響和豐富了中國的天文學。為了解伊斯蘭天文學和中國傳統天文學的交融，我們首先梳理一下伊斯蘭天文學在中華大地上的履歷。

伊斯蘭天文學向中華的傳播，是從唐代開始的，因為此時已有不少的穆斯林移居中國，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天文學特別是以伊斯蘭天文知識為基礎而制定的“回回歷法”也隨之傳入中國。唐代出現了一種《九執歷》，《新唐書》記述：“《九執歷》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無余分。”而中國傳統歷法則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清代《歷代職官表》明確指出：《九執歷》是中國“回回星學”之始。

但回回歷法在唐代對中華天文學的影響程度到底有多大，我們還得看一下天文學知識及其天文機構在中國社會中的象征和地位。

從中國古代文明確立之時起，“天學”就一直被天子所壟斷，是皇家的禁臠。既然天學為天子壟斷，很自然，天學機構及其直接象征觀象臺（類似于現代的天文臺，當然功能不一樣）也為皇家獨占，其他任何地方政權或個人都不能建立，否則就是“犯上作亂”的行為。與現代社會中天文學家的身份截然不同，古代皇家天學機構的負責人及其屬吏都是政府官員；天學機構則是中央政府的一個部門，通常在地方上沒有常設的下屬機構和人員。不過這個部門在理論上的品級卻一直不太高，最高時在唐代，曾達到三品左右，最低時在五品左右。所以，從天文學知識及其天文機構在中國社會中的象征和地位來看，在唐代，來往于伊斯蘭世界和中華之間的回族先民——“蕃客”們的天文學知識也只是為己所用了。很少能滲透傳播到當政者的天學機構中去。但隨著“番客”們的長期留居和身份的置換，伊斯蘭天文學也開始逐步影響了中華天學。

據回族《懷寧馬氏族譜》記載，

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精通西域歷法的阿拉伯人馬依澤“應召入中國，修天文”。參與了由司天少監王處訥主持的《應天歷》的編撰工作。《應天歷》編成并奉詔頒行后，馬依澤及他的兒子馬額、馬懷等留居中國，并長期在宋朝的“司天監”（天文臺）中擔任重要的職務。馬依澤父子把黃道十二宮的方位及太陽入宮日期的推算方法引進中國天文學。他的三兒子馬憶在軍隊中任職，把占星術用于軍事。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年）的《武經總要》中就應用了黃道十二宮，即今天我們熟悉的十二星座：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馬、摩羯、寶瓶、雙魚。

時至元代，蒙古人對西方發動了多次征戰，高原鐵蹄在撕裂其他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戰爭的另一面，即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和交流。元代是穆斯林在中國天文歷算方面做出了最全面最重大貢獻的時期。

元朝統治者對于穆斯林天文學家是非常重視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在沒有繼位之前，就任用了一批以札馬魯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中統元年（1260年）世祖繼位，設立司天臺，許多回回天文學家就在其中任職。至元八年（1271年），開始設置回回司天臺，秩從五品。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改為回回司天監，品秩升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年），回回司天監品秩再升為正三品，并于四月設立回回國子監。從《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監共編制有37人，其中監丞以上的負責人有8人，分天文、算歷、三式、測驗、漏刻等五科。札馬魯丁、愛薛、可馬剌丁、苫思丁、贍思丁等一批天文學家先后在這里任職，為中國天文歷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元代穆斯林天文學家對中華天學的貢獻主要為：首先，他們將大批的“回回書籍”和天文儀器從西域帶到中國。這些書籍主要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書寫的，內容廣泛，其中尤以天文、數學等科技圖書為最多。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年），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進獻西域天文儀器七件，其原名音譯、意譯、形制用途等皆載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學者極大的研究興趣。這些書籍和天文儀器進一步促進了元代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札馬魯丁等人還親手制造了許多新穎的天文儀器。至元四年（1267年），札馬魯丁獻出自己制作的七種天文儀器：渾天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這些儀器，當時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其次，元代穆斯林編修了較完善的歷法。他們修訂的歷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札馬魯丁的《萬年歷》，一是可馬剌丁的《回回歷》。 元代第一次正式頒用的，是札馬魯丁依照阿拉伯歷法編制的《萬年歷》。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時歷》頒行天下之前，《萬年歷》在中國范圍內通用了14年。比《萬年歷》稍后一些時期的，還有一種《回回歷》，它實際上就是各國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陰歷，即迄今一直使用著的伊斯蘭教歷。至元十八年《授時歷》頒行天下，《萬年歷》停止使用后很長一段時間，《回回歷》也依然在民間廣為流傳。如：僅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歷》就達5257冊之多；而且科學家郭守敬編制出更先進的《授時歷》時，也曾參用了回回歷法；穆斯林傳入中國的《積尺諸家歷》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歷法段數》7部等天文書，也都成為郭守敬的重要參考資料。在回回天文學的直接影響下，經過郭守敬的天才努力，推驗出中國歷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授時歷》，它施用了360年，比以往任何一代的歷法都要精確。在稱頌郭守敬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給這位中國天文學家以最大影響的回回天文學的豐功偉績。

明代在許多方面都直接繼承了元代對回回天文學的態度和待遇，在長達三百年的歷史中，對回回天文學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視。首先，明政府也為回回天算家設立了專門的天文機構。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司天監外，又置回回司天監；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改名為回回欽天監，下設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統歷科、回回歷科。此后不久，又在南京的雨花臺建成回回觀星臺，作為回回欽天監天文工作的附設機構。這種天文機構的設置，直至明終。其次，明政府錄用了大批的回回天算人才。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11人，至京議歷法、占天象。著名回族學者王岱輿的祖先，因精于天文歷算，洪武中授為欽天監，子孫世受其職。第三，明代回回天文學者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學性比元代強化了。明代所頒行的《大統歷》，實際上是承襲元代《授時歷》，而《授時歷》受回回歷法的影響已如前述。在編定《大統歷》的過程中，更有回回科學家黑的兒、鄭阿里等人先后參加。到后來，由于《大統歷》的某些不足，明政府干脆又將《回回歷》并入《大統歷》，參照使用長達270余年。所以，明代回回對當時天文歷法的貢獻，實在不可忽視。

而回族對明代天文事業的貢獻值得特書一筆的是：洪武年間回漢學者在南京進行的對回回天文歷法典籍的翻譯介紹工作。此事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太祖朱元璋稱贊“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令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翻譯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歷等“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翌年（1383年）五月，《回回天文經》譯成，吳伯宗、馬沙亦黑分別為本書作序。而馬沙亦黑等人也因翻譯了這批珍貴的阿拉伯文書籍，被皇帝譽為“不朽之智人”。馬沙亦黑等回回大師得到這樣崇高的贊譽是當之無愧的。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明朝人對伊斯蘭歷法有了全面的、整體的認識。

當歷史演進至清代，回回天文學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逐漸暗淡下來。清軍入關之初，還設欽天監，內分天文、時憲、漏刻、回回歷等四科，可知“回回歷”仍在產生一定的作用。康熙八年（1669年），最后一任回族欽天監官員楊光先罷職，清朝廢除回回科，專用西洋法。從此，回回歷法自元朝起在中國官方行用的歷史，便永久地被畫上了句號。

總之，自回族先民踏上中華大地的那天起，他們就把在當時較為先進的伊斯蘭天文歷算知識帶入中國，歷經滄桑，回族先民始終把自己掌握的天文歷算知識無私地奉獻給了中華大家庭，輔助和補充了中國天文歷算之不足，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回回天文學在中國的履歷也是中國天文學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 悠久的回回醫藥學

因為回族是一個域外各民族和中國許多本土民族在歷史中融合而成的民族，所以，我們談歷史上的回回科技貢獻時，必須要提到阿拉伯帝國的伊斯蘭科學技術，天文學如此，醫藥學也不例外。

早在公元九世紀，阿拉伯一伊斯蘭醫學曾居于世界醫學的領先位置。偉大的哲學家、醫學家伊本·西拿（拉丁文名字為阿維森納），著成熔古希臘醫學、印度醫學、中國醫學、阿拉伯醫學與哲學于一爐的巨著——《醫典》，成為阿拉伯—伊斯蘭醫學和歐洲現代醫學的奠基人。與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兼醫學家拉齊，著有《天花與麻疹》，也是一部世界級的醫學名著。到公元十二世紀，波斯醫學家拉齊斯的十卷醫學巨著《綜合醫學》和阿巴薩德·達維亞的《綜合百科全書》問世，更加豐富了伊斯蘭醫學的內容。

回回醫藥學是在對阿拉伯—伊斯蘭醫藥學的繼承和對中華傳統醫藥學的吸收基礎上形成的。對東西方醫藥學精華的吸收和兼容，決定了它一出生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回回醫藥學的發展形成是伴隨著阿拉伯世界和中國的友好往來而進行的。

雖然早在西漢張騫通西域時，一些西域的藥物流通到漢地，但中國同阿拉伯在醫藥方面的真正交流，始于唐代。公元651年后，中阿搭起了友誼的橋梁，雙方通過海路和陸路，在政治、文化，尤其是經濟上進行著頻繁往來。據史料記載，在安史之亂時更多的大食人來到長安，其中大部分長期居住在“西市”一帶，主要是經商，所販以香料及藥材為多。阿拉伯、波斯與中國的商業貿易規模很大，醫藥方面的香藥進口，有時一宗貿易竟達千斤之巨，這樣就大大豐富了中藥的品種。到唐末五代時，最負盛名的回回醫藥家李珣，人稱李波斯，他著有一本藥學著作《海藥本草》，顧名思義，該書之所以用“海藥”命名，是因其所收錄的藥物多來自海外。其中乳香、木香、丁香、沒藥、血竭、肉豆寇等，現今均是中藥中常見之藥，但當時卻主要是由穆斯林商旅帶到中國的。從唐代開始，回回先民對香藥的推廣應用作出了貢獻，如用香藥防治疾病、薰洗衣物、化妝美容、調味食品、祛邪防腐等。當時不僅有香藥輸入中國，與之同時的一些醫療技術也傳入了中國，如《千金翼方·養性》中所記載的“悖散湯”（又名牛乳補虛破氣方），本為波斯、大秦醫方，曾在朝野間廣為流傳，對治療氣痢、健運脾胃其效甚佳。

由于宋朝政府的積極招徠，大食商人來中國貿易者日益增多。 阿拉伯地區來中國的船隊，運往中國的主要是珠寶和香料兩大宗，包括乳香、龍涎香、龍腦、沒藥、血竭、蘇合香油、薔薇水、珍珠、瑪瑙等，其中乳香、龍涎香主要產自大食（阿拉伯）。北宋時僑居在沿海通商城市如廣州、泉州和杭州等地的“蕃商”，其聚居區被稱為“蕃坊”。在這些“蕃坊”中不乏香藥巨商與醫家，且人數日增。載入史冊的福建蒲氏家族是宋代著名香藥富商。由于大量香藥的引進，從而大大豐富了中醫方藥及治療方法。宋代醫方較唐代醫方在香藥的應用或組方上有明顯變化。《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是宋代政府和劑局的成藥配本，書中以香藥命名的醫方不下30余種，其中有不少名方，眾所周知的蘇合香丸、至寶丹、牛黃清心丸等便是。蘇合香丸中15味藥就有13味是進口藥，至今蘇合香丸對于治療中風所致的神志不清、牙關緊閉、半身不遂等重癥有明顯療效。在中醫的這一發展過程中，回回醫家及學者功不可沒。

元代是回回醫藥最興旺發達的時期。元朝統治者為適應自身生存與軍事擴張的需要，對包括醫生在內的各種匠藝人員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護措施，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回回醫藥的發展。元廷先后設立了西域醫藥司、京師醫藥院、廣惠司、大都（今北京）與上都（元之夏都，今內蒙正藍旗東）回回藥物院及回回藥物局等六個回回醫藥專門機構。這些機構的創始者是回回人愛薛，他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專傳的回回醫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為回回醫藥在中國的傳播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回回醫藥專門機構外，在太醫院、典醫監等中國傳統的醫藥機構中，也有許多回回人土擔任領導工作，這說明回回人士在元代醫政機構中的影響是較為廣泛的。全國統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極為暢通，出現中外各民族的大遷徙和廣泛的民族雜居現象。除在元廷任職外，還有很多回回醫生散居中國各地，在民間行醫或賣藥。如元末明初杭州的穆斯林大商人奧斯曼的子孫曾設立豪華的私人醫院，聘有回回醫生從職。在元人的詩文筆記中，記載著不少贊謄回回神醫奇藥的篇章，足見回回醫藥的影響之廣泛。

金、元之際醫學領域學術活躍，百家爭鳴，回回醫藥文化此時也發展到鼎盛時期，涌現出了集阿拉伯醫藥學與中國傳統醫學為一體、具有中國回回特色的醫藥綜合性巨著《回回藥方》等專著。《回回藥方》反映了成書時代中國回醫對疾病認識在理論上已較成熟，涉及臨床多科，同時在治療方法上也較豐富。特別是一些外治法及其對骨傷科的論治具備了時代的先進性。另外，元代杰出回回醫學家薩謙齋不僅傳播回回醫藥學，還潛心研究中醫，寫出了十五卷的《瑞竹堂驗方》等一些中醫名著，這些書主要記載了回回醫學家在醫療方面的經驗。回回醫生忽思慧還將回回醫藥學與漢、蒙古、女真、維吾爾等民族的醫藥學和營養學結合起來，寫出了《飲膳正要》一書。這是集元朝以前中國營養學研究精華而完成的中國第一部飲食衛生和營養學方面的專著。

 明清時代，回回醫藥業也很發達，回族名醫輩出，創造了不少的丹、丸、膏、散等藥劑，為廣大民眾所采用。如元代回回醫生創制的治療跌打損傷的金絲膏藥，療效極佳，享譽江南。揚州的夏氏成藥，即夏氏大明眼藥、止咳餅、神功求劑丸等，自元代以來，即在東海沿海一帶久負盛名，北京的王回回膏藥和馬思遠藥錠均始于元代，經清直到民國年初，享譽數百年。重慶伍舒芳的膏藥丸散西南聞名。嘉靖名官孫繼魯之子孫光毅，精通醫術，崇禎年間曾被授以太醫院院判之職，后辭歸里，潛心醫術。另外，民間診所也相繼開辦，著名的有：北京“鶴年堂”、云南“萬松草堂”、四川“伍舒芳草堂”等。 還有近代的著名回族學者和醫生丁竹園，主持和創辦了以中醫為主的中醫研究會，使回回醫藥學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當代。

在回回醫藥學豐厚的基礎上，當代也產生了不少回族醫藥專家。僅舉幾例。出身于河北保定中醫世家的哈荔田（1911-1989年），早年師從國醫泰斗施今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便享譽津門，在中醫診治和理論研究上造詣頗深，尤擅長婦科。他提出了“氣血動靜”的理論，豐富了中醫學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創立了天津首家公立聯合診所，又參與創建天津中醫學院，為教育和培養中醫人才、弘揚中華傳統醫學付出了畢生辛勞。查玉明，1918年出生于遼寧省新民市，遼寧省中醫科究院主任醫師，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確定的全國500位名老中醫藥專家之一，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安迪光，1929年生于河北保定。是當代致力于挖掘回族醫藥學傳統的著名醫生之一。他對中醫的哲學理論及回族民族醫學進行了深入研究，主張一體多元化的中國傳統醫學；認為回回醫學是消化吸收、繼承古希臘醫學的主要內容的阿拉伯醫學與古代中醫學的融合，是“東西合壁”的產物。金琪漾，1930年生于福建泉州，也是一位回族醫藥學專家。他曾任福建中醫研究所副所長和福建中醫學院中藥系主任、主任藥師、教授，從事中藥鑒定學、生藥學、中藥資源學、藥用植物學的教學和科研管理工作。

回族的醫藥文化，實際上是繼承了古代阿拉伯豐富的醫學知識并與中華傳統醫藥學完美結合的產物，它不僅有著科學的醫學理論基礎，也有豐富的臨床醫療實踐，至今仍對中國人民的健康和中華醫藥學的發展作著獨特的貢獻。目前，寧夏回族自治區注重對回族醫藥傳統的研究和開發，占地九十余畝的寧夏伊正回藥有限公司已在建設完工，回族醫藥產業被列入自治區的“十一五”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當中。甘肅隴西也涌現出“伊真堂”等中藥材產業化大型企業，集收購、加工、提煉、批發、外貿于一體，頗具規模。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領域的貢獻（1）

回族對中國科學技術的貢獻，除了以上比較突出的天文和醫藥領域以外，也還有其他一些值得一書的亮點。

先進的回回軍事技術

在軍事方面，回族先民對中華民族科技事業的貢獻，是從元代發軔的。因為元代蒙古西征，中西交通大開，是大量的回族先民以軍士、工匠、商人、學者等各種身份進入中華的最主要時期；同時，元代蒙古軍隊史無前例的征戰也為回族先民所掌握的軍事技術提供了用武之地。回族先民在軍事方面最杰出的貢獻在于兵器制造，突出地表現在造炮技術上。

蒙古騎兵之所以無敵于天下并不只是靠刀槍，還有“回回炮”和弓箭。在回回巨炮這種超大型投石機投出的巨型彈丸面前，再堅固的城墻和堡壘也能摧毀。史書記載，這種巨炮“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蒙古軍隊就是靠它，在公元1273年攻下了強攻數年而不克的襄陽城的，所以蒙古軍隊亦稱此炮為“襄陽炮”。我們在肯定回回炮對蒙古軍事勝利的貢獻時，不得不提兩位回回制炮專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

至元初年，元世祖大舉伐宋，在襄陽、樊城遭到宋軍頑強抵抗。襄樊戰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年），元軍圍城五年，卻始終未能攻克。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遣使到波斯，請來回回制炮專家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馬因。至元九年（1272年）十一月，阿老瓦丁、亦思馬因制成回回炮，奉旨在大都五門前試射成功。并于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以回回炮攻樊城，一舉告捷。接著，又靠回回炮射程遠、威力大和命中率高的特點，一舉結束了相持五年之久的襄陽戰役。由于回回炮在當時戰爭中無與倫比的作用，元政府對回回炮手和軍匠的訓練、組織、管理極為重視。在攻破襄陽的第二年，設立了回回炮手總管府。1281年，設置回回炮手都元帥府。1285年，改都元帥府為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品秩為正三品。1323年，派遣回回炮手赴河南汝寧、新蔡等地教習炮法。1328年，亦不剌金奉令率所部回回炮手軍匠至京師，與馬哈馬沙的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合并，共同監造回回炮。這些事實充分說明，元代回回炮手軍匠數目可觀，規模龐大，在大都（北京）、南京（開封）、江南，到處都有回回炮手軍匠的記錄。他們以優秀的制炮技術和實踐，填補了當時中國兵器史上的一項空白。

隨著時代的發展，火藥武器出現，明朝時，中國回回兵器工匠不斷吸收新的技術和材料改進兵器制造技術。在明末崇禎年間，纂修歷法的回回儒士楊志國與工匠陳萬全一起研制了一種新式火器及戰車，史載“所造火器中，則飛簾葦為矢，體輕及遠，且能陷堅，一人背負而發之，一發四十九支，透甲燒陳，莫可遮攔，又價廉工省，鉆眼封喉，人馬俱斃”；具有連珠火槍威力，就當時而言，無疑是一種先進的輕型火器。所以，到明朝末年，回族匠士已經實現了從石炮向火炮的轉換，他們制造的火炮、戰車等兵器，技術精良，威力強大，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兵器制造技術的發展。在近現代史上，回族繼續發揚兵器制造方面的優良傳統，從當時救亡圖存、反抗帝國主義的中國國情出發，發展兵器制造工業，涌現出了丁拱辰、劉慶恩等愛國兵器制造專家。丁拱辰經歷過鴉片戰爭，深刻感受到振興軍事工業對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義，他棄商從事兵器研究，編著了《演炮圖說》、《演炮圖說后編》、《增補則克錄》、《西洋軍人圖編》等軍事著作，并親自領導鑄炮四十門，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專家。四川回族劉慶恩是又一位中國著名的兵器制造家，我國現代兵工學的開創者之一。早年，他曾參加過劉永福領導的抗擊法國侵略者的斗爭。他還曾參加辛亥革命，并受孫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德國學習制炮、用炮技術。回國后，他領導兵器研究工作，終于在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國第一支自動步槍，后來還制成大炮等多種新式武器，為祖國兵器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領域的貢獻（2）

領先的回回航海技術

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之一。早在唐宋時代，回族先民就漂洋過海，歷經艱險，從西亞來到華夏大地。而時至明代，征服海洋的重任又歷史地落在回回人肩上，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鄭和下西洋。鄭和在1405年至1433年間先后統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萬七千多船員和官兵組成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足跡遍及亞非三十余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組織的大規模走向遠洋的空前壯舉。其航海規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數之多、足跡之廣，堪稱世界遠洋航海的千古絕唱。

偉大的航海家鄭和（1371—1433年），原姓馬，小名三寶，云南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祖父、父親曾先后赴麥加朝覲。明初，三寶被擄至南京入宮，成了燕王朱棣的侍童。他曾跟隨朱棣出征“靖難之役”，充分展示了他的文韜武略，特別是“鄭村壩”（今北京大興縣）之戰的獲勝，為朱棣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朱棣即帝位后，念三寶跟隨左右，屢建戰功，便賜他“鄭”姓。鄭和一生建樹頗多，最偉大的成就是以其非凡的組織力和創造力，領導了這次轟轟烈烈的下西洋活動，成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偉人。同時，鄭和的航海事業，暢通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與“瓷器之路”，發展了海外貿易，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華僑在南洋定居、生存、開發創造了有利條件。他的航海活動，也刺激了中國造船業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航海技術，豐富了人們的地理知識，在中國海外交通史上，在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

在下西洋的船隊中，除鄭和之外，還有一些回族人，他們也都在這空前的航海事業中做出了很可貴的貢獻。馬歡，字宗道，浙江會稽人，因才干優裕，通曉阿拉伯語，以通譯番書的身份，先后參加了第四、六、七次遠航。馬歡是位有心人，在鯨波浩渺、歷涉諸邦的同時，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樣人物之丑美、壤俗之異同、土產之別、疆域之制，編次成帙，名曰《瀛涯勝覽》。該書共計18篇，記述了占城、爪哇等19國，為這幾次遠航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資料。 郭崇禮，杭州仁和人，與馬歡一樣，因“善通番語，遂膺是選，三隨并軺，跋涉萬里”。在《瀛涯勝覽》的編寫中，郭崇禮出力不小，特別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費信，字公曉，吳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曉阿拉伯文，先后四次隨鄭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職。費信篤志好學，每到一地，即將那里的山關、人物、物候、風俗之事記錄下來，以備采納。在此基礎上，他編寫了一部名曰《星槎勝覽》的書，分前后兩集：前集為作者親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輯傳譯之聞。哈三，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掌教。1413年4月，鄭和第四次下西洋，請哈三阿訇為之當翻譯、作顧問。出訪期間，哈三“揄揚威德，西夷震詟”[①]。蒲日和，字貴甫，泉州人，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壽庚家族后裔。他曾在元末與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凈寺。蒲氏家族為東南地區航海世家，故蒲日和被鄭和起用，參加了第五次下夕陽，先后訪問了波斯灣、阿拉伯半島、非洲東海岸的國家和地區。歸國后，蒲日和被加封為泉州衛鎮撫，并負責管理靈山圣墓。除以上列舉的外，在鄭和的下西洋船隊中還有其他許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們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語的專長，為中國與阿拉伯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另據《瀛涯勝覽》載，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曾選懂阿拉伯語的七個通事，帶麝香、磁器等物到麥加，往返一年，帶回各種奇貨異寶，并畫了一幅《天堂圖》。這事實上是組成了一支中國穆斯林的朝覲團，他們攜帶回京的《天堂圖》真本，恐怕是我國最早的一份麥加天房畫圖了。

回回人鄭和統領寶船七下西洋，不僅體現了鄭和本人非凡的膽識和魄力，更體現了回回先民在當時所擁有的航海經驗和所掌握的航海技術。追溯歷史，在唐中葉以前，往來于南洋的船舶大都是外國船，在《新唐書》和《舊唐書》中，“西域舶”、“西來夷舶”、“蠻舶”、“蕃舶”等名稱屢見不鮮。但是到唐末以后，中國海船的水平已經超越了外國。到了宋元時期，中國海船更是蜚聲中外，幾乎壟斷了中國到南洋之間的航線。中國船舶業的的突飛猛進和回回先民對此行業的貢獻分不開。唐宋時的市舶司多由朝廷任命當地軍事或行政長官兼任，有時也派宦官赴任。到了元代，市舶司的職務也啟用回回人擔任，這在歷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元世祖招降并重用南宋泉州提舉市舶使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并設置海外諸蕃宣慰使與市舶使。其子蒲師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帥、兼福建道市舶司提舉、海外諸蕃宣慰使。蒲壽庚父子掌管海外市舶貿易三十年。元朝政府除在廣州、泉州設置市舶司外，又在杭州、澉浦（今海鹽）、溫州、慶元（今寧波）等海港城市先后增設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其中擔任市舶司提舉的回回人除了蒲壽庚父子，還有馬合謀、沙的、贍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魯丁、亦思馬因、暗都剌、忽都魯沙等。在這些市舶司回回提舉們長期的努力經營下，中國的海上貿易和航海業舉世聞名。

要征服海洋，不僅要有能夠揚帆萬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備先進的航海技術。在鄭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經非常準確地掌握了季風規律，并利用季風的更換規律進行航海。在定向定位技術上，除了應用指南針外，元、明時人們已經較熟練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學，并應用牽星術來觀測船舶的方位。所謂牽星術，就是以“星高低為準”，通過測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來計算船舶與陸地的距離遠近和方向， 從而確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此外，航海者已經掌握了深水測量技術， 可以測水深七十丈以上。在這些航海技術中，無疑有回回人的貢獻。因為早在唐宋時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進的航海技術，擁有精確的海程記載。元代的回回人傳承著唐宋時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如《元秘書監志》記載，航海的回回們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針經”，即海道針經，或可稱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負責搜集回回針經這方面的書，上報朝廷。這說明元代回回人有著較高水平的航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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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明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清凈寺碑》。轉引自余振貴、雷曉靜主編：《中國回族金石錄》，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頁。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領域的貢獻（3）

回族與中國陶瓷業的發展

陶瓷業是我國的傳統行業，中國陶瓷很早就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像中國絲綢一樣得到珍視。中國古陶瓷是在唐代開始輸往伊斯蘭世界的。元代的景德鎮瓷窯為適應伊斯蘭地區的需要而生產了一些專供外銷的青花瓷，這些瓷器有的至今還收藏在埃及、伊朗等國家的博物館里，成為稀世珍品。尤其是托普卡布·薩萊博物館的80件元代青花瓷和伊朗德黑蘭考古博物館的37件元代青花瓷器，其紋飾精美華麗，堪稱人間瑰寶。從這些瓷器的器型和紋飾來看，當時輸出海外的青花瓷是按訂單加工，并精選上乘品質的器物用于出口的。而自明嘉靖時期起，民窯的瓷器已經大量流入西方，這可以說與日趨擴大的海上貿易不無關系。

而在眾多的瓷器中，中國的青花瓷成為瓷中極品：這種白底藍花的瓷器上，鮮艷而又雅致的藍青色文飾與如玉如冰的釉彩互相映襯，結合得如此完美，其美學內涵一如中國傳統的水墨畫，是對中國陶瓷所蘊涵的文化價值的最佳闡釋。但同時，其用料、器型與圖案又具有明顯的伊斯蘭文化的性質，使得青花瓷成為兩大文明體系融匯溝通的又一成果和見證。用陶瓷專業的話來定義，青花瓷器是“運用鈷料進行繪畫裝飾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繪和運用鈷料，是它的兩個基本工藝要素。青花瓷器，據說始于唐，盛于明。唐青花極為罕見。元青花主要是作為外銷瓷按照訂單加工輸出的。明代是青花瓷的鼎盛時期，而這一鼎盛卻與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有密切的關系。

吳仁敬、辛安潮在《中國陶瓷史》中指出：“明人對于瓷業，無論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術均臻至完成之頂點。而永樂以降，因波斯、阿剌伯藝術之東漸，與我國原有之藝術相溶合，于瓷業上，更發生一種異樣之精彩。”明洪武二年（1369年），即于景德鎮建立官窯燒制御用瓷器。為提倡節儉，洪武皇帝改祭天之禮器為瓷器，永樂皇帝則改用瓷器為餐具。明代瓷器遂有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而青花瓷成為其中的主流。這期間景德鎮官窯所用的青料，歷來被認為是由鄭和下西洋帶回來的“蘇麻離青”。“蘇麻離青”，有時又稱為“蘇勃泥青”、“蘇泥、勃青”，萬歷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寫的《窺天外乘》記載：“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鬃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有學者認為“蘇麻離”即“索馬里”，認為鄭和從東非索馬里帶回了大量烏黑的“蘇麻離青”鈷礦石。因此，鄭和的遠航，不僅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海上時代，開創了中華文明對外交往的歷史華章，也翻開了中國瓷器燒制史上最為亮麗的一頁。雖著航海時代的結束，“蘇麻離青”漸漸消失，成化后期的青花開始改用國產的“平等青”，青花瓷器最輝煌的時刻也煙消云散了。

此后一段時間，又有從伊斯蘭地區進口的“回青”料主宰了青花瓷的制造。椐《窺天外乘》記載：“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珰（宦官）鎮云南，得之，以練石為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果佳。”嘉靖、隆慶和萬歷初年都用的是回青。價倍黃金，足以說明這種顏料的貴重；而以“回青”命名，又足以見其原產地是在伊斯蘭世界。除青花料外，另外一種來自東南亞伊斯蘭國家的“霽紅料”，也對明代瓷器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出產自伊斯蘭世界的礦物顏料，竟這樣在不經意間主宰了中國陶瓷歷史的興衰。

明代的青花瓷器，不僅在用料上直接受益于與伊斯蘭世界的交往，而且，器型和紋飾也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強烈影響。傳世的元代青花因其外銷的性質，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按照伊斯蘭世界的習慣和需要制作的。明代外銷或贈送的瓷器也具有這樣的特殊器型。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大盤、扁壺、執壺等。大盤直徑通常在40厘米以上，這在中國傳統瓷器中很少見，而與中亞、西亞的金屬大盤相似。在伊朗的博物館里，就保存著這樣的裝飾有阿拉伯文的青花大瓷盤。這顯然是適合伊斯蘭世界的飲食習慣而特別生產的。明中葉以后，這些傳自伊斯蘭式樣的瓷器，則被統稱為“回器”。明永樂、宣德時期吸收伊斯蘭式樣的青花瓷器主要有以下九種器型：天球瓶、如意耳葫蘆扁瓶、洗口如意耳扁瓶、執壺、花澆、魚簍尊、折沿盆、盤座、直流壺和扁壺，多為模仿伊斯蘭式樣的銅器的。

在元明青花瓷器上，層次豐富、布局嚴謹、圖案滿密為標志的裝飾紋則更多體現了伊斯蘭美術的影響，而與中國傳統美術布局簡疏、講究含蓄、強調神似而不注重形似的審美觀有所區別。在青花瓷器的發展中，阿拉伯和波斯風格的紋飾逐漸與中國傳統的山水、人物、花鳥畫法配合起來，表現了兩種文化的交流與融通。而在青花瓷器上書寫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則是明代青花瓷的又一重要特點，可謂是空前絕后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裝飾的青花瓷器經歷了永樂、宣德、天順、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歷諸朝，其中以正德年間的最多。一般認為這與當時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及明代瓷器大量出口至伊斯蘭國家有關。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飾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明正德瓷器有二十多件。中國歷史博物館保存的一件明正德阿拉伯文蕃蓮折沿盤，盤中則寫著阿拉伯文的“潔凈”一詞。2005年，紐約佳士德拍賣行推出的明正德青花波斯文雙耳四方瓶（高26cm）成交價達169.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402萬元。

 
除了上述的青花瓷器，著名的“景泰藍”制作工藝也與“大食窯”掐絲琺瑯工藝有密切的關系。文明的交流結出了累累的碩果：青花瓷、霽紅彩、景泰藍，這些中國陶瓷史上最亮的閃光點，恰恰都來自回族及其先民所帶來的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通。而且，這些昔日文明交流的結晶，今日已經成為價值連城的珍寶。

 
四 、現代回族院士

20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進程加速，“科學”、“ 科學家”、“學會”、“科學院”等科學新名詞潮水般出現在報刊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1954年中科院開始籌備建立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其中自然科學方面共推選出172名科學家為學部委員。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學部正式成立。1993年10月，國務院第十一次常務會議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6月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會選舉產生了首批96名中國工程院院士。1995年工程院首批新增216名院士。經過歷次增選，至2003年底，中科院院士有688人，工程院院士有663人，兩院共有院士1351人。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技和工程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以蔣錫夔為首的至少四位回族科學家憑借已取得的科學成就獲得了“院士”的稱號，他們的成就不僅僅是個人對中國科技發展的貢獻，也代表著回族對當代中國科技發展的貢獻。

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回族院士蔣錫夔

2003年2月28日，2002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家自然科學獎的一等獎在連續空缺四屆后，終于打破沉寂，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蔣錫夔院士摘取了這項桂冠。

蔣錫夔院士出生于回族世家。祖籍南京，從祖父輩遷到了上海。蔣錫夔的父親蔣國榜，是當時著名的“回儒”，也是一位愛國者，抗戰時曾率家人及親友縫制棉衣棉被支援淞滬前線，并在上海慷慨辦義學、資助孤兒和建造公墓殯舍等。他的母親馮烏孝，則是浙江女子師范學院首屆畢業生。蔣錫夔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

1948年，蔣錫夔以上海圣約翰大學化學系特等榮譽學士的身份，赴美國華盛頓大學深造。1952年，他在美國獲華盛頓大學有機化學博士學位后，即被世界一流的凱洛格公司聘為研究員，作出了多項發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制成功了一種新型的化合物b—磺內酯，獲得美國專利，引起國際化學界的轟動。是年，他才29歲。1955年，在中國政府努力下，蔣錫夔和錢學森、趙忠堯、師昌緒等，成為解放后第一批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和優越的工作條件，沖破各種障礙，毅然歸國的科學家。

回國后，蔣錫夔率領的科學團隊，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成功合成了飛機與導彈必需的材料航天氟橡膠和氟塑料，獲得國家發明獎和國家科委重大科技成果獎。1982年，由于多有機氟化學和自由基化學的研究取得的成就，蔣錫夔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1985年以來，蔣院士和他的同事們的研究項目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科技部、中科院的持續支持。1999年和2001年，他們的研究成果兩次獲得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8年來，他們發表論文120篇，其中相當一部分發表在國際權威刊物上，被國內外引用802次。蔣院士被邀請在國際會議和國外大學研究機構上做研究報告105次，并在國際同行矚目的美國《化學研究評論》上兩次撰文論述工作進展。 經過多年的默默無聞的基礎研究，蔣院士終于在2002年以“物理有機化學前沿領域的兩個重要方面——有機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學的研究”，獲得了我國自然科學領域最高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蔣錫夔院士的研究項目為理解生命過程與深入探索其奧秘作出了重大貢獻。圍繞有機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學，蔣錫夔率領課題組做的研究是：疏水親脂相互作用驅動的有機分子簇集和自卷的研究；自由基化學中取代基自旋離域參數的成功建立和應用研究。水是生命之源，在水或水和有機溶劑的混合溶劑中，帶有碳氫長鏈的有機分子間存在著一種弱的相互作用力——疏水親脂相互作用力。這種相互作用力是導致宇宙間生命現象形成的基本作用力之一，如細胞的形成，蛋白質構象的穩定，生物體內酶功能的體現等等都和它有關。深入了解疏水親脂相互作用，研究疏水親脂相互作用驅動的有機分子簇集及相關現象，模擬生命現象中的某些物理和化學變化，對理解生命現象及某些生理、病理過程有著根本性的意義。所以，研究化學反應過程中的中間體自由基，對深入理解生命過程，以及了解與人類疾病、衰老相關的信息同樣有著關鍵性作用。

其他回族院士

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國營五零四廠總工程師兼副廠長，核工業理化工程研究院總工程師，核工業理化工程研究院高級顧問，，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兼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同位素分離專家劉廣均也是一位回族科學家，1929年7月15日出生于天津，1947年就讀于天津鈴鐺閣中學。在老師王效的循循善導下，他對原子知識產生了極大的興趣。1948年，家境并不好的劉廣均毅然決然地報考了不太容易找事做的基礎科學物理學，并于195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56年至1958年，他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同位素分離專業。先后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研組主任，國防科工委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核學會同位素分離分會主任委員，天津市核學會理事長，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客座教授等職。劉廣均院士長期從事同位素分離研究工作，曾負責專用設備規模研制、生產的技術工作，參與并組織多項重大技術革新，特別是在專業設備技術改造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工作上，使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大大提高，獲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他是國家“七五”重點攻關項目專用設備研制的技術總負責人，通過總結設備研制的六大環節，曾大大推動了專用設備研制進程。在分離理論研究方面，提出專用設備最佳運行條件的三種判據，闡明了濃度干擾在專用設備運行中的傳播規律，對實際運行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在氣體分子運動論方面，提出了建立玻爾茲曼方程的模型方程的一種新的方法，推導出輕微稀薄氣體中的熵增量公式，多篇論文發表于美國《流體物理》雜志，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士雯是山東的回族，1933年出生，。她是我國著名的心臟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為發展我國的醫學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她從醫近五十年來，參加過黨、國家和軍隊領導人的保健工作，獲得中央保健委員會頒發的“特別貢獻獎”。她曾創下救治482例心血管病人而死亡率為零的成績，治療過3000余名（例）老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并獲得成功，成為醫學史上的奇跡。她率先提出了老年多器官衰竭理論，使我國“老年多器官衰竭綜合癥”的臨床救治成活率由原來的29%提高到現在的59%。她先后獲國家科技進步獎、軍隊科技進步獎等10余項獎，并培養了大批醫學人才。還被評為“巾幗建功”標兵、全軍婦女先進個人、全軍優秀教師，榮立過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她是回族女性的杰出代表，也是整個中國科技領域杰出女性之一。

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昆蟲學家張廣學是山東定陶的回族人，1946年畢業于原中央大學農學系，一直擔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他將我國蚜蟲記錄從148種推進到1000余種，發表9新屬224新種；利用系統演化理論和支序分類學方法突破蚜蟲11科分類系統，建立了13科系統；研究世界斑蚜科屬間系統演化，創立4亞科分類系統；首次證明中國植物界的科級、屬級分別與蚜蟲的屬、種級平行演化；提出雜草蚜蟲演化為作物害蟲進而演化為世界危險害蟲生物型的重要事實和論斷；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種指數、生態自然調控機制和生物多樣性作為評選馬鈴薯無病毒原種基地的首要條件，并提出綜合防治蚜傳病毒方法；首次確定了當歸麻口病的病因及用種苗包衣劑防治辦法。1991年，張廣學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讓我們理解這些回族院士們深奧的理論和專業術語是困難的。但我們在此需要認識和理解的是，以蔣錫夔為首的四院士是當代回族人民的在科技領域的優秀代表，在他們身上秉承著回族對科學不懈追求的精神，對中國科技事業無私奉獻的品質，以及回族在科學技術領域對祖國做出自己的貢獻優秀歷史傳統的延續。當然，還有更多的回族科技人才默默奉獻在祖國各地的工作崗位上，我們不可能詳細統計他們的人數，也不可能一一列舉他們的貢獻，但我們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并為他們的事業加油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