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族的特點

回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州縣都有分布。要想知道回族對祖國的貢獻，首先需要了解回族的特點。

關于回族的特點，我們不想重復以往常見的那些說法，如“回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等等，因為這樣可以贊譽任何一個民族，卻不能揭示回族所獨有的特點，這里，我們試圖換一種視角來觀察回族，并找出她與眾不同的地方。

乍一看來，回族沒有鮮艷的服飾，沒有明顯的體貌特征，沒有獨立的語言，也沒有太大的聚居區，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回族是一個沒有鮮明特色的、平淡無奇的民族[2]；其實，只要細心觀察，深入了解，就會發現，回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一個內涵豐富、非常獨特、頗有個性的民族。

第一，回族是中國13億人口中一部分，是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人口較多的民族，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全國回族人口有 9816805人（五年后的今天已超過1000萬人），僅次于壯族而居第二位；同時，回族也是全世界13億穆斯林中的一部分，在宗教和文化方面與穆斯林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穆斯林世界有較大的影響，特別是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日益提升，全世界50多個伊斯蘭國家和歐美各國的穆斯林在以欣喜的心情和好奇的態度關注著中國這個偉大的國家崛起的同時，也在關注回族這個特殊群體的狀況。據此可以判斷，回族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民族。

第二，回族是種族基因和文化基因最獨特的民族，是多種族結合、多文化融和的產兒。回族的種族和文化DNA（遺傳基因）最復雜，回族既不能說她是外來民族，也不能簡單地說她是土生民族，她是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在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內外多種民族和種族以伊斯蘭教為精神紐帶，以神州大地為活動平臺和載體，通過不斷交流、融和，在中華水土的滋養和中華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和文化起點比較高、歷史相對悠久的獨特民族。具體而言，在人種上，回族是在唐代對外開放的背景下東來的阿拉伯、波斯[3]商人為基礎形成的“藩客”、以及后來蒙古西征、東西交通大開的條件下，大批東來的西域人（既有波斯、阿拉伯人，還有突厥各部人和中亞其他民族的人），與漢族、蒙古族、藏族、白族、傣族、滿族等，不斷融和而形成的，只是東西南北不同區域的回族中上述各族的成分所占比例有所不同罷了，這也是現在看來有些回族外表特征突出，而有些并不明顯的原因所在[4]。在文化上，回族文化是在伊斯蘭文化（含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波斯伊斯蘭文化、突厥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等交流、融和，并在長期的生活生產實踐中形成的。只是回族文化不是以上幾種文化的簡單堆積和疊加，而是以一定的結構和形式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達到了融會貫通的程度。

回族在種族和文化上多元融和的背景使她更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具備一種固本創新、兼容并蓄的文化稟賦和精神氣質，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既繼承了伊斯蘭文化的兩世兼顧[5]和終極關懷理念，又吸收了漢文化的價值理性和厚德載物精神，西方近代文化的工具理性和效率觀念，突厥文化的開拓、進取氣質，蒙古文化的豪放、大氣風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達風度，形成了一種以伊斯蘭文化的價值觀為核心、以漢文化為依托的多元多向多層次的文化結構和思維方式，也就是說，回族文化的結構是一心一體多元多向多層次。這也是回族盡管散居全國各地、身處漢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被淹沒不被同化、生生不息、不斷適應、不斷發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回族歷史上人才輩出、尤其是杰出人才不斷涌現的先天條件之一。據此可以判斷，回族不是一個種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單一的保守偏狹的民族。

第三，回族是我國除了漢族以外分布最廣的民族。從天山南北到黑龍江畔，從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從大江南北到長城內外，從東海之濱到青臧高原，從繁華的大都市到偏僻的小山村……都有他們的身影和足跡，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縣縣都有或多或少的回族，有所謂“元時回回遍天下”的說法，其分布格局就像芝麻餅上的芝麻，星星點點——概括起來就是大雜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

回族的這種大雜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點，表面看來是他們的劣勢——很容易出現一盤散沙、離心離德、甚至自生自滅的局面；其實這是他們的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是一種難得的和無與倫比的資源，是一種歷史的饋贈，是任何一種人為的力量難以做到的。首先，這種分布格局為他們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充實自我、豐富自我提供了地緣優勢和便利。生活在祖國各地、天南地北的回族，主動向其周邊的民族學習，學習其長處，吸收其優點；如居住在中原和江南的回族學習漢族的優秀文化，農民學習其精耕細作的技術，工人學習其先進的工業技術，知識分子學習其博大精深的文化[6]；與蒙古族和藏族相鄰的回族則學習游牧文化的長處，和從事林牧業的技能；居住在海南島等沿海地區的回族還學習漁業文化，有些甚至成為地地道道的漁民；居住在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城市的回族甚至有機會更早地接觸近代西方文化，他們辦報紙，鼓吹新思想，搞實業，信奉“實業救國論”，成為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先驅者之一。其次，這種大雜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點，造就了回族很強的適應性——既能適應各種嚴酷自然生態環境——從高山到平原，從沙漠到綠洲，從溫帶大陸性氣候到熱帶亞熱帶氣候，也能適應各種嚴峻的社會環境，善于與具有各種不同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的人相處，能屈能伸，能進能退，可高可低，可入可出，外圓內方，一切因變而變，但萬變不離其宗——不變的是其核心價值觀——敬主、順圣、愛人，自由、平等、寬容。據此可以判斷，回族不是一個畫地為牢、自我封閉的民族。
第四，回族是一個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元化的民族。我們通常可以說“這個民族是游牧民族，那個民族是農耕民族”，而對回族則無法如此簡單地加以界定，因為回族從歷史上就形成了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元化[7]的特點。從經濟結構看，回族既有農業，也有牧業，既有手工業，也有商業，甚至還有漁業、林業，改革開放的今天，回族中也有頗多從事信息產業、國際貿易、金融、現代高科技產業的人才。目前，從各民族從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人在本民族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來看，回族有其鮮明特點，根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所顯示的資料，回族從事第一產業的占59.6%，藏族占86.4%，蒙古族占71.1%，維吾爾族占80.4%，漢族占63.0%，全國平均為64.4%，回族低于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和全國平均數；回族從事第二產業的占18.0%，藏族占3.6%，蒙古族占10.2%，維吾爾族占6.7%，漢族占20.5%，全國平均為19.5%，回族高于絕大多數少數民族而接近于全國平均數；回族從事第三產業的占22.0%，藏族占9.9%，蒙古族占18.4%，維吾爾族占12.4%，漢族占16.3%，全國平均為15.9%，回族高于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和全國平均數。在整個第三產業中，從事商業服務業的，回族占其總人口的13.82%，藏族占2.51%，蒙古族占6.77%，維吾爾族占5.49%，漢族占9.52%，全國平均為9.18%，回族高于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和漢族及全國平均數[8]。從職業構成來看，回族既有大量農民，也有相當可觀的商人，更多的是亦農亦商，還有牧民、手工業者，近現代還出現了辦大型工礦企業的實業家，還有較多的知識分子——從古代的儒士、詩人、詞人、劇作家、醫藥學家、天文學家、建筑學家到近現代的教育家、報人、學者、教授、科學家、工程師、各類經濟、金融、外貿高層管理人才、藝術家、新聞工作者等等；如今從事餐飲、服務業、勞務經濟和旅游等行業的則越來越多，正可謂“三教九流”，各行各業，各種層次，一應俱全。

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元化的特點造就了回族思想活躍、思路寬廣、做事不死板、不教條，能夠通權達變，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與時俱進，適應各種環境，甚至是十分惡劣的環境和險惡的處境，根據需要，亦農亦林亦牧亦工亦商亦學亦仕，沒有什么過分的鄉土觀念和農本意識，秉持“普天之下皆樂土”的理念，四海為家，隨遇而安，走到哪里，耕耘到哪里，開發到那哪里。這也是回族在歷史上特別是清代雖慘遭屠殺、驅趕之災和奴役之苦，卻能夠絕處逢生，壓而不跨，百折不撓，頑強生存下來的原因之一。

當然，回族的這種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特點以及歷史上動蕩不安的生活經歷對民族的發展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如在有些回族身上表現出做事見異思遷、急功近利或淺嘗輒止的傾向，缺乏一種持之以恒、鍥而不舍的精神和“十年磨一劍”的恒心。這些弱點與回族的歷史遭遇有關——恒心來自于恒產，“無恒產者無恒心”，過去封建專制統治者視人命如草芥，更談不上對私有財產和其他勞動成果的尊重和保護，那種惡劣的社會政治環境無法使人做長期打算，只能得過且過。因此，對歷史上形成的這種弱點，首先需要正視它，其次需要逐步克服它，關鍵是本民族自身要做到“文化自覺”，發揚長處，克服短處，而不能諱疾忌醫。只有這樣的民族才能不斷進步、不斷發展。值得慶幸的是，回族當中，越來越多的有頭腦的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政治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新時代，特別是包括憲政建設、民主政治建設等在內的政治文明建設不斷進步，私有財產和公民的其他合法權益得到法律保護，這些為克服部分回族身上存在的上述弱點，強化長遠目標意識和長期奮斗觀念提供了客觀條件。可以預料，隨著我國法治化進程的加快，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育成熟，回族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元化的優勢將會日益凸顯，尤其是對調整產業結構，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市化進程，會起到應有的作用。據此可以判斷，回族是一個在神圣世界信仰一神論而在世俗世界卻是一個拒絕單一、喜歡豐富多彩的民族。

第五，回族是一個向心力很強、愛國情很濃的民族。表面看來，回族種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多元，散居五湖四海，沒有獨立的語言，沒有統一的服飾，且各地回族經濟文化發展差異很大，大傳統中又有小傳統——給人一種一盤散沙的感覺。其實，回族是一個形散而神不散的民族，她雖然散居各地，講著不同的方言，但有一種深深植根于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深處的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實在在發揮著作用的無形的精神紐帶和心靈上的高度默契，把全國天南地北的回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所謂“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聲色蘭[9]化知己”、“千里遠行不持糧”的說法，就是一個生動的說明和體現。一個回族，無論走到哪里，哪怕背井離鄉，憑著一聲大家熟悉的問候語——“色蘭”，就能找到“知音”和“自己人”，就能一下拉近彼此的距離，消除異鄉人的陌生感和孤獨感，找到安身之所，獲得歸宿之感。這就是回族的內聚力的表現。

然而，回族的向心力和內聚力是與他們的愛國情感聯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輔相成、并行不悖。回族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祖國是回族的載體，是其家園，是其棲息地，民族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愛祖國就是愛民族，維護祖國利益就是維護民族利益，正如回族所崇敬的伊斯蘭教圣人穆罕默德所說：“你們要愛你們的家園，猶如鳥兒愛其巢窩一樣”。只是回族愛國的方式與眾不同——她把對祖國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幾乎不用直白的語言歌唱祖國、贊美祖國，只是默默耕耘，細心呵護，但關鍵時刻，她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為祖國獻出一切，乃至生命。回族對祖國的愛是一種深沉愛，她希望祖國日益繁榮昌盛。為此，她不遺余力，全力以赴。

且不說回族為維護國家統一，抵御外辱，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改革開放事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僅就我國清朝末年國家處在內憂外患的緊要關頭所具有的卓越表現，就足以讓人感到震撼和欽佩。當時的留日回族學生所辦的刊物——《醒回篇》發出了不同凡響的聲音。該刊發刊詞面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列強侵略，任人宰割，晚清政府喪權辱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危機狀況指出：“甲午戰敗，庚子再創，外國人之入我國境者，未聞為我區別曰：‘某也滿，某也漢，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殺戮，同歸于盡。蓋同國如同舟，乘組員之種類，無論其為黃為白，至于舟壞覆沒，則其被難一也。以是而言，種族雖殊，以同國之故，則一國之盛衰強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響。”回族知識分子高瞻遠矚，胸懷博大，針對同盟會成立之初提出的“革命排滿，建立共和”的口號，明確提出民族團結，同舟共濟，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主張，擲地有聲地說道：“中國今日之形勢，四面皆敵，非協力同心，化除種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腦髓而為一大知識，合四百兆人之資產而為一大經濟，合四百兆人之體力而為一大陸軍，否則分崩離析，有瓜剖豆分之患。”[10]接著回族知識分子用回族先輩對祖國的偉大貢獻來激勵當時的回族青年，說：回族“良臣猛將代不乏人，偉業豐功，足以爭光歷史，流芳千古”，“今者歐風驟，美雨狂，邊云急，歲月寒,愿我教青年子弟、志士仁人作爾氣，奮爾力，從學武備，負笈戎行，上而報效國家，下而援拯蒼生”。在一種濃厚的“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的氛圍中和一片“排滿”、“仇滿”的喧鬧聲中，這種以國家利益為重，超越民族本位，提倡各民族大團結、大聯合，同心同德，一致對外的主張，至今讀起來仍使人感到如暮鼓晨鐘，振聾發聵，充分表現了百年前回族知識分子的博大胸懷和遠見卓識。當時，同在日本的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受到這一主張的影響，后來，他逐漸擺脫了籠統“排滿”的思想，提倡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他對回族也刮目相看，深情地說道：“中國民族運動，非有回族之參加，難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國主義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個結合，亦勢難完成也。”[11]據此可以判斷，回族是一個向心力很強、愛國情很濃的民族。

 回族的特點還可以列舉一些，但主要就是這些。

明白了回族的上述特點，就容易了解回族對自己的定位、對其他民族的定位、對祖國的定位，就容易理解回族的愛國主義情感何以如此濃烈，回族對祖國的貢獻何以如此巨大，回族對祖國的貢獻方式何以與眾不同。
二、回族的主要歷史貢獻

回族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長河，與各民族一道，為國家的統一和振興，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

元代，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受命于危難之際，主政地理環境復雜、交通閉塞、軍政關系緊張、民族矛盾尖銳的云南，發揮高超的政治智慧，為國為民，治理、開發云南，為維護祖國西南邊陲的穩定，國家政令的暢通，建立了卓越功勛。明代，杰出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鄭和率領由近3萬人和208艘船組成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先后訪問亞非30多個國家，航行10萬公里，最遠到達非洲肯尼亞的馬林迪和蒙巴薩，傳播了和平，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成為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驅。他的航行比哥倫布首航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早93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116年。20世紀末他被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評選為東方唯一的世界航海家。他為國家贏得了極大的榮譽，增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明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海瑞，清政廉潔，剛直不阿，敢于對強權和腐敗勢力說“不”，他有膽有識，犯顏直諫，撰寫的著名《治安疏》，洋洋灑灑，矛頭直指嘉靖皇帝的過失，史稱“天下第一疏”——“清官海瑞”成為千古美談。“五·四”時期，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馬俊以其赤誠的愛國心、卓越的組織才能和雄辯的口才被推選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天津各界聯合會負責人，他組織、領導天津的罷市、罷課運動，并作為天津代表赴京參加新華門總統府前的請愿，當面義責當時的總統徐世昌，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代表們的要求，拒絕簽署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他后來成為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

回族在國家危難之際，總是挺身而出，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馬辰在官涌、東涌和攀石洋戰役中，奮力剿防，屢建奇功，深得林則徐的的稱贊。鄭國鴻以浙江處州鎮總兵調防鎮海，他與其他官兵一道，數次擊退英軍，最后他與敵人血戰六晝夜，身創數十處，壯烈犧牲。消息傳來，道光帝“覽奏為之墜淚”。在第二鴉片戰爭中，沙元春以天津鎮標右營游擊率領士兵進行大沽保衛戰，身先士卒，親燃巨炮，痛擊敵艦，擊傷敵軍百余人，后為敵方炮彈擊中，英勇就義。1894年，在中日甲午戰爭的朝鮮平壤戰場上，清高級軍官左寶貴，在主帥投降、眾將退逃、制高點淪陷的緊急關頭，抱定以身殉國的決心，雖身上數處受傷，仍堅持指揮戰斗，直到流盡最后一滴血。當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炮臺，占領天津，長驅直入，直逼中國的心臟北京時，清記名總兵馬福祿率領甘軍開赴廊坊參加了“庚子之役第一惡戰”，百余名回族將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給侵略者以重創；馬福祿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鎮定自若，指揮官兵誓死捍衛京城，最后和他的族弟馬福貴、馬福全、侄子馬耀圖等血灑正陽門，全部為國捐軀。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帝國圖謀蠶食西藏，試圖用各種卑鄙手段侵占我國領土，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國三方代表參加的印度西姆拉會議上，英國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獨立”，并強調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區域，喪權辱國的《西姆拉條約》隨即出籠，竊據總統寶座的袁世凱倒行逆施，稱帝心切，為急于獲得英國等列強的外交承認，置國家主權于不顧，已經草簽了條約[12]。而當時的甘邊寧海鎮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馬麒在事關西藏前途和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態度堅決，與北洋政府的妥協退讓的賣國行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發出了震撼人心的“艷電”[13]，指出“西藏本中國屬土，吾國茍有一息生氣，所有劃界會議，應從根本否定。此約一簽，終古難復，大好河山，一筆斷送，凡屬五族，誰不解體？事關國事存亡，此而不言，將使他族謂中國無人，麒實恥之，麒實憤之！是以披肝瀝膽，瀝血以告。”[14]馬麒“艷電”嚴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讓行為，遏制了西藏上層親英集團分裂祖國的行為，挫敗了英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為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立了一大功。

20世紀30年代，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祖國，東北危機、華北危機、整個中華民族危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國的回族同胞以各種形式對侵略者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發表文章大聲疾呼：“全國的同胞們，事急矣！國危矣！大家趕快起來，與敵人做殊死斗，還我河山，救亡圖存，就此一舉。”大敵當前，回族同胞，一呼百應，萬眾一心，共赴國難。193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冀中回民支隊，在抗日英雄馬本齋司令的率領下，在平漢鐵路沿線開辟冀中抗日根據地，轉戰冀晉魯豫邊區，在六年的游擊戰爭中，機動靈活，出奇制勝，共殲敵3.6萬,攻克敵堡、據點數百處,冀中軍區曾授予“無攻不克，無堅不摧的鐵軍”錦旗一面。在國民黨軍隊中也有不少回族抗日愛國將士，如著名抗日愛國將軍白崇禧于1936年6月就與李宗仁、陳濟棠以兩廣兵力組成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通電全國，要求國民黨中央對日宣戰；抗戰期間，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軍訓部部長等身份，參與制訂凇滬戰役作戰計劃，協助李宗仁指揮；代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職責，指揮武漢保衛戰，擊傷敵陸軍5萬以上，擊沉敵艦過百，擊毀敵機百余架，聚集武漢的我方人員與物資也得以西運；后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桂林行營主任，統一領導長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戰區，指揮桂南戰役，收復昆侖關。協助李宗仁指揮臺兒莊戰役，殲滅日軍1萬多人，虜獲戰利品不計其數。“臺兒莊大捷”被認為是我國抗戰以來正面戰場上第一次空前的重大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前方將士的斗志和士氣，振奮了全民抗戰的信心。同時，他還利用自己在回族中的影響，出面組織成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動員全國回族積極參加抗日運動，而且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和高級將領葉劍英等保持聯系，提倡共同抗日，一致對外。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保護了一批抗日愛國的文化人和其他進步人士[15]。當抗戰處在相持階段的時候，地處西北邊陲，遠離戰場的青海回族兒女愛國情緒空前高漲，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馬彪師長為代表的河湟健兒，揮戈東下，躍馬中原，馳騁沙場，令日本兵聞風喪膽。若知詳情如何，請看本書政治篇相關章節
在和平時期，回族以出色的理財才能和創造性的勞動為我國經濟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早在南宋時期，回族的先民在國家的對外貿易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的泉州為最大最繁忙的外貿港口，長期由回回人掌管。香料富商蒲壽庚，因理財有方，南宋末年被提升為泉州市舶司（類似于今天的海關關長或港務局局長），歸順元朝后升任福建行中書左丞；其后由另一位回回烏馬兒繼任泉州市舶司。這兩位回回財政高官，理財有道，管理有方，為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立下了汗馬功勞。珠寶玉器業是唐宋以來回族先民的主要傳統行業之一，到明代回族中的富商大賈多操此業，素有“識寶回回”之美譽，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地回族珠寶行業經久不衰；民國時期北京最大的珠寶店北京回族常子春所開設。創于元代的白敬宇眼藥是回族傳統醫學中眼科良藥，20世紀初建立藥廠，進入規模化經營，生產紅靈丹、明目丸、牛黃解毒丸等90多種藥品，產品遠銷國內外，1947年還獲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質獎；1966年改為“南京第二制藥廠”，為國家醫藥事業和經濟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20世紀初，上海回族馬晉卿創辦了頗具規模的協興公司，經營牛羊皮張、絲綢、茶葉、瓷器、中藥材等出口業務和水晶、藍寶石、燕窩、西洋參、西藥材等物資進口，其分號遍布全國，在香港設中轉站，在科倫坡設分公司。如此龐大的商業網絡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多見的。在農業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內地先進農業技術，而且把學到的這些技術傳播到邊疆和民族地區，促進了全國范圍內農業生產的發展。如在清代，從華北各省進入東北的回族移民帶來了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逐步改變了當地居民“歲易其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使其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區“輪作”方式，提高了糧食產量。同時，回族還促進了各民族間農業技術、農作物品種的交流，如在藏區發展了蔬菜種植業，為彝區帶去了茶葉、木棉以及蔬菜種子和種植技術，在云南和寧夏推廣了水稻種植，在新疆發展了蘋果和葡萄等園藝業，在傣族地區推廣了先進的耕作技術，溝通和強化了內地與邊疆各少數民族的經濟聯系。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回族還搞多種經營，清代陜西回族很多以牧羊為主，大荔沙苑回族聚居地更是“羊冠全省”；寧夏六盤山地區元明時期就是皇家牧場，清代回族對此又有新的發展；甘肅的回族向來有兼營畜牧業的傳統。經商是回族的強項。回族先民是舉世聞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曾在中國與西域各國的貿易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也把兩大東方文明——伊斯蘭文明與華夏文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使絲綢之路也成了文明交往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自唐代至明清，回族商業不斷發展。清代前期和中期，西北一些大中城市如西安、蘭州、臨夏、西寧、烏魯木齊、銀川、吳忠等地回族商業蓬蓬勃勃。西安以食品、牛羊肉、飯店商為多；蘭州、西寧、河州、銀川多皮毛商、百貨商；烏魯木齊則多玉石、鹽米商。西北回族商業不但活躍了當地市場，而且還溝通和強化了內地與藏區的經濟聯系。

改革開放以來，回族發揮其善于經商、善于理財的傳統優勢，并吸收現代的經營理念，充分利用國家開放搞活的政策，積極投身市場經濟的大潮，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在經濟領域成為我國各少數民族中最活躍的一支力量。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初，當人們受重農輕商等傳統觀念和計劃經濟的束縛的時候，當人們就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等問題爭論不休、糾纏不清的時候，回族卻沒有瞻前顧后，畏畏縮縮，而以超凡的膽識和勇氣率先垂范，搶占了先機，開啟了市場經濟、民營經濟的先河，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成功經驗帶動了周圍觀望、猶豫、爭論的人們，這在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在當時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下，確實是了不起的舉動。我們決不應簡單地以回族的經濟規模和回族企業所創造的產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來衡量回族的經濟貢獻，相反，應該充分估計到回族在當時特定的中國社會背景下和文化氛圍中所起到的示范帶動作用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積極的社會效應。對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經濟活動，不能單純以經濟眼光，就經濟論經濟，而應該把它置于一個宏大的社會歷史文化框架下考量，要分析它所產生的輻射、所帶來的經濟和非經濟的作用和影響。

自然，回族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涌現了大批個體工商戶[16]、有的甚至辦各種企業和公司，成為當地利稅大戶，這些企業和公司還吸納了城鄉富余勞動力，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減輕了政府的負擔。您若讀到本書經濟篇相關章節就會對回族經濟是整個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改革開放帶給回族人民的新的機遇會有新的了解。
在科技文化領域，回族建樹更多，文化大師代不乏人，學術大家，豐碑如林。宋代有回回先民馬依澤，精于歷法，深受宋太宗賞識，授欽天監正。他計算預報日食、月食和五星行度更為準確，并首次將阿拉伯歷法中的星期制度引進中國歷法。元代，回回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受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機構回回司天臺，進行天文研究，臺中還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天文學文獻，其中包括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和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他還主持編撰具有重要軍事價值的大型地理學志書《元一統志》和頗具影響的歷法書《萬年歷》。在建筑學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元代回回建筑大師亦黑迭兒丁，他以其才華和人品贏得忽必烈的信任，1264年，奉命設計修建元大都宮城，歷時8年完工。為了充分體現皇帝的地位和權威，他將皇宮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處于全城的中心點，同時為避免城市設計的呆板和單調，他以一個建筑大師的想象力，采取一種非凡的藝術手法，將莊嚴雄偉的宮殿建筑與嫵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結合起來取得一種人工美與自然美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這是一種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設計，正好體現了中國關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有三座城門；大城的中心，前為朝廷宮闕，后為商業市場；左為祖廟，右為社稷壇，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他的這種設計為故都北京以后馳名于世奠定了基礎。“建筑是凝固的歷史”。今天，當我們“閱讀”這部“歷史”時，不應忘記它的第一作者。元代回族詩人薩都剌，多才多藝，在詩詞、繪畫、書法等領域，均有出眾的表現，在詩詞方面成就最高。《雁門集》，文筆清新，堪稱一部《詩史》。而其詞流傳更廣，其中《滿江紅·金陵懷古》更是一首傳誦已久、膾炙人口的杰作，象“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這樣的詞句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另一位詩人廼賢的詩很有個性，其中《南城詠古·黃金臺》中“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成為千古詠誦的佳句。清代回族學者蔣湘南，博古通今，是造詣很深的文學家，又是著名詩人、方志學家、思想家、藏書家，被譽為“天下奇才”。回族書畫家高克恭（元）、馬守貞（明）、改琦（清）等在當時均享有盛譽，其中高克恭名氣最大，善畫山水竹墨，與著名書畫家趙孟頫（tiao）齊名，有“南趙北高”之說。

明清之際，出現了一批既熟諳伊斯蘭文化，又有深厚國學根底的學貫東西的學術大家，如劉智、王岱輿、馬注、馬德新等，其中劉智成就最高，將伊儒釋道四教融會貫通，推陳出新，達到了當時學術的最高境界，贏得了學界的公認，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主任杜維明教授說劉智“不但在伊斯蘭文化研究領域具有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造詣，也不亞于當時的任何一位頂尖人物”[17]。劉智在中國哲學史上、思想史上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他的著作成為中華民族值得繼承的優秀文化遺產之一。[18]

在當代，回族當中也有一些學術大家，馬堅和白壽彝就是其中的兩位代表人物。馬堅作為北京大學的名教授之一，不但將作為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的阿拉伯語引入中國的高校，開拓了一個新的學科，而且他還以其淵博的學識深得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賞識，毛澤東愛讀他的文章，周恩來還把他當作中東問題與國際政治的顧問，時常征求他的意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白壽彝以史學界泰斗聞名于世，他不但是回族的驕傲，而且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他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作為一項宏大學術工程，問世之日，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寫信表示祝賀，全國學界給予高度評價。

回族當中還有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已故新華社社長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1949年以后，先后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總社副社長、兼總編輯；1982年——1992年任新華社社長。曾任中國新聞記者協會會長、中國新聞學院院長。1966年他寫的《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一文發表后，引起轟動，全國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高潮。

回族當中還有藝術大師和兩院院士，如著名交響樂指揮家李德倫和京劇大師馬連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德倫，被譽為“中國交響樂之父”，其雕像與聶耳、冼星海等著名藝術家的雕像一起矗立在北京音樂廳。馬連良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與菊壇名家如梅蘭芳、周信芳等合作演出，聲名赫赫，被評為“四大須生”之一。他不但才藝精湛，而且品德高尚，獲“德藝雙馨”藝術大師稱號。喜愛京劇的人，無人不知他的名字，他排演的作品《三顧茅廬》、《赤壁之戰》等成為觀眾百看不厭的傳世之作。

在代表中國科技界最高榮譽的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中回族院士也名列其中，他們把自己的超人的智慧和才華貢獻給了祖國。他們是著名化學家蔣錫夔、核工程物理學家劉廣均、昆蟲學家張廣學、醫學家王士雯。

 2005年，中國“神舟”六號升空，中國人又一次感到揚眉吐氣，而對中國的航天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中也有回族的身影，中國航天長城集團及其核心企業——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總裁張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被評為全國航天優秀企業家，連年榮獲航天創業榮譽獎、航天獎、航天基金獎。

從以上蜻蜓點水式的介紹中不難看出，回族對祖國的貢獻是獨特的，也是多方面的。對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各族各界所公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漢族學者李興華研究員在對回族的貢獻進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指出：“中華文明曾經長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頭，這是舉世公認的。但宋元以后，顯然逐漸放慢了前進的步伐，日漸落到了資本主義形成發展時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這時異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進，新的文明生力軍誕生就顯得特別必要和及時。假如沒有回族及其先民引進的那些天文、歷算、工藝知識，沒有他們在經商、貿易、航海、西部開發等領域的奉獻，沒有回族學者在逐漸沉寂的學術領域泛起的浪花，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不知還會放慢多少。”[19]
三、回族在新時期可能的新貢獻

回族的歷史貢獻是巨大的，其優良傳統是需要發揚廣大的；然而，回族對祖國的貢獻是與過去特定的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的，回族不是一個孤芳自賞、自我陶醉的民族，她希望能夠開拓未來，再創輝煌，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祖國的更加繁榮昌盛做出新的貢獻。

而今天，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就必須超越一族一地的小圈子意識，登高望遠，放眼世界，審時度勢，把握好新的時代特點，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認識到我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面臨的挑戰與機遇，認識到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正在經歷的深刻的變革和變化，在此基礎上，對自身重新定位，擺正自己的位置，明確目標和任務，并找準為祖國做新貢獻的恰當的切入點。

綜觀世界大勢便知，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后冷戰時期，世界正朝著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發展[20]。但應當清醒地看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就是要建立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防止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對其地位提出挑戰，使21世紀仍然成為美國的世紀。為此它要遏制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猛的在其看來咄咄逼人的中國的崛起[21]——手段多種多樣，宣揚“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進而共同防范中國是一種；炮制“中國崩潰論”，企圖打擊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讓中國人服輸是一種；進行“文化滲透”，輸出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觀，讓中國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腳下又是一種；鼓吹“人權高于主權”、搞所謂“人權”外交又是一種，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個毒招，需要特別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內的少數民族決不能上當。

我國領導人高瞻遠矚，牢牢把握住和平與發展這個當今時代的主題，充分認識到我國在當今世界格局中所處的地位、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確立科學發展觀，以提高國民生活品質、增強綜合國力為目標，及時提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同時，提出兩個“和諧”：對內，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對外，提出構建和諧世界，以營造一個和諧的國內環境和和平的國際環境，確保中國的和平崛起能夠順利實現。

那么，處在這樣一種國際、國內背景下的作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應該顧大局，識大體，明確自己所擔負的責任。

在新時期，回族對祖國應有的新貢獻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經濟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對祖國在文化方面的貢獻

回族對祖國在文化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結構性的貢獻，而不是量的增加。中華文化非常博大，文化典籍浩如煙海，僅《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國的其他少數民族也有極其豐厚的文化遺產，如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傳》、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彝族的《阿詩瑪》等等，數不勝數；那么，回族對祖國在文化上的貢獻就不是在上述非常豐富的文化寶庫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詩或一部類似百科全書式的大部頭的文獻，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深層次的貢獻，主要是對華夏傳統文化的一種補充、突破、創新。這種補充、突破、創新，不是由回族的幾部現成的歷史文獻來完成，而是通過對回族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綜合開發，并結合時代精神，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新的視角和方法，賦予其時代特點，即通過一番融會貫通、推陳出新的工夫，提煉出新的精華。這些精華恰好是新時期祖國的文化建設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別是對增強我國的軟實力，具有特殊意義。

回族對祖國在文化上結構性的貢獻主要有：

義利統一觀  義與利這兩個范疇是極富東方色彩的古老概念，中國歷代思想家對義利關系的思考和回答的歷史，為我們展示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百家爭鳴圖：從先秦諸子以孔孟為代表的“重義輕利”和法家、墨家、管子為代表的“重利輕義”兩大派各抒己見，到西漢中期義與利的摩擦碰撞、針鋒相對；從魏晉南北朝隋唐對儒家“罕言利”思想的一脈相傳和“重義輕利”論的一統天下，到兩宋、明請“存天理，滅人欲”的登峰造極的“重義輕利”論的極端發展；及至唐宋以后對“重義輕利”論的反思、批判和“重利輕義”論的時隱時顯，二者的爭論此消彼長、此起彼伏。然而，這場長達2000多年的“義利之辯”，并沒有辯出什么結果，辯論以各種形式還在繼續。隨著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義利關系問題經常地、大量地、直接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銳的形式出現在每個人的生活實踐中，有時還橫亙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成為人們的一種思想或心理障礙，并不但刺激著人們的思維神經，讓人無法回避。而回族文化則把義與利協調起來，統一起來，既崇尚義，又不恥于言利，不恥于求利。對回族而言，沒有義利對立的困擾和二者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追求正當的、合法的“利”，就是“義”。回族歷代學者根據伊斯蘭文化的價值觀闡明了義利關系，明代回族學者王岱輿說：“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勞逸壽夭是也；曰財之利害，得失增減是也；曰名之利害，曰毀詆贊譽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義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22]也就是說，回族文化也言利、求利，但須以和義為前提，在此前提下，鼓勵求利，且多多益善。這樣，義利之間就實現了平衡，而不再搖擺不定、讓人左右為難了。當前，祖國需要增強綜合國力，人民需要提升生活品位，公民的合法權益需要法律保護，在此情況下，回族文化中的義利統一觀對于克服義利對立思想，放下心理包袱，理直氣壯地言利、求利，并以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求正當的利，具有重要矯正意義。作為當代中國人，劃分“君子”與“小人”的尺度，不必再沿用過去的標準，合法的、正當的利益面前，不必自命清高，退避三舍；同樣，對非法的、不正當的利益，也不能趨之若騖，如有人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同胞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以假藥來獲取錢財，這才是“小人”，甚至是罪人。而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取利益的人，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理應大力提倡，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才能為他們發揮其創造性和聰明才智提供更大的平臺，營造更好的氛圍。

理欲結合觀  宋明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從而使理與欲之間出現了失衡狀態。而回族文化則認為，人既非純潔無暇的天使，也非屈從本能的動物，人就是人——既有本能的需要——這種需要產生“欲”，也有對真善美的向往——這種向往產生“理”，理與欲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位置，不能互相擠占。清初的回族學者劉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圖傳》中指出：“人之生也，無嗜欲則不能領略聲色嗅味之妙，無功修則不能漸還夫本然之真。”這就是說，造物主創造萬物，乃是為人所用，如聲色嗅味等人間美好的事物，是要人領略的，否則就愧對人生；但人是萬物之靈，不能完全屈從本能，而有所選擇，有所超越，有所修煉，如此才能返樸歸真，才能使人做到名副其實，不然，就如同行尸走肉了。人欲有多種，如食欲、色欲、名欲、權欲等，是否要滿足，一要看是否正當，二要把握好度。關于食欲，回族學者王岱輿說：“大都養生之道，莫大于飲食，天輪日月，大地山河，盡人衣食之倉庫；水陸飛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體之滋養，當食而不食，有違造化之恩；不當食而食，又屬己私之用。”[23]關于性欲，他認為應該通過合法婚姻來滿足，不婚不嫁，“上違主命，下背人倫”，“人身之精氣，即濟則和盛，衰則病，缺一則死，此即當體陰陽不齊之驗也，有何況夫婦之缺略哉。常見孤陰寡陽之輩形容枯槁，心意千歧，邪念叢生，失節者多，皆由陰陽失序故耳。所以我教之禮，鰥寡不能獨守，寧可明正改節，不可外潔內淫。”[24]顯然，這種即不壓抑人性、又不放縱人欲的、給人欲以合理定位的思想，比起宋明理學那種“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壓制人欲，使人性扭曲的觀念要開明通達的多，顯得更人性化，對今天處在開放年代的國人處理欲望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不無啟迪，尤其對矯正今天部分國人過分沉湎于聲色犬馬、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行為和觀念，從而將一個民族寶貴精力、財力用于更有價值的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公私兼顧觀  長期以來，中國主流文化重公輕私，一味強調公，而忽略私，其結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現為公亦為私，私亦為公，貌似護公，實則損公。因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護，公也往往受侵害，損公肥私、假公濟私現象，屢見不鮮。歷代志士仁人對此有切膚之痛，故大聲疾呼：“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然而，實踐起來，何等困難。因為“大公無私”只能作為一種道德理想對極少數賢哲管用，對于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和蕓蕓眾生，則缺乏普遍感召力和約束力。而回族文化則強調公私兼顧，互不侵犯，主張既要維護公共利益，又要確保私人利益不受侵犯，凡無端沒收、侵占私人財產和侵犯其他私人權益的行為，被視為非法行為。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贄針對宋明理學“存天理之公，滅人欲之私”的信條，大膽而響亮的發出“無私則無心”的呼聲。他客觀地理性地分析人的天性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可見，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后治家必力，為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后舉業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臆說也。”[25]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對自己的勞動和付出的結果有一個恰當的預測和合理的期待的情況下，才會努力去做，才會認真付出，才會全力以赴。這種觀念如果與我國當前的法治建設，特別是與新憲法中有關“合法的私有財產受國家法律保護”的條文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法結合起來的話，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生產經營和發明創造的積極性，從而有利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榮辱分明觀　回族具有強烈的榮辱意識，以造福人群，利人利己為榮，以損人利己，危害社會為恥；以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為榮，以見風使舵，喪失原則為恥；以誠實守信，履行諾言為榮，以自欺欺人，背信棄義為恥；以扶危濟困，仗義疏財為榮，以為富不仁，恃強凌弱為恥；……。明代回族學者王岱輿說：“克己濟人，四海可為兄弟。所以同胞不義，對面遠如千里；異姓施仁，天涯即是比鄰。”[26]此其一；其二，回族文化崇尚實榮，反對虛榮。凡是沽名釣譽者，縱然有無量功德，也被看作假仁假義，從而自取其辱。還是王岱輿說得好，因為“樂名譽者，善寄于人口，……得與不得，在彼而不在我，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豈為己有哉”。所以實榮“譽來不惑，毀至不驚，重如金石，遇狂風而不動”；虛榮者則“輕若浮灰，得微息而飛舞。”[27]全無一以貫之的原則和主見，隨風而動，隨波逐流，其榮乃虛榮也。

不難看出，回族文化在對待和處理諸如義與利、理與欲、公與私榮與辱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出一種開闊的視野和遠大的目光，避免了偏激與極端，做到了不偏不倚、中正、適度，兼顧了理想與現實、物質與精神、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從而顯示出普遍的文化價值和久遠的生命力。

當然，回族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文化上對祖國應有的貢獻，毫無疑問還包括具體的貢獻，如在文學、藝術、史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宗教學、經濟學、法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醫學等等領域的貢獻。事實上，回族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民族，新時期回族中在科技文化領域的杰出人才，數不勝數，如中醫藥學家，原北京中醫研究院副院長趙柄南，原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哈獻文、國家科委“863”高新技術專家組組長自動化與機器人控制專家談大龍、原蘭州大學副校長、化學家蘇致興、原南開大學數學系主任、數學家定光桂、民盟中央副主席、決策與管理科學專家馮之浚、青年數學家、山東大學校長展濤、青年氣象科學家、中國氣象科學院院長張人禾、歷史學家揚志玖、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學家端木正、人口學家馬俠、社會學家馬戎、京劇藝術家侯喜瑞、電影表演藝術家李默然、達式常、相聲表演藝術家馬三立、國畫家張悲鷺、曾杏緋、作家張承志、霍達、石舒清等等。回族還應該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要高度重視教育，不但需要文化精英（如數萬具有創新精神的科研人員和一批杰出的科學家、一流的專家、學者），而且還需要提高全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育祖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百千萬合格的勞動者以及為數眾多、門類齊全的高素質的科技人才、企業家和管理人員，為使祖國成為創新型國家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二）回族對祖國經濟方面的貢獻

回族在經濟方面對祖國應有的新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理念方面，二是實際的貢獻。

在經濟理念方面的新貢獻主要有：諸業并舉的產業觀、公平交易的市場倫理、以及合理分配觀和適度消費觀。

諸業并舉的產業觀  在回族文化中，既看不到西方“重農學派”以農業否定其他產業和“重商主義”無限拔高商業地位而輕視農業和工業的產業偏見，也不存在“重農抑商”、“重本輕末”、“無商不奸”和視商賈為小民瑣事的消極思想；回族文化充分肯定各種產業并存的意義，認為每個產業都有其特定的無法取代的價值，對人類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揚彼，或顧此失彼，而應對每個產業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做到“士盡其學，農盡其力，工盡其能，賈盡其有”[28]，諸業并舉，互相支撐，互相促進，協調發展。這種產業觀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縮小城鄉差別，加快城市化進程[29]，都具有積極意義。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涌現了一些新階層，他們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和民工階層等，這些階層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和正在做出特殊貢獻，其中回族成員按人口比例來講，在各少數民族中名列前茅；然而，這些新階層由于受到來自社會傳統觀念和舊體制的約束，面臨著如何融入中國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的問題。如果回族文化的上述產業觀得到應有重視和借鑒，對解決這個問題將大有裨益。

公平交易的市場倫理    回族文化重視商業貿易，重視流通，不恥于言商，但同時也強調市場的有序化、規范化，強調市場倫理，其核心就是提倡公平交易，反對投機取巧，做到“言語信實，買賣公平，稱量度數，不以入加，不以出減，不虛托本利，不謬稱好丑，不全己虧人，無諱無匿。”在制假售假泛濫成災、市場經濟秩序亟待整頓、亟待規范的今天，回族文化中公平交易的市場倫理，對當代人不無借鑒價值。

合理分配觀  構建和諧社會思想的提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共鳴，表明了社會對和諧有著強烈的需求。分配不公是當前我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之一[30]。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這方面，回族文化的一些理念，值得借鑒。回族文化承認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天資和能力的差異，因此允許在經濟收入上存在差別，不搞平均主義；但反對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主張通過適當的方式對社會財富實行再分配，讓那些智商高、能力強而收入多的人將其部分財產拿出來，解決社會上貧、病、殘、愚等弱勢群體[31]的生存問題，以便調整貧富懸殊，實現合理分配。回族社區長期以來，以“天課”、“施舍”等多種形式，存在著扶貧幫困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機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富懸殊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消極后果。難能可貴的是，清代回族學者馬注進一步拓展了“施舍”的領域，將人的智力、精力、愛心、祝福等無形的財富都列入可施的范圍，他說：“學施者，繼往開來，闡明要道，著述典訓，以垂萬世，此學施也；財施者，饑則濟以食，寒則濟以衣，困則周以財，露則授以室，，此財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難，出言解救，遇人癡迷，出言提醒，勸善止惡，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盡瘁天宇，效力講堂，葺橋修路，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萬善之根，理欲之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謨民貧不能濟，心之所至，功亦如之。”[32]即愛心和善意與錢財的施舍，有同樣的功德。其中所謂“學施”正如當今的“文化扶貧”，其意義非常深遠。

適度消費觀  中華民族向來以勤儉節約而著稱于世。然而，近些年，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股鋪張浪費和奢靡之風正在蔓延，這對我國這樣一個資源原本比較匱乏的國家而言，其中的隱憂，不言而喻[33]。中央及時提出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號召，正可謂未雨綢繆，全國上下理應積極響應，認真落實。而回族文化中的適度消費理念，對建立節約型社會意義重大。回族文化既反對超前消費，也不提倡過分節儉和吝嗇，認為過分節儉和吝嗇，如閑置資產，不用于社會財富的流通和增值，會降低消費水平，削弱對生產和供給的刺激，使整個經濟停滯不前；但浪費和過度消費不但減少投資比例，使生產萎縮，經濟衰退，而且還會敗壞社會風氣，把人們引向腐化墮落，從而喪失民族斗志和憂患意識。浪費和吝嗇都不可取，可取的是“既不浪費，又不吝嗇，謹守中道。”[34]這種適度消費的理念，對于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意義，非同小可，不容忽視。

至于回族對祖國在經濟方面實際的貢獻，人們感受頗深。首先，回族對西部大開發特別是西北的開發具有特殊貢獻。中央作出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決策，為西部的大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西部大開發的主體是西部的各族人民，而回族由于其獨特的稟賦在其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回族的經濟是農牧兼營、亦農亦商的“復合型經濟”，這種經濟結構在西北這樣一個自然生態環境惡劣、經濟文化類型復雜的區域起著重要的溝通和聯系作用。回族聚落大多沿著中國西部“三大高原—兩大經濟類型”的邊緣或過渡地帶斷斷續續地分布。“三大高原”是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兩大經濟類型”是青藏高原藏族和內蒙古高原蒙古族單一的畜牧業經濟、黃土高原以漢族為主的單一的農耕經濟。三大高原分布著的規則的兩大經濟類型呈現出單一性，實際上不能稱之為完整意義上的經濟，尤其是游牧經濟是一種脆弱不堪的自然經濟，極易受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制約，風雪、疫病等自然災害都會使成千上萬的牲畜死亡，美麗的草原頓時會失去生機。傳統的畜牧產品既是游牧民的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卻滿足不了自身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對外部經濟的依賴性強。而黃土高原粗放而單一的傳統的低水平農業，又具有封閉性，雖然盛產糧食、蔬菜、水果等農產品，但由于封閉保守的觀念的障礙，難以與游牧民族互通有無，彼此滿足對方的需求。換言之，“三大高原—兩種經濟類型”，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經濟互補性很強，但缺少一個通暢的流通渠道和強有力的溝通者。藏族和蒙古族雖然是兩個勤勞、智慧的民族，傳統上缺乏商品意識，黃土高原上的漢族又有根深蒂固的輕商觀念，加之青藏高原高（海拔高）、遠（離家數千里）、苦（風餐露宿）、險（險山、險路加泥石流），大都望而卻步。因此，兩大經濟類型互補的重任歷史地落在具有經商傳統和開拓冒險精神的回族的肩上。在歷史上，回族上高山，下帳房，不辭勞苦，把內地的農產品和工業品帶到牧區，而把牧區的畜產品又帶回內地，充當了“互補”的使者，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牧區的經濟文化聯系與交流。改革開放之初的20世紀80年代，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多次考察西北地區以后，對回族的這種溝通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我認為必須有人把提高牧民生活所需要的用品送上高原去換取牧業產品。但不應忘記藏族牧民是居住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和交通十分不便這一事實。商品自己不會走動，要有人去運輸，還要有人去出售。這支流通隊伍在哪里呢？這次訪問臨夏，卻見到了這支隊伍事實上已經形成，而且正在活動，這支隊伍主要就是歷史上形成的、生活在隴西走廊里的回族。”[35]，到20世紀90年代，“從高原古城西寧到長江源頭的沱沱河岸，從藏北萬里草原到喜馬拉雅山腳下樟木口岸，無處不有回回商人的足跡。”[36]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回族的這一優勢得到更好的發揮，過去不起眼的皮毛販運加工以及飲食等各行業中無數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脫穎而出，成為各地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其中許多人通過商業資本投資或擴大規模，以商促工，辦起了現代工業、商業或加工服務業企業，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如內蒙古伊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從傳統的食品行業發展起來的具有較大規模的清真奶食品系列生產經營企業，已成為全國的知名企業。復合型經濟結構的優勢還使西北回族實現了跨區域、跨產業經營，在家園以外的廣闊天地里獲得資源、市場、原料、人才、技術、資金，企業的原料和產品“兩頭在外”，最大限度地彌合了城鄉之間和產業之間的鴻溝，從而是使其經濟形成了兩個特點：一是外向性，即回族經營者走南闖北，異地辦廠，實現資金、技術、人才、信息、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大流通和大整合；二是彌補機制，即經濟結構多元化帶來的必然結果——農業損了商業補，商業損了工業補；主業損了副業補——東方不亮西方亮，相對于同在西部的其他民族單一的產業結構，有著明顯的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相繼涌現出了北京房山的竇店，天津武清縣的周羊莊，河南省沁陽市水南關和孟縣的桑坡，福建晉江市的陳埭，云南玉溪地區的納古、大營、峨山、沙甸、大莊，烏魯木齊市的八家戶等一批年產值超億或數十億元的回族富裕村和鄉（鎮）。一批優秀的回族企業家也脫穎而出。在1989年全國少數民族優秀企業家評選中，獲“全國少數民族優秀企業家特別獎”的有2人，其中回族1人，獲“全國少數民族優秀企業家”稱號的10人，其中回族4人，獲“全國少數民族企業家”稱號的77人，其中回族35人。1993年評選出的“全國少數民族優秀廠長（經理）”共153人，其中回族67人[37]，幾乎占據了中國55個少數民族的“半壁江山”。至于成千上萬名不見經傳的回族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則以自己的誠實勞動，成為國家光榮的納稅人。總之，回族大企業頂天立地，小企業鋪天蓋地。無論規模大小，都在為國奉獻。

實踐證明，回族是一個有經濟頭腦、有經營才干、有開拓精神的民族，只要進一步落實中央的有關行之有效的政策，給他們創造一種更寬松的環境，搭建一個更大的平臺，充分調動他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經營特長和聰明才智，他們一定能夠創造新的經濟奇跡，為國家做出無愧于時代的新的更大的貢獻。
（三）回族對祖國政治方面的貢獻

回族在政治方面對祖國的新貢獻應該包括實際的貢獻和理論上的貢獻兩個方面。

回族在政治方面對祖國實際的貢獻主要包括：維護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回族深知自己對祖國所肩負的責任和義務。在歷史上，當祖國處在內憂外患的關頭，回族挺身而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今天，在祖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回族同樣會珍惜和保護這來之不易的的大好局面，極力維護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維護憲法的尊嚴。越來越多的回族成員從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中認識到，如果一個國家的民族團結搞不好，這個國家就會由于內部矛盾的惡性發展而導致社會離心力不斷增強，國家用于維持社會穩定的財力、人力、物力以及注意力即社會成本會明顯提高，這將增加政府的開支和民眾的稅收負擔，進而延緩國家的發展，影響民眾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民族矛盾激化，并演變為沖突，那將使社會分崩離析，國家四分五裂，有可能引發內戰及外敵入侵，在動亂和戰火中經濟建設成果會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的生命財產會會遭受嚴重損失，那么這個國家的所有公民，無論哪個民族，都會飽嘗民族分裂的苦果。所以，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國家統一，維護法律尊嚴，就是維護各民族的根本利益，這已成為絕大多數回族成員的自覺意識和自覺行動。從根本上來講，回族是我國社會中一個穩定的因素，是一個積極的力量，是一個建設的生力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群體，是一個可以依靠的對象。在1988年和1994年兩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受到國務院表彰的先進個人總共601名（其中回族103名）和613名（其中回族111名），受表彰的回族先進個人分別占總數的17.13%和18.20%。[38]回族大雜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點決定了她是一個接觸面很廣的民族，所以她在民族團結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是民族團結的“黏合劑”，對民族團結能夠做出特殊貢獻。

包括憲政建設、法治建設在內的政治文明建設是我國與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相適應的又一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回族是堅決擁護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回族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樣化的特點，使她更容易進入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她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及其更高境界——“和諧社會”有著更強烈的渴望；她更加期盼加快社會的法治化進程，從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她是信奉“法”的民族，對法律和規則有一種神圣的敬仰和敬畏，大多數人對合法（哈倆里）與非法（哈拉目）的界限分得很清，合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非法，不越雷池一步；她同時也擁護以德治國的方略，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人際交往和社會運行成本，提高效率。   

誠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由于有些地方官員的政策水平、文化素質、執政能力甚至胸懷、修養等各種因素，當中央的有關民族宗教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落實的情況下，回族群眾情緒會有些激動；當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褻瀆的時候，回族群眾的反應會有些強烈，這說明回族對自己的宗教信仰很執著，對憲法賦予自己的公民權利很看重，而不能把這種現象簡單地說成是“回族愛鬧事”[39]，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先做全面調查，然后慎重定性，依法妥善處理，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同時也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干部是否真正落實了“三個代表”的思想，是否切實做到了“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是否分清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是否綜合運用了政策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因為政治路線制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事實上，就回族的絕大多數而言，是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他們渴望政策穩定、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如果社會動蕩，由于回族的分布特點和居住格局，他們就會首當其沖地成為受害者，這不符合回族的根本利益。了解回族歷史的人都知道，回族在歷朝歷代，最關注、最計較的是其唯主獨拜的一神論宗教信仰和人格尊嚴是否得到尊重，她把宗教信仰和人格尊嚴視為安身立命之本，從而成為她最敏感的神經，甚至當清朝的有些統治者把屠刀架在他們的脖子上時，他們也要堅守其信仰，維護其尊嚴，有所謂“砍頭風吹帽，舍命不舍教”的說法。清朝統治時期，回族的多次所謂“回亂”或“反清起義”，實際上反的是踐踏其宗教信仰的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回族從來沒有“坐一朝”的想法，所謂“爭教不爭國”之說由此而起。“不爭國”不是不愛國，而是不謀政權，不爭政權，爭的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宗教信仰和人格尊嚴。連清代不堪忍受清朝貪官污吏壓迫而起義的回民領袖馬化龍也只是把矛頭指向欺壓百姓的地方官吏，求得一個開明的地方長官，他說：“吾本念經之人，遭逢亂世，為眾推戴，不得不維持桑梓，茍延殘喘。俟東南軍務平定、甘肅重見天日，必有賢明長官主持西北大局，屆時吾即投誠，當一個太平百姓，于愿足矣。”[40]即他只是希望地方官員能夠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存權利，僅此而已，別無所求。最后他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自己諾言，主動與官府議和，當劊子手嘲弄他的誠意時，他坦然面對：“皆道回回愛造反，歷代立帝豈回皇？”[41]。今天，宗教信仰自由不但是執政黨的執政理念之一，而且還明確地載入了國家憲法，成為任何人任何組織都必須遵守的最高法律權威。對回族而言，只要認真落實這項政策和法律以及其他相關政策、法律，他們就會像吃了“定心丸”一樣，會更加堅決地擁護中央，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統一，捍衛國家主權，捍衛社會穩定，捍衛民族團結，就會迸發出極大的熱情，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毫不猶豫地、義無返顧地投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國家的進一步繁榮昌盛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有人擔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會助長回族中的宗教極端主義；事實上，宗教極端主義在回族當中幾乎沒有市場，回族中的絕大多數人歷史地選擇了伊斯蘭教中固有的中和思想，他們主要是希望通過宗教信念、宗教功修來達到修身養性、自我完善的目的，而對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的政治化沒有興趣。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需要毫不動搖地貫徹下去。通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回族中的成功實踐還可以消解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在中國極少數穆斯林中的影響。
回族在政治方面對祖國理論上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和諧理念和協商政治。和諧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標，協商政治是公共秩序達到和諧的途徑。

和諧理念  什么是政治呢？孫中山先生給予了簡潔明了的回答：“政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但在“文革”期間，不但把政治實踐搞亂了，而且把政治理論也搞亂了，政治成了殘酷的、野蠻的化身。今天的中國已今非昔比，政治文明建設正在穩步推進。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建設所追求的目標呢？就是和諧的公共秩序。文明的實質，說到底是人對自己的理想本質的追求，即首先使人變成自主的人，其次使人變成自覺的人，最終使人變成自由的人；政治的本質則是如何對待人，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政治文明就是由合理的政治意識、政治行為、政治關系、政治結構和政治過程所構成的政治生活以及五者之間的相互協調；政治的文明化過程，正是人類一直在努力擺脫野蠻，摒棄動物世界中通行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過程。所以，政治文明建設所追求的不僅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一種和諧的公共秩序和人的全面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回族能夠為祖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做出一定的貢獻。

回族文化中有一種和平、和諧的理念。這種理念源于回族的兩種主要文化淵源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融和。回族文化強調，人生來就是一種社會性存在，人必然要組成“哲瑪提”（群體），要組織一種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必須要有秩序，秩序的建立必須要有規則（法律、道德、習俗等），規則必須要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慈愛的基礎上。何以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慈愛？就是與人為善，以鄰為伴，以誠相待，公平相處，做到和善、和氣、和睦、和平、和諧。回族當中流傳極廣的兩段“圣訓”說：“愛人如愛己，方為真信士”。“信士之間相親相愛相恤，猶如一個軀體，一處受傷，渾身發燒，以至失眠。”強調的是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互愛互助、共生共榮。

回族文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睦、和諧，不但指回族內部，而且還包括回族與各民族之間的和睦、和諧，提倡慈愛所有的人，清代回族學者馬注提出的“四善”說拓寬了善的領域，提升了善的境界，他在其傳世之作《清真指南》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謂之獨善；能慈同教者，謂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謂之公善；能慈禽獸、昆蟲、草木者，謂之普善”。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博愛——要求人們不但要愛跟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而且還要愛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不但要愛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還要愛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全人類；不但愛自己的同類——人，而且還要愛真個大自然，包括一切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等。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和何等開闊的眼界！毫無疑問，這對建立和諧的公共秩序而言，對構建和諧社會而言，是一筆難得的寶貴的精神文化資源。

協商政治  和諧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標。而民主政治被認為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又分為競爭性民主、非競爭性民主與協商性民主。競爭性民主與協商性民主都以社會的多元分化為基礎。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初，中國社會分化程度低，而且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所以民主政治的整體運行是非競爭性的。然而，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著復雜的大變革，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同時，正在伴隨著信息化進程，尤其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經濟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發生變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社會結構發生了多元分化（一些新的階層誕生，一些舊的階層消失；一些階層的地位提高，一些階層的地位下降），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也不斷發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結構的多元分化使非競爭性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以及體制資源開始削弱，相反，支撐競爭性民主與協商性民主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和體制資源日益強化。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可逆轉。問題是，中國民主政治應該選擇競爭性民主呢？還是協商性民主呢？中國的國情和其他因素決定了最終選擇必然是后者。

競爭性民主雖有一些優勢，但成本高，效率低；而協商性民主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必然的選擇。協商政治就是從民主政治的程序設計出發，強調社會多元主體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有效的協調體制與協商過程，達成利益表達、利益協調與利益實現，最終達到高度的和諧。換言之，協商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憲法為最高權威，以制度為基本平臺，以合作為基本價值，以發展為基本目標，以協商為基本手段，能夠把“民主”和“團結”統一起來，實現黨派和諧、階層和諧、民族和諧、區域和諧、界別和諧，進一步促進社會整合，最終建立全面和諧的公共秩序和和諧社會。

回族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經濟結構、職業結構特點決定了她能夠為協商性民主政治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回族政治文化傳統提倡公平、秩序、和諧，強調通過協商追求公平與秩序，通過協調達到和諧，而不是通過激烈的競爭或斗爭。被回族尊崇為最高經典而遵循的《古蘭經》中的一段經文成為家喻戶曉的天條：“他們的事務是協商而決定的。”[42]回族內部在歷史上雖然紛爭不斷，但協商成為主流的價值取向，歷來有通過協商解決重大問題的傳統。因此，從歷史傳統和文化心理來講，在獨裁政治、競爭性民主政治和協商性民主政治等諸多價值偏好中，回族更能夠認同和接受協商性民主政治，也能夠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回族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多元化的特點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越來越突出，而且，回族按人口比例來講，新的社會階層（如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經理人員等）在其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這些人無論從思想的敏銳度，還是從經營活動范圍來看，是經濟領域最活躍的一支力量，進而也會成為社會領域中較為活躍的因素，隨著他們的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經營檔次的逐步提升，其參政議政的愿望也日益強烈。這些新的階層在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個人志趣方面與回族社會傳統階層如阿訇、“學董”（今清真寺管理委員會成員）以及農民、工人、國家公務員、知識分子等等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而基于協商政治理念作出的在憲法基礎上的民主程序設計和制度安排是凝聚上述各階層力量，集中其智慧，進而為政治文明的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做出持續性貢獻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也是低成本解決回族和回族地區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最佳途徑和方式之一。

綜上所述，回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她對偉大祖國做出了并正在做出突出的貢獻。回族的貢獻是持續不斷的，從唐宋元時期其先民回回[43]開始，到近代、現代一直到當代，她始終在默默耕耘、不斷奉獻，本書本著厚今薄古的原則，重點寫回族近代以來的貢獻；回族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從政治層面到經濟領域，再到精神、文化領域，本書分四大模塊來寫：即文化篇、經濟篇、政治篇、精神篇。前三篇平鋪直敘，講回族在經濟、文化、政治領域的具體貢獻，最后一篇即精神篇試圖潛入回族文化的深處，揭示回族貢獻的動因。要想了解詳情，請看以下相關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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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總論”部分是對本書內容的提煉和概括，是本書的靈魂，其中有許多新思路、新觀點、新視角，沒有時間通讀全書的讀者也可從“總論”中獲得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和思路（讀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有選擇地閱讀本書相關篇章）。“總論”與各個篇章之間看似略有重復，其實有詳略之分，各人依自己的需要，既可以讀完全書，也可以有所讀，有所不讀，各取所需。

[2] 這也是很多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不把回族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總覺得回族無“奇”可言，無“特”可說，無“文章”可做。很顯然，這是由于先天文化隔膜、后天缺乏深入了解所導致的認識上的誤區。

[3] 波斯人在人種上屬于雅里安人（德國日爾曼人也是雅里安人）；阿拉伯人是古老的閃族人的后裔；突厥人屬歐羅巴人種與亞洲蒙古人種的過渡和混合類型。

[4] 回族在種族基因方面的詳情請參閱王曉燕：《回族的形成是多元民族與文化融合的結果》，《民族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兩世兼顧”通常與“兩世吉慶”聯系在一起，意思是回族的絕大多數人既講現實、務實，追求此岸的正當權益和享受，又不放棄終極關懷和彼岸的永恒幸福。

[6] 明末清初江南回族學者劉智等博覽群書，精研儒釋道伊四教學理，最終成為學貫東西的學術大家。

[7] 就以地處偏僻、商品經濟欠發達的青海農村為例，改革開放不久的1987年，回族農村居民中從事工、商、服務、、建筑等行業的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43%，而土族為6%，蒙古族為0.7%，藏族為1.2%，漢族為11%。據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全國回族中從事商業、服務業和工業行業的占本民族總人口的29%，而藏族與蒙古族從事這方面行業的分別占本民族總人口的12%和16%，詳見南文淵：《伊斯蘭教與西北穆斯林社會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頁。

[8]詳見馬戎：《中國各族群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4期第178頁。

[9] “色蘭”系阿拉伯語“色倆目”的縮寫，這是一句包括回族在內的全世界穆斯林都通用的表達最高祝福的問候語，意思是“祝你平安！”。“平安”的內涵很豐富，如人身、財產的安全、家庭的安康、尊嚴的保障、心靈的自由等等。

[10] 王希隆點校：《醒回篇》，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

[11] 轉引自傅統先：《中國回教史》。

[12] 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頁。

[13] 當時中國郵電按漢字聲韻編目，以電報所發日期代日韻目相應的漢字指稱相關電文，此封通電代日韻目為“艷”字，故名“艷電”。

[14] 張懷武主編：《近現代回族愛國斗爭史話》，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頁。

[15] 關于白崇高禧與抗日戰爭，詳見程思遠：《政壇回憶》相關內容，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秀鑫：《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相關內容，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周瑞海：《白崇高禧將軍對抗日的貢獻》，《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6] 個體工商戶看起來都是小本經營，小打小鬧（如牛肉面館等），很不起眼，但其意義不可小視，它為成千上萬忙忙碌碌的城市上班族節省了做飯的時間，提供了方便，特別是位于荒無人煙（如青藏高原），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路邊飯館，為過往的游客、司機以及下基層調研的公務員、學者解決了吃飯難的問題。再者，這些個體工商戶及其從業人員不向政府伸手，不要養老保險，不要醫療保險，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大大緩解了我國社會日益突出的就業壓力，減輕了政府的負擔。近些年回族在沿海城市開的大小清真飯店和所經營的餐飲業更成為當地一道新的風景線。某種意義上，這也算一種特殊貢獻吧！

[17] 詳見杜維明在2005年11月19日——22日在銀川召開的“文化自覺與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1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劉智的《天方典禮》縮寫為《天方典禮擇要解》后編入其中，可見其份量。

[19] 李興華：《回族與中華文明》，《首屆回族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匯編》。

[20] 2003年美國的GDP達到11萬億美元，占世界GDP（33萬億美元）的1/3左右；歐盟為10.4億美元；日本為4萬多億美元，但作為第二經濟大國其經濟已經10多年陷入低谷，趕超美國幾乎不可能；俄羅斯為4652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20；印度達5000多億美元，增速達到8%；中國為1萬多億美元，增速為9%。第三世界由于利益出現多元化，內部開始分化，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的活動沉寂，聯合反霸力量非常有限。詳見馮特君主編：《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頁。

[21] 中國正在崛起的標志很多，如2005年GDP上升至世界第六位、“神舟”六號升空、人民幣升值、中國企業跨國收購、赴歐洲等西方國家旅游的中國游客數量大增等。詳見柴尚金；《“中國因素”感言》，《當代世界》2006年第1期。

[22] 王岱輿：《正教真詮》，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6頁。

[23]王岱輿：《正教真詮》，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頁。

[24] 同上192頁。

[25] [明]李贄：《焚書》卷三十二《德業儒臣后論》。

[26] 王岱輿：《正教真詮·友道》。

[27] 王岱輿：《正教真詮·參悟》

[28] 劉智：《天方典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頁。

[29] 根據1990年和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所顯示資料，各民族之間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懸殊，回族的城市化進程高于除了朝鮮族和極個別人口較少民族的其他所有民族。1990年，回族市鎮合計人口占總人口的39.1%，藏族占.1%，蒙古族占24.5%，維吾爾族15.6%，漢族27.1%，全國平均占26.2%。到2000年，回族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回族市鎮合計人口占總人口的45.3%，藏族占12.8%，蒙古族占32.7%，維吾爾族占19.4%，漢族36.9%，全國平均占36.9%。詳見馬戎：《中國各族群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4期第181頁。

[30] 據有關專家調查研究，平均每個農民工每年在城里創造的價值是人民幣25000元，而農民工年平均工資只有6000——8000元，他們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有為數眾多的農民工遭受歧視的委屈和被拖欠工資的無奈。詳見李錦全：《公平、公正、雙贏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基本保證》，《學術研究》2005年第6期第66頁。

[31] 中國目前有1億多老年人，5000多萬殘疾人，30多萬孤兒，15萬流浪兒，貧困人口數千萬，且每年都有因各種自然災害而產生的眾多災民。詳見李錦全：《公平、公正、雙贏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基本保證》，《學術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頁。

[32] 馬注：《清真指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5頁。

[33] 據有關專家推算，每創造1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國消耗能源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消耗水平的7倍，中國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等第三世界。中國目前600多個城市中一半城市即300多個城市缺水，每年因缺水造成2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由于缺水，有的城市過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表下沉。詳見李錦全：《公平、公正、雙贏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基本保證》，《學術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頁。

[34] 馬堅譯：《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5章第61節。

[35] 費孝通：《臨夏行》，《嘹望》，1987年第3期。

[36] 東噶倉·才讓加：《近年來回族在青藏高原地區的商貿活動論述》，《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37] 《中國民族統計年鑒》（1949——1994年），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93頁。

[38] 詳見馬宗保：《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回漢民族關系》，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頁。

[39] 個別人借機發泄私憤，是另外一個問題，另當別論，應依法處理，畢竟代表不了回族當中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40]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卷二十。

[41] 楊懷中：《回族史論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1頁。

[42] 馬堅譯《古蘭經》第43章第38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43]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回族形成于明代。回族形成之前，一般稱之為“回回”；形成之后，也有相當一個時期保留著“回回”這個稱謂。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國家在進行民族識別之后才被統一定名為“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