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伊斯蘭教成為美國發展最快的宗教，穆斯林人口不斷增長，由于美國人口普查不統計宗教信仰，目前沒有確切的官方統計數據。但據多數美國穆斯林組織的研究估計，現居住在美國的穆斯林總人口為700～800萬之間，伊斯蘭教已成為繼基督教之后的美國第二大宗教。[1]16“9·11”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后，美國政府將“國際恐怖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定為美面臨的頭號威脅，將國際反恐作為其外交政策的重心。與此同時，一種強調伊斯蘭教與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之間矛盾沖突的所謂“文明沖突論”也在悄然興起，而作為生活在美國的伊斯蘭宗教群體，美國穆斯林族群的生存狀態與發展狀況也隨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文將著重考察自20世紀以來，該族群爭取公民與政治權利、維護其文化與宗教身份的社會進程，并探討 “9·11”事件為其帶來的挑戰及其由此衍生的發展契機。美國的歷史進程表明，許多少數族群在維護其集體文化身份的前提下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即其爭取公民與政治權利的歷程，而穆斯林族群也不例外。鑒于此，本文將以該族群的社會進程為視角，考察其歷史發展軌跡及由此折射出的美國社會的變化圖景。
　　
　　一、由封閉到融入——歷史視野中的早期社會團體
　　
　　早在殖民時期，就有一些非洲裔穆斯林作為奴隸被販運至美國，雖然曾是伊斯蘭教徒，但他們在人身自由都被剝奪的前提下根本無宗教信仰自由可言。直至19世紀末，隨著中東和南亞穆斯林移民的到來，伊斯蘭教才真正傳入美國。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東、南亞及東歐穆斯林移民的不斷涌入，伊斯蘭教在美國得以迅速發展，而在此期間一些重要穆斯林團體的相繼出現則成為美國穆斯林社會逐步成形的標志。從創建到發展，這些社會團體的主導理念都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反映了美國穆斯林在特定歷史時期政治思想的主流，并成為其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
　　創立于20世紀三十年代早期的“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 是最早的美國穆斯林組織，成員主要為非裔美國人，其倡導者華勒斯·穆罕默德及繼任領袖埃里·穆罕默德都主張美國的非裔穆斯林應通過自我救贖、努力工作以及道德自律擺脫貧困。他們強調與白人種族間的對抗，認為白人是“邪惡的種族”，一心只想壓迫黑人，主張與美主流社會隔離。“伊斯蘭民族”創始時追求的激進路線吸引了大批當時生活在社會邊緣及對種族歧視不滿的非裔美國人，成為其早期政治斗爭的重要途徑。[2]七十年代后期，華利斯·阿丁繼任領袖后開始修正該組織偏離伊斯蘭正統教義的好戰政策。而自六十年代后期開始，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取得了顯著成效，非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得以合法化，其社會經濟狀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這一歷史條件下，“伊斯蘭民族”產生了深刻變化，逐步摒棄了早期具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組織綱領與自我封閉的發展理念，開始尋求融入美主流社會。1980年，在經歷了數次更名之后，“伊斯蘭民族”最終定名為“美國穆斯林使命” (The American Muslim Mission) ，實現了歷史轉型。[3]
　　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數以千計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學生來到美國深造，為了能營造一個相互交流的社交環境，一批穆斯林學生于1963年創立了“穆斯林學生協會” (the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此后不久，一些類似的社會團體相繼成立，如“美國阿拉伯青年協會”（the Muslim Arab Youth Association）、“北美穆斯林青年”（the Muslim Youth of North America）、“伊斯蘭醫學協會”（the Islamic Medical Association）等。進入八十年代后，如何擴大伊斯蘭教在美國的影響面以提升族群在主流社會中的地位已成為其主要的時代需求。“北美穆斯林協會”(The 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就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并逐漸成長為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組織。該團體擁有穆斯林科學協會、穆斯林青年學會等附屬組織，主要通過資助伊斯蘭學校發展教育、組建穆斯林社區中心等途徑致力于伊斯蘭教在美國的傳播與發展，由它召集的年度會議每年都有數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穆斯林參會，長期以來堪稱全美最大的穆斯林集會。然而作為誕生于八十年代的重要穆斯林社會團體, 北美穆斯林協會盡管在此后多年影響力依舊不減, 其活動卻一直限于教育文化領域而很少涉足政治。事實上，在是否應通過政治參與提升族群在美主流社會的地位這一關鍵問題上，美國穆斯林社會內部一直存在著不同思想傾向。以清真寺神職人員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穆斯林認為，既然美國政府是非宗教化的政府，推廣的是有別于伊斯蘭教義的世俗價值觀，那么參與美國政治就有悖于伊斯蘭教義。他們認為穆斯林在這樣一種價值體系下參與政治就意味著宗教信仰上的妥協，將會以犧牲伊斯蘭教基本價值觀為代價，最終徹底摒棄信仰與原則。與這些主要從宗教教義層面看待問題的穆斯林不同，一些反對政治參與的穆斯林領導人則更多強調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社會間的政治差異，認為在兩者分歧日趨增大的背景下，美國社會已做出了它的選擇，因而穆斯林族群在美國主流社會謀求政治地位的努力將是徒勞無益的。他們主張，美國穆斯林應將精力與資源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事業中。這種游離于美國政治體系之外的相對封閉式的發展理念構成了八十年代美國穆斯林社會的政治思想主流。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當時萌生了眾多伊斯蘭慈善組織、政策研究機構及出版物，它們都以推進伊斯蘭世界的內在發展作為其最終使命。[2]
　　然而，某些具有開拓精神的穆斯林領導人卻在相對保守的主流思想之外發出了非同反響的“另類聲音”，穆罕默德·馬赫迪就是其中的一位先鋒人物。1948年，他從伊拉克移民美國，此后獲得美國憲法研究的博士學位，他于1983 年在紐約創立的“美國伊斯蘭事務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slamic Affairs) 始終致力于“在政治領域推動美國穆斯林社會的發展”。他認為，美國穆斯林參與美國的民主進程將對政府的內政外交產生影響，促使其政策實現“公平、公正以在國內外都締造一種和平的生活方式”，他主張伊斯蘭教首先要融入美國人的文化思維才能成為一種合法化的政治力量。[4]因此，美國伊斯蘭事務委員會自創立之初就致力于提升伊斯蘭教在美國文化中的地位。它不僅為美國穆斯林爭取享受開齋節、宰牲節、伊歷元旦等宗教節日的權利，還將伊斯蘭教的標志“新月＋星星”向全社會推廣，主張這一標志不應只出現在穆斯林的住所與清真寺，而要安放在所有放置有基督教與猶太教標志的公共場所。在委員會的積極倡導下，這些倡議活動首先在紐約市展開，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隨之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經過其長達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直至1996年紐約當局最終同意凡有基督教與猶太教標志的公共場所也可以安放伊斯蘭標志，為此，紐約市的穆斯林在中央公園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許多伊斯蘭國家的駐美大使也紛紛前往參加，該事件一度成為美各大媒體報道的熱點。不久，美國政府批準同意紐約市的穆斯林有權享受其宗教節日。[5]此后這些做法逐漸推廣到美其他地區，這不僅是伊斯蘭教融入美國文化的重要歷史見證，也展現了美國穆斯林社會政治發展的初步成果。
二、發展中的政治組織
　　
　　20世紀下半葉美國穆斯林社會團體的發展為八九十年代政治組織的成長奠定了社會基礎。“穆斯林公共事務委員會”（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屬于創立較早的政治組織，自1988年以來，該組織主要致力于美國穆斯林與美國媒體及政府機構間的溝通，籍此對美國公眾輿論與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它秉承這樣一種核心理念，即對美國穆斯林而言，改變美國的政策需要的是“志同道合者有組織的、不懈的努力，包括在基層與全國層面”，需要的是“在媒體中發出強有力的聲音、進行深刻的分析與真正意義上的對話”[6]。穆斯林公共事務委員會因而一貫注重對美國公眾的宣傳教育，注重通過大眾媒介來塑造穆斯林與伊斯蘭教的正面形象。
　　1990年，致力于推進美國穆斯林政治事務的全國性組織“美國穆斯林委員會”(American Muslim Council) 宣告成立，其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在全美擁有14家分支機構。它的宗旨是在美國穆斯林與美國政治領導人之間搭建溝通的橋梁，以“代表族群向聯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提出政治倡議”[7]5。該組織發起的多項頗具規模的游說運動引起了美國政治領導人對穆斯林族群的關注，促成了穆斯林民眾代表與包括國會議員和總統在內的政府高層官員間的多次會談。通過接觸與會談，兩大政黨開始意識到穆斯林族群正作為一個新生的選民團體逐步顯現出政治力量并意識到贏得其整體支持的重要性。
　　應該說美國穆斯林委員會主要力圖通過游說與動員穆斯林公民參與選舉投票等間接途徑影響美國政治，而1992年誕生的又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美國穆斯林聯盟”(American Muslim Alliance)則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它主張穆斯林族群不應只作為選民參政議政，還要力爭成為當地與州政府官員甚至國會議員的候選人。美國穆斯林聯盟的主要目標是：“在全美所有50個州將穆斯林組織起來，參與主流社會的公共事務與政黨活動”。該組織認為：“政治力量并不純粹只是數量上的增長，而需要主動性、創新與決心的結合”，因而美國穆斯林需要“將內心的挫折、憤怒與痛苦轉化為具有創造性的爭取自身權利的過程。”[8]209 以動員廣大草根階層為目標，該組織創立后迅速壯大，在主要的穆斯林聚居區都建立了分支，目前已在美國31個州擁有101家分支機構。
　　隨著穆斯林在美國社會公共事務中參與范圍的擴大，這一少數族群的政治生態引起了人們更多的關注，而與此同時，他們也時常面臨著某種程度的族群歧視。“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委員會”(The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就是為了回應這樣一種現實而創立的。委員會成立于1994年，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現有33家分支遍布全美各區域。它的主旨是通過處理全國范圍內針對穆斯林的仇視性犯罪及歧視事件來保障穆斯林社會的權益。委員會還發布美國穆斯林民權狀況年度報告，詳細記錄侵害民權的事例并提出相應解決措施與改革方案。
　　為了加強相互間交流與協調，這些主要全國性政治組織于1998年3月成立了“美國穆斯林政治協調委員會”(American Muslim Political Coordination Council)。委員會確保各成員組織在統一宗旨、明確分工、自動協調、相互磋商的原則下進行工作協調，它的創建使各大政治組織間的信息交流得以機制化，為美國穆斯林政治事務的統籌管理提供了更好的平臺。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穆斯林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還活躍著一支生力軍，包括一些法律團體及和平倡導組織，如“美國穆斯林律師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lim Lawyers)、“穆斯林女律師人權協會”(Muslim Women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穆斯林和平聯盟”(The Muslim Peace Fellowship) 等。這些組織致力于提高美國穆斯林的法律與自我保護意識，使其更好地保障自身權益，從而為其進一步謀求政治發展開辟了道路。
三、“9·11”事件：挑戰與契機
　　
　　“9·11”事件使美國穆斯林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穆斯林族群深感自己正處于一個整體不利的社會輿論環境當中。由于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為穆斯林，伊斯蘭世界隨即成為美國新聞媒體報道的焦點，其中有很多負面報道傾向于將伊斯蘭世界描繪成一個處于恐怖主義、專制獨裁陰霾籠罩下的世界，甚至將伊斯蘭教與原教旨主義恐怖勢力掛鉤。[9] 由于大多數美國民眾在此之前對伊斯蘭教的教義及歷史知之甚少，新聞媒體便成為其了解伊斯蘭文明的主要途徑，而大量負面的報道與描繪無疑加深了普通民眾對穆斯林的偏見。更為嚴峻的是，隨著社會輿論環境的轉變，無辜的美國穆斯林不幸成為仇恨的發泄對象，針對該族群的暴力事件急劇增長。據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委員會的年度民權狀況報告稱，2002年記錄在案的仇視性犯罪逾1500起，比前一年翻了三倍，其中包括謀殺、縱火、人身傷害、破壞財物、電話恐嚇等各類案件，清真寺、伊斯蘭教學校與文化活動中心甚至由穆斯林或阿拉伯裔經營的商業場所都成為襲擊和恐嚇的目標。除此之外，還有層出不窮的族群歧視事件發生，一些穆斯林乘客在機場被迫接受特殊安全檢查與審問，有的甚至因此被拒絕登機，社會偏見的加劇還使一些美國穆斯林面臨就業的困擾。[10] 不僅如此，“9·11”后美國政府還采取了某些針對穆斯林的監控措施。一些美國穆斯林慈善機構因被懷疑為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提供資金被凍結資產，美國海關總署也對著名的穆斯林政策研究機構與伊斯蘭教學校進行了嚴格審查。此后，美國政府又以保障國家安全的名義出臺了《愛國者法案》，加強了對普通公民的監管，這一頗具爭議的法案對美國穆斯林族群而言意味著更為嚴厲的監控與審查制度，對其正當公民權益造成了損害。[11]
　　然而，美國穆斯林面對危機并未就此而沉默，相反，眾多美穆斯林組織始終力爭在主流社會發出強有力的聲音，為族群的權益而抗爭。在“9·11”事件發生的當天，各大穆斯林組織的領導人聯名致信布什總統，聲明“美國穆斯林以明確的態度譴責今日針對我們國家的恐怖襲擊，我們呼吁全體公民認識這樣一個事實――現在到了我們所有人站在一起面對這一罪行的時候了”，這封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信件闡明了美國穆斯林反對恐怖主義的堅定立場。[12] 在臨近“9·11”事件一周年之際，美國穆斯林政治協調委員會還倡議把2002年9月11日定為全國團結和祈禱日以紀念遇難者，倡議清真寺、基督教堂、猶太教堂及其他宗教機構在這天開放禱告場所，讓不同信仰、不同教會的信徒相互 “拜訪、祈禱、交流以及進行其他活動，培養國家團結與宗教寬容”。該委員會強調，“穆斯林社會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我們與我們的同胞一道，向在那個災難的日子里遇難和受傷的人們致哀。”[13]
　　除了公開譴責恐怖主義行徑外，穆斯林組織還展開了各方面宣傳，力圖糾正人們對伊斯蘭教的誤讀。緊隨著“9·11”事件的發生，一些穆斯林青年就在紐約市創立了“穆斯林反對恐怖主義”組織 (Muslims Against Terrorism), 旨在通過各種渠道讓公眾了解美國穆斯林在暴力沖突、恐怖主義及締造和平等問題上的立場。該組織的宣傳活動深入到紐約的教堂、學校、集團公司及當地的社會團體，成為穆斯林社會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9·11”事件一周年之際，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委員會宣布了一項名為“了解伊斯蘭文明與文化”的計劃，將為美國公共圖書館捐贈1.6萬冊關于伊斯蘭教的學術類書籍。穆斯林公共事務委員會則開辦了以伊斯蘭世界為主題的系列公眾論壇，并邀請主流媒體有關人士參加，具體話題包括“伊斯蘭世界中的美國形象”、“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自由”、“伊斯蘭教的反恐立場”等，力爭向公眾傳遞伊斯蘭教的真正要義和穆斯林的真實聲音。

　作為美國穆斯林公民權益的代言人，各大政治組織始終進行著不遺余力的維權抗爭。其中，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委員會曾多次要求國會就《愛國者法案》的實施舉行聽證會，以確保在其實施過程中公民權益不受侵害。2001年12月，該組織為“9·11”事件后發生的115起就業歧視案件向美國民權委員會作證，又于次年1月參加了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就美國穆斯林所遭遇的特殊審查問題作證，并匯報了近1700起此類投訴事件。穆斯林公共事務委員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立了“仇視性犯罪預防部” (Hate Crimes Prevention Department)，以抵御針對穆斯林的暴力犯罪并為受害者提供援助。該委員會還于2005年3月舉辦了“旨在加強政府與穆斯林對話的穆斯林政策論壇”，全國性穆斯林組織成員、負責民權司的助理司法部長及其他司法部官員、財政部官員都出席了此次活動，為族群的維權運動提供了有力支持。[14]
　　“9·11”事件對美國穆斯林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它使這一少數族群成為美國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在穆斯林組織看來，這其中既充滿了挑戰也蘊含著契機，因而必須抓住這一歷史契機，讓美國公眾走近伊斯蘭教，走近穆斯林族群。事實證明，各穆斯林組織的種種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9·11”之后的幾年里，皈依伊斯蘭教的美國人繼續增多，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本土西班牙裔美國人開始信奉伊斯蘭教，西裔穆斯林人數隨之增長了30％，目前已增至約20萬。這一增長趨勢意味著美國穆斯林在種族構成上愈加多元化，正延伸至非裔、阿拉伯裔、亞裔以外其他更多的族群，使其在美國社會的影響面得以擴大。[15]同時，穆斯林組織堅持不懈的抗爭促使了政治危機的化解。2005年11月，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撤銷了對北美伊斯蘭協會等多達20余家穆斯林團體持續近兩年的特殊審查，并公開聲明這些團體與國際恐怖組織并無任何關聯。[16]更為重要的是，“9·11”事件造成的危機使更多的美國穆斯林認識到，只有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使族群的政治力量不斷壯大才能更好地保護自身權益。喬治城大學2003年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接受調查的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相信參與美國政治的重要性。[17]根據美國穆斯林聯盟的統計，在參與2004年總統選舉的穆斯林中有21％的選民是首次參加投票，表明了族群總體參政意識的提高。不僅如此，在參與競選州議員的穆斯林中，成功當選的比例也逐年增長，由2000年的21％增至2002年的28％，而2004年達到了近50％的成功率。[18] 2006年，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人凱斯·艾利森在國會中期選舉中成功當選，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國會議員，也成為美國穆斯林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性時刻。[19]
　　在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委員會”等組織在穆斯林民眾中的宣傳工作也隨之全面鋪開，其中包括創建競選網站與公眾論壇、印發宣傳資料、召開集會等，使普通民眾通過各種信息渠道詳細了解總統候選人在公眾問題上的立場，尤其是美國穆斯林密切關注的伊拉克戰爭、美對巴以政策、民權、醫療保健、教育、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問題，以此進一步提升穆斯林民眾的參選意識。與此同時，一些重要穆斯林政治組織還聯合發布了2008年大選計劃，本著“我們的選票是民權最有力的保障，是體現公民權的最好方式”的理念，他們提出了“提升民權”的選舉議程(civil rights plus agenda)，以三大主題為重心展開選民動員及組織工作，即改善民權、國內的社會福利、全球和平與正義問題以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通過綱領性文件的制定與具體工作的展開，政治組織明確指出美國穆斯林的選舉目標為“推進穆斯林社會的主流化、保障所有公民的民權，并與其他志同道合的美國人在社會經濟道德等各領域建立聯盟，從而成為我們的祖國——美國在發展與繁榮道路上的伙伴。”[20]這一目標也反映出當前穆斯林社會的總體自我定位，在其強調族群意識的同時，將自身利益與美國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四、結語
　　
　　從最初的“伊斯蘭民族”到今天蓬勃發展的組織團體，美國穆斯林社會的總體發展模式經歷著由自我封閉到融入主流社會的轉型，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創立的一些重要政治組織成為其中最前沿的推動者。如前所述，美國穆斯林族群在發展理念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思想傾向，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其內部文化差異。長期以來，美國穆斯林在種族構成上存在顯著的多元化特征，據美國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全國范圍內的調查, 該族群中約三分之二為外來移民，其中24％為阿拉伯裔，18％來自南亞，另外約23％來自伊朗、歐洲、非洲等國家和地區，而在約三分之一的本土穆斯林中，大多數為非裔美國人，約占60％。[21] 由于不同種族群體在文化背景及社會經濟生活狀況上存在一定差異，使得他們在如何定位族群與美國主流社會的關系這一問題上具有不同看法，而這種差異同時也造成族群相對缺乏整體凝聚力，這集中體現于族群內部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分歧。“9·11”事件對美國穆斯林而言無疑具有雙刃劍效應，它在危機時刻增強了族群的政治凝聚力，使其充分意識到整體政治參與的必要性，同時也強化了集體意識，促其真正超越內部種族差異，以“美國人”與“穆斯林”的雙重文化屬性為共同根基，構建整體形象，從而提升了族群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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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uslims
　　LIN Ling
　　Abstract After “9.11” terrorist attack, the view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at emphasizes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representing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gaining popularity. With this,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uslims has drawn public concer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and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study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uslims by focusing on their struggle for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y’ve been faced with since the “9.11” incident.
　　Key Words American Muslims; Soci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