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街，位于北京市宣武區西南隅，呈南北走向，北起廣安門大街，南至南橫西街(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和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所在地)，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古老街道。這條街道的面積僅有1.41平方公里，匯集了回、漢、滿、朝鮮、維吾爾、蒙古等23個民族，共有5.4萬余人。其中回族有1.2萬人，是北京市最大、最集中的回族居住區之一。因為是“首都回族的主要聚居區”，牛街在全國乃至世界上擁有很高的知名度。大凡聽說過牛街的人，特別是國內外的穆斯林，都希望有機會上牛街看一看，想透過這個并不大的回族聚居的街道，了解回族是如何與其他民族和諧相處的，他們保持了怎樣的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又是如何融入到北京現代化發展進程之中的。也有人想了解一下牛街的過去，想通過歷史這面鏡子，看看牛街在歷史進程中留下的足跡。鑒于此，本文擬就牛街回族社區文化的過去與現在作一平面的闡述，使人們對牛街這個大都市回族人居住、生活的地方，有一客觀的審視。
   
　　一、牛街回族的歷史文化
   
　　牛街，曾名柳河村、岡上、牛肉胡同、禮拜寺街等，是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稱謂。1949年以前的牛街，包括牛街、教子胡同、糖房胡同三大縱巷，及麻刀胡同、壽劉胡同、王老師傅胡同、沙欄胡同、羊肉胡同、吳家橋頭條(共計四條)、老君地等多條橫巷。牛街地名的來歷，主要說法有二：一為牛街舊名牛肉胡同演繹而來；二為牛街也曾名榴街(因當時這一帶很多人喜歡種養從西域引種的石榴)，牛街是榴街的音轉。牛街之名見之于史籍，則為刊行于清康熙二十五年的《日下舊聞》。自此至今，沿襲了牛街這一稱謂。
   
　　牛街回族聚居區的形成，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北京所處的地理位置，當唐宋時期東南沿海各港口城市回族的先民們在經商貿易中大展身手的時候，當伊斯蘭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在西北大地進行傳播時，北京尚沒有回族先民留下的足跡。據傳遼代曾有回族先民流居北京之說，但鮮有記載佐證。比較可信的是，蒙古軍隊攻下中都(今北京)后，曾任命回回人阿刺淺為中都地區的行政長官——達魯花赤(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屬)。后人推言，此人為中都第一任回回行政長官。
   
　　另有一說認為：牛街禮拜寺初建于遼統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明正統七年(1442年)重修。按穆斯林圍寺而居的傳統，如果牛街禮拜寺初建于北宋至道二年，那么當時在牛街已有不少回族先民落居于此。牛街及北京回族先民的歷史，也應追溯到宋代。
   
　　元代是回回人比較多地進入北京的時期。當時元政府新修的大都城內，集中了回回人中的官宦人家和富商大賈。相傳當年大都城內有清真寺30多座，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東四清真寺和西四的錦什坊街清真寺，便為當時大都城內所建的清真寺。而包括牛街在內的中都舊城，仍是普通回回人的聚居處。明代有部分來自江南的回回也遷居北京牛街。成書于清朝雍正初期的牛街地方志書《岡志》中載稱：“今燕都之回民，多自江南、山東等省份分派來者。”主要指隨燕王朱棣自南京等地來北京的回回人。牛街民間流傳的“祖先是隨燕王掃北，揪著龍尾巴來的”的傳說，從一個方面印證了這一事實。牛街也從這一時期起，成為北京回族最集中的居住地，直至今日。
   
　　清代以來，各地回族因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的原因，遷居北京者亦為數不少，部分落居牛街，使牛街的回族人數不斷增長。到20世紀30年代，北京已有穆斯林人口l7萬多，約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牛街回民就業源的增大，不少人到各工廠、機關工作，人們不斷遷出牛街。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牛街地區的危房改造和拆遷，使牛街不少回民遷居他處，未能再回到牛街，使牛街回民從拆遷前的2萬多人，減少為1萬多人。但到目前，牛街仍然是北京回族最聚居的社區之一。北京回族人口也已達25萬之多，整體上呈上升趨勢。
  
　　 二、牛街回族的社會經濟
   
　　　牛街回族的傳統經濟模式，《岡志》中有一句不敬之詞：“居民多屠販之流。”此語雖指出了牛街回唉以屠宰販運業為主的傳統經濟方式，但不是全部。民國以前，牛街回族的經濟狀況常被人們以“兩把刀、八根繩”來概括。“兩把刀”指賣牛羊肉和賣切糕的。因為牛羊肉和切糕要用刀切開來賣，故稱“兩把刀”。“八根繩”是對挑擔行商小販的泛稱。一根扁擔，兩個筐，前后各以四根繩系起來，俗稱“八根繩”。此外，也有不少牛街回族人從事牙行(即買賣雙方的中間人)、菜行、果行、騾馬行、駝行、羊棧業、飲食業等行當。其中牛街一半以上的小商販在飲食領域，多為經營清真小食品，如賣燒餅、麻花、切糕、白薯等。飲食業中牛街回民創辦的“同和軒”、“西來順”、“元興堂”、“兩益軒”等飯莊，享譽京城。
   
　　整體上來看，牛街回族傳統的經濟活動，多為賴以謀生的小本經營，主要服務于北京回族的日常生活，社會地位也較低。
   
　　新中國成立初期，牛街回族經濟生活中最大的變化是，分散的個體或家族經營，轉入回民消費合作社，回民工商業者參加公私合營、聯營或手工業合作社，使他們成為國家職工。但經濟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牛街的經濟發展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進入21世紀至今。改革開放以后、牛街回族的經濟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集體經濟和個體工商業日益發展，回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當時，牛街街道集體經濟主要由城南民族實業公司(即牛街聯社)、勞動服務公司和企業辦公室等組成。城南民族實業公司是街道的骨干企業，集工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為一體。其中具有百年老字號的老店“寶世齋”，以開發生產伊斯蘭宗教民族系列工藝品為主，所生產的景泰藍民用系列產品遠銷海外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宣武玉器廠是該公司所屬的以生產玉器產品為主的工藝美術企業，工廠繼承和發展了回族獨特的傳統工藝，以其精湛的技藝和可靠的信譽，贏得了國內外客戶的好評。在1993年的北京國際穆斯林經貿洽談會上，該廠的產品備受青睞，被有關部門確定為民族特需用品廠家。勞動服務公司是為解決待業青年就業而于1980年舉辦的，到l994年已擁有固定資產900多萬元。以微利便民為宗旨的第三產業，在90年代的牛街已建成商業網點l60多個，極大地方便了回族群眾的生活。
   
　　到1993年，牛街街道各經濟部門共實現利潤548萬元。街道經濟的壯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事業的發展。牛街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幫助下，先后辦起了牛街民族養老院、清真食品小市場、牛街民族文化站、回民托兒所等公益事業。據在牛街地區的調查，l953年，牛街回族的人均月收入只有6.12元，僅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到1994年，人均月收入達265．5元，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進入21世紀后，牛街的經濟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牛街的改造，牛街地區建起了北起廣安門大街，南至南橫西街、棗林前街，西起白廣路，東至教子胡同，占地35．9公頃的民族特色街區。今天步入牛街，清真超市和各種清真老字號食品店、餐館林立在街道兩側。經過舊城改造的牛街在規整中依舊散發出濃濃的老北京味兒。牛街著重在民族特色上做文章，尤其是清真食品的經營，相繼開辦了清真超市、清真美食餐廳、清真牛羊肉市場。牛街的清真食品經營涉及加工、銷售、餐飲等方面。目前，牛街建有大型清真超市1個，農貿市場l個；老字號經營者8戶。他們大多繼承了傳統的一家一戶門店式的經營模式，滿足了廣大消費者的口味，成為今天牛街地區食品經營單位的特點，起到了繁榮牛街地區經濟的作用。根據牛街工商所統計，2005年牛街財政收入超過1．9億元，牛街地區回族等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和發展。牛街在發展以清真餐飲業為龍頭的經濟探索中，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路子，成為國內家喻戶曉的商業品牌，在清真產業發展歷史上添上了重要的一筆。
   
　　牛街清真超市在牛街地區的經濟轉型與發展中起著典型的示范作用。這座由北京市特優細菜中心投資興辦的清真超市，開業于2003年1月17日，是北京市第一家規模最大的清真食品、用品專營超市。創辦這個超市的目的，就是為在北京這個擁有1500萬人口的大都市居住的廣大穆斯林提供方便、放心的購物場所，解決清而不真、清真不便的問題，滿足人們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長的購物需求。超市現已引進l0多個省市200余家知名企業及品牌商品7000多種，其中既有北京清真食品公司、正興德茶莊、北京年糕楊的年糕和沖調系列，北京天成祥的清真面包，北京華特食品的清真香油、麻醬，北京時代百樂的“艾米”清真膨化食品系列等北京當地的知名企業和商品；也有內蒙古大草原的牛羊肉食品，西安老孫家牛羊肉泡饃，唐山伊家包裝熟食，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躍華包裝熟食，山東周村清真燒餅，寧夏夏進乳品的清真牛奶，河南王守義清真十三香調味品，以及山西長治回民化學公司的清真香皂、牙膏和洗滌用品等。2004年，為滿足穆斯林群眾生活的進一步的需要，為給清真老字號的發展提供新的平臺，位于超市二層1400平方米的清真美食城正式開業。又一次拓寬了清真超市為穆斯林群眾服務的領域，為清真餐飲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提供了新天地。
   
　　從牛街清真超市開業至2005年7月的統計，超市接納購物人數已達300多萬人次，實現銷售收入1.05億元，上交各項稅收325．5萬元。牛街超市的發展已呈現出清真超市、清真美食城、清真便利店并進連鎖態勢，牛街清真超市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清真商品銷售平臺。清真超市“清純至真，顧客至上，誠信至高”的經營宗旨，在工作中不斷得以發揚。作為大都市里的清真商品超市，企業的生死線在于保證商品的清真性，否則在大都市里決無立足之地。牛街清真超市之所以發展到今天，與他們十分重視商品的清真性息息相關。牛街超市采購部的員工，都是熟悉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在牛街多年從事清真副食業工作、有著豐富經驗的采購人員。超市所進的商品，都由超市分管這方面工作的領導與采購人員
一起到清真食品供應商的廠家進行實地考察，并察看廠家的生產流程，察驗當地民委或伊斯蘭教協會的證明。對每一件商品都要看清配料，確保符合穆斯林群眾的飲食習慣。并要求廠家出示食品的分析報告，征求禮拜寺阿洪、鄉老的意見，合格后才能在超市出售，以障超市出售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真正的清真商品或無違犯穆斯林飲食的任何禁忌。
   
　　牛街人在發展清真商品經營方面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路子，并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商業品牌。“牛街”作為一個以北京街道名注冊的商業品牌，越來越受到國內眾多商家的關注，也反映出牛街人注重商業品牌價值，謀求持久發展的現代化商業意識。
   
　　三、牛街回族的教育文化
   
　　歷史上，牛街回族的教育經歷了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普通國民教育，乃至當代全民教育等階段。
   
　　辛亥革命前夕，回族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受當時“興學堂，普及教育”社會思想的影響，想通過提倡文化，改革經堂教育來振興本民族。世代為北京牛街清真寺“札付冠帶住持”的牛街回族人王寬(字浩然，行五，經名阿布杜·拉合曼)阿洪，自赴沙特阿拉伯麥加朝覲，并游學亞非一些伊斯蘭教國家及土耳其回國后，“乃銳意興學”，于1907年在牛街清真寺創辦回文師范學堂，由其弟子達浦生主持教務，學堂  “改良教法增訂課本，經學中兼習政文及科學。”1908年，王寬經多方努力，并聯合了在京的回族知名人士馬鄰翼等，在牛街創辦“清真第一兩等小學堂”。兩等小學堂是7年一貫制的小學，初小4年，高小3年。初小課程有修身、國文、算術、格致(自然科學知識)、體育、圖畫、手工、音樂等；高小還有歷史、地理、幾何、代數等。星期五下午不上課，以方便師生到清真寺參加聚禮(主麻)。每周加授阿拉伯文、伊斯蘭教基本教義與“堵阿”共5課時，小學堂講授的阿文與宗教課程取代了過去清真寺的啟蒙經學(小學兒)，既有啟蒙的宗教課程，又以主要精力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深受回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紛紛送子弟入學。而小學堂所規定的講授伊斯蘭教知識和星期五下午放假禮“主麻”，也成為民國時期全國所有回民中小學所效仿的定制，一直沿襲到解放后的50年代。這所學校在1912年改為官辦，改名為京師公立第三十一兩等國民小學校，l918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二十小學校，1928年改名為北平市立第二十小學校，l937年“七七”事變后改名為牛街小學。l946年到l948年間，學校曾改名為北平第十一區第十五保第一國民小學校，1949年又恢復為牛街小學名，l987年牛街小學改名為牛街民族小學。后因生源不足，并入牛街回民小學。

    兩等小學堂的創辦，開回民新式教育的先河，啟迪了回民隨社會發展興辦教育的思想，開創了回民教育新的發展之路，意義十分深遠。

    在清真第一兩等小學堂創辦后，為了適應更多回民兒童要求入學的需要，回族人劉伯余、索廷弼、王夢揚等又克服各種困難，在麻刀胡同興辦了“中才小學”。他們為回民教育竭盡全力，教學認真成績顯著，得到了牛街地區回族群眾的普遍好評，并得到京劇界馬連良、雪艷琴、侯喜瑞、馬春樵、馬連昆、蔣少奎等回族著名演員的義演資助，在京城引起廣泛關注。l930年該校還經回族珠寶商人趙璞華資助，建立起了牛街第一個圖書館——“淑賢圖書館”。后該校并入西北中學第一附屬小學。
   
   在牛街地區還曾辦過一些短期的回民小學，如由駝行同業公會在糖房胡同主辦的“振育小學校”：由北平市回民義務教育協進會在牛街禮拜寺、丁家胡同、老君地、小寺街、教子胡同興辦的短期小學。回民小學的興辦，促進了牛街乃至北京地區回民教育的提高。但沒有中等教育的學習園地，仍制約著切的需要。l928年，時任北平市政府參事的牛街回民孫繩武與牛街回民馬天英及牛街小學校長王桂照
等，深感回民教育的低下和落后，遂發起成立北平清真中學，推舉白崇禧為董事長，馬福祥、馬鄰翼為副董事長，孫繩武為常務董事兼校長。校址為牛街30號原清朝“南營守備署”衙門舊址。1929年1月，舉行了學校成立和第一次開學典禮。校董事長自崇禧、北平市市長何其鞏等要人及各界回族人士與會祝賀。I929年5月，因白崇禧調職離開北平，由馬福祥接任清真中學董事長，學校也以私立中學在北平社會局備案。l929年7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來北平，曾在釣魚臺向成達師范、清真中學兩所私立回民學校師生訓話。l931年，“為造就邊地人才起見，就原有清真中學改稱西北公學’，這次改校名與當時民國政府提倡開發西北、鞏固邊陲的大背景有關。當時的校歌中也突出了這一點：“西北大地茫茫萬里無疆，山河勢壯禹甸號雍涼，虎視龍興歷秦漢唐，統御諸夏聲威震遠荒，中世遞降士民風教漸被天方，賢豪出沒英雄騰驤，念先民之偉績，悠然神往，唯我學校，作育多士躋躋蹌蹌，式展新猷，載啟其光，踵武前軌，永奠我家邦。
   
　　西北公學(1934年改名為西北中學)在課程上與一般中學基本相同，只是仍沿襲清真第一兩等學堂的做法，星期五下午放假半天。每周有兩節精神指導課，內容為伊斯蘭教教義，漢族學生可不參加，也不進行考試。開齋節、古爾邦節放假。當時龐士謙阿洪、趙振武先生、馬自成阿洪、馬善亭阿洪都曾任教。馬汝鄰、陳永祥、閔毓華等進步師生，在回族青年中傳播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
   
　　1931年到l936年，是西北中學的鼎盛時期，學校的教學水平得到社會的認可，贏得社會的贊揚，更得到回族群眾的擁護，各地回民來校報考者絡繹不絕。學校內部各種規章制度齊全，學生參與社會活動的積極性也很高。初三學生組織的“勵進學會”辦有《勵進》刊物，校學生自治會辦有《西北》校刊，教師領導辦的《回族青年》，高中學生辦的《跋涉》等校內刊物，使學校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充滿生機。“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戰、“一·二九”學生運動，西北中學學生都積極參與，愛國進步活動十分活躍。
   
　　抗日戰爭爆發后，北平西北中學在艱難的困境中維持，部分教職人員以“抗戰內遷”為名義在成都、蘭州各辦一所西北中學，兩校均冠以“北平西北公學主辦”的校名，以銜接北平的西北中學。l949年北平解放后，經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批準，西北中學與成達師范合并，成立國立回民學院。l958年以后，學校改名為“回民中學”，現為北京市回民學校。
   
　　民國時期，在牛街地區還曾興辦過兩所女子中學。一為新月女中，是在1935年9月，由楊明德、馬松亭、趙振武、王夢楊等發起成立的。學校董事長由馬福祥夫人馬汝鄴擔任，董事由孫繩武、馬鄰翼、唐柯三等多位回族名流擔任。校址原設在牛街小寺街民房內，后至牛街沙欄胡同。開學時有女生40名，回族占70％。該校除一般初中課程外，回族學生加授一節阿拉伯文課，另有伊斯蘭教常識課，漢族同學自愿選修。該校在抗戰爆發后停辦，只存在兩年。二為實踐女子中學，1939年由偽回教總聯合會華北聯總部主辦，校址在牛街地區法源寺后街謝公祠內，學生中部分是原新月女中的學生，學校性質是仿照日本的家政職業學校辦的，有縫紉、刺繡、編織等課程。l944年該校改為西北女中，1947年停辦。　　

　　自清末民國以來，牛街地區的回族教育從經堂教育轉化為新式回民教育，并且走在全國回族教育的前列。西北中學具有回族特點的辦學模式成為全國回族教育的典范，激發了回族現代教育意識，使回族各階層的群眾都認識到興辦教育與振興民族、爭取平等地位的重要關系。它所培養的學生無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后，都成為回族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中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回族社會的向前發展。而女子回民中學的興辦，開拓了回族女子求學深造的道路，對風氣錮蔽的回族社會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作用。后人在評述總結這些回民學校成功的經驗時特別強調：培養目標明確。回民學校有自己的特點，如西北中學具體目標是“開發西北”，為本民族和邊疆回族地區服務；新月女中不僅要解決回族女青年就業問題和取得家庭平等地位，而且有提高家庭主婦文化水平、教育子女和改變回族社會精神面貌的長遠著想；各小學都以培養回族子女、提高文化程度、升學或立足社會謀生為目的。在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今天，重溫和審視這些創業辦校的經驗、，我們仍然為前輩們為推動回族教育和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驕傲!

　　新中國成立后，單一的回民教育已不復存在，各級回民學校已全部納入國家統一的教育序列，學校管理與教學內容與其他學校并無二致，回族的教育只能以個人行為呈現出來。在牛街地區，l951年在牛街辦的“政訓班”是牛街教育普及的開始。很多老牛街人就是在那里經過掃盲后，紛紛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崗位。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牛街就再也沒出現過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牛街回族人的教育更有了空前的發展。據牛街回民小學上世紀90年代對學生家長的調查，當時的學生家長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僅占2％。而到2005年再次調查時，有近一半的學生家長受過高等教育。20年前，牛街地區每年僅有一兩名學生考上大學，而到2004年，牛街就有54名學生考上了大學，9人考上了清華、北大。近l5年間，受過高等教育的牛街回民較過去增加了近l0倍。正如牛街回族群眾所說：“有
車、有錢、有房都不重要，關鍵是我們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學，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心愿!”    位于牛街的回民小學，近年來修建了兩萬平方米的教學樓，操場上鋪設了塑膠跑道。教學樓里有15間電腦教室、民族手工藝教室、先進的電教室和完備的師資力量，使學校教育條件達到了全國一流水準。現在的回民小學不僅肩負者培養牛街當地學生的任務，很多民族地區學校還與回民小學結成了手拉手學校，他們派老師到這里學習先進的教學方法，回民小學也派教師到當地去授課。新疆和田地區和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都留下了回民小學老師支教的足跡。現在，回民小學不僅堅持每年為民族地區授課和培訓教師，還與阿拉伯國家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國家的學校建立了聯系。每年都有很多來自這些國家的小學生到回民小學短期留學，回民小學也將派學生到這些國家去考察、學習、交流。如今的回民小學已經成為牛街向全國乃至世界展示自己的一個窗口。

　　隨著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資源的優化，現在的牛街從幼兒園、回民小學到近鄰的回民中學、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一應俱全，其建設和發展也得益于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貫徹和實施。牛街回族人通過自身的變化和發展深刻地認識到：教育是一個民族興旺之本，是提高一個民族整體素質的根本所在。讓牛街的回族青少年接受最好的教育，培養孩子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已成為牛街回族人普遍的共識和意
愿，并不斷地為這個目標而奮斗!
   
　　四、牛街回族的宗教文化
   
　　牛街是北京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因此表現出明顯的伊斯蘭文化特色。清真寺是牛街伊斯蘭教文化傳播的主要媒介，在國內外享有一定的盛譽。
   
　　牛街禮拜寺是北京最古老、最著名、建筑規模最大的清真寺。據《北京牛街崗兒上禮拜寺志》和《古教西來歷代建寺源流碑文總序略》記載，該寺始建于宋、遼時期，明宣德二年(1427年)擴建，明正統七年(1442年)整修。明成化十年(1474年)，都指揮詹升題請命號，奉敕賜命“禮拜寺”，故有“明寺”之稱。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大修，在寺門棚面懸掛橫額“敕賜禮拜寺”。解放后的1955年和l979年，由政府撥款對該寺進行了修繕。2003年，北京市投資千萬元再次修繕這座名寺。該寺坐東朝西，面積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多平方米，全寺建筑集中對稱，其格局采用中國宮廷式的木制結構形式為主，其細部帶有濃厚的阿拉伯建筑的裝飾風格。由禮拜殿、望月樓、講經堂、石碑亭、沐浴室和對廳組成。禮拜殿內可供千人禮拜，殿內梁柱間用尖拱形，天花梁柱上以粉貼金繪成阿拉伯特色的圖案，門楣飾以各種文體的《古蘭經》文。大殿前部中央穹隆藻井系宋代建筑，兩側用阿拉伯文組成的雕空門窗筆法蒼勁，屬“庫法體”。

　　大殿門前左右兩側建有兩座碑亭，右亭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亭內刻有敕建禮拜寺碑記。左亭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有漢阿兩種文字刻的《敕賜禮拜寺記》碑。寺東南角小院內有兩座阿拉伯長老的墳墓。據現存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二十年(1283年)兩塊阿拉伯文墓碑記載，兩位長老之一名叫艾哈邁德·布勒塔尼，卒于公元l235年；另一位名叫阿馬頓丁·阿里，卒于公元l238年。這兩位先賢在距今很遙遠的年代不遠萬里從波斯長途跋涉來華傳播伊斯蘭文化，最終長眠于中國的土地上。寺內還藏有伊斯蘭教珍貴的經卷和文本，以及陶瓷、銅鐵等制成的伊斯蘭文物。自清朝同治以后，先后有王崇明、洪寶興、劉啟、王浩然、高興、達浦生、李八爺、王友三、李云亭、楊建銘、王瑞蘭、王振海、王連鈺、張謙、管華庭、金振海、楊明遠、安士偉、陳廣元、聞省三、石昆賓、王連仲、薛天利等知名阿洪主持教務。

　　近年來，隨著牛街地區危房改造工程的順利推進，牛街禮拜寺周圍的環境也煥然一新。牛街禮拜寺周圍數百年來首次出現萬米綠地。原來門前8米寬的道路擴寬到40多米，門前那座歷史悠久的大影壁經過3次修改施工方案，巧妙地矗立在主輔路之間的綠化隔離帶上，既保持了禮拜寺建筑的完整性，又成為一道獨特的景觀。

　　 位于牛街教子胡同中部的教子胡同清真寺原名為“敕賜永壽清真寺”，由清康熙皇帝敕賜，創建于明崇禎年間(1628—1644年)，比牛街禮拜寺晚建400多年，其影響僅次于牛街禮拜寺。王靜齋、馬松亭等大阿洪都曾在該寺任職講學，辦經堂教育。清真兩等小學堂也曾在該寺南講堂設置過教室。停放亡人的右南亭內有一副對聯發人深省。橫匾為“夢醒”，左右聯為：“當初誰解生如寄，到此方知死是歸。”1958年，該寺改為福利工廠，主要安排伊斯蘭教宗教職業人員及其家屬以及回族群眾就業。“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徹底拆除，后將大殿后院的一部分退還，在小寺街開門，改為牛街回民殯葬服務所至今。

　　牛街女寺位于牛街壽劉胡同，建于1922年，是北京地區第一座清真女寺。西北回族名流馬福祥曾為該寺題寫“清真女寺”四字，王浩然、達浦生等著名阿洪曾在這里主持過教務。關于這座女寺修建的原因，《清真女寺首創碑記》中是這樣記述的：“北京之有女清真寺也，在牛街教子胡同中間壽劉胡同首創建立。緣牛街鄉老閔工德仁號信權，鑒于牛街聚居的教胞皆經營小商，住室狹小，男人有兩寺(牛街禮拜寺和教子胡同清真寺)沐浴禮拜，一般婦女沐浴感覺困難。閔老遂約請北京回民協商，大家均愿襄此善舉。馬志清鄉老在壽劉胡同有空地一塊、井一眼，自愿虔誠捐獻寺方。在眾鄉老贊助之下，購料施工。后因經費不濟，中途停頓。于民國十一年復又召集各郡阿洪、鄉老籌款，經各郡群眾努力支持，完成此創建女寺之義舉。有此清真女寺，回民婦女教門日有進展。特將建寺始末記載，以為流傳，或勒石留念。”(勒石擬稿劉仲泉) 1958年，女寺改為回民幼兒園。2005年，國家投資百萬元，移址牛街禮拜

　　在宣傳伊斯蘭文化方面，牛街的清真書報社享譽國內。清真書報社的負責人是馬明道，先后出版了劉屹夫、楊汝佶合作翻譯的《和平的宗教》與《穆罕默德傳》等書。清真書報社還出版《正道》刊物，將該書報社收到的國內外伊斯蘭報刊上有關世界穆斯林動態的文章翻譯后在《正道》上發表。《正道》發行到全國范圍內的清真寺，影響頗大。

　　歷史上，牛街回族以虔誠的信仰和為主道奮斗的精神被人們所稱道，《岡志》中記載：“(牛街)風俗淳樸，教法精嚴，廣設義學，研究典讀，名師碩儒，接踵而至。人皆性剛強而敦禮樂，習武勇而尚義俠，護持同類，不容外侮，仍存西土勇敢之氣，飲食則必腆、必潔，雖市肆必不容異教竄入。教規率由典則，即小節亦不敢妄有增損；持齋時，燈火滿街，光輝奪目；聚禮日，衣冠盈寺，香氣不墜。先圣之規模，中華之西域也。”

　　社會的發展給牛街傳統的宗教文化帶來極大的沖擊，從一個穆斯林的眼光看今天的牛街，與西北穆斯林聚居區相比，由于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種種原因，同全國一些發達的大城市一樣，進清真寺禮拜者多為進入暮年的老人，中青年涉足清真寺者已十分罕見；40歲以下的牛街人有經名者亦為數甚少；回族喪葬中受中國文化傳統禮俗影響也相當明顯。現代化與保持宗教傳統文化的矛盾仍困擾著人們，牛街回族人面臨的信仰危機依舊呈現出難以扭轉的局面!
  
　　 結束語
   
　　　21世紀的牛街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景象是：一條條寬闊的、繁花似錦的街道，一棟棟拔地而起的高樓，一個個環境優美、生活方便的居住小區。牛街人均住房面積從過去的不足5平方米提高到20平方米，牛街將率先成為北京市沒有危舊平房存在的街區。牛街建設了3個社區民族團結文化廣場，建造了650平方米的政務服務大廳和300平方米的社保大廳，實行了“一站式”全程辦事代理制；建造了3000多平方米的社區服務中心大樓，社區衛生站、圖書館、科普活動室、文體活動室一應俱全；投資3200萬元改擴建的回民醫院，以一流的醫療條件為回族等各民族群眾服務；撥款3000多萬元、面積l0000多平方米的民族敬老院已經竣工……如今，當你步入牛街這條既古老又年輕的街道，你就會為它巨大的變化而感嘆和振奮!一位名叫艾哈邁德的埃及記者在采訪了牛街后，感慨地說：“生活在這個團結、安定、舒適的環境中，是許多國家的穆斯林求之不得的!”說起現在的好日子，牛街人首先會說：“這是黨的民族政策好!”這里的人們不會忘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從他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起，連續13次來到牛街看望大家，關心牛街的危舊平房改造工程，關注牛街的發展進步；一年內兩次到位于牛街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和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現場辦公，解決協會和經學院在改擴建工程中所遇到的悃難。牛街人是幸運的!因為生活在北京大都市當中，他們比全國各地的其他回族人早一步邁進了和諧共榮的小康社會的門檻!
   
　　牛街在變，現代化的樂曲在這塊土地上越奏越響，這是在這里生活的人們的福氣。但到過牛街的一些虔誠的回族人，也發出一縷淡淡的憂思，并用文字表述了他們的心情：“牛街，這個聞名遐邇的教門福地，那人文輝煌而教門興盛的景象，以及先輩們大寫過的空谷大音，似乎只能從老人們的記憶中去尋找了........國家在進步，城市在發展，吐故納新，推陳出新是時代的潮流，無論是首都的牛街，還是各大城市的回民聚居區，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變革的潮流中有撕裂傳統的陣痛，也有物質生活改善帶來的喜悅。作為文化上、經濟上的弱勢群體，怎樣在社會變遷的陣痛中把握自己，不使自己迷失在城市的霓虹燈的幻影里，是每一個有識之士深思熟慮的課題。”

　　作為客居北京和生活在牛街的回族人，我被這段文字深深打動，思緒飛到了遙遠的故鄉臨夏——“中國的小麥加”，那里能尋找到答案嗎?（《回族研究》高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