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妹》

翁純賢，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來的農民工，在發展空間上有更多的機遇。

　　 建國初期，中國的人口流動和遷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城市的大門對農民關閉。198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規定“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20多年嚴苛的城鄉隔絕體制終于有所松動。此后幾年間，大批農民向鄉鎮轉移。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沿海地區的開放，農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瀾壯闊之勢。

　　翁純賢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剛剛來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大概80多塊，等于當時我父母兩個人的工資”

　　本刊記者 鄭廷鑫 發自深圳

　　深圳？那是靠近資本主義社會的地方

　　在蛇口工業區的高樓大廈中，翁純賢開著車穿梭在如棋盤般交錯的大街小巷上，對每條路每棟建筑每塊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爛熟于心。

　　“這是招商銀行最早的總部，那是陸氏以前的工廠，后來被TCL收購了……”穿過一片1980年代的舊樓，是一棟4層的小樓，樓層中間種著翠綠的植物，在鋼筋水泥的城市中讓人眼前一亮，樓下的星巴克里坐滿懶洋洋的人們，“這就是我們以前凱達玩具廠的廠房，后來翻新過，現在屬于招商局地產的，正準備建一個蛇口創業園，以后做辦公樓。”

　　再轉一個彎，鉆進幾棟舊樓里，“這就是我們以前的宿舍，我們是第一批住進來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門口晾著紅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個房間到現在住過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見”——第一次住進這里的時候，翁純賢只有18歲。如今，26年過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從汕頭來的女孩帶到了這里。第二天早上起來，一個姐妹睜開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個月，同來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當時周圍全是雜草叢生的荒地，整個深圳就是一個大工地。”但是，翁純賢和她們想的不一樣，“一到這里我就說，我不會離開這里的，當時汕頭最好的招待所也沒有這里的廠房漂亮。到處燈火通明的，好像一個新的天地一樣。”

　　在此之前，翁純賢剛剛高中畢業，考不上大學。那時，沒有考上大學的人，要么到生產組去工作，要么等著頂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親戚家的小作坊當學徒工。有一天出門，在大街上看到一張蛇口工業區凱達玩具廠招聘女工的啟事。

　　“大字報上寫著，香港凱達公司要在深圳蛇口開玩具廠，招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相當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沖著香港初中文化程度這句話去的。因為我有很多親戚在香港，舅舅姑媽的，他們都說過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試一下。那個年代還沒有見過有這樣招工的，也是閑著沒事，就報考了，以為沒有找關系走后門，肯定是沒希望的。”沒想到，考完試后的一天，有人敲響了她家的門，來者自稱是街道辦的，通知她，“你被凱達玩具廠錄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對。在讀大學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資本主義社會的地方，資本家都是在剝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發來電報，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沒有反對，還勸說外婆，“再怎么樣也總比上山下鄉好。”于是，趕不上上山下鄉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輛向著時代大潮開去的列車。

　　買房？那是遙不可及的夢了

　　凱達玩具廠是改革開放后內地的第一家港商獨資企業，翁純賢們也成為了深圳的第一代打工妹。當時的她們被統稱為 “凱達妹”。

　　剛到工廠的時候，管理員是香港人，不太會說普通話，“普通話夾著廣東話，就我一個聽得懂，我給大家當翻譯，他就說，你來當組長吧。”從第三天開始，翁純賢就成了車縫組的一個小組長，每天先給組員安排工作，分配任務，同時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組長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線邊擺個辦公桌，“看她們干活，調配任務，定產量，給她們計件，發工資。”

　　對于普通的工人來說，每個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沒有完成任務不會有什么懲罰，但超額完成任務的則有加班工資，“加班工資很高的，剛開始是1.5倍，后來是2倍，重大節日是3倍。”這種多勞多得的制度，在那個年代顯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搶著干活，搶著加班的，沒有人的工作量不超過標準的。”

　　她們的收入在當時也是遠高于一般人。“剛剛來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大概80多塊，等于當時我父母兩個人的工資。”翁純賢說。

　　她們開始穿著香港買的衣服，流著時尚的大波浪頭，成了當時的潮人。外企的工資里有30％是外匯券，她們拿著這些外匯券，為家里購置大件物品：NEC的電視機，松下的冰箱，友誼牌洗衣機，三角牌電飯煲……一年一大件，裝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樣，翁純賢的家里成為老家那片兒第一個有彩電、洗衣機的人家。

　　1987年，翁純賢與同在深圳打工的老鄉吳甦峰結婚了，并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公開售樓，在這以前，房子都是單位分配，或是租賃的。出售給職工的房子根本沒有。售樓先在蛇口工業區搞實驗，那時叫職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萬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個月300塊左右的按揭，“那時候我一個月的工資50 0左右，夫妻倆一個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過得輕松快活。

　　同樣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經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匯流進去，成了一個數字，數字后面的人變得無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買房，那是遙不可及的夢了。

　　再次尋求改變

　　2007年，當年的凱達妹組織了一次“再回首，凱達姐妹二十五周年”聚會活動，原計劃來200人，沒想到來了 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凱達女工現在已成為企業家、銀行行長、金融投資商或者政府官員，這讓翁純賢很感慨。

　　當初做出離開凱達的決定并不容易。凱達的待遇好，員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幾乎天天要加班，這讓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輩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煩了。我想去讀書，就一定要離開。”

　　在凱達的時候，工廠周圍沒有什么娛樂設施，也沒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純賢偷偷跑到中專班去讀書，那時候想讀書了，因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訓中心學習出來后，都能當上單位的領導。在朋友的介紹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關鍵是這里不用加班，而且這邊很支持讀書，“只要跟你工作有相關的，就可以去讀，公司報銷70％，所以，過來之后就去暨南大學的會計班讀書了。”

　　1989年，在南玻的試用期結束后，公司準備錄用她，但同時也告知一個規定：女員工剛進公司三年內不能生小孩。當時剛結婚兩年的翁純賢堅決反對這個規定，又回到了凱達。一個月后，她懷孕了。

　　第二年，兒子出生。按照當時的規定，翁純賢有56天的產假。休完假回工廠的第一天，同事告訴她，國家出臺了新政策，現在的產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繼續休假。再次回到工廠的時候，工廠領導有意見，認為她應該按照剛剛休假時的政策，56天后就回來上班，所以不給她發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廠告上法庭——這在當時是個大新聞，某種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權利意識覺醒的開始。

　　“當時蛇口有個職工俱樂部，有時會給打工妹放電影，有一次放電影之前，就有通告說，凱達公司的翁純賢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大家要向她學習。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說你既然跟凱達的人鬧事了，就過來吧。”翁純賢說。

　　這里已經不是大工地了

　　現在的翁純賢依然渴望讀書，喜歡考試。到了南玻集團后，正是一次內部招聘銷售人員的考試，讓她開始改行的。“ 我們這里是一個男工企業，女員工本來就不多，那次考試就我一個女孩子去了，結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從統計改為做銷售業務。當時能生產外墻玻璃的國內只有兩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應求的時代，很多裝修公司都得來求她們供貨。近 10年過去，現在的翁純賢已經是區域銷售經理，不過，壓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兩年，感覺自己很累，很多競爭對手，就想要不給自己換一個工作，但換什么，會計嗎？我一直都有會計證，雖然沒有從事會計行業，但每兩年都會去學習考試。但換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還是算了。最后還是堅持下來了。”

　　堅持的結果是，翁純賢和深圳一樣經歷著天翻地覆的改變，同為經濟特區的翁純賢的家鄉汕頭，卻經歷了另外的發展軌跡，如同她現在回家再遇到當年的高中同學，彼此的生命軌跡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經下崗，在家里過著慘淡的日子，當年那些一起來到凱達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數也不盡如人意，而這些人當時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頭有一條特殊的發家致富之路：賣批文。“很多回去賣批文的，鉆政策的漏洞，賺得很多，我宿舍里五個人就我一個留下來，但她們現在都不如我了，都沒有真正的發展，沒發展，過了政策的時期就不好了。”

　　后來，這些人想再到深圳來，卻發現這里已經不是當年的大工地了，“大學生到處都是，一個高中畢業生很難找到什么工作”。翁純賢的哥哥也在此行列。“當時他在家鄉教書，她叫他出來，一方面當時是預備黨員，想著再過一年就可以成黨員了，一方面母親身體不好，想在家里照顧母親，就沒出來了。現在，他在老家當個校長，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如深圳的一個普通老師的收入，但現在想再過來，已經很難，”翁純賢說“1982年前后，想來深圳當老師是很容易的，只要是個大學生，絕對能找一個好單位。”

　　時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

　　十問翁純賢

　　1 這些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翁純賢：我覺得人變樂觀了，更加積極向上。深圳這個地方，人都很積極，很拼命很認真地干活。到了深圳之后，跟在老家不一樣，家里的人做事情我覺得沒有深圳的人認真。

　　2 對你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翁純賢：好像沒有什么影響特別大的，但印象最深刻還是剛到深圳的感覺，雖然灰塵滾滾，但建設得非常快，覺得很好。在家里的時候，房子都很舊。在這里覺得什么東西都是新的。到單位后，覺得這里的人做事情的效率特別高，沒有磨洋工的，從那個時候起，養成了做事情要很認真負責拼命的習慣。

　　3 你人生中最為重要的一次決定是什么？

　　翁純賢：當然是決定到深圳來，并且留下來，其實中間有幾次想打退堂鼓。

　　4 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翁純賢：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能好好讀書，他今年剛上大學了。

　　5 你最害怕什么？

　　翁純賢：說實話，我最害怕失業。雖然我不會失業，但每次想到就很怕。我老公說，你那么辛苦干活，我們又不是沒錢。我說我最怕沒工作，那樣人肯定會很無聊，沒事做不知道要干嘛去。

　　6 你最好的時光給了誰？

　　翁純賢：給了特區吧，把青春都給了深圳了。(大笑)

　　7 你覺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強？

　　翁純賢：其實現在最大的欲望就是學習，包括專業知識、業務知識、英語等，都需要去學習。以前做我們這一行，都是人家上門來求我們，現在我們要去推薦產品。做業務的，不去更新方法的話，肯定要被淘汰的，要知道現在市場需要什么，人們喜歡什么，這個社會發展得太快了，一定要學習。

　　8 如果你能選擇的話，你希望讓什么重現？

　　翁純賢：我希望我能回到年輕的時候，可以重新去讀書。

　　9 你焦慮么？

　　翁純賢：倒不焦慮，我的心態還挺好的，遇到什么事不會很焦慮。

　　10 你幸福么？

　　翁純賢：還算是幸福的。生活、工作都比較順利，孩子也挺好的，但有些東西不是特別圓滿，總有一些東西是你得不到的。如果每年有一定的時間讓你去充電，那是最幸福的，但沒辦法，現在太忙了。

　　關于打工族的記錄

　　歌曲:

　　崔健《農村包圍城市》：毛主席說啦“農村包圍城市”/現在我們來到你們這兒/怎么著吧/……/那沒讀過書的人就不是人嗎/我們沒偷你們的/也沒搶你們的/我們每天干的活兒都是你們不想干的……/給我碗水喝

　　電視劇:

　　《外來妹》,1991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轟動全國。

　　著作: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形成》，香港科技大學潘毅著，此書獲社會科學界世界級權威C.WrightMi lls獎，潘毅成為1964年獎項創立以來首位亞洲得獎者。

　　圖：翁純賢，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來的農民工，在發展空間上有更多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