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伊斯蘭思想史上，哈桑?班納（1906-1949）是個分水嶺。雖然他的思想是哲馬魯丁?阿富汗尼（1838-1897）和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改革復興思潮的延伸，但他與前者的區別在于，他把復興思潮從“精英”模式轉化為“群眾”和“社會”模式，由一種啟蒙精神、哲學思想上升為一種社會思潮和群眾運動，既實現穆斯林的普遍身份認同，又對政治和文化上吞噬穆斯林的西方價值作出有力的回應。

        這一改革復興思潮思路、理念和傾向的變化是歷史的必然：在呼吁復興的初期，它主要是一種啟蒙哲學，反思哲學，呼吁穆斯林覺醒，反抗殖民主義及其附庸，因此，它在初期的口號是“伊斯蘭聯盟”(AL- JAMIAT AL-ISLAMIYEH) 。對于落后封閉的穆斯林和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及強勢文化，這一時期的啟蒙思想適逢其時，比起一般意義上的伊斯蘭學者、教法學家，當時的穆斯林更需要阿富汗尼式的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到了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時代，這個思潮的理性思辨、學術文化特征日趨明顯，原因是穆罕默德?阿布杜本人是功底深厚的愛資哈爾學者，他集艾什爾里派的恪守意識和穆爾泰齊賴派的自由思想于一身，形成富于自己特色的理性主義傾向，用當時西方人所熱衷的理性思辨本身去反擊對伊斯蘭價值的進攻。 較之投身于政治活動的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更青睞于理性啟蒙與文化救族。哈桑?班納的時代，西方的軍事占領尚未消失，文化殖民又牢牢植根于穆斯林的國土，殖民者從穆斯林的子弟中成功地培養了一批忠實奉行西方價值的“精英”，試圖用西方世俗價值將穆斯林千百年來所恪守的伊斯蘭價值取而代之。 殖民主義不僅“經常為當代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劃分邊界和任命領導人，”而且“殖民官員和基督教傳教士成為歐洲擴張和帝國主義勢力在穆斯林世界的排頭兵。”  “將伊斯蘭教看作是西方的潛在威脅和導致穆斯林落后和衰敗的退步力量，成為西方殖民主義的世界觀。” 與此同時，穆斯林內部，無論是宗教上層還是普通群眾，依然固守與社會與生活絕緣的“功修”，與時代與理性為敵的“教門”！哈桑?班納十分清楚，日益強大的內外文化挑戰和與之形成對照的應對真空，亟需把“伊斯蘭覺醒”或“伊斯蘭復興”從阿、穆二翁時代的“精英”模式過渡到“人民與精英合一”的模式，或曰“信仰共同體”（WUMMAH）模式，由《堅柄》 傳播的的啟蒙教育和精英文化轉向群眾與精英融為一體的社會思潮和集體行動，以此去面對空前的挑戰。
不管這個改革復興思潮在各個時代的表現形式如何，它的基本精神一以貫之，這就是體現沙里亞的穩定內容與時代的發展變化之間的平衡，正確的經典證據與顯見的理性證據之間的平衡，經典個別明文與沙里亞整體宗旨之間的平衡。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借鑒過去，立足現在，面向未來；對外反對殖民主義（軍事殖民和文化殖民），對內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和迷信思想。

        哈桑?班納所看到的宗教團體，一般停留于馬木魯克王朝時期的“明文”及奧斯曼帝國時期的“邊文”、“旁注”、“評點”與“歧見”，以為這就是全部的伊斯蘭，同時對穆斯林獨步中古的燦爛文化恍如外人，對現代科技及創新意識不聞不問，甚至視為異端。班納認為這些被扭曲的認識是“文化衰微”時期的產物，與伊斯蘭的原有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他一開始就明確宣布自己思想的擁護者所從事的是歷代改革、復興運動的一個環節，旨在回歸作為整體的伊斯蘭，它不是狹隘的“宗教”，不是只向后世負責的僧侶制度：“伊斯蘭是無所不及的生活方式，那些認為伊斯蘭只關乎精神和功修的人大錯特錯了。伊斯蘭是信仰和功修，祖國和籍貫，宗教和國家，修身和工作……古蘭經明確講述了這一切，把它作為伊斯蘭的精髓。古蘭經說：‘你借真主賜你的恩典追求后世，但你不要忘了你在今世的定份。你應當善待他人，猶如真主善待你一樣。’”

        如果說有些宣教組織偏重個人功修、形式化的“出走”，以“不問政治”為由漠視世界穆斯林的現狀，以“不貪今世”為由放棄對科技知識的追求；如果說有些思潮偏重于對局部圣行的強調、對“異端”的批判，忽略“思想覺醒”和“文化復興”；如果說部分蘇菲偏重于神秘意境的陶醉，直覺入神的樂趣，而無視對社會對信仰共同體的義務，那么，班納的運動把穆斯林的思想引向“廣泛的無所不及的”伊斯蘭，把他們的視野轉向決定他們榮辱貴賤的根本事業，這就是實現“全面的復興”，使穆斯林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各方面自強自立。因此，班納稱自己的思潮是“遵賢宣傳，圣行修煉，蘇菲真境，政治機構，體育總部，科學協會，經濟實體，社會思想。”

        對于理性與經典的關系，穆斯林內部有兩種各走極端的傾向：傳統的烏里瑪，囿于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認理性為大逆不道，對新問題的判斷與創新退避三舍；接受了西方理念的一些知識分子，卻無視經典的明文證據，用理想主義去判斷一切，甚至去研究無法企及的未見領域。哈桑?班納認為，在斷然事物中理性證據與經典證據不存在沖突，換言之，就是確鑿的科學事實與教法原則不會矛盾；如果一者是或然的，則要做出解釋，以便與斷然內容吻合；如果兩者都是或然的，則經典證據優先，直到理性證據得到確認，或自行推翻。但是，有時候理性證據和經典證據或許各司其職，互不涉及。 如果說，伊斯蘭反對自以為是的理性探索，反對讓理性單槍匹馬地去研究所有領域，倡導理性與經典之間的平衡，那么，這不意味著否定理性的職能。因此，班納指出，“伊斯蘭并不僵化人們的思想，也不禁錮人們的理性，而是致力解放理性，鼓勵觀察宇宙，提高知識和學者的地位，歡迎一切有益于人類的事物。‘智慧是信士的遺失物，無論哪里發現，理當收回。’ ”但值得注意的是，班納的思想與哲、穆二翁相比，更注重經訓規范下的理性探索；把理性探索納入可見世界（ALAM SHAHADAH）的范疇，而不是讓它強行探索理性鞭長莫及的未見領域（ALAM AI- GAIB）。受班納思潮影響的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卜（1903-1966）就對穆罕默德?阿布杜對古蘭經中象軍遭襲的理性主義解釋予以客觀批評。認為這與當時西方科技強勢和穆斯林衰敗落伍雙重壓力之下盛行于思想界的理性主義不無關系。

        哈桑?班納反對不顧穆斯林歷史與現實的西化論。他認為，近代以來，在穆斯林的國土上，西方不僅在政治、軍事上取得了勝利，而且其物欲文化在以穆斯林的靈魂、信仰、思想為戰場的文化戰爭中也占據了優勢。然而，正如西方的軍事入侵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情緒，西方的文化、思想侵略引起了伊斯蘭思想的復興（班納坦言自己復興意識的產生萌生于英帝國主義對埃及的占領）。班納認為，西方文化雖然在物質成就方面控制了世界，但它的政治霸權、經濟危機、信仰淪喪、社會和家庭的變態，正在使它的價值瀕臨“自毀”和“破產”。穆斯林應當有獨立的思考，自由的意志，依靠伊斯蘭的價值觀去衡量西方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是像西化論者那樣一味地“拿來主義”，結果既喪失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又沒能學到西方的優勢文化（如科學和民主）。 由否定全盤西化出發，班納批評把“政治獨立”的意義局限于“國旗、國歌”之類的形式化的所謂“獨立”，他認為，獨立的真正意義在于意志和思想的獨立和自由，在于意識形態到社會秩序由穆斯林自己當家作主，而不是“趕走殖民軍隊，請來殖民思想”式的“獨立”。那只能是殖民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在協調穆斯林內部的關系問題上，哈桑?班納繼承并發展了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學生、著名學者穆罕默德?拉希德?里達“求同存異”的思想，認為穆斯林內部的許多紛爭，都是無關原則的細節問題；這些問題揮霍時間、浪費精力，削弱穆斯林的力量，幫助穆斯林的敵人，與復興思想背道而馳。他指出，在細節問題中強求一致不僅不可能，而且有悖伊斯蘭的本質。因為伊斯蘭的源泉是古蘭經和圣訓，由于知識水平、理解程度、所處環境及時代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對古蘭經、圣訓（除了一些斷然內容）的理解不盡一致，所以早在圣門弟子時代就有了分歧，這種分歧將繼續存在，以至永遠。著名的四大教法學派，即是這一事實的說明。但是，認可分歧不等于認可分裂，細節中的分歧不應當成為分裂宗教的因素，也不應該導致仇恨和對立；每個演繹者都不失自己的報酬。

        既然細節中的分歧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無法避免，那么，穆斯林應該怎樣對待這些分歧呢？班納的良方是，在達成一致的原則問題上團結一致，在存在分歧的細節問題上互相諒解。為了實現這一愿望，班納寫出著名的《二十原則》，作為穆斯林的文化認同。這本由埃及學者朱瑪?艾敏所寫的《走出理解的誤區》，旨在對這二十原則做出系統詮釋。關于班納的《二十原則》，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作過解釋，如已故著名學者穆罕默德?安薩里寫的《穆斯林文化認同綱領》，對這些原則給予解釋，并根據新形勢的需要，增補了其他一些原則；當代知名學者優素福?格爾達威寫出《伊斯蘭的廣泛性》、《古蘭經、圣訓是伊斯蘭的最高依歸》等數部著作，從歷史與現實、理性與經典層面，對第一、二等原則給予詳細的探討和闡釋，可謂詮釋班納思想方面的力作。而把二十原則集中起來，給予提綱挈領、通俗易懂的分析與說明，據我所知，這本《走出理解的誤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朱瑪?艾敏也因此而一舉成名。

        九十年代初在廣河創辦穆斯林師資培訓班時，即把這本書作為信仰和思想方面的教材，教學相長，書中的理念對自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于是，每有機會，就不失時機地宣傳和介紹書中的思想（當然也摒棄自認為欠妥的一些內容）。對于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派系紛爭陰影的中國穆斯林，傳播團結、和諧、互讓、互容思想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廣河的時候，遠在云南昭通任教的撒春奇老師就本書一些疑難問題與我頻頻聯系、交流，始知他已著手翻譯這本書。說老實話，由于較長的時間里一直帶這門課，我深知書中的許多概念和文字不易表達，擔心不成熟的譯文會損害原著的價值和地位（現實中的很多實例為我的擔心提供了依據！），所以沒有給撒老師太多的鼓勵，只是叮囑他慎重對待，三思而行。然而，撒老師卻沒有放棄的意思，數年來一邊代課，一邊翻譯，到納家營任教時譯文已經脫稿，只是在不斷的修改和潤色之中。其知難而進、鍥而不舍的的精神令人感動，同時看到他博覽群書的習慣，獨具特色的譯筆，以前的顧慮頓時化為烏有。撒老師讓我對本書作一下校對，并寫個前言。撒老師的辛勤汗水理應支持，加之本書所折射的思想內涵對我國穆斯林尚是空谷足音，于是欣然答應了撒老師，推開一切眼前的工作，對譯稿的前半部分及最后一個原則作了比較認真的校對，有些地方作了大量修改，對二十原則明文也作了適當修改和潤色。由于正在醞釀一個寫作計劃（答應這件事后發現已經開始的一些思路已然打斷！），其他部分只好讓撒老師自己去解決啦。與撒老師的近距離接觸，發現他的阿語功底不可小視，并且在學術研究上有一股闖勁，是為數不多的喜好鉆研的教師之一。我想，多有一些這樣不滿足于按部就班上課的老師，是學生的福氣，對教師隊伍的素質更是一只不可多得的“牛虻”！

        那么，班納提出的二十原則，主要針對哪些人呢？根據當代學者優素福?格爾達威的研究，二十原則主要針對兩種人：（一）復興思想的支持者和擁護者。他們旨在從信仰、思想、品德、行為各方面復興伊斯蘭，在穆斯林的心目中、理念中還原伊斯蘭原有的輝煌。這一目標和事業聚集了不同類型的人，他們中有賽來非耶（遵賢派），也有蘇菲派；有堅持教法學派的人，也有不受學派制約的人；有偏愛守舊的保守主義，也有偏愛新生事物的自由主義；有具備伊斯蘭系統知識的人，也有受過現代世俗教育的人，等等。這些不同性格和傾向的人群，需要一個思想的“公分母”，來統一他們對整體事業、重大宗教問題的根本理念，即使他們在細節問題上各有所好、各抒己見也罷（如前所述，這些細節很難達成一致）。（二）不同派別的穆斯林群眾。正如曾幾何時發生于我國西北的教派斗爭，班納時代的情況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派別之間黨同伐異，中傷誹謗，甚至妄斷對方是“法西格”（壞分子）、“卡非爾”（非信士）！具有賽來非耶傾向的團體與各種蘇菲團體之間不共戴天，同時這些派別內部也并非精誠團結，而是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唇槍舌戰，“戰爭”不息！班納認為，正是這些紛爭和對立，導致了殖民主義的入侵，導致了穆斯林的被動挨打！因此，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來統一穆斯林的陣營，努力縮小他們之間宗教分歧和思想分歧的范圍，把他們集合于最起碼的伊斯蘭原則——這些原則教人團結，不要分裂；教人和睦，不要對立；教人在大是大非中協調一致，在細枝末節中寬容豁達。

        哈桑?班納雖然對伊斯蘭覺醒運動影響深遠，但他沒有像一些運動的領袖那樣使自己的思潮陷于僵化，沒有要求后人原封不動地照搬他的思想，他在第六個原則中說：“除了先知，每個人的話可以采納，也可以放棄……”在其他場合他又說：“歷史上許多觀點和知識既關涉伊斯蘭、打有伊斯蘭的烙印，同時帶有這些觀點和知識所處時代、人群的色彩，因此，我們應當由伊斯蘭初期的純潔源泉去汲取伊斯蘭的價值和體系，像前輩先賢——圣門弟子和再傳弟子那樣理解伊斯蘭，我們應當恪守這一主賜圣傳的方針；我們不會讓自己受制于真主未曾責成我們的內容，我們也不會讓我們的時代強行帶上與它不符的另一時代的色彩，因為伊斯蘭是全人類的宗教。”正如伊瑪目艾布?哈尼法的民主治學精神激發自己的學生（艾布?優素福和穆罕默德）與自己的一些觀點相左，班納的寬容思想使后來的思想家（盡管他們酷愛班納）沒有因襲班納的思想，而是繼承和發展它，使它在新的時代立于不敗之地。班納之后影響最大的伊斯蘭思想家優素福?格爾達威是班納思想的捍衛者，但這并不妨礙他在許多問題（如婦女問題、多黨制問題等）中與自己的導師持不同看法。即便是伊斯蘭復興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格爾達威在評論它時說：“伊斯蘭復興運動只是作為人的一個群體的運動，這個群體在努力援助伊斯蘭，實現它在生活中的使命；他們采取一切自認為最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最能服務自己宗教的媒介。但他們沒有宣稱自己的創制和演繹（IJTIHAD）十全十美，不容置疑，也沒有宣稱他們中某個人的話只能接受而不許放棄。”當代伊斯蘭復興思想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于班納提出的二十原則乃至他的思想，我們盡管可以視之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一如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一樣，但不必照抄照搬，因襲盲從——這與這些智者的思想背道而馳，更是與伊斯蘭的方法論格格不入。惟其如此，一種思想，一種文化才能健康發展，深入人心。“至于渣滓，則被沖走，至于有益于人的東西，則存留在大地上。”（13：1７）

                                                                罕  戈
                                                     2008年6月2日于納家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