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諸多的研究，沒有足夠考慮魯迅留日十年釀就的苦澀心理。稱作差別的歧視，看殺同鄉的自責，從此在心底開始了浸蝕和齒咬。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后凋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這影子變做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紹興。該看的上一次早已看過，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裝修；拆掉剛蓋好的大樓，改成黑白的紹興色。可能是由于天氣的原因吧，這一回頭頂著萬里晴空，總覺景色不合書里的氣氛。在魯迅故居門口，車水馬龍根本不理睬遠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眾之流，擦著制作的假烏篷船一涌而過。我猶豫著，最后決定不再買票進去。
　　
        與其說是來再一次瞻仰遺跡，不如說是來復習上一次的功課。那一次在冬雨中，我們走過了一條條街道，處處辨認著遺跡和背景。那幾年我潛心南方的游學，事先讀足了記載，到實地再加上草圖筆記。我辨認著，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濕的青藤書屋，還有山陰道、會稽山、古史傳說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學令人愉快，追想著那些日子，盼著再重復它一次。
　　
        雖然我明白這是一處危機潛伏之地。漸漸地我們終于明白了，這個民族不會容忍異類。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對魯迅的大毀大謗勢必到來。魯迅自己是預感到了這前景的，為了規避，他早就明言寧愿速朽。但是，畢竟在小時代也發生了尖銳的對峙，人們都被迫迎對眾多問題。當人們四顧先哲，發現他們大都曖昧時，就紛紛轉回魯迅尋求解釋。我也一樣，為著私人的需要，尋覓到了這里。反省著對他的失言與敗筆，我常自戒不該妄談魯迅。無奈乏于參照，于是又令人生厭地轉回這里。我已經難改習癖，別人更百無忌憚。那么多的人都在議論魯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魯迅為飯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稱魯迅的知音——這種現象，一定使他本人覺得晦氣透了。
　　
        不知到了毀謗的時代，一切會怎么樣。
　　
        同伴是本地人，對是否進去參觀無所謂。我也覺得要看的都看過了，門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進去了吧。路口上，車聲轟轟人聲鼎沸，不由你過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亂決定離開，心里一陣滋味索然。
　　
        就這樣，這一次在紹興過魯門而未進。雖然腳又踩過這塊潮濕土地，端詳過秋瑾的遺墨、進入了徐錫麟的臥室，我沒有邁過那個路口。我想保護初訪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夾在一群小學生里一擁進了三味書屋，后來就親身站到了百草園。那時的感覺非常新鮮，自己的小學生時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學生時代一霎間都復活了。那不是來瞻仰偉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時代。一股那么親近的沖動，曾在人流擁擠中幼稚地浮現。
　　
        從魯迅家的大門口邁步，左右轉兩個彎，隔一兩條小街，原來三百步之內，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心中不由一驚。他們住得這么近！……果然還是要到現地，才能獲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識是不可能的，即便沒有借鹽討火做過親密鄰里，也會由于留學一國彼此熟識。若再是朋友，就簡直是攜手東渡了。
　　
        后來去了徐錫麟的東埔鎮。冬月來時，以為東埔路遠不易到達，這一回才知東埔鎮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陣功夫。這么說，我尋思著，烈士徐錫麟的家鄉就在咫尺——這幾個人，不但是同鄉，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學。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著心里的吃驚，捉摸著這里的線索。
　　
        一切的起源，或許就在這里？

  二

        一九○五年是秋瑾留學日本的次年，其時魯迅做為她的先輩，已在日本滯留了兩年。 

        不知他們是否做好了思想準備，國家興亡與個人榮辱的大幕就在這一年猝然揭開，并與他們的每一個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與清朝勾結，為限制留學生反清政治活動頒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應該注意，取締一語在日語中主要意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軒然大波，秋瑾的表現最為激烈。
　　
        諸多論著都沒有涉及當時留學生的反應詳情；但參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來)留洋國人的多彩面孔，我想當時的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著中國留學生的樣相，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發表社論，嘲笑中國人“放縱卑劣，團結薄弱”。湖南藉留學生陳天華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駁蔑視，投海自殺。
　　
        與他們氣質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橋和巳，對此事的敘述如下：
 
　　    陳天華的抗議自殺，最富象征地表現了投影于政治中眾多之死的、文化傳統與傳統心情的方式。
　　
        一九○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不用說，這是應清朝的要請，限制留學生革命活動的東西。當時，《朝日新聞》侮蔑地批評那些反對《取締規則》、進行同盟罷課的中國留學生，說他們“出于清國人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其團結也頗為薄弱”。陳天華痛憤于此，寫下了絕命書，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殺。
　　
        他在《絕命書》中說，中國受列強之侮，因為中國自身有滅亡之理。某者之滅，乃自己欲滅。只是中國之滅亡若最少需時十年的話，則與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以養實力，則國家興隆亦未可知，中國不滅亦未可知。
　　
        他區別了緣于功名心和責任感的革命運動，要求提高發自責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殺者的哲學》，《孤立無援的思想》所收，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讀這一段故事我總覺得驚心動魄，也許是由于自己也有過日本經歷。陳天華感受過的歧視和選擇，盡管程度遠不相同——后來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國學生重復地體驗過。只是一個世紀過去到了這個時代，陳天華式的烈性無影可尋了。在一種透明的、巨大的擠壓之下，海外中國人的感情、公論、更不用說行動，日復一日地讓位給了一種難言的曖昧。陳天華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辯白之間狡猾觀察、女人在順從和自欺之間半推半就。
　　
        陳天華已經死了，活著的還在爭論。在侃侃而談中學人們照例分裂；有的是學成救國派，有的是歸國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顏觀色派。身為女性言行卻最為“極端”的秋瑾那時簡直如一個“恐怖主義者”，面對糾纏不休的同學，她居然拔刀擊案，怒喝滿座的先輩道：“誰敢投降滿虜，欺壓漢人，吃我一刀！”而在場者中間就有魯迅。
　　
        顯然秋瑾不曾以魯迅為同志。或許她覺得這位離群索居的同鄉太少血性，或者他們之間已經有過齟齬。大概魯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視的地步？在秋瑾的資料里，找不到她對這位鄰居的一語一字。
　　
        我更想弄清當時魯迅的態度和言論。但是諸書語焉不詳，本人更欲言又止。
　　
        漸漸地我開始猜測，雖然不一定有過爭吵和對壘，大約魯迅與同鄉的秋瑾徐錫麟有過取道的分歧。或許魯迅曾經對這位男裝女子不以為然；她太狂烈，熱衷政治，出言失度。魯迅大概覺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魯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種革命的不祥，企圖暗自掙扎出來，獨立于這一片革命的喧囂。
　　
        留學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復雜的事。留日體驗給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時會終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魯迅未必沒有感受到陳天華的受辱和憤怒，但是他沒有如陳天華的行動。或許正是陳天華事件促使魯迅加快選定了回避政治、文學療眾的道路。他的意識里，說不定藏著一絲與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頭。但是時不人待，誰知鄰居女兒居然演出了那樣凄烈的慘劇，而他自己，卻只扮演了一個“看殺”的角色！
　　
        逐漸地，我心里浮現出了一個影子。
　　
        它潛隨著先生的一生，暗注著先生的文字。我想諸多的研究，沒有足夠考慮魯迅留日十年釀就的苦澀心理。稱作差別的歧視，看殺同鄉的自責，從此在心底開始了浸蝕和齒咬。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后凋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這影子變做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
　　
        也許就是這場留學，造就了文學的魯迅。

  三

        隔開了百年之后，尋覓魯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還有思路可循，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處處伏筆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魯迅的事不能用顧頡剛的方法，但是一樣需要考據。
　　
        它不像考據山陰大禹陵；那種事缺乏基本的根據，誰也很難真能弄得清楚。魯迅的事情與我們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說壺中學術。流血的同學和魯迅幾位一體，身系著民族的精神。從一九○三年魯迅留學日本開始計算，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一九○七年徐錫麟和秋瑾死難的世紀忌日，也正在步步臨近。應該梳理脈絡，更應該依據履歷。這履歷中，有刻意而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筆。
　　
        站在紹興的路口，眺望著魯迅紀念館和魯迅故居，還有出沒著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偽。
　　
        在經歷了陳天華、徐錫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說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傷自責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辭世的所謂魯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間尺的頭和怨敵在沸水里追逐一樣——他與這個日本糾纏撕咬，不能分離。
　　
        那以后的歷史可能是簡單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執政府門前再現了紹興的軒亭口，他絕不能再一次看殺學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個日俄戰爭的幻燈片變成了身邊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純粹的文學”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陳天華那樣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陳天華那樣去表現人格。回顧他歸國后的生涯，特別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顯然他竭盡了全力。他不能自娛于風騷筆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賞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茍活者的奮斗，是否能回報殉死者的呼喚。想著陳天華和徐錫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無法掙脫一種類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國，凡標榜中庸宣言閑趣的，大都是取媚強權助紂為虐的人。同樣，凡標榜“純粹文學”的，盡是氣質粗俗的人。

        魯迅與他們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藝術、中庸其姿態——而無視青年的鮮血，
　　
        回避民族的大義。但正是他曾嚴肅地拒絕激進，選擇了一介知識分子的文學療眾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學是彷徨之路，魯迅一直掙扎在政治與文學之間。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糾纏于這兩個結；他的交友立論橫眉悅目，都圍繞著這兩件事。而這兩件事，掙不斷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線上。
　　
        時間如一個不義的在場者，它洗刷真實催人遺忘。鄰居的女兒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芻著秋瑾逆耳的高聲，一生未釋重負。魯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場之后的茍活，所以他也無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場、卻充當偽證的君子。
　　
        陳西瀅不知自己的輕薄為文，觸動了魯迅的哪一根神經。他不懂學生的流血意味著什么；他也不懂面對學生流血的題目，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言行禁忌。徐懋庸之流也一樣，他們不懂在忍受了同學少年的鮮血以后、仍然被魯迅執拗選擇了的——文學的含義。他們不知自己冒犯了魯迅最痛苦的、做為生者的選擇。后來讀到魯迅先生在當年的女子師范大學風潮之后，其實表示過對這種形式的反對：“請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他說官府“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愿，而況是徒手”(《空談》)。“我卻懇切地希望，‘請愿’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這正與陳天華無獨有偶。陳天華雖激烈殉命，但正是陳天華對那份管理規則不持過激態度。他在絕命書中寫道“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來，不要被日本報紙言中了。”激烈并不一定就是過激。雖然在這個犬儒主義國家，我們習慣了媒體和精英用過激一語四處抹煞他人價值，但是歷史多次提示著：胸懷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過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過多強調了魯迅文學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確實就在他留學日本之后的五四時期，在《新青年》的頁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種超人的水平和標準。他的最初也是最偉大的作品，都與家鄉的這兩位犧牲者、與留日的一幕有關。徐錫麟事敗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構思的時候，吃人行為就成了《狂人日記》最基礎的結構間架。魯迅在這個開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著它的摩登形式。他不僅表達了所受過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錫麟進行控訴：“從盤古開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錫麟！”
　　
        接著在短篇小說《藥》里，秋瑾被寫作了墳墓中的主人公。作為短篇小說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敘述、蘊意、人血饅頭和藥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這工整的對仗。高橋和巳聯系他在日本棄醫從文的經歷，指出“買人血饅頭吃的民眾，是圍觀同胞被當成間諜處死的民眾的延長”。
　　
        這樣寫的真實動機，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處。拋開徐、秋二同鄉的影子，很難談論魯迅文學的開端。套用日本式的說法，他們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過，兩人犧牲于革命，一人茍活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說里悄悄地獨祭，或隱藏或吐露一絲懺悔的心思。
　　
        散文《范愛農》是更直接的透露。
　　
        這個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細致的日本檔案。當然,也如一幀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魯迅還未曾找到任何一個機會來傾訴私藏的心事。
　　
        范愛農是徐錫麟創辦的熱誠學校弟子，與魯迅同期的留日學生，一個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犧牲者。魯迅借范愛農的嘴和事，不露聲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細節：
　　
        徐錫麟一黨與他疏遠的事實。“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雖然關于疏遠的原因已無需深究，但魯迅依然半加詼諧帶過了這么一筆。其次，徐錫麟剖心殉難后，他在東京留學生聚會上主張向北京抗議的細節(這個細節，正與秋瑾在針對取締規則聚會上的拔刀相應)，“我是主張發電的。”
　　
        最后，散文敘述的他與范愛農的交往，表白了他對死國難者的同學們的一種責任感和某種——補救。范愛農給了魯迅補救的機會，他們的相熟同醉，都使魯迅獲得了內心的安寧。窮窘潦倒的革命軍后來依靠著魯迅，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記錄的瀕死前范愛農的一句話，對魯迅非同小可：“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
　　
        范愛農死后，魯迅寫了幾首舊詩悼念。十幾年后寫作散文《范愛農》時他回憶了幾句，忘掉的一聯恰恰總結了這個情結：“此別成終古，從茲絕諸言。”
　　
        一九二六年這篇散文的發表，是魯迅與日本留學生糾葛的落幕。《范愛農》是魯迅對留日舊事的清理。他對一切最要緊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辯解、披露，以及批評。這是那種作家不寫了它不能安寧的篇什。我想，當魯迅終于寫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團陰霾散盡了。一個私人的儀式，也在暗中結束了。
　　
        終于魯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觀點的機會。他借王金發異化為王都督的例子，證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現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堅決地表明了自己拒絕激進、拒絕暴力的文學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襯下，這道路呈著險惡的本色。五
　　
        陳天華死后已是百年。魯迅死去也早過了半個世紀。若是為著喚起中國的知識分子， 

        也許他們真的白白死了。
　　
        誰能相信，使陳天華投海的侮辱，其實連一句也沒有說錯。“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團結”，簡直可以掛在國門上。居然一個世紀里都重復著同一張嘴臉，如今已經是他們以特有的卑劣，逐個地玷污科學和專業領域的時代了。
　　
        一百年來，中國的犬儒哲學從來沒有接受陳天華的觀點，更不用說對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錫麟和秋瑾。他們站在無往不勝的低姿態上，向一切清潔的舉動冷笑。在那種深刻的嘲笑面前每個人都又羞又窘，何況峣峣易折的魯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這種侏儒的思想，不斷戰勝古代精神的歷史。
　　
        但是，做為一種宣布尊嚴的人格(陳天華)和表達異議的知識分子(魯迅)，他們的死貴重于無數的茍活。由他們象征的、抵抗和異議的歷史，也同樣一經開幕便沒有窮期。過長的失敗史，并不意味著投降放棄。比起那幾枝壯烈的櫻花，魯迅的道路，愈來愈被證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過為茍活于志士之后而恥。由于這種日本式的恥感，他不得解脫，落筆哀晦。人譽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狹也不公。他心中懷著一個陰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陳天華，能如秋瑾和徐錫麟一樣，使傲慢者低頭行禮，使蔑視者脫帽致敬。
　　
        后來參觀魯迅的上海故居，見廳堂掛著日本畫家的贈畫，不遠便是日本的書店，我為他保持著那么多的日本交際而震驚。最后的治療托付給日本醫生，最后的摯友該是內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覺他已習慣并很難離開那個文化，使人幾乎懷疑是否存在過——恥辱和啟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學日本，宛如握著一柄雙刃的刀鋒。大義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時都在感受著，但說不清奧妙細微。這種經歷最終會變成一筆無頭債，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無論各有怎樣的不同，誰都必須了結這筆孽債。陳天華的了結是一種，他獲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結也是一種，他獲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魯迅的了結，無法做得輕易。
　　
        其實即便沒有那些街談巷議，他與周作人的分道揚鑣也只在早晚。雖然后來人們都把陳天華秋瑾徐錫麟掛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們的心境。從陳西瀅到徐懋庸，他的敵手并沒有這種心理。那些人內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靈魂的角力。而他卻常常與朋輩鬼類同行，他不敢忘卻，幾倍負重，用筆追逐著他們。
　　
        站在路口的汽車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個畫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節，魯迅站在這里，獨自眺望著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茍活著，而那個言語過激的女子卻死得凄慘。他只能快快提起筆來，以求區別于那些吃人血饅頭的觀眾。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槍的姿態，回答了那個既侵略殺戮又禮義忠孝；既野蠻傲慢又飽含美感的文化。他的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脫了那個深深刺激過他的情結。
　　
        他的了結恰似一位文豪所為——他沒有終結于作家的異化。向著罪惡的體制，他走出了一條抗爭與質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識分子的意義，對著滋生中國的偽士，開了一個漫長的較量的頭。 六
　　
        據說紹興市要斥資多少個億，重造晚清的舊貌。那邊的故居門口今年弄來了幾只烏篷船擺設，彎腰鉆進去劃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魯迅的天上盧罕(靈魂)一定正苦笑著自嘲，他雖然不能速朽，卻可以獻一具皮囊，任紹興人宰割賺錢。
　　
        既然不打算再進去參觀，我們就到了公共汽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