嘔心瀝血研天經，妙筆生花著華章

——讀《〈古蘭經〉在中國》有感

◆周宏康

  《〈古蘭經〉在中國》一書的前身，《漢譯〈古蘭經〉史話》系列文章，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阿拉伯世界》雜志刊載時，我有幸讀到部分文章，受益匪淺。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讀全，成為一種缺憾。最近在《濟南穆斯林》2007年第2期上，看到娜迪亞先生的介紹文章，知道《漢譯〈古蘭經〉史話》出版了新版擴展本，改名為《〈古蘭經〉在中國》。于是便四處尋購，終于在朋友幫助下求得一本，深感欣慰，捧讀后，得窺全貌。

  《〈古蘭經〉在中國》由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中央民族大學林松教授編撰。林先生常年研究伊斯蘭文化，著譯頗豐，他翻譯的《〈古蘭經〉韻譯本》享譽海內外。這本書封面由穆斯林青年畫家程全盛先生設計，黃色封面，在阿中文書名中間，是一本打開的《古蘭經》。給人一種古樸簡約的感覺，仿佛散發著《古蘭經》芬芳的氣息。內頁1由穆斯林學者納忠老先生用中阿文為本書題寫的書名，和老先生與作者的合影。內頁2是穆斯林學者薩里赫·李文彩先生用中阿文為本書題寫的賀辭。

  《〈古蘭經〉在中國》由“卷首群序”、“譯壇巡禮”、“短篇拾另”、“書苑漫步”、“瑰寶鑒賞”“大事編年”六大部分組成。該書從不同方位，對《古蘭經》在中國的翻譯、傳播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對二十世紀的百年中漢譯《古蘭經》各種譯本的譯文特色，譯者生平，翻譯歷程做了詳盡地分析和介紹。是一部色彩顯明，系統完整的《古蘭經》在中國的傳播學和接受史的專著。正如寧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楊懷中先生在序中說的，書中“逐一介紹譯者生平、學術經歷、治學精神、時代背景、譯經緣起、譯經過程、譯經甘苦、譯文特色和主要成就、版本概貌其資料翔實、論證公正、細譯漫品、功力深厚、視野開闊，不啻是一部漢文譯經縱覽。”

  我讀過林松先生的《〈古蘭經〉在中國》一書后，感受很多，現寫下來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卷首群序”是該書與別的同類書不同的一大特點。我們平時讀到的書籍，一般卷首僅有一、二篇序言，而此書卷首竟組編七篇序言。有已故中國伊斯蘭協會原會長安士偉大阿訇的，現任會長陳廣元阿訇的，還有伊斯蘭教學界專家寧夏社科院研究員楊懷中先生、余振貴先生和《阿拉伯世界》主編漢族學者朱威烈先生寫的序言。據林松先生自己說“這樣做不是小題大做，拉大旗做虎皮，”而是幫助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咀嚼”這部作品。“卷首群序”也的確做到了從多角度、多方位各抒己見。“序言”有的從《古蘭經》翻譯傳播過程上，有的從版本學價值意義上，有的從與伊斯蘭教文化關系上，也有從此書對我國《古蘭經》研究承前啟后價值上，以及成書過程和它本身特點上，給予充分肯定。起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效果。每篇序言都可獨立成章，篇篇都是今后研究《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二、“譯壇巡禮”是《〈古蘭經〉在中國》一書的主體。共有16篇文章組成。對二十世紀以來，14種漢譯《古蘭經》全譯本，1種經堂語譯本和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譯《古蘭經》逐一進行評述。這些譯本譯文各有千秋，無論言簡意賅的文言文，還是通俗易懂的白話文都反映了各自的專長和特色。細讀林松先生的文章可以感覺到他對每種譯本都曾做過精研細解，對每個譯本都掌握了大量真實材料。每個論點都切中要害。這從每篇文章的題目可見。他根據各種譯本的風格特點用簡明精練的詞句進行歸納總結，以充滿韻味詩意的語言作為文章題目。使讀者一目了然起到畫龍點睛之妙用。例如，對最早的漢譯本標以“吉光片羽彌珍貴，拓荒懇植勞先賢。”對我國第一位穆斯林漢譯《古蘭經》譯者——王靜齋阿訇的評論文章的題目是“傾心盡力筆耕勤，琳瑯滿目碩果豐”，對馬堅教授的譯本的評論文章標以“桃李文章譽天下，譯經宏圖貫平生”等等。這種運用醒目題目總結譯文特點，引起讀者深入閱讀興趣，這種做法，是《〈古蘭經〉在中國》的又一特點。

  三、史料翔實、論據公允，從不同側面入手，敘譯者生平，闡譯經背景，論譯者人格是《〈古蘭經〉在中國》的第三個特點。在此書中每篇評論文章都介紹了漢譯者的生平經歷，治學精神，時代背景，但林松先生對每人并非平均用墨，而是因人而異，選擇不同的切入點，言之有據，濃淡相宜。例如在評述王靜齋阿訇漢譯《古蘭經》的三種版本時，首先結合他生平經歷敘述了王阿訇尋求知識，宣傳伊斯蘭教文化力盡千心萬苦飽經滄桑變化，堅忍不拔壯志滿懷，足跡遍及全國（含臺灣）為尋求伊斯蘭真諦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跋涉之路。其次用清新剔透的語言概述了王靜齋阿訇一生對伊斯蘭教文化的兩大貢獻和七項成就。第三，詳細地評述王阿訇漢譯《古蘭經》三種版本的翻譯注釋和各自的特點。林松先生對我國第一位穆斯林《古蘭經》漢譯者的評述滿懷熱情，褒揚之意溢于字里行間，讓人倍感多斯梯間親人般的溫暖。再如，通過對海峽彼岸漢譯《古蘭經》——《〈古蘭經〉國語詳解》的譯者時子周譯經時代背景的介紹，糾正了臺灣近半個世紀以來才有從大陸遷臺的各族穆斯林的說法。他引用臺灣回族學者的考察結果得出在十七世紀延平郡王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時赴臺官兵中，便有回族人。他們駐扎在鹿港及淺水等地，并仿照福建省泉州清真寺的模式建筑了自己的清真寺。后來子孫繁衍，人口眾多，遍布臺灣西海岸。只是到了日據時代，日本侵略者推行種族滅絕政策，因教親封齋，禮拜夜聚明散以致招惹日本人猜疑而遭勒令解散。日本侵略者摧殘壓迫是臺灣穆斯林勢衰力弱的直接原因。林松先生在評述《〈古蘭經〉國語詳解》時，為我們詳盡地闡述了臺灣穆斯林發展的演變史。又如，在評述華裔學者周仲羲先生的新譯《古蘭經》時，則結合他的經歷、學歷、生活和成長環境著重分析了他的阿哈默底亞教派觀點及理論問題。周先生在翻譯《古蘭經》中，隱喻的章節（指人和事物未曾確指者，具有多種含義而難于判斷明辯者，僅有字母頗費解釋者等等）時，除在注釋中列出諸家解釋外，在正文中也進行意譯。例如第二章第一節“艾力夫，倆姆、米姆”三個字母，別的譯者僅列阿文字母讀音，而周先生卻譯為“我是全知的安拉”，對這種譯法林松先生評述時指出：“也許，正是反映了阿哈默底亞教派的觀點”，雖然有擴大讀者視野的作用，但也有揣譯妄測之嫌，與大多數經學家的觀點是不一致的。最關鍵的是林松先生在評論中針砭了周仲羲先生譯文第36章注釋中販買的“否定穆罕默德圣人是最后一位先知”的阿哈默底亞教派觀點。指出這是穆斯林最反感的。并對此觀點的淵源和阿哈默底亞教派的形成做了詳細評述。為我們提供了伊斯蘭教派史的一些翔實資料，開拓了我們的視野，擴大了我們的知識面。這種從不同側面既評譯文又評譯者的例子，在此書中屢見不鮮不再一一列舉。

  四、采用不同方法評述不同版本的漢譯《古蘭經》，是《〈古蘭經〉在中國》一書的又一特點。林松先生在譯述不同時期或不同譯者的版本時，或采用縱向比較法，或采用橫向比較法。對同一譯者不同時期的譯本多結合譯經時代背景，發展眼光用縱向比較的方法；而對不同譯者對《古蘭經》同一章節的譯文哪一種更貼近阿拉伯原文則采用橫向比較法；而更多的是用直接分析譯文的方法剖析。書中對王靜齋阿訇《〈古蘭經〉譯解》的評述就是采用縱向的一個例子。例如，林松先生本著“譯文是主體，是首要根據：解說是輔助，只提供參考”的原則，通過對王譯《古蘭經》第67章1—2節，甲、丙二版本譯文的對照得出丙本比甲本更確切的認識。通過對此章16—17節的比較得出丙本的詞序排列與阿文更吻合，句子一氣呵成，流暢順口的結論。通過對丙本輔助資料的全面分析指出：丙本倍受讀者歡迎除譯文本身優點外，“輔助材料之廣征博采，條分縷析淺注詳釋更是讀者愛惜珍視的主要原因。”運用橫向比較的實例也很多。如通過對時子周先生與王靜齋阿訇丙種本許多相同章節的比較得出從譯文本身上時本從措辭、語氣以及文風都與王譯丙種本切近，有的幾乎相同。說明兩位譯者見解相同，相互溝通或樂于借鑒。通過對時譯本注解的分析評述了其“譯句擇舊釋文納新”的特點。橫向比較的評述在《〈古蘭經〉在中國》中運用的很普遍。除上述二例外，在對馬堅先生譯本，仝道章先生譯本及周仲羲先生的譯本評述中都有運用。如對《古蘭經》起始詞中，兩個贊頌安拉的詞匯，在評述周仲羲先生的譯法時就與多位譯者譯法相比較。有譯作“普慈特慈”的、“普慈獨慈”的、有譯作“大仁大慈”或“至仁至慈”的，而周先生譯作“奉無限的博愛，永久的仁慈的安拉之名”。這種譯法明確包含了空間和時間多維度的概念。林松先生評述認為，本譯句與諸漢譯本雖略有差異，但不失為獨出心裁的體會，有其可取的價值。這種橫向比較的研究，打開了我們眼界，突出了各種譯本的特色，為百年來漢譯《古蘭經》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在此書應用直接分析評述譯文的例子也很多，不一一舉例。

  五、文章敘述明了，文字優美，寫人狀物，如繪其形，如臨其境，讓讀者有共同參與親身體驗之感。每一篇都是優美的散文。讀王靜齋阿訇追求主道的艱難歷程，眼前仿佛出現一位穆斯林長者身負水袋，拄著拐杖，在阿拉伯沙漠中步履蹣跚的跋涉著，尋找伊斯蘭的真諦。讀了馬堅先生在朝覲圣地時與敵偽組織“偽華北回教聯合會”展開針鋒相對斗爭的描述，使我們看到一個富有愛國愛教熱情青年的慷慨激昂，義憤填膺，正氣凜然的斗士形象和留埃朝覲團全體成員眾志成城，斗志高昂的英雄群像。讀了童道章先生翻譯《〈古蘭經〉中阿文對照詳譯本》首發式的描述，使我們有身處隆重盛典之中的快感。確實體現出我國《古蘭經》翻譯史上空前之舉。對江蘇伊斯蘭教協會的重視和與會者熱情真摯及童先生夫婦的喜悅心情僅用簡潔明快的寥寥數語便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在《〈古蘭經〉在中國》一書中，這樣的描述俯拾皆是，在本文不再贅述。

  六、書中的“短篇拾零”和“書苑漫步”兩組文章，是由數十篇短序和書評組成。文章雖短，但傳達給讀者不少彌足珍貴的，對伊斯蘭教文化研究的真知灼見。書的最后兩部分，“瑰寶鑒賞”、“大事編年”，用獨到的鑒賞眼光向讀者介紹了《古蘭經》在中國的木刻版、手抄善本、孤本、從版本學的角度做了考證。為我們展開了《古蘭經》在中國傳播的另一光輝側影。在“大事編年”中，編者納錦文哈吉，把從公元610—2006年的一千四百年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大事輯錄成集。為我們了解相關領域情況，回顧總結中國伊斯蘭教宗教界、學術界的成就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史料，為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發展和《古蘭經》傳播具有重大的價值和實現意義。

  縱覽全書近五十萬字，數百頁，讀來并不覺累，有讓人一氣讀完的吸引力，真要感謝林松先生為我們貢獻了一本好書。我是教門中的后學，文中肯定有不少謬誤和狂言，懇請林先生和大家批評教誨。

（作者系本市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