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占福

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發展已有135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中國歷史上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7個歷史時期。至今已發展成為有10個少數民族，2100多萬穆斯林信奉的宗教。其中1955年10月成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1958年10月成立的寧夏回族自治區，是中國穆斯林聚居最多的地方，分別為1070.6萬和186.5萬。各占當地總人口的57.99%和33.99%。其它穆斯林人口100萬以上的有甘肅；50萬以上的有河南、青海、云南、河北、山東；20萬以上的有天津、貴州、陜西、江蘇、吉林、黑龍江、四川、福建、湖南；5萬以上的有廣西、廣東、浙江、重慶、江西、西藏和海南。全國10 個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人口數為：(見附表)
　民族  人口  男性  女性 占總人口的萬分比 占穆斯林人口的％

　　回族 9816805 5002072 4814733   79.00      48.31

　　維吾爾族 8399393 4272863 4126530   67.59      41.33

　　哈薩克族 1250458 633875 616583   10.06       6.15

　　東鄉族 513805 264453 249352   4.13        2.53

　　柯爾克孜 160823 81695 79128   1.29        0.79

　　撒拉族 104503 53715 50788   0.84        0.51

　　塔吉克族 41028 20954 20074   0.33        0.20

　　烏茲別克 12370 6498    5872   0.10        0.06

　　保安族 16505 8416   8089     0.13        0.08

　　塔塔爾族 4890  2550    2340   0.04        0.02 

　　穆斯林總人口數

　　
　　20320580 10347091  9973489   163.51
（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資料）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選擇伊斯蘭教為自己的信仰，走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從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到公元16世紀才完成了10個少數民族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的過程，時間長達近千年。一般說來，新疆地區維吾爾族等民族，在形成民族后，才信奉了伊斯蘭教，而內地回族等民族，是在伊斯蘭教的維系下形成民族的。新疆和內地各族穆斯林，由于歷史發展的進程不同，形成民族的主客觀條件不一樣。因此，伊斯蘭教在新疆和內地也呈現出鮮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大大豐富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形式和內涵。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歷代中央政府也大都采用寬容的政策對待伊斯蘭教，只是在明清以后，對伊斯蘭教的政策進行了強化，引起了統治集團與各族穆斯林的矛盾，造成社會的動蕩和不安定。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伊斯蘭教開始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中國穆斯林各民族，不僅獲得了政治上的平等權利，也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力，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穆斯林愛國愛教的熱情，促進了穆斯林聚居和散居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發展。1953年5月11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北京的成立，則實現了各族穆斯林迫切希望有一個全國性伊斯蘭教組織的歷史夙愿，這是各族穆斯林長期努力奮斗的結果，也是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的空前創舉。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后，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努力加強與全國伊斯蘭教界的聯系，協助政府貫徹對伊斯蘭教的政策，在穆斯林聚居的地區建立地方性的伊斯蘭教協會組織，發揚伊斯蘭教的優良傳統，團結伊斯蘭教界積極參加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在國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反響。現在，中國各地有35000多座清真寺，43000多伊瑪目，10所伊斯蘭教經學院，數以百計的民間學習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學校，并且有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及430多個地方伊斯蘭教協會，為各族穆斯林開展教務活動服務。

　　中國穆斯林社會正不斷走向和諧與繁榮，并且把自身的發展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穆斯林認識到：“愛國、愛教”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兩者互不分離。國家昌盛才能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宗教也才能得以繁榮。中國各民族穆斯林，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穆斯林社會派生于國家大社會之中，只有中國大社會的發展，才能促進中國穆斯林社會的不斷進步。這是伊斯蘭教在中國，中國穆斯林社會形成與發展所證明的客觀事實。

　　一、經濟活動帶進的伊斯蘭文化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除傳教者的有意所為，還有穆斯林經商者的無意插柳。這與伊斯蘭教早期在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傳播多與軍事活動有關顯然是有很大的區別。唐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之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中亞等地的穆斯林商人不斷來到中國后，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交通便利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及內地的長安（今西安）、開封等地從事香料、象牙、珠寶、藥材和犀角等商品的販賣，并帶回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它商品。在長安城還有這些外籍穆斯林開的“胡店”和“波斯肆”，甚至有賣面食和開設藥鋪的。宋代時，在對外貿易方面，政府實行鼓勵通商的政策，來中國經商的外籍穆斯林商人更多，他們經營的商品主要為香藥、犀象角、珍寶三大類，香藥的經營占主導地位。到南宋末年，由外來穆斯林掌握的政府對外貿易機構——“市舶司”的收入已占到中央財政一年總收入的1/5。也就是說：對外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維持著南宋政府的正常運轉。

　　唐宋時期來到中國的穆斯林商人從短暫的寓居，到在經商地成家立業，長期定居，并繁衍后代，成為“土生蕃客”或“五世土生蕃客”。在“蕃坊”內，這些來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皆按《古蘭經》、“圣訓”和伊斯蘭教義、教規行事。為了履行宗教義務，完成其規定的各種禮儀，他們還在居住地建立了禮拜寺及公共墓地。唐代來華的穆斯林在中國所建的清真寺相傳一個在長安，即現在西安市大學習巷的禮拜寺；一個在廣州，即“懷圣寺”（亦稱“光塔寺”）。宋代則有泉州清凈寺和公共墓地的創建。另外，從杭州、揚州出土文物和北京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碑記來看，杭州文錦坊以南，揚州城東的太平橋，北京的牛街等處，在北宋末年至南宋期間，不但有穆斯林的禮拜寺，而且有他們的公墓、學校等宗教服務場所及設施。除廣州外，南宋時在泉州也設了“蕃長司”和“蕃學”。這些都表明宋代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數增多了，居住地擴大了，留居時間增長了，與當地居民的關系也更密切了。伊斯蘭教早期傳入中國時，也正是以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通過外來穆斯林的經濟活動、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的需要而傳播發展的。但此時尚未形成穆斯林社會，只是存在著僑居穆斯林工作、生活的分散的小聚居點。他們內部還是使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對外不得不學習使用漢語，但姓名、生活習俗、服飾仍保持僑民狀態，與當地的居民顯著不同，阿拉伯語言文字是他們彼此間在宗教生活上的共同語。他們所在清真寺的教長也不是當地培養，往往是從阿拉伯、波斯和中亞來的。所以在中國的史書中，記載了他們在中國從事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但很少提及他們的社會和宗教生活。在當時的中國，他們被視為在中國境內生活而游離于中國社會之外的異族群體。到了元代，隨著蒙古軍隊西征，東遷到中國的突厥語各族人及西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這些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著各自不同語言文字的穆斯林，在“回回”這個共同名稱下，以“駐軍屯牧”和以工匠、商人、官吏、學者等不同社會身份散居于中國各地。《明史·西域傳》中記載：“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元政府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蓄，以其俗而治其民”的政策，回回人被允許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因此，作為宗教活動重要場所的清真寺建筑規模、數量和分布的地區都遠遠超過唐宋時期。伊斯蘭教也隨著回回人的足跡與定居，在全國有了廣泛的傳播。元代的詔令、典章等文獻中稱禮拜寺為“回回寺”，稱教長為“回回掌教”、“回回大師”，稱伊斯蘭教為“回回法”、“回回體例”。回回人定居、娶妻、生子，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員，在伊斯蘭教的維系下向形成中國穆斯林社會過渡，并最終在明代完成。

　　二、新疆穆斯林社會的宗教文化特色

　　在伊斯蘭文化傳播影響下形成的中國穆斯林社會，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新疆伊斯蘭文化，是以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和塔吉克族為載體，通過這些民族穆斯林的信仰和社會生活實踐，并融匯、吸收了古代中國西北邊疆突厥文化成份而累積發展起來的。它與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內地伊斯蘭文化有明顯區別。新疆穆斯林社會的民族與地域特色因而十分顯著，自成體系，其中以維吾爾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維吾爾族及其先民歷史上曾信奉過原始宗教、祅教（俗稱拜火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等多種宗教。至今在維吾爾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中，仍可以看到這些宗教的痕跡。比伊斯蘭教在內地傳播晚3個世紀后，伊斯蘭教開始在南疆維吾爾族中傳播，其重要標志是新疆歷史上第一座伊斯蘭教清真寺——阿圖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公元10世紀喀喇汗王朝重要成員薩克圖·布格拉汗接受伊斯蘭教。隨之，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地區先后伊斯蘭化。13世紀初，阿克蘇、庫車、焉耆地區維吾人改奉伊斯蘭教。14至16世紀，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在內操突厥語的各個部族，操伊朗語的塔吉克人全部信仰伊斯蘭教，而被突厥化的蒙古人后裔——塔塔爾族早在13至14世紀就改信了伊斯蘭教。新疆穆斯林社會于是在16世紀最終形成。

　　新疆穆斯林社會的形成與內地穆斯林社會的形成，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不同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其表現形式也各具特色。新疆穆斯林社會早在10世紀上半期，就在喀什噶爾建立了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第一所高等經文學院——“沙其麥德里斯”，此后，又不斷根據伊斯蘭教在新疆傳播發展的需要，創建了更多的經文學院。新疆的經文學院形式上是一種宗教教育，實際上它還具有世俗教育的性質和職能，教學中不僅是宗教學的內容，還開設世俗教育的課程。因此，這些經文學院除了培養出一批批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的宗教職業者和經師外，還造就了許多文學家、詩人、歷史學家、翻譯家和其他專業人材。這是維吾爾族的一種教育形式，為新疆穆斯林社會所獨有。語言文學方面，伊斯蘭教的傳入使新疆諸突厥語民族吸收了大量中古時期阿拉伯和波斯的語文知識，創建了突厥語民族通用的察合臺文。并用這種文字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文學、哲學、醫藥學、天文、地理、歷史著作，大量介紹到突厥諸民族之中，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豐富了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內容。在文學創作中大量采用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風格，如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阿合邁德·尤格納克的長篇勸誡詩《真理的入門》等古典文學著作中，都普遍采用伊斯蘭文學詩歌形式，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開始，前而都是贊主，贊圣及贊伊斯蘭教史上著名的圣賢。詩體也多采用阿拉伯、波斯的阿魯孜韻律，即以長音節與短音節在一定形式下的變換和重復作為格律的基礎。在這類詩歌的開頭和中間，還插敘一些《古蘭經》、“圣訓”的片斷，給人以莊重的氣氛。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中的各種故事,歷代伊麻目和新疆地區和卓、毛拉等逸事，也是維吾爾文學中的重要題材。

　　新疆各族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都有大小不一的清真寺分布，它以實物形式向人們展示了新疆伊斯蘭文化的一大特色。新疆清真寺融阿拉伯和維吾爾族建筑風格于一體，呈現獨特的民族風格。清真寺形制多呈平頂或穹窿圓拱頂的廓柱結構，高聳的尖塔，是新疆清真寺常用的形制。這種建筑接近阿拉伯和波斯伊斯蘭建筑風格，而與內地清真寺殿宇式的重檐起脊勾連結構形成顯明對照。

　　新疆穆斯林社會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十分明顯，其主要原因是新疆穆斯林社會和穆斯林民族從形成起，就直接受到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中亞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很深，而中國傳統文化由于歷史的原因，對新疆穆斯林社會的影響不大，因此，從形式到內涵，新疆穆斯林社會彰顯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內容和文化特色。

　　三、內地穆斯林社會的宗教文化特色

　　內地伊斯蘭文化，是以回族、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為載體的，并通過他們的社會生活和宗教信仰體現出來。它與新疆伊斯蘭文化和穆斯林社會呈現出的特色不盡相同，從歷史形成到現狀，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跡和特色。其中以回族穆斯林社會為代表。從內地4個穆斯林民族的形成來看：回族從唐初以經商為目的外來穆斯林進入中國開始，以“蕃客”、“回回”的名稱見之于宋、元兩朝，到元末明初回族的形成，經歷了約800年的時間，伊斯蘭教在這個民族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東鄉族是13世紀蒙古軍隊西征時從中亞等地被迫東遷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撒爾塔人，在東鄉地區屯墾戍邊，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員，逐漸發展而成。撒拉族的先民是中亞撒馬爾罕（今烏孜別克境內）信仰伊斯蘭教的“撒魯爾”人的一支，后遷至青海循化，與回、藏等民族通婚發展，約在明朝中葉以后形成民族共同體。保安族是東遷到中國的中亞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與當地的回、藏、漢、土等民族長期交往，自然融合，約在清朝中期形成的民族。

　　內地以回族為代表的穆斯林社會，從形成起，就與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產生緊密的關系，并以伊斯蘭文化為“核”，中國傳統文化為“形”。回族的形成，以各種原因來華的伊斯蘭教信仰者——回回人為主，并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員而發展壯大。其聚居區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點，與其他民族在全國交錯而居，并沒聚居于某一個地域，伊斯蘭教促使和維系鞏固了回族人的宗教信仰，同時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交融。

漢語言在回族人的日常生活和對外交往中起著主導作用，而回族先民原來的母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等僅在宗教活動或夾雜在漢語中使用。歷史上回漢文化的交流在回族中很普遍，一部分回族文化人，熟練地運用漢文學的傳統表現形式來進行創作，出現了一批很有影響的文化名人。這種現象早在回族先民的時代就曾出現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阿拉伯人李彥升曾考取了進士，轟動一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也普遍被回族人所接受。隨著回族穆斯林社會的形成，回族的民族意識，即回族人確認自己歸屬回族這個共同體的思想意識也形成了。這種民族意識是建立在伊斯蘭教信仰基礎上的。對回族來說，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難解難分，是唇齒相依的關系，因為伊斯蘭教不僅在回族的精神世界中占重要地位，是溝通回族穆斯林之間社會關系的主要渠道，而且也是回族世俗生活的準則和行動的指南。既使是原來已有的其它民族的風俗習慣，一經改信伊斯蘭教或與回族通婚，由于伊斯蘭教有嚴格的約束力，也得按照伊斯蘭教的經典、教義、教規行事，重新建立一種符合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因此，就回族而言，既不是華夏大地上土生土長的固有民族，又非純粹的外來民族，而是憑借著伊斯蘭教強大的凝聚力，將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歷史沿革的人們融于一體，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員。

　　宗教信仰上，回族形成之際，由于人口有了空前的發展，清真寺的修建更盛前代，凡是有回族穆斯林的地方，必建有清真寺。中國大部分的清真寺也大都是在元明之后修建起來的。以后隨著內地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伊斯蘭教的廣泛傳播，清真寺遍布穆斯林所居各處，并成為穆斯林履行宗教義務和從事宗教活動的基地。內地穆斯林社會所建的清真寺，由于受中國傳統建筑藝術的影響，與新疆穆斯林社會的阿拉伯和中亞風格的清真寺大不相同，清真寺的結構體系和布局建筑型制出現了中伊文化交融的形式，形成了內地清真寺的中國傳統建筑風格。內地清真寺基本上都是一座、一組或四合院的形式。這種結構體系如北京牛街清真寺、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寧夏同心清真大寺等，都完全脫離了阿拉伯和中亞式的磚石結構而變為中國傳統的木結構；那些阿拉伯和中亞式的高聳的尖塔，在中國內地也由圓形、方形和多邊形轉變為中國漢制結構的樓閣形；清真寺里的門窗也由阿拉伯和中亞式的尖拱形洞式門窗轉化為山門、垂花門和月洞形等中國形式，并且具有寬敞的前階或月臺。一般大、中型清真寺的大殿，出于其建筑功能的考慮，也都采用兩個歇山頂或一個歇山頂與一個卷棚頂平接的漢制式勾連建筑。色彩上采用的是中國傳統的赭紅柱身，棕色窗門和青綠彩畫，表現了中國殿堂式清真寺的凝重與莊嚴。許多較大的清真寺還建有中國傳統的照壁或中國特有的木石碑坊。至到21世紀80年代以后，內地清真寺建筑比較多的有了阿拉伯風格，但其中也包含著中國建筑元素。

　　內地穆斯林社會的教育，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但始終與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穆斯林在中國的生存發展密切相關。在回族先民生活的唐宋時期，僑居中國的穆斯林主要進行的是一種自發的家庭宗教教育。這種教育形式實際上是家庭長輩向晚輩講解伊斯蘭教基本知識的方式。其教育內容主要是教會子女們按伊斯蘭教義、教律的要求，進行沐浴（大、小凈）、念清真言、禮拜、齋戒，以及飲食方面的禁忌等，這種教育方式是適應當時來華穆斯林們僑居生活需要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由陜西渭城回族人胡登洲創設的經堂教育，逐漸成為內地穆斯林社會伊斯蘭教育的主要形式。經堂教育是指在清真寺里，由開學阿訇招收穆斯林子弟，學習伊斯蘭教經典，傳授伊斯蘭教教義、教法等基本的宗教知識，培養宗教宣教接班人和穆斯林專門人才的特殊教育。各地的經堂學校，一般分為小學、大學兩種，其中經堂大學往往是培養阿訇的重要園地。經堂教育是完全的宗教教育，沒有世俗教育的成份在內，與新疆穆斯林社會的教育有著很大的區別。經堂教育是內地穆斯林社會教育史上影響最深遠、延續時間最長久的一種宗教教育形式，至今仍在清真寺中延續。經堂教育是在吸收阿拉伯伊斯蘭教育的基礎上，增加了符合中國穆斯林社會實際情況的內容，在形式上采取了中國私塾教育的設置，建立了一整套獨特的教學組織模式。這種教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維系、鞏固和延續內地穆斯林社會凝聚力的作用。

　　內地穆斯林社會到了明末清初，由于自身和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需要進一步加深與中國社會的溝通和解決自身的“信仰危機”，中國穆斯林的漢文譯著活動便應運而生。漢文譯著活動，簡言之，是以中國通用的漢語語言文字翻譯和注釋國外伊斯蘭教的經典，內容包括伊斯蘭教的哲學思想、歷史、人物傳記、典禮制度、民常習俗等方面。其采用的方法是“以儒詮經”，即用儒家思想和語言來解釋、宣傳伊斯蘭教的世界觀、人性論、倫理道德、宗教歷史等理念。漢文譯著活動分為明末清初和清朝同治年間兩個階段，代表人物分別為南京回族人王岱與、劉智和云南回族人馬注、馬德新。漢文譯著活動中，回族學者憑借著對中國傳統文化融會貫通的理解和對儒家理論方面的深厚功底，借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闡揚伊斯蘭教，從而把伊斯蘭文化和中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結合起來，并逐漸在社會上產生共鳴。漢文譯著活動開展的目的主要是：對穆斯林社會內部，宣傳伊斯蘭教理，維持伊斯蘭教信仰，改變過去那種“教義不彰，教理不明”的做法，使伊斯蘭教在中國更加適應并不斷發展；在穆斯林社會以外擴大影響，使中國社會各界層人士了解伊斯蘭教，做到“隔教不隔理”，不著眼于傳教，更看重理解。可以說，漢文譯著活動是內地穆斯林社會內部發起的一次護教宣傳運動，也是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一場意識形態領域中思想文化的啟蒙運動，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思想理論體系影響極為深遠。

　　從內地穆斯林社會與新疆穆斯林社會宗教文化相比較的以上這些特點來看，都有著各自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表現出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進程中的多樣性和與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相適應的途徑。但是在中國的穆斯林社會中，無論是新疆還是內地，伊斯蘭教信仰體系始終居主導地位與核心地位，它在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協調發展中，以它自身目的決定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取舍，對吸收到伊斯蘭教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質進行改造，使之不再執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而要體現伊斯蘭教的獨特內涵，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只是從屬和表層的現象。因此，中國穆斯林社會盡管存在民族和地域等方面的差異，但伊斯蘭教信仰體系的完整延續是共同的。在歸屬感上，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是友好的兄弟穆斯林民族。中國穆斯林社會是一個豐富博大的有機整體，核心的凝聚點是伊斯蘭教的信仰體系和滲透到10個穆斯林民族從精神到物質的伊斯蘭文化。從歷史到現在，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歷史進程與社會生活莫不與此息息相關。《宗教，一種文化現象》一書中曾這樣寫道：“作為民族的宗教，是與民族的文化相輔相成的。當一個民族對自己的宗教失去信仰時，他們的文化也會相應發生危機；或者說當一個民族的文化瀕于枯竭、趨向僵化時，其宗教信仰也一定發生動搖。兩都沒有誰先誰后的問題，而是俱榮俱衰、非此無彼”。伊斯蘭教與中國穆斯林社會的關系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