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丁氏及郭氏宗教信仰的變遷
            李 仁
中世紀來華定居泉州的穆斯林，進入明代后大都按照中國人的冠名方式取了漢姓，成為中華姓氏的一支。泉州穆斯林最為著名的姓氏是晉江陳埭的丁氏，惠安百崎的郭氏。伊斯蘭教傳入泉州至今已有1380多年的歷史了。丁氏和郭氏的先輩作為阿拉伯人的“蕃客”、“土生蕃客”，經過六百多年繁衍生息，他們的宗教信仰歷經歲月蒼桑，幾度變遷。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80年代初、90年代，中國的回教組織、學術界組成民族調查組先后對陳埭丁氏和百崎郭氏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田野調查，并編輯出版了一系列學術成果。時間又過了十幾年，2007年6月，筆者有幸來到惠安的白崎、晉江的陳埭，實地考察了郭氏宗祠和丁氏宗祠、陳埭回族史館，與郭氏的第19代、第23代；丁氏的第22代、第25代進行交談，并與陳埭清真寺的掌教交流。了解了一些新情況，有了新的感悟。進入二十一世紀，陳埭丁氏和白崎郭氏及其地方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足跡，引起海內外的關注；作為歷史留下的文化記憶，讓我們沿著歷史軌跡去尋根問祖，評述這一變遷。
一， 陳埭、百崎伊斯蘭教文化的變遷歷程
晉江陳埭丁氏穆斯林自始祖丁節齋（1251—1298年）于元初“自蘇貨賈于閩泉，卜居泉城”。二世祖丁嗣（1273—1300年），元至正末，三世祖丁夔字碩德（1298——1379年），攜四世丁善，字彥仁，號仁庵（1343——1420年）“徙居城南二十里許，是為陳江”（現陳埭）。但因“元季江南方亂，碩德公商販于外，往來蘇、泉之間，未有定居”。直至明初，四世祖丁仁庵方“植業于城南之陳江，因遷居焉，業日以拓，族日以大，子孫至今廣被其澤，綿綿無替”。四世祖丁仁庵為人志大，“以才略雄于里中”，原陳江的故老巨姓“擇其一、二門第相埒者與為賓禮”。自此，丁姓族人與陳江原住民，“環江居負海，而海潮所往來處居民受產以為業” ⑴。大家齊心協力，以海為家，600多年來共同開發了陳埭。丁氏先人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大約在元代到泉州，明代定居陳埭、百崎。根據陳埭丁氏家譜記載四世祖丁仁庵“眼瞳閃爍，其光晶晶；眉顱脊峭，其骨棱棱”，還保存有阿拉伯人的體質特征。十世丁衍夏所撰《感紀舊聞》所言“元前中華雖有丁，未必祖回回之教，吾家既教宗回回，而列祖世栽寬仁，所謂似其祖其非耶”。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十二世丁清撰《祭儀紀言》載：“予家世舊矣，于何家禮未定，祖從回教也。回教維何不用剛鬣，不焚楮帛，相率西而拜”。丁氏在十二世以前還遵守伊斯蘭教，在明萬歷年間，十二氏以后按朱文公漢族封建禮制定為家規，殮加衣，殯用木，葬逾時，食以豚，短短的幾十年中，陳埭丁氏信仰、祭祀、葬禮、禮拜、飲食等風俗習慣迅速改變，被漢族的禮制替代，在信仰上被閩南文化圈的雜神信仰替代。20世紀30年代，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在泉州設立分會，張玉光阿訇用回教總會撥發的款項，資助陳埭丁氏5人，百崎郭氏3人到民國時期培養回族穆斯林學生著名的學校—桂林成達師范就讀。1978年后，先后從寧夏、青海、內蒙、河北等聘請阿訇來泉州清真寺主持教務。1984年成立了“陳埭丁氏回族事務委員會”。1985年3月創建“陳埭回族史館”，館名由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題寫。1989年12月，陳埭回族事務委員會與福建省歷史學會在丁氏祠堂聯合舉辦“陳埭回族歷史學術研討會”，與會50多人，收到論文40多篇。1990年興建陳埭清真寺。1991年成立了晉江伊斯蘭教協會。1991年元月楊靜仁題寫“陳埭萬人丁”匾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埭回族史研究》一書，在全國發行。1991年、1992年回族著名人物劉樹生、黑伯理先后考察了陳埭。1993年修建泉州靈山陳埭回族墓群。1995年陳埭回委會一行，到昆明拜謁了“賽典赤瞻思丁”墓并進行了祭掃活動。1997年建民族中學，學校2002年評定為“省三級達標中學”，2003年福建省政府批準陳埭回族高考學生享受20的加分、回族家庭可生育兩胎決定。2005年晉江市首屆《古蘭經》誦讀比賽在陳埭清真寺舉行，在沙特阿拉伯、敘利亞、馬來西亞留學的三位丁姓穆斯林青年在十幾位參賽人中獲獎。2006年5月丁氏宗祠（古典而宏偉）榮膺全國第六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6月25日，阿曼駐華大使阿卜杜拉．薩阿迪參觀丁氏宗祠。陳埭清真寺建成以來，先后聘請來自內蒙古、廣西、甘肅、湖南的7位阿訇主持伊斯蘭教節日活動和主麻日活動。目前，在清真寺主持教務的是來自陜西西安的馬長安阿訇，上寺禮拜在穆斯林節日多達百人，包括來陳埭做生意的中東、全國各地、本地（主要是丁姓年輕一代，到中東各國留學的）穆斯林，平時禮拜的只有十幾人。陳埭丁氏現有人口2萬多，真正信仰伊斯蘭教的不足百人，大部分家庭是信仰佛教，還有少數信仰基督教。
惠安百崎郭氏的一世祖郭德廣自浙江杭州富陽縣遷泉州，配吳氏，生一男子洪，洪娶翁氏，生二子，次子郭仲遠生于元末至正八年（1348年），明洪武九年（1376年）率妻、子來惠安，居百崎鋪，成為惠安郭氏的開基祖⑵。據百崎郭氏族譜載“我祖（仲遠）自開基百崎以來，曾貯天經（指《古蘭經》）三十部，創禮拜寺，尊重經教，認主為本……名曰回回之教……我祖由是遵教焉”。這說明郭仲遠在遷居百崎之前已是虔誠的穆斯林。百崎郭氏傳到五世“迷染外教之風，竟蒙昧正教之則”。傳至八、九世乃出教（明萬歷年間1573-1620年）。傳至第十世宏隆公，念先人昔從清真教，又得莊、葛二位阿訇的先后啟傳，時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率本支郭姓百余人搬入泉州通淮街（今涂門街）禮拜寺居住。適逢來自云南的穆斯林陳有功都督致力復興泉州伊斯蘭教，一部分百崎郭氏的伊斯蘭教徒信仰又由廢轉興。隨著宗教人士和回族官員的離去，在此后二百多年發展過程中，百崎郭氏漢化日益加深。民國25年張玉光阿訇來泉州清凈寺主持教務，這期間百崎還保留一座清真寺，兩年后張阿訇病逝，至1949年泉州穆斯林僅有128人。20世紀50年代百崎的清真寺被拆建為民房。 1990年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百崎回族鄉（辦企業免三年稅，五年不交企業所得稅）。我們參觀了郭氏宗祠（因近年未大修，與陳埭丁氏宗祠相比，略顯陳舊。），游百崎開基祖郭仲遠與其妻合葬墓，到接官亭（相傳最初為百崎始祖郭仲遠所建。明代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曾到此訪問，百崎回族群眾籍此迎接鄭和大駕光臨，故稱“接官亭”。此亭位于百崎村頭，石砌結構，16根石柱組成一個“回”字型，旁邊有清乾隆三十六年石碑刻一尊。），全鄉三處清真寺遺址都已被民房建筑所占用，至今白崎沒有清真寺，全鄉以佛教、基督教及民間信仰為主。
二， 陳埭、百崎伊斯蘭文化變遷的原因
目前，陳埭鎮有7個回族行政村、丁氏人口達到2萬余人，人稱“陳埭萬人丁”。百崎郭氏人口也超過了萬人，自清朝以來他們就居住在百崎的9個鄉村，素稱“九鄉郭”。他們的先輩元時遷往泉州，明初定居陳埭、百崎，從明萬歷年后到清朝康熙年間，到民國時期，到二十世紀80、90年代，陳埭丁氏、百崎郭氏伊斯蘭教信仰幾經變遷，現在也只是少數人恢復了伊斯蘭教信仰。循著歷史發展的軌跡，透過層層迷霧，探究他們宗教信仰變遷的原因。
第一， 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之原因。
陳埭、百崎地處福建沿海地區，氣候溫和，雨量充沛，人均耕地少，農業有水稻、小麥，蔬菜，海洋捕撈和海洋養殖十分發達，牛羊養殖很少，生豬養殖非常普遍。經常受臺風、海潮、內澇等災害的侵襲。丁氏、郭氏在飲食上宗教的禁忌的限制，只能食清真食品，一旦他們出教飲食沒有什么禁忌，在飲食文化上就同于漢族。丁氏、郭氏祖輩在到泉州之前及初到泉州，都以經商為主，遷居陳埭和百崎以后，棄商務農，經濟生產以農業和海洋漁業為主。
丁氏、郭氏從清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以來的200年間，伊斯蘭教信仰被佛教、媽祖、基督教及其他民間雜神信仰代替。日常生活和禮制如婚禮、葬禮，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風俗節慶全部融合在閩南漢族文化圈內。陳埭丁氏每逢農歷初一、十五，信徒到江頭村的“南宮”、岸兜村的“海光堂”兩座佛廟燒香膜拜。“七娘媽”是陳埭丁氏婦女崇拜的女神，也是泉州地區漢族普遍篤信的神祗之一。2002年11月6日，陳埭回族事務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決定恢復舂冬祀祖活動。舂祀在每年元宵節（農歷正月十五）；冬祀為每年冬至（公歷12月22日），祭祀供品有牛肚、牛肉、全雞、鴨、羊肉、目魚等等。祭品變化雖然很大，但是，必有牛肉。民間有“陳埭不吃牛肉，不算陳埭丁”的說法。百崎郭氏喪葬儀式雖已漢化，但還保留一些本民族的特點。據傳，當年曾有一位郭氏老族長在臨終時留下遺囑告戒其族人“活人既吃豬肉，料難挽回；但對先人的祭禮，要力求潔凈。生者已背離祖教，死者要復返清真。”又說：“供祭不清，子孫不興，死后亦無面目見祖先于地下”。所以，直到現在百崎郭氏也就遵循這條“生吃死不吃”豬肉的規則。在喪葬、祭祀祖先時，在靈堂供桌上敬《古蘭經》一部，嚴禁上豬肉及豬油煎炸的食品，以香花、瓜果、茶葉、油香替代。飲食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另一個民族最為顯性的特征，也一個民族文化的承載物，它伴隨著民族發展的全過程，是人們了解這個民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使人們看到這民族的精神和性格。自回族形成到其發展，回族飲食有著嚴格的禁忌，回族遷居到什么地方，飲食業就發展到什么地方，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清真飲食產業。因此說，丟棄了飲食習慣，對這個民族認定有著很大的影響。
第二， 明清以來，丁氏族人大量入仕，漢化程度深，而郭氏入仕少，務農多，相對于丁氏漢化程度淺，保留一些回族的習俗。
陳埭丁從明代開始，代代都有入仕為官，考取功名，與漢族上層主流社會相融合，并且名人輩出。最先科舉中進士的是八世孫丁儀，從第十代開始，竟一連幾代人紛紛中榜。從明弘治年到清同治年間，陳埭丁氏族人登進士者12人、舉人21人，以及貢生26人、秀才105人。還留下了歷代文人著作近30種。重視教育，讀書成風，必然大大促進漢文化廣泛而深入的傳播，陳埭丁氏接受的絕大部分是漢族封建文化的精華，進入官僚階層必然要以封建道德觀念及其行為規范自己的言行，在飲食上必然依漢族的習慣。在這樣的文化變遷中，以閩南漢文化替代伊斯蘭文化的漸變過程的發生是必然的。丁氏族人中還有這樣一個傳說，十一世丁啟浚在朝廷為官時，魏忠賢拉他參加“魏黨”，他不肯。魏報復他誣告丁啟浚欺君，連不吃豬肉也作為罪狀。皇上疑惑，即命宴請滿朝文武，席上果見丁端坐不食。皇上不悅，問其故。丁答曰，我祖上不食豬肉，今吃則背祖，不吃則欺君，很是為難。皇上感于丁啟浚的坦誠，特賜陳埭丁氏可食豬肉，陳埭丁氏從此改俗。這雖然是一種傳說，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陳埭丁氏為自己出教吃豬肉，提供一個合適的理由。郭仲遠洪武九年（1376年）遷居百崎后，安份守紀，注意與漢族搞好團結，不與漢族抗爭。他們廣置田地，在重視農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漁業，經營海上航運，短短幾年人丁大增。與陳埭丁氏相反，百崎郭氏不入仕途，長期居住在百崎，默默無聞的發展。在明清郭氏祖譜上只能找到幾個小官，幾乎沒有人通過科舉考試當官。所以，郭氏族人中還保留一些伊斯蘭文化的痕跡。
第三， 長期與漢族通婚，在無意識中發生文化的替代。
據《泉州回族譜牒資料選編•陳埭丁姓部分》一書中所記載的《世表》，反映丁氏在四氏之前人口很少。從五世到十世的六代人中間，竟增至數百人之多，如十世已達240人，平均每代增加40人。從一世祖開始，丁氏與漢族通婚，極少見到與泉州的穆斯林的后裔如金、卜、馬、黃姓通婚。據族譜所作的婚配統計，一世節齋為陳氏，二世述庵為陳氏，三世碩德為蘇氏，四世仁庵為莊氏，發展到現在丁氏族人已達兩萬多人。福建的漢族是“陳林滿天下”，陳、莊為當時泉州的大族。郭氏開基百崎以后，同樣是與漢族通婚。丁氏、郭氏全部姓名都用漢族傳統的命名方式，根本看不到阿拉伯姓氏特點。代代與漢族通婚。一代一代的延續，不僅在血統上更多的注入漢族的成分，改變丁氏族人的體質特征，還將漢文化無形中帶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在這個過程中，閩南的漢文化在無意識中替代了伊斯蘭文化，丁氏、郭氏族人在漸變的過程中融入漢族之中，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基本上沒有外力的強加。
第四， “亦思巴溪戰亂”是丁氏、郭氏遷徙陳埭、百崎的直接原因。
唐宋時期的泉州，已經是世界著名的通商大港。回回上層掌管著市舶司，他們內部派系為了利益互相爭斗。當時，提舉市舶司那兀納（蒲壽庚之女婿）殺了回回萬戶阿迷里丁，奪取了兵權建立了獨立王國。不久，元順帝為鎮壓那兀納的叛亂，派陳友定率軍隊進攻泉州，從1357年到1366年的10年間，戰亂給泉州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使漢族對外族的仇恨也達到一個極點。據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修〈〈清源金氏族譜•麗史〉〉記載：“是役也，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悟（誤）殺者，發蒲賊諸冢”。“亦思巴溪”戰亂后，泉州港一落千丈，外商罕至，色目商人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尤其是蒲姓，到了明朝還禁止蒲氏入仕。嚴峻的政治環境使得身為色目人的丁氏和郭氏祖輩只能隱姓埋名，遷居新的地方，求生護族，延續祖輩的血脈，在長期的漢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改俗出教。例如，明成化年間“撒氏戊卒”案發生后，丁氏重修祖譜時，為了避免文化沖突，攀北宋漢族丁度為祖，“以昭其裔不出于回回也”。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可能是一種必然的歷史選擇，如果不這樣的話，恐怕就沒有今天的陳埭丁氏和百崎郭氏了。
第五， “掌教失傳”，使丁氏、郭氏失去了凝聚和維系族人團結的核心。
在明朝萬歷年之前，丁氏的祖輩還遵循著伊斯蘭教信仰，“殮不重衣，殯不以木，葬不過三日，肉食不以豚，恒沐浴，相率西向以拜天”。短短幾十年，丁氏就以佛教及閩南的民間宗教替代了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殮加衣，殯用木，祀有品，食有豚，天多不拜。郭氏在掌教失傳，禮拜寺消失后也就出教了。
三， 幾點啟示
今天，我們來到陳埭鎮，寬敞的水泥大道，四通八達，道路兩邊樓房，櫛比鱗次，人來人往，車水馬龍。鞋材一條街上經營戶300多家，牌樓上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為陳埭鞋材公會題寫了“陳埭中國鞋業材料市場”，年交易額達80億元。安踏、特步、鴻星爾克、361°等我國體育用品的名牌產品都出自這里。安踏運動鞋在全國同類產品評比中市場占有率連續5年位居第一。2006年陳埭回族社區7個村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5•3億元，工農業總產值185．6億元，上交國家稅收7•83億元，培育規模以上企業212家，其中產值超億元的企業有41家。百崎回族鄉有大小工業企業100家左右，2006年工業產值25．1億元、農業總產值320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7313元，擁有9艘4．5萬噸位的海上運輸能力，全鄉上繳稅收4072萬元。在經濟發達的陳埭鎮、百崎鄉隨處可見佛教的廟宇、供奉的馬祖、民間的神靈，還有伊斯蘭教的清真寺。經濟社會的發展使陳埭、百崎人民安居樂業，政通人和，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多種宗教景觀的林立，現顯多元文化的并存，告訴人們陳埭、白崎多元文化的歷史與變遷，預示她的發展與未來。
第一，族與教的關系   張承志在《路上更覺故鄉遙遠》一文中談到鄭和時說：“在鄭和的政治軍事外交生涯中，族與教的影子顯然很薄，他與回族回教之間的關系，嚴格地說是在分離告別，而并非歸回依附”⑶。縱觀陳埭丁氏、百崎郭氏在族與教的關系上，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有相似的一面。斯大林在提到民族定義時說“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這一理論上的概括是國家層面上的“民族”（nation）， 但是，我們常常將其普遍化，更多的運用于像漢族、藏族、回族這類人們共同體，而這類共同體在西方叫“nationality”（民族實體）或“people”(人群)，不能叫“ nation”⑷.從民族的同質性界定民族往往會忽視民族內部的異質性，我們必須承認民族內部的差異，才能全面的理解民族這個人們共同體的特征。中國回族是從不同的民族（已經形成的民族）中分化出一部分人群重新組合形成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搞清楚這一民族形成的環境及條件尤其是宗教在其中決定性的作用，是我們解析陳埭丁氏及百崎郭氏對待族與教關系的關鍵。中國回族形成的大前提是13世紀蒙古西征中大規模東遷穆斯林進行的民族遷徙，來自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穆斯林，以貴族、官員、軍人、商人、宣教人員、工匠等身份進入中原大地，分散在中國的各個地方，經過文化整合，最后形成了回回民族。在這個重新組合的過程中，以一神教為核心的伊斯蘭教文化比較成功與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相對接，形成了源源流長的回族伊斯蘭文化。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這一過程中，也有很少一部分、局部地方的穆斯林因種種原因，吸收了漢文化融合到漢族之中。陳埭的丁氏、百崎的郭氏就是典型。我國回族形成于明代前期，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丁氏、郭氏基本漢化，經過明清、民國及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間雖然有反復最后還是完全漢化了。“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伊斯蘭教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種宗教，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將信仰伊斯蘭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確地區分開來”⑸。所以，中國回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宗教性及禮俗性的特點十分突出，正是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將不同的人群凝聚起來組合成一個新的民族。在我國回族發展中，從元代開始宗教世家就開始出現，回族無論遷徙到什么地方，清真寺就出現在什么地方。清真寺成為強化民族意識，維系民族情感的中心，守教與守俗成為回族穆斯林的標志。在我國回族遷移史上有三種情況：1，回族分散到其他少數民族地方，經過發展成為這些地方伊斯蘭教發展的代表。例如，清代杜文秀起義失敗后，逃到藏族、白族、傣族地區的回族穆斯林，人口數量在當地不站優勢，但在文化上與所在地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商業文化彌補了所在地民族的不足，回族善經商贏利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經貿交往，活躍了當地民族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改變了他們不善經商的觀念。與當地民族婦女通婚，穿當地民族服裝、說當地民族的話，在一些具體的物質文化上融入到當地民族中。但是，在他們居住的地方都建了禮拜寺，在宗教信仰、婚喪、飲食方面仍保持著穆斯林的傳統。回族的節日、婚喪、飲食、行為等風俗習慣來源于伊斯蘭教文化，文化的相同性，也使族與教達到了一致，他們被稱為藏回、傣回、白回，又使精神的因素與物質的因素達到統一。法國學者莫里斯．迪維爾熱（ Maurice Duverger）指出，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可以分為兩部分：人的要素和文化的要素。“這兩種要素不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實體，而是同一個實體的兩個方面。任何集體、團體、社會都不僅可以確定為一種有互動作用的人類集合體，而且可以看做是一種價值、準則、信仰、習慣、技術、方法、行為的集合體，這些恰好構成一種文化。人類集合體之間的一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文化共同點” ⑹。散居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的回族，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長期與藏族、傣族、白族、蒙古族生活在一起，并與之通婚聯姻，在體質上、在物質生活上受到他們的影響。但是，他們的文化共同點又使他們與其他民族相區別，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達到民族的認同。2，大量的回族集中遷往一個地方，后來成為回族人口最為密集的地方。清同治年西北回民起義失敗后，清政府把幾千陜西渭南地區的回族，整個鄉莊、整個村莊的遷往化平（今寧夏涇原縣），他們本來就是虔誠的穆斯林，由陜西遷往寧夏，在一個小地方人口集中，面對殘酷的現實，為了生存下去，為了抵制儒化教育，他們首先是將簡易的清真寺蓋起來，在荒蕪人煙的化平，披星戴月，篳路藍縷，默默堅守心中的伊斯蘭教信仰，使其變成強大的精神動力，宗教的認同強化了涇原回族的民族認同。今天的涇原縣是我國回族人口最多的縣。他們形成了本土化特色很濃的西北回族伊斯蘭文化。所以說“宗教是民族文明的根源和生機，宗教文化在各個民族的歷史之中，往往是各個民族之間相與區別的一個文化標志” ⑺。3，遷移的時間比較早，人口少，遷移的地方是漢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經過長時間的融合最后同化到漢族中，陳埭丁氏和百崎郭氏最為典型。張承志曾說：“致使中國史上的回族人物孤獨的原因，還不僅是血統的、前定的因素。除開步入中國文明的上層---中國文化界之后必然遭遇的融化、自卑，以及與中國文化界并立爭雄之后的遠離家鄉之外，回族優秀人物處境艱難的原因，正來自于回族內部”（8）。這是一個深刻的命題，我們返觀陳埭丁氏、百崎郭氏發展歷程，丁氏族人在明清兩朝出現了一批優秀的人物，但是，他們擠入封建上層的代價是遠離自己的民族和信仰，這也是他們開始時十分痛苦的選擇。由此就會感到回族人尤其是優秀人物自身肩膀上承擔多么大的責任。明清時期以來統治階層及知識階層不理解伊斯蘭文化，歧視回族風俗習慣，尤其是西南、西北回族起義失敗后，大量的清真寺被拆毀，宗教人士被流放到邊荒地帶，強迫回民養豬吃豬肉。這些歷史記憶銘刻在回族大眾（底層）的心靈深處無法舍去。所以，回族往往拿是否守俗看堅守宗教。守俗意味守教，背俗便是背教。吳鑒在《清凈寺記》稱“雖適異城，傳子孫，累世不替”。伊斯蘭教植根于中國回族穆斯林日常生活，流淌在他們的血脈中，使他們相望相守，“宗教及其信仰成為民族文化或民族亞文化的主要表達形式”（9）。
陳埭丁氏和百崎郭氏從明代中期開始，失去伊斯蘭教信仰和回族的風俗習慣，信仰佛教及閩南漢族的民間宗教，用閩南漢族的風俗習慣替代回族的風俗習慣。例如，遷移到臺灣的丁氏族人，只知道他們來自大陸的陳江，完全遺忘了自己是陳埭的“回丁”，加入了“漢丁”的全臺丁姓宗親會。亨廷頓在談到伊斯蘭教復興時說“當經濟發展使亞洲變得日益自我伸張時，大批穆斯林卻同時轉向伊斯蘭教，把它作為認同、意義、穩定、合法性、發展、權力和希望的本源”。20世紀80年代初，在陳埭有識之士的活動下，開始了恢復民族的本來面貌，得到了政府的確認，并在1990年新建了陳埭清真寺，聘請了開學阿訇，民族宗教意識開始了回歸。由于經歷了幾百年的歷史，積重難返，陳埭大部分丁氏族人，無論從信仰上，尤其是生活習俗上全部漢化，雖然他們一再講自己是回族，但族與教是分離的。有信佛教、基督教、民間宗教、伊斯蘭教，宗教信仰呈多元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陳埭丁氏部分青年到內地的伊斯蘭教經學院學習，然后到中東阿拉伯國家留學，還有民國時期到成達師范上學的老人。正是這批丁氏青年才俊與清真寺（1990年以來，聘請的阿訇都比較年輕）阿訇一起，在民族中學、在清真寺內舉辦伊斯蘭文化講座、阿語班，主持每年伊斯蘭教的開齋節、古爾邦節、圣紀節，使許多丁氏族人恢復對祖教的記憶，開始了伊斯蘭教信仰的回歸。20世紀90年代以來，陳埭丁氏人口增長很快已超過了2萬多人，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成為我國鞋業原材料的集散中心，我國體育用品許多名牌產品都出自這里。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聯系，重視教育，興辦民族中學，落實回族高考生加20分和回族可生兩胎的政策，派丁氏子弟到阿拉伯國家留學，擴大與阿拉伯國家的經濟交流與貿易往來，伊斯蘭教作為共同信仰和共同文化，無論與阿拉伯國家還是與內地的回族穆斯林，大家作為認同、發展、希望的標志。十幾年來許多阿拉伯國家、內地回族自治地方的領導、回族知名人士和宗教人士、新聞媒體、企業界、群眾團體到陳埭參觀考察。并與國外的、臺灣的丁氏族人，與菲律賓聚書丁氏宗親會、菲律賓清真五姓聯宗總會加強聯系，擴大交往。例如，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泉州召開，四十多位阿拉伯國家的官員、專家學者及國內的回族界的專家學者、國外的丁氏宗親會代表到陳埭丁氏宗祠考察。這些活動擴大了陳埭的知名度，促進陳埭回族伊斯蘭教的發展，強化了丁氏族人對回族伊斯蘭教的認同與回歸。“不論世界上的幾大宗教—西方基督教、東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道教和猶太教---在何種程度上把人類區分開來，它們都有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各文明的人民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價值觀、制度和實踐”（10）。丁氏對祖教記憶的回歸，是多種文化平等相處的歷史回應。
第二，一神崇拜、教主崇拜、祖先崇拜。伊斯蘭文化的核心是安拉本體論，論定安拉造化了天地萬物人類，安拉的大用顯示在他的創造物之中，人在造物主面前最終是無能為力的，只能做一個“自覺的順服者”（穆斯林）。所以，《古蘭經》言“真主，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伊斯蘭教傳人中國后，中國的知識階層也給予同樣的理解。陸容《菽圓雜記》中說“回回教門異于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伊斯蘭教擁有一神教的世界觀，是人類最基本的認識論真理之一。從宋元開始經歷明清到現在，在中國的縣級建制的地方有二萬多座清真寺，清真寺成為宣傳教義，團結穆斯林的中心，將穆斯林凝聚在安拉的名下，為了回族穆斯林的事業而奮斗。中國歷史上有摩尼教、猶太教、祆教傳入后先后消亡，只有伊斯蘭教在今天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教主崇拜來源于伊斯蘭教神秘主義蘇非派。我國西北地區的回、東鄉、撒拉、保安等族穆斯林，元明以來遵行中國伊斯蘭教格底木教派。自清初以來，隨著伊斯蘭教蘇非派的傳人，蘇非派的教理在西北地區得到廣大穆斯林的崇信，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庫布忍耶四大蘇非派別（即四大門宦）。蘇非派宣傳一般的教眾要靠近真主，求得解救，來世進入天堂，就必須有導師（穆勒什德）的引導。世俗社會的發展使導師制演變為門宦制，門宦的掌門人集導師與教主為一體。教主歸真后要建拱北、教主生前講經辦教門的地方修建道堂，供教徒們朝拜。教主崇拜之所以在西北地區盛行，是因為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來，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起義遭到了清政府殘酷的鎮壓，輩輩教主不是流血犧牲就是被流放到荒蕪煙瘴之地，哲赫忍耶大量的信徒被殺害，許多清真寺被拆毀，剩下的老弱病殘被遷趕到不適宜人生存的蠻荒之地自生自滅。因此，哲赫忍耶的教主崇拜更為突出。例如，在他們看來馬明心被承認為“穆勒什德”（導師、引領者），是“替主揚法，替圣傳道”的人，他是“尋道者的方向，善人的克爾白，殉道者的首領，替安拉行道的革新者”。只要他走到那里都可以把散居四方、素不相識的的教眾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為共同目標而戰斗的集體，大家彼此以“多斯梯”（兄弟）相稱，群以相稱為“多斯達尼”（弟兄們）。在今天的西北、東北地區有許多哲赫忍耶教主的拱北，供教眾參拜。每年哲赫忍耶的馬明心、馬化龍、馬進西、馬元章等“老人家”的忌日，都要舉行有好幾萬教眾參加的聲勢浩大的“爾麥里”活動，緬懷他們的豐功偉績，給后輩的“多斯達尼”留下永久的紀念。
朱天順在《中國古代宗教初探》一文中闡述：“祖先崇拜是鬼魂崇拜的產物，是鬼魂崇拜的一種形式。祖先崇拜的對象，就其本質來說也是鬼魂，但它與崇拜者之間被認為具有血緣關系，崇拜者對鬼魂有祭祀的義務，鬼魂被當作保護本族或本家庭的神秘力量而崇拜”。祖先崇拜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作為一種民俗被傳承下來，特別是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漢民族尤為重視。在宋明理學盛行的閩南漢族中對祖先崇拜更是重視無比。宗祠，亦稱家廟、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之所在。朱熹在《家禮》中規定，“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祠堂被視為高于一切，關乎家族命運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丁氏宗祠始建于明永樂初（1403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對宗祠進行了擴建，奠定了今天的雛形。在清朝分別在1685年、1704年、1723年、1859年、1889年進行了重修。1984年和2001年又進行了兩次大修。根據丁氏祖譜記載，在16世紀初丁氏宗族還保持著伊斯蘭教的禮拜方式，同時祭祀祖先的活動仍然進行。不同的是“祭不列品”。明朝中期后丁氏祭祀開始“祭列品矣”，祭祖儀式向著“漸變以合于禮”發展然后徹底的漢化。祭祀活動曾經中斷過很長一段時間，2002年丁氏祠堂重修后恢復原設在中堂的列祖列宗考妣木主牌位（顏色是綠色的），制定了祠堂舂、冬祀祖的“規例”，恢復了春冬二祭。在祠堂的回字型的院子內，有“陳埭回族史館”，用多種圖片、史料介紹陳埭回族的發展歷程。“人文蔚起，代有簪纓”，“舉科名者，復踵相接”，正是陳埭丁氏宗族歷史上的一大靚點。丁氏祠堂功能之一就是“榮宗耀族”，陳列著明清時期進士14人、舉人24人的名錄，高掛著“六子簪纓”、“父子進士”、“兄弟科第”的匾額。丁氏祠堂實現著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關系的整合，更重要的是喚醒大多數丁氏族人對“祖教”的記憶。
 “伊斯蘭教是一個絕對的信仰，而且在這一點上更甚于基督教”（11）。伊斯蘭教傳人我國后尤其到了清朝，各種伊斯蘭思潮進入我國西北地區，在當時清政府統治下的政治環境，加之各種自然災害，回族大眾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這就為各門宦教主崇拜提供了豐富的基礎，教主崇拜是中國回族伊斯蘭文化的產物，而祖先崇拜則是典型的漢文化的結晶，它已經脫離了伊斯蘭文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伊斯蘭文化并存，發展到近現代在祖先崇拜的祭祀儀式上只是存留了伊斯蘭教習俗的遺跡，實則是一種“使不泥于其教，亦不背于其教，變而通之，與時宜焉”的無奈之舉，這是實踐理性的靈活表現，完全偏離了一神教思維路徑，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丁氏族人越來越來融入世俗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創立輝煌的成就。
第三，文化融和、文化沖突、文化和諧。“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們都包括‘價值、規則、體制和在一個既定社會中歷代人賦予了頭等重要性的思維模式’”（12）當一種文化隨著特定的人群進入另一個文化圈內，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化體系要想得到發展，必須有一定的人口、識字率、經濟實力、意識形態能力。這些條件具備之后，就要主動吸收融和主體文化先進的東西為我所用，形成具有自己特點的文化體系。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的差異必然會發生文化沖突。例如，伊斯蘭教觀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超越并結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儒家文化體系是一種倫理型的實踐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將政教相分離。伊斯蘭文化是一種商業文化，它保存了許多古希臘羅馬科學、哲學的精華。而儒家文化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兩種文化在博弈的過程中沖突在所難免。中國回族穆斯林比較成功的吸收融合了漢文化的精華，在與主流的漢文化的博弈中，沒有被漢文化同化，形成了中國回族伊斯蘭文化體系。“文化的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13）。 
第四，歷史認同、民族認同、宗教認同。從晉江丁氏、百崎郭氏宗族發展的歷史進程看，實際存在著歷史認同、民族（種族）認同、宗教認同的過程。“所謂‘認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承認民族內部族類、文化、語言、習俗的多樣性，認同民族間的同質性，才能達到文化的和諧。信念上與他人或其他對象連接為一體的心理過程，也可以說，認同就是一種歸屬感”（14）。一般來講，對歷史的記載和闡述也稱為歷史，“歷史認同”實以“集體記憶”或“共同記憶”為基礎，一旦記憶消失“歷史認同”也就會隨之改變（15）。因此，“歷史認同”的先決條件是保留“歷史記憶”，一個失憶的民族，也就無從產生歷史認同。民族是人類的一種群體分類，民族的構成要素有物質的基礎和精神的基礎，一個民族精神基礎的深層結構是歷史的認同，強烈的歷史記憶增強了一個民族的歷史認同感和凝聚力。丁氏、郭氏宗族經過600年的發展，至今仍然認同和保留著自己宗族的“歷史記憶”，他們修家譜、族譜、建陳埭回族史館、舉辦“陳埭回族歷史學術討論會”、赴昆明拜謁賽典赤．贍思丁墓。歷史記憶的回歸與強化，使丁氏、郭氏加深了對自己民族的無限熱愛。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自覺認知，民族認同的基礎是文化也是其存在的根基， 認同的歸結點常常指向血統淵源，在民族構成要素中人們自覺與不自覺地將民族與血緣聯系起來，民族認同的這種血緣溯源傾向于早期民族的血緣性，現代民族的血緣溯源指向是對血緣民族時代的一種歷史記憶，在這種記憶下，民族認同也比其他認同有了更強的聚合性。民族認同有其傳統的認同方式，大都以血緣、語言、宗教、文化傳統和民間習俗作為民族認同的資源。丁氏與郭氏在民族認同上多以宗族血緣、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為主要方式。1985年成立了陳埭回族事務委員會、1990年正式成立了百崎回族鄉（福建省唯一的回族鄉）。陳埭丁氏族人新修了以“回”字型的建筑形式寓意回回民族特點的丁氏宗祠，恢復了冬舂兩祭，75位列祖神主牌晉入神主龕（以綠色為主），祀不列品。誦祝文、上清香、獻鮮花。重修泉州靈山的陳埭丁氏一、二、三世祖墓，廣泛聯系菲律賓、泰國、臺灣地區的丁姓族人。百崎郭氏重修了開基祖墓和“回”字型的“接官廳”，他們現在仍然保持著星期五（主麻日）不食豬肉、家中老人去世不供豬肉制品的遺俗。丁氏、郭氏的民族認同強化族人間的民族認同感，促進民族團結，現在他們對外都稱回族，廣泛地與全國各地的回族聯系，擴大陳埭、百崎回族的影響。宗教對民族尤其是民族認同有著重要的影響。宗教是民族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民族認同的重要標識，在一個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宗教還是民族分合的特定因素，一個民族因信仰不同的宗教而發生分離，不同的民族也因信奉同一種宗教而聚合為新的民族。在構建族源認同中，不同來源的民族因信仰某種宗教而重構相應的族源，形成相同的族類。宗教在族際認同中表現的最為強烈。伊斯蘭教在回族的形成過程中，一定意義上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經過600年的發展，佛教、基督教、閩南民間雜神信仰代替了大部分丁氏、郭氏族人祖教即伊斯蘭教的信仰。但是，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丁氏中許多老人與赴中東伊斯蘭國家留學的青年一代發起共鳴，回歸祖教，增強族人的宗教認同感。1990年新建陳埭清真寺，1991年晉江伊斯蘭教協會在丁氏宗祠掛牌成立，清真寺的阿訇組織西北、陳埭的回族穆斯林與在晉江經商中東穆斯林，過好一年一度的圣忌、開齋節、古爾邦節，舉辦《古蘭經》誦頌比賽。對宗教的認同使年青一代的丁氏回歸于伊斯蘭教，同時由于對伊斯蘭教的認同，使得陳埭丁氏擴大了與世界穆斯林國家的文化交流，經濟聯系與合作，促進了陳埭經濟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
       晉江丁氏、百崎郭氏族人經歷數十代的發展，現在大部分已經不信仰伊斯蘭教、吃豬肉、以閩南漢族禮教習俗替代回族穆斯林的習俗。但是，他們仍然有著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對回回民族有著深厚的感情。在這里如何看待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的關系。在民族認同中，民族成員共同的歷史記憶顯得非常重要。中國古代學者有“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警語，歷史的失憶必然會產生對民族或國家的疏離感，逐漸的在自我意識中不認為是這個民族的一份子。正是這種強烈的歷史記憶，使陳埭丁氏、白崎郭氏傾向于民族認同，首先他們采取國家認同，在得到國家認可的前提下，促進民族認同。對民族認同“采用國家認同方式，并以公民身份、現代政治認同的前提，特別是后一種民族認同方式，對于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尤其顯得重要”。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陳埭、百崎經濟發展得到了迅速發展。經濟的發展，文化的交流，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回族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不斷發展的民族的存在，更增強了陳埭丁氏、百崎郭氏與全國回族的認同感。宗教是一種文化，他沉浸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精神意識之中，很難在短時間內用一種宗教替代另一種宗教。陳埭丁氏族人先易后難 ，先從青年人抓起，進行宗教的回歸，對伊斯蘭教的認同隨著歷史的進程而加強。這就給人們提出一個新的課題，如何看待這里的回族，回族究盡如何構成、如何定義，如何區分。這些都需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第五，對外交流的加強，對外貿易的擴大 ，東南沿海地區的伊斯蘭教有回歸與復興的趨勢。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對外交流的加強，對外貿易的擴大，綜合國力的增強，吸引了大批的外國客商，包括中東阿拉伯國家的穆斯林商人，還有中國中部、西部的回族穆斯林商人，他們紛紛進入東南沿海經貿發達的地區，他們的到來也帶來伊斯蘭教的傳播，使東南沿海地區的伊斯蘭教有了回歸與復興的趨勢。有下列三種形式：1，古老的大都市。如廣州、泉州、杭州。這些城市在宋元時期伊斯蘭教就已經傳人，并建有古老悠久的清真寺。廣東省的回族穆斯林2000年人口普查時有28727人，目前上升到14萬人，有10萬是外省來的。廣州光塔清真大寺所在的光塔街顯然成為了一條穆斯林街區。泉州清凈寺所在的涂門街周圍以青海、甘肅穆斯林為主。2007年12月阿曼蘇丹卡布斯陛下出資50萬美元修建清凈寺新禮拜堂，新禮拜堂的建成使這座千年古寺大放光彩。杭州、嘉興在年內要 新建擴建清真寺。青海的回族穆斯林在上海市開3萬個清真飯館。2，新興的工業、商貿城市。如浙江的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目前有2萬多穆斯林，外國的有13000多人，中國西部的近萬人，義烏清真大寺是政府批準興建，可同時容納5000人禮拜。柯橋是“中國輕紡城”，是紹興縣的一個鎮。1949年以后幾乎沒有回族穆斯林，近年來外國穆斯林有3000人，回族穆斯林6000人。紹興縣政協委員在2007年的提案中要求政府興建清真寺，滿足回族穆斯林的宗教需求。浙江臺州市民族宗教局許可在市經濟開發區設立首個伊斯蘭教禮拜活動點，結束了臺州沒有伊斯蘭教活動場所的歷史。3，新興的鞋業城市。福建晉江的陳埭鎮是“中國鞋業原料基地”。1990年新建清真寺。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穆斯林來到這里進行鞋類、運動服裝的貿易，世居陳埭的丁氏回族穆斯林的后代，從阿拉伯國家留學回來，在進行商業貿易的同時，舉辦各類學習班，宣講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為陳埭伊斯蘭文化的回歸做貢獻。
     中外穆斯林涌入東南沿海許多城鎮，隨著他們的定居，與回族穆斯林、漢族的通婚，形成了圍繞清真寺的居住、禮拜、飲食、學習、醫療衛生、公共墓地為一體的穆斯林社區。我們可以預見經過數年的發展，中外穆斯林經濟實力的增強，人口的增加，東南沿海的伊斯蘭文化在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史將會有一個回歸和復興。
          
注釋
⑴引自《陳埭回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此文凡注丁氏族人的資料都出該書，不再注頁碼。
 ⑵引自《百崎回族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此文凡注郭氏族人的資料都出該書，不再注頁碼。
⑶ （8）楊懷中《回族史論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
⑷《政治因素依然是民族問題的首要原因》《中國民族報》2007年6月22日第六版
⑸（10）（11）（12）（13）［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5、111、370、298、369
(7)(9)《宗教、民族認同及其與社會和諧之辨證關系》學術中國網
（14）《歷史認同與民族認同》《歷史教學問題》2001年1期

參考書目
①莊景輝《陳埭丁氏宗祠》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楊懷中《回族史論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周傳斌《回族文化與歷史論集》寧夏2004年版
④陳國強《福建回族史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⑤許在全《泉州文史研究》第1、2集，中國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
⑥陳埭回委會編《陳埭回族史館》2002年
⑦丁顯操《2007年陳埭回委會工作回顧》晉江政務網
⑧《陳埭回委會成立二十周年大事記1984—2004年》晉江政務網
⑨郭成美《當代“蕃坊”的崛起—義烏穆斯林社區發展歷程的初步調查》《寧夏穆斯林》2007年第2期第20頁。 
       ⑩《再談當代“蕃坊”的崛起》《伊斯蘭文化研究》2007年第4期

   后記：對陳埭丁氏和百崎郭氏伊斯蘭教文化的變遷，15年前筆者就有了解和關注。因當時資料有限，信息不暢，又無條件實地考察，難以成文。沒想到十幾年后能到福建掛職，業余時間到陳埭和百崎實地考察，靜下心來，整理出這篇文字。也是這段時間在福建工作和學習的記憶。于2007年8月20日晚。
（作者：李仁  單位：寧夏回族自治區辦公廳  研究生學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