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出版之際
      王建平、白潤生
相比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典籍整理和出版，中國伊斯蘭教的典籍出版和整理的系統工程相對要遲緩一些。我們這里除了有一套《中國回族和伊斯蘭教典籍匯輯》以外，好像在出版中國伊斯蘭教的漢文著述，特別是從中國穆斯林學者角度撰寫的宗教著作的匯編是很少見之于世。那套《中國回族和伊斯蘭教典籍匯輯》還是上世紀80年代時期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包括的書種類不算多，但是填補了中國文化史上有關中國伊斯蘭教界為學術研究和維系宗教傳統而系統地出版文獻著作的空白。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出版又一套匯編了從清朝到民國中期的由大多數清真寺自行出版的并由中國穆斯林學者著述的伊斯蘭教典籍文獻集，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大的事件。在此付梓之際，我們很想把出版這套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的目的和長久的思想心路旅程呈現給廣大讀者以分享這份歡愉。

1，中國伊斯蘭教發展的漫長曲折歷史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有1350多年的歷史。雖然與中國本土宗教的歷史相比，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占據的時間段不算很長，但目前已發展到擁有4萬座清真寺，宗教寺廟數量在全國各宗教中雄據第一；加之有10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總計人口達到2000多萬，也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與其人口規模和分布的地理區域范圍相比，伊斯蘭教的影響遠遠要超過上述的統計數字所顯示的象征力量，這因為中國伊斯蘭教已經成為中國華夏文明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我們周圍生活的穆斯林群眾也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近鄰和兄弟朋友。放眼現代化的都市社會上海，行走在大街上就很容易看見外地穆斯林開設的清真餐館和蘭州牛肉拉面館。當伊斯蘭教的節慶來臨時，上海7座清真寺周圍的居民小區和街坊就會目睹成群結隊的穆斯林群眾禮拜和喜悅歡慶的壯觀景象。如果從中國的東南沿海順著到西北邊疆地區的方向沿途考察，伊斯蘭的文化氛圍和生活特點隨著西向將會愈加濃厚，你就會真切感覺到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它所代表的伊斯蘭文明是中國多元文化和多元社會中的一個閃閃發光的亮點。
面對日益走近我們生活的中國伊斯蘭教，我們必須了解它和理解它，同時還必須熱情地接納它，讓它與我們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為建設偉大和燦爛的中華文明貢獻所有的力量。那么怎樣理解中國的伊斯蘭教，如何學會與中國穆斯林共同相處？學習和了解中國穆斯林先賢們撰寫的有關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共建和諧社會、使伊斯蘭教適應中國現代社會的建設以及讓宗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艱巨努力的重要組成部份。為此，我們編輯和出版了收集到的近50種、過去一直珍藏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中，它的內容包括從清季到民國中期時期在穆斯林民間出版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文獻。
如同這些簡樸的木刻版本或石印版本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那樣，中國伊斯蘭教的1350多年的歷程是曲折和不平坦的。伊斯蘭教進入中國是在盛唐，當時穆斯林的商人和外交使節來到長安和南方及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行商貿易或親善修好，許多人就定居下來與中國婦女通婚，生兒育女并形成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社區或社團——當時在史書上作為“蕃坊”記載的聚集點。當然還有一部分穆斯林士兵在“安史之亂”被平息后被唐朝政府作為朝廷對其戰功的獎賞而安置于秦淮地區并獲得永久定居。在“蕃坊”中生活的穆斯林雖然與中國婦女通婚，但在文化上相對保留了他們來自于西域故鄉的獨特性。他們仍然依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亞地區的伊斯蘭生活方式在“蕃坊”中日常起居。他們建造的一些清真寺典型地反映了西亞和中亞的伊斯蘭教建筑風格，像廣州的懷圣寺和泉州的圣友寺等。當然，也有些清真寺是結合了中國寺廟建筑風格而修建的。盡管已在中國生活多年，這些外來穆斯林仍被當地人稱為“胡人”或“胡商”，或“蕃人”、“蕃商”，很少與他們周圍的中國市民社會發生密切的交往和聯系。因此在唐末的黃巢農民起義中，廣州的外國商人包括大多數穆斯林商人遭到了農民起義隊伍的洗劫。在揚州田神功率領的地方軍隊也對那里的穆斯林商人進行了劫掠和殺戮。這種相對隔絕于世的“蕃坊”生活一直延續到宋朝。唐宋時期，伊斯蘭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除了在經濟和貿易以外，很少體現于中國主流文化和大眾社會。這種文化上的隔絕和互不交通在杭州釀成了“蕃坊”中的新婚穆斯林夫婦舉行伊斯蘭文化形式的婚禮時與穆斯林客人一起被站在屋頂上好奇地偷窺的漢民鄰居重壓塌垮砸死的慘劇。
此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元朝。蒙古游牧民族的軍隊首先是征服了中亞和西亞某些地區之后再征服了中國的，因此在蒙古人的軍隊中裹挾了大量色目人或回回士兵、工匠等。雖然回回穆斯林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其地位和待遇相比大多數漢族人一般要優越得多，但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獨特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仍然受制于蒙古人并且與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居民漢民族保持了較少的聯系而游離于主體中華文化之外。除了與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婦女大量通婚以外，回回穆斯林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相對優越性，加之在財政收稅、工商行政和軍事征戰方面的深入參與蒙古人貴族的統治而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而與漢民族有一定的隔閡，因此在朝廷中，色目官員與漢族士大夫階級的關系時有緊張。隨著元朝末期的社會矛盾的加劇，明末農民起義在推翻元朝蒙古貴族的統治斗爭中也有遷怒于包括回回穆斯林的色目人群體的現象。這說明中國普通民眾對當時承載伊斯蘭教的“回回遍天下”的分布格局和文化生活方式是不甚了解的，更談不上對穆斯林的宗教有本質上的理解和溝通。盡管一些穆斯林出現了“華化”的情況，并且如元代定州清真寺碑文記載的對中國伊斯蘭教的介紹及以儒家思想文化的術語闡述伊斯蘭教點滴知識，但中國士大夫階層和社會主體文化界對伊斯蘭教是很陌生的，并對伊斯蘭教有著一些誤解和錯誤的認識。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恢復了漢文化為中心的封建道統和綱常禮制。他頒布的禁止色目人穿胡服、說胡語、用胡姓等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以及禁止色目人同類通婚的社會歧視政策加速了回回穆斯林的“華化”潮流，其結果是回回穆斯林被強制性地接受漢文化和部分的漢生活方式，被強制性地融入中國主體文化之中。明朝帝國的文化同化政策的直接結果是絕大多數色目人和回回穆斯林的“母語”幾乎喪失殆盡、生活習慣的漢化以及身份認同感的逐漸淡化。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堅持伊斯蘭教的信仰，許多與伊斯蘭教信仰密切相關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傳統習慣仍然被堅持下來了。這種伊斯蘭教和華夏漢文化的雙重影響和互動作用在明朝生成了一個新型的社會群體——說中國話的、呈現較多漢文化印記但堅守伊斯蘭生活方式的中原回回穆斯林，或今天稱之為回族穆斯林。接受漢文化和積極地參與中國主體文化的活動和發展使回回穆斯林宗教學者及知識分子們能夠普遍地以漢語的媒介形式來闡述伊斯蘭教教義和伊斯蘭信仰，這為中國漢族知識分子和民眾對伊斯蘭教的正確了解和認識提供了可能性，也為中國伊斯蘭教在理論和思想觀念上系統地吸納儒家文化和倫理道德觀鋪平了道路。回回穆斯林群體或回族穆斯林的形成為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形成做了組織上的準備工作。這時期的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創始者陜西學派的先師胡登洲將部分漢文化吸收進以清真寺為基地的中國式伊斯蘭教育制度，即傳統中國經堂教育，開創了與中國舊式私塾教育制度相平行的中國伊斯蘭教教育新模式。胡登洲興辦的經堂教育為此后的以儒詮經或以中國傳統宗教的專門術語解釋伊斯蘭教教義提供了適宜和可行的良好條件。
自明末以后，回回穆斯林學者詹應鵬、張忻、張中、王岱輿和伍遵契等開始著書立說，撰寫了一些闡述和宣傳伊斯蘭教教義和禮儀制度的著作。這些回回穆斯林學者寫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首先是讓外人、特別是中國社會的統治者士大夫階層和儒家知識分子了解伊斯蘭教，其次是讓外教人像佛教徒和道士等明了伊斯蘭教的教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讓教內不懂阿拉伯文但掌握了較高的漢文知識的回回士紳和知識分子了解和掌握自己母教的教理，以便回歸為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張中和王岱輿在用漢文著述伊斯蘭教著作的同時，大量地使用了中國儒家學說特別是宋明理學中的哲學術語和思想觀念闡述和詮釋伊斯蘭教的真主獨一思想及一神論信仰，同時為伊斯蘭教規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禮儀規章制度等作了有力的辯解。后來的學者像馬注、劉智、馬德新和金天柱等更進一步地沿著“以儒詮經”或“以儒釋經”的方向系統地介紹和闡述了伊斯蘭教的教義和禮儀規制等內容。清朝后期的回回穆斯林學者還以漢文部分地翻譯了《古蘭經》的有關章節及伊斯蘭教的某些經典文獻的基本內容。
不幸的是，清朝中期和末期期間，由于中國社會內部經濟和政治矛盾的加深及社會矛盾不斷惡化，中國西北和云南發生了一系列的教爭和大規模的回漢械斗及流血沖突。此時，清王朝政府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在深化，加之統治階級在處理回漢沖突的案例方面失衡和蓄意的歧視政策，致使個別地方性的回漢沖突發展為整個西北和西南地區性的大規模的回回民眾與清政府的尖銳矛盾，于是爆發了激烈的武裝流血沖突，并導致了清政府對中國穆斯林民族實施了種族滅絕性的大屠殺。19世紀回民穆斯林大規模的反抗清政府的起義以及一些地區發生的回漢之間的相互仇殺也暴露了伊斯蘭教與儒教等傳統中國宗教之間缺乏互相對話和交流的機制和渠道，也暴露了回回穆斯林社團與漢族社團之間未建立起公平、公正地調解糾紛和化解矛盾的橫向溝通機制和組織體制。中國封建社會的那種過分依賴大一統的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包辦處理一切社會矛盾和垂直劃一式的行政干預顯示了封建專權制度的極大弊病。同時，19世紀發生的西北和云南地區的回民起義和反抗斗爭也顯示了中國穆斯林先賢在漢譯和漢文著述伊斯蘭教的教義書籍是幫助中國社會理解伊斯蘭教的極其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財富。19世紀的穆斯林民族反抗和斗爭恰巧證明了“以儒釋經”的中國伊斯蘭教漢文著述沒有普及到整個中國知識界和社會的各個階層的缺陷，同時也沒有在回回穆斯林群眾自身中獲得普及和深入理解，由此，對伊斯蘭教的誤解和對伊斯蘭教信仰的正確掌握不夠的社會缺失現象和社會體制的弊病都推波助瀾地加劇了這場大規模的流血沖突。
中國穆斯林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壓迫和宗教歧視性的統治被血腥鎮壓后，一部分穆斯林知識分子痛定思痛，在汲取以往的歷史教訓后，他們發奮圖強，大力興辦伊斯蘭教育和倡興伊斯蘭文化。像馬聯元這樣的學者竭盡精力興辦經堂教育，并且在胡登洲先生興學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漢文知識的學習和經堂教育中對中國文化的吸納。馬安禮、馬元章、馬啟西、楊敬修、虎嵩山、納潤章和其他一大批回回穆斯林學者和宗教家們以更大的熱忱投入了用漢文或經堂語來注釋伊斯蘭教經典，并用儒教和中國其他宗教的術語、觀念來詮釋和闡述伊斯蘭教的教理和教義基本知識，這就把清末和民國前期期間的中國伊斯蘭文化運動和伊斯蘭教振興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我們在這里展現的就是近50種以清真寺為核心在民間社會刻印和傳播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它們的存在和保存象征著清季至民國時期中國伊斯蘭教界曾經掀起的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復興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穆斯林知識分子在回回民族經歷了滅絕性的大屠殺之后為保教保民、重新振興伊斯蘭文化的堅強決心和堅忍的毅力。我們從對這些著作的學習和分析中可以了解中國回回穆斯林民族的特點、個性和思想，以及學會如何在中國社會中與他們和平相處的方法和道理。此外，這些來自穆斯林學者的著作還有助于我們如何看待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它與其他中國宗教和外來宗教的互動關系。因此，出版這些中國伊斯蘭教典籍的文化建設努力仿佛是向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提供了一部宗教文化選修課的基本教材。我們期望穆斯林群眾與非穆斯林群眾都能從對它們的閱讀中獲得教益和理智的開啟。

2，中國伊斯蘭教和中國穆斯林民族的特點
中國伊斯蘭教并非是空洞或抽象的精神說教和信仰信條，而是有著廣大堅實的承載實體，這個實體就是包括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穆斯林民族。作為少數民族，特別是被包圍于一個漢文化或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宗教思想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回回穆斯林通常是依附于中國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群體。從唐宋一直到民國時期的這一長段歷史中，應該說大體上是如此的。這是由于中國伊斯蘭教的承載體——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在其早期發展歷史上通常以客居身份的性質所決定。不管是阿拉伯商人或波斯胡人移居中國，還是后來跟隨蒙古人作為征服者占據中國的西域士兵和工匠等，他們都必須獲得他們所依托的統治者的允許而落居漢族和其他土著居民生活和耕種的地方而居留生存。作為少數人的群體，且是客居的，當與他們周圍的多數人群體一起生活相處時，他們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低調生活。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優越于大多數漢族老百姓即主體民族，但他們仍須事事謹慎，努力保持與中國統治階級的友好關系，以有利于回回民族的最大生存空間的發展并爭取獲得最大的機遇。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發展的歷史上，回回穆斯林從唐朝到中華民國一直與武職和軍事性的職業聯系密切。這種較大的參與軍事行業的特性使得回回穆斯林能夠參與統治階層的工作并與中國社會的皇權政治保持比較融洽或忠心協助的關系。另外，伊斯蘭教是一個非常入世的宗教，許多回回知識分子參加科舉考試而進入中國士大夫階層為官，特別是在元朝，由于回回穆斯林的特殊地位而廣泛地參與蒙古貴族對中國的統治而取得很高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并顯赫一時。回回民族積極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造就了這個獨特的宗教信仰組織能夠與整個統治階級保持著較好的關系，并在社會變革和危機時期中能夠居危而安。當然，只是到了晚清時期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情勢下，局部地區的穆斯林群眾與清政府和地方政府發生了對抗。即便在這樣激烈的流血沖突中，我們仍然看到了一部分回回穆斯林士紳與統治階級保持著良好的交往關系，甚至參加了朝廷政府對穆斯林起義斗爭的鎮壓及后來的安撫工作。由此觀之，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中國伊斯蘭文化基本上依附于中國主流文化而長足發展，它不可能獨立于華夏文化框架之外獲得生存的。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無法解釋在一個與伊斯蘭社會非常不同的東方儒家文化國度里，中國穆斯林生活得到了長期的穩步發展以及中國伊斯蘭教能夠在昌盛的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獲得比較顯著的一席之地。
擔負中國伊斯蘭文化發展使命的中國穆斯林因為處于跨文化的交叉位置，因此相比其他宗教團體和信仰民族而言，他們有著相對更為廣闊的視野和胸襟，在處理各種事件和位于各種變化的環境中具有更為靈活的手段和務實方法。因為置身于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交叉區域中、伊斯蘭教信仰和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交互影響下，中國穆斯林能夠調動和利用更多的社會資源和人文資源去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最大優化效果的努力。從中國穆斯林在商業、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等方面的經濟活動成就來看，他們比其他民族和社會團體、社會階層有著更廣泛和深層的網狀聯系和多維交際手段。比漢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相對單向思維和單向行為的習慣要容易吸取兩種或多種文化或文明的優秀成果而游刃有余地拓寬生存空間。雖然是少數民族，但在社會競爭和經濟競爭中，穆斯林總能集中優勢勝過多數民族而在較短時期內取得上手。中國穆斯林民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大概是唯一能與多數民族——漢民族和平競爭、較量和一度并駕齊驅的民族。可見，雖然是一種附屬于華夏主流文化的亞文化，中國伊斯蘭文化卻是融合了其他文化優秀成分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兼納吸收的特性及靈活應變的能力和適應時世的機智。憑借這樣的跨文化的智慧和能力，中國回回穆斯林能夠經歷巨大的滄桑變動而一直在發展和不斷興旺，百折不撓而向上前進。
中國穆斯林在伊斯蘭教一神論思想的指導下，有勇敢的開拓精神、冒險精神和獻身精神。他們有勇往直前和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能夠為正義和公平而積極地爭取自己的權利。他們在險惡的環境中能夠保持堅忍的本色和吃苦耐勞精神，能夠以嚴格的紀律約束自己，這與宗教信仰淡薄的人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有著本質的區別。由于伊斯蘭教的教育和作用，中國穆斯林民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最剛強和最勇武的民族之一。從航海事業中能夠七次率大型船隊下西洋通好、進行遠洋貿易和考察的鄭和到歷史上以英勇善戰的回回軍和驍勇的回回武將比如左寶貴等在反擊侵略和守衛疆土、維護一方平安和秩序的戰斗中作出了極大的犧牲的事例可以充分證明這樣的特性。可見，中國伊斯蘭教具有較強的組織性和軍事性的特點，在社會斗爭中展現出伸張正義和主張社會平等和公正的強烈傾向，在社會生活中富有戰斗性，能夠為受壓迫者鳴不平而赴湯蹈火，勇于獻身。他們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為他們獲得社會的尊嚴地位和經濟自足的地位，使社會其他階層和團體不能輕視和欺凌他們，有時候不得不給予他們特殊的照顧和親善待遇的額外權利。
中國伊斯蘭教信仰陶冶的中國穆斯林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和團結性。由于穆斯林慣有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習慣，使得穆斯林見面后覺得格外親切。中國穆斯林自古有句諺語：回回千里行路不帶糧。這就是說，一方的回回穆斯林出遠門到了其他地方，遇見外鄉的穆斯林總能得到非常友好的款待。這樣好客的習俗和對待同教人親如兄弟和手足的感情，輔之以信仰的維系和聯結，將散布于天下各地的穆斯林團結起來，擰成一條心，為自己本教門的事業奮斗，為自己本教門教親的權利和利益抗爭和維護，真正集合在以清真寺為中心的教坊或社團這樣的宗教組織中。同時通過伊斯蘭教節日的慶祝活動、經堂教育中老師和學生的流動、穆斯林之間的婚姻、教職人員的聘請、經濟上的經商和貿易活動、到麥加的朝覲旅途游歷，人生階段的重要禮儀比如殯葬禮儀等擴大社會組織網絡維系，所有這些社會的、宗教的、經濟的、教育的、生活的和生理血緣紐帶的關系，都把大分散居住和小規模聚集的回回穆斯林連接為一個相對團結和有著堅強凝聚力的宗教和民族群體，或稱之為“宗教-民族社會”。他們一方有難就會八方支持，其社會活動圈、生活交往范圍和人員調動能量比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要大得多。加之他們極富紀律性和組織號召能力，中國穆斯林民族的機動性非常強，因而其宗教活動和社會活動常常是跨地區和跨疆域的，能夠應付險惡和懸殊不利的環境和條件。這個特點或穆斯林“烏瑪”（阿拉伯語，即穆斯林民族）精神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漢民族群眾那種固著于土生土長的一方鄉土的特性有著極大的區別。當然，中國穆斯林的團結凝聚力有其巨大的優點，但是，如果運用不當，甚至將這樣的凝聚力用于個別人或某一小團體的私利或不義、貪欲之心，那么它就會違背伊斯蘭教的初衷，甚至傷害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由此，中國伊斯蘭教不是分散的或地域性的宗教，而是相對統一的、全民性的富于紀律性的宗教，這樣的宗教與民族社團緊密結合，這在傳統中國社會是非常獨特的或罕見的。
如果說中國穆斯林和伊斯蘭社團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中呈現外向性和擴張性特點的話，但在宗教信仰活動方面，中國穆斯林和伊斯蘭社團卻呈現了極大的內向性和封閉性特點。如前所述，中國穆斯林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有其特殊的宗教禮儀和禮俗。伊斯蘭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而不純粹僅僅是精神性的信仰和思想觀念。一個穆斯林除了信仰以外還必須親身實踐，即把伊斯蘭教的教義和信綱體現到他的生活中去。因此，穆斯林的生活習俗包括飲食習慣和宗教儀式，這些與其他宗教團體有顯著的差別而成為穆斯林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這些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的差別在與漢民族的社會生活相處中曾經發生了誤解和摩擦，歷史上有過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加之清朝統治者對回回穆斯林的起義進行過野蠻的鎮壓和屠殺，這些歷史上帶來的創傷造就了中國回回穆斯林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內向性格和相對的封閉性。比如由于不同的生活習慣，特別是中國穆斯林的不食豬肉等獨特的生活禁忌，他們就自覺地限制了與非穆斯林的交往和溝通。如果長此以往或日積月累地繼續下去，這樣的交往和溝通變的越來越少的話，就會非常容易地形成中國社會中的非穆斯林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嚴重誤解和很大的隔閡，甚至有時會發展為敵意或敵視現象。如果穆斯林群眾對這些外界形成的誤解和成見不作解釋和對話討論的話，同時把這樣的社會誤解看作是蓄意的敵視和歧視，因而在思想感情上形成疙瘩、偏見而更強調宗教信仰的嚴密性和內向性的話，那么這樣的雙向性的偏見和誤解只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式的社會矛盾和民族隔閡，對社會穩定和和諧發展相當不利。因此，這種宗教信仰的內向性局面急需中國穆斯林學者出來介紹自己的宗教信仰，講明自己的教理和教規內容，讓非穆斯林更加理解伊斯蘭教和伊斯蘭生活方式，同時也急需漢族學者出來介紹伊斯蘭教的教義和穆斯林生活方式及伊斯蘭文化知識。所以，我們現在出版中國伊斯蘭教典籍在架設理解和溝通的文化橋梁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由此觀之，中國伊斯蘭教是一個民族性的宗教，是與一整套嚴格的生活方式緊密聯系起來的宗教，也是一個不注重向外傳教而比較內向和相對自我封閉的傳統宗教。
中國回回穆斯林在信仰方面總體上比較堅貞，即守著圣賢留下的傳統，即便星轉斗移，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便朝代更替，時光流逝得太急促，他們也毫不動搖地駐守著信仰的陣地。這種對信仰的堅守是體現于對伊斯蘭教規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起居相關的禮俗制度的執著維護和堅韌保留。回回穆斯林就是靠著這樣的頑強精神和信念能夠在強大的漢文化的包圍和熏陶下沒有被同化，他們基本的生活習慣像禁止食用豬肉，喪葬中不用棺木而使用白布包裹尸體、用土掩埋落葬、注重宗教儀式的婚姻嫁娶等獨特的風俗被認為像宗教信仰那樣至關重要來保護和傳承。許多回回穆斯林社團所用的語言仍然保留了幾百年前民間方言的特點，飲食起居、房間擺設和家具式樣等仍然按照舊時的習俗方式。甚至新娘結婚的頭飾和裝束仍舊反映了明清一代的農村民俗遺風。這種對古老傳統的執著堅守和保留體現了中國穆斯林對信仰的忠貞堅守態度和嚴格認真精神。在信仰方面的維護和忠貞態度方面，很少有其他宗教團體可與中國回回穆斯林的保守性和嚴格態度相媲美的。在世界宗教史上，很少有像中國回回穆斯林那樣在強大的儒家文化氛圍中堅守伊斯蘭教信仰而基本不變的范例，而猶太教、景教、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印度教等卻在這個寬宏大量、海納百川和不注重超驗宗教傳統的東方國度中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得幾乎無影無蹤。簡言之，中國伊斯蘭教是一個非常傳統和比較嚴肅保守的宗教，有著很強烈的文化傳統特點和歷史連續性。但是，可惜的是，如此超常維護傳統和獨特民俗的宗教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最容易遭到社會的誤解和不善對待，也常常容易為自身群體中個別不良分子的行為而鑄就強烈的社會偏見而受到社會歧視，最終釀為悲劇性的事件。

3，中國宗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類同性和相似點
不少學者都將傳統的東方社會歸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因而奠立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中國傳統宗教與伊斯蘭教都以強調社會集體共性的重要性而不很贊同或突出個人主義來運作社會發展。這與希臘羅馬的城邦國家和公民社會的發展模式有著很大的差別。雖然有些學者對上述的觀點難以茍同，但毫無疑問的是，華夏文明的儒家社會和伊斯蘭社會的確強調集體的紐帶和社會整體性的協調一致。因此，在中國傳統宗教和伊斯蘭教中能夠耦合的地方是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利益的專政思想意識，即個性發展必須讓位于集體和社會的總體發展。在整體面前，個性必須淡出和消弭，因為集體社會的利益把握和代表了個人的利益，而過分地強調個人利益則會與集體的利益相沖突。這種集體高于個人的傳統又恰恰與封建專制統治政體的牢固性是非常合拍的。這也是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經歷了燦爛的中世紀文明后進入了近現代工業大革命和高科技發展時代中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較難擔當起領導世界的責任了。也許過度強烈的集體意識感和過度的權力集中機制窒息了個人獨創的天性和能力，這使得西方列強和殖民主義乘勢而入，一度將伊斯蘭世界和清帝國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
強調領袖的模范示范作用，以榜樣的力量來維系社會秩序，特別是中央大一統的政權在統治國家和管理人民中的作用中，中堅領袖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中國宗教抑或是伊斯蘭教都突出領袖的模范作用，認為英明的領袖是領導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典范。在伊斯蘭社會中崇尚先知穆罕默德和正統哈里發的偉大品格和歷史作用；同樣，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天子或皇帝如果是正直和有才干的話，那么這樣的明君就為天下作出了最好的榜樣，由此就會國泰民安，社會繁榮富強、文化昌興。依靠領袖的表率作用和個人魅力去指導民眾和治理國家是東方宗教中的政治學理論的基石，也是東方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領袖通過國家機器又通常治理和領導著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東方社會的權力又常常在統治階級或皇室家族內部得到繼承和延續。為了使繼承和延續能夠順利進行，統治階級發展了一整套維護正統權力的理論，這樣，維系綱常倫理正統的思想意識形態就被吸納為傳統中國宗教和伊斯蘭教信仰體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伊斯蘭社會和傳統中國社會一樣，在其漫長的歷史上出現了王朝統治不斷延續的現象，集中體現了中央集權體制的超穩定狀態。這種超穩定狀態在現代多元化社會發展中顯得太笨拙了，失去了歷史上曾有的活力和生機。
強調家庭、氏族和宗族的紐帶同時也強調信仰和信念的召集力量。作為東方社會的基礎，家庭、氏族和宗族等社會基層單位在維系整個東方社會結構上承擔著非常重要的功能。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基礎是從家庭為核心的宗族、氏族或部落組織展開的。這種注重血緣、親緣和親族、朋友聯系的社會建制再加上信仰和信念為特色的宗法制度緊密結合一起構成了典型的東方傳統社會，這種東方傳統社會組織是襯托伊斯蘭教和儒教這樣上層建筑重要部分的根基和基本結構。兩個社會在家族、血緣和親友關系的框架里都注重人際交流和人情，都以編織自己最大的社會關系網來獲得社會資源，爭取事業和工作的成功。當然，這樣的以血緣和家庭、親友感情聯結的社會紐帶在現代社會中不免帶有狹窄和偏頗的弱點而容易產生裙帶關系和任人唯親的弊病，有時導致腐敗現象不能有效遏制的情況。
強調等級制度和尊卑有序、男女有別、長幼次第有異的社會制度和等第秩序及差異。在以往的伊斯蘭社會和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維護等級制及強調維護社會秩序和等第的差別。這種貧富差別和社會單位的差別、性別差別、出身門戶的差別和階級地位的差別在強調正統和道統理論的東方宗教中都得到嚴格的承認、法定和遵守，并且在宗教信仰上歸結為宿命論或前定。在這種宗教信仰體系中的天命觀或前定信條規定了人的安分守己和安于現狀的性格和價值觀以及在生活中的固定地位，而把任何破壞這樣等級制度的舉動視為“僭越”而受到嚴厲處罰。嚴格的社會等級制不利于人才的升遷和流動，阻礙了人類積極性的調動和發展，同時也難以遏止因等級制度而帶來的腐敗現象和官僚迂腐風氣，難于發展良性的健康社會肌理和組織。這也是兩大社會在近一百年里屢受挫折和元氣大傷的原因。
強調正統和保守，維護傳統而反對標新立異。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明由于其超穩定的社會機制而都強調正統和傳統的時間延續性，維護既成事實和圣賢傳承下來的社會秩序和禮儀規制。它們都對改革和變化持非常慎重的態度，不輕易廢除前人確立、后人采納并延用了很長時期的規章制度和體制。改變既得利益的改革和變動容易遭到社會精英的抵制和反對。由于東方國家大多擁有眾多的人口和有限的資源，任何觸及社會現存秩序的改革都被統治階級視作為容易破壞社會的穩定和團結，因而，東方社會很難為變動和改革帶來的不利因素及社會動蕩付出它們自認為昂貴的代價。這就是為什么“標新立異”的舉措和行動通常會遭到伊斯蘭社會和儒家社會這些代表東方社會組織的批評和打擊。這兩個社會都毫不例外地強調漸進式的社會改良，而不認同劇烈式的社會革命。但由于歷史發展階段中出現的死氣沉沉和日益僵化帶來的停滯不前而積累了重重矛盾又容易醞釀和爆發出激烈方式的社會革命和社會動亂，因而造成斷裂性的社會災難、混亂和間斷性的文化、文明的衰落。
強調禮儀和教育，注重思想意識形態的灌輸在整合社會中的作用。還使得伊斯蘭文明和東方文明產生共鳴的是，雙方都重視禮儀規矩和重視孩子們的教育。禮儀和儀式是維護社會等第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的手段，教育是培養社會適用人才和延續社會傳統的保障。通過禮儀和教育向社會成員灌輸社會責任和義務，強調道德倫理的教化作用，通過道德的教化來維持社會的綱常倫理和社會穩定。像這樣的禮教的實質是維護宗教制度和綱常倫理，如同回回穆斯林經常說的那樣：“教興族興，教亡族亡”。禮教的實行是與宗族和民族的生存聯系一起的。當然禮教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制灌輸對社會的穩定和秩序的維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們又會容易扼殺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阻礙鮮活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強調節儉，反對奢侈浪費的生活作風。伊斯蘭教反對生活上講奢華和排場，反對過分。在儒教文化傳統中，生活方面的驕奢淫逸更是為社會倫理所不齒。兩大宗教傳統都提倡儉樸和節約的生活，消費適中，為人清廉，為社會公益謀事。伊斯蘭社會和儒家文化占主體的中國社會在生活方式上都以儉樸的圣賢為楷模，把社會和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在用度上也強調量入為出的原則。這種節約和質樸的生活態度是東方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參照尺度，也是伊斯蘭社會和儒家文明社會的經濟發展政策和方略。雖然節儉的生活作風能夠加速社會資本的積累和調動，但它的消極后果卻是難以刺激資本市場和消費市場，因而難以推動現代規模的市場開拓和發展。
在為人處事方面，伊斯蘭教和中國宗教各自熏陶和耳濡目染的東方社會非常強調寬厚仁道的人情規則，而不太注重機械地照搬規章制度來管理社會。儒家政治以仁政為目標，伊斯蘭社會的政治也以和平和寬容為宗旨。在調解社會矛盾或化解社會緊張關系方面，兩大傳統都以圓融的政治策略進行寬宏大量式的治理和處理。由于社會的構成是以家庭、氏族、部族和部落等血緣和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因此在政治和社會關系的處理方面經常遵照人情和友誼的規則，講求信用和互利。對于一時的過失和錯誤，也容易原諒和寬恕。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系也常常是這種親情友誼交往的延伸和擴展。與嚴法厲政有很大區別的是，東方社會在政治關系方面有很大的靈活性和回旋的余地，很容易通過談判和協商的方式化解一觸即發的矛盾和沖突。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伊斯蘭教中也得到了相應的體現。因而，傳統的伊斯蘭社會與儒家社會一樣，難于樹立法制并建立公民社會，這因為社會生活和管理制度常常以潛規則來運行。這樣的潛規則又常常破壞了正常的法制建設和社會正義風氣的樹立和鞏固。

4，回回穆斯林學者的有關伊斯蘭教著述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作用
中國回回穆斯林在歷史上通過其伊斯蘭信仰與中國宗教文化交融而結晶生成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文獻是中國文化思想寶庫中的一筆有價值的財富。如何體現和應用這筆思想文化財富，對于我們今天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意義，也對于我們能夠在今后順利地構建和諧社會及新世紀和平崛起的最佳發展至關重大。
首先是提高中國穆斯林的信仰層次和精神文化素質。雖然中國伊斯蘭教已經經歷了1350多年的漫長歷史并且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相對成熟的獨特文化，但由于中國穆斯林在地理上的相對分散居住，在伊斯蘭信仰和教義的認識上仍然是參差不齊的。甚至在許多地方的穆斯林社團仍將一些基本和粗淺的伊斯蘭生活習慣當作伊斯蘭教信仰核心來實踐。甚至不少穆斯林理解伊斯蘭教就是不食豬肉。因此，這種非常樸素的宗教感情容易產生較為偏激的態度而與周圍的非穆斯林群眾發生抵牾和摩擦而造成不穩定的現象。所以，提高穆斯林自身的伊斯蘭教信仰水平和宗教素質就成為當今中國穆斯林社會的重要工作。加強中國穆斯林對它們先賢著述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學習就是提高他們信仰層次的有效辦法，因為這些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是中國穆斯林學者運用《古蘭經》和圣訓、遜奈的原則結合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實際對伊斯蘭教的原理和教義進行了透徹的闡述和分析的結果。所以，學習這些通俗易懂的文獻要比直接學習阿拉伯文的伊斯蘭教原著要更容易獲得收效和成績，同時融合儒家文化優秀成分的整個中國伊斯蘭文化和中國伊斯蘭教典籍是讓中國穆斯林民族遠離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有效物質基礎和精神思想基礎。
其次是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進跨宗教的對話和理解。出版的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中有幾部文獻是從中國穆斯林學者的伊斯蘭教理論的角度來評析包括基督教、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其他宗教的。因此，它們也是中國穆斯林學者方面的宗教比較學研究的成果。他們對各宗教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可以作為我們學術界進行宗教比較學研究的補充和參考。比較宗教學是一門跨越宗教隔閡、開闊視野的文化研究學問，對于我們今天的宗教對話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具有很重要意義的作用。從穆斯林角度的對其他宗教的認識以及從非穆斯林角度的對伊斯蘭教的認識，這種雙向的比較也能通過學術交流而促進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宗教的互相滲透和互相影響是一個很自然和很普遍的現象，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世界潮流。通過教義和禮儀方面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角來理解宗教文化的融合進程，并以積極的心態來維護社會團結、穩定和世界和平，堅定不移地反對戰爭、沖突、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
再次是幫助非穆斯林理解伊斯蘭教。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的讀者肯定不限于中國穆斯林群眾和知識分子。我們認為，會有相當多的非穆斯林讀者也會閱讀這些歷史上中國回回穆斯林經過兩大文明和兩大優秀傳統教育而嘔心瀝血譜寫出來的精神文化成果。非穆斯林讀者對這些中國伊斯蘭教典籍的閱讀和了解將會幫助它們更好地理解伊斯蘭教，知道伊斯蘭教的基本原理和教義，也會更正確地明了伊斯蘭教是一個和平的宗教和追求真理的宗教，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是穆斯林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指南。因此，《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與非穆斯林讀者的見面將會有助于中國社會中主體民族漢民族消除對伊斯蘭教的誤解以及當今媒體對伊斯蘭教形象的扭曲現象。由于受西方媒體的影響，我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對伊斯蘭教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偏見和認識誤區。我們相信，通過《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的出版，這種狀況將會得到很好的改變。
最后是有助于構建和諧社會和維護安定團結。當今時期，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主題曲。和諧社會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至關重要。現在美國和西方到處與伊斯蘭世界為敵，伊拉克戰爭和巴以沖突嚴重惡化了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很難在短時期內修補這樣的關系。反觀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倒是發展得相當友好和融洽。這再一次證明，屬于東方文明的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有著許多共同性。這些共同性有助于兩大文化的親善關系和友好交往。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同屬于第三世界的國家。在歷史上，我們有過友好的往來與合作。今天在世界事務和國際關系上，我們有著更多的相同利益。我們都反對世界霸權主義政策，我們都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和擴張。我們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沖突和爭端。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有堅強的心愿維護世界和平。中國穆斯林民族是架設中國與伊斯蘭國家友好橋梁的建設者，因此，《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和中國伊斯蘭教的文化遺產也將是鋪墊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發展友好關系的牢固基石。應該說，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下大力出版、發行和傳播這一套《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這是一項構建和諧社會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功德無量的事業。我們祝愿這項事業的偉大成功。

5，展望中國伊斯蘭教的未來
中國伊斯蘭教典籍選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術文化中的精華，它融合了中國華夏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優秀內核而結晶的新型文化類型，是中國穆斯林和伊斯蘭社團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它是中國文化和諧發展和共同繁榮的見證，也是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相互并蓄兼收的寫照。它的生成和傳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喜事，也是中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群眾能夠遠離極端主義和激進傾向的堅強保障。這個典籍選集的問世是我國社會國泰民盛和社會生活蒸蒸日上、文化日臻發達的標志。我們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讓我們慶賀這一事件，并迎接中華文明繁榮時代的到來。我們滿懷希望地看到，隨著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親和力在不斷地增進，世界和平的機遇也在不斷地增加。這兩大文明的促進和融合將為世界文明的進步提供了巨大的保障。作為東方傳統的重要一部份，我們不會稱王稱霸或欺壓弱小國家和民族，或一定要與西方爭個高低或計較輸贏。我們的目標是為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而奮斗。我們將以承擔實現世界大同社會的重大責任而被世人和后人所銘記。東方社會以它悠久的智慧和美德繼續貢獻于世界文明。因此，中國伊斯蘭文化在這個世界大同的潮流中將繼續地得到發揚和光大。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化為基干的中華文明必定會重振歷史上有過的輝煌而為世界文明再作新的領導作用的貢獻。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上海伊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