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伏平
回族抗日歷史,是中國抗日戰爭史的一部分,是回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研究回族抗日史,不僅能發揚回族人民的優良傳統,還有現實的政治意義。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國共兩黨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下,華東(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福建、上海、江西)回族人民為保衛祖國、抗擊日本法西斯,前仆后繼,英勇戰斗,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回族抗日救亡斗爭
華東沿海地區從明代以來就受到日本倭寇的騷擾,“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寇又加緊對這一地區的侵略,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其滅絕人性的暴行,使華東各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災難。“盧溝橋事變”當月,在南京出版的《突厥》雜志4卷7期上,發表了《從九一八談到盧溝橋事變的重要性》、《告回族青年》等文章,大聲疾呼:“全國的同胞們,事急矣!國危矣!大家趕快起來。”“與敵人作殊死斗,還 我河山,救亡圖存,就此一舉。”[1](P190)抗日戰爭爆發后,華東回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和影響下,進行了全面的抗日救亡運動,為爭取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二九”運動爆發后,中共黨員、回族學生馬寅擔任上海中等學校學生救國聯合會主席、組織部長,他組織學生參加各種進步讀書會和救亡運動。曾先后3次被捕入獄,但出獄后繼續領導學生進行抗日救亡運動。一大批回族熱血青年,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中有李少清、馬卓然、李永澤、馬文林、彭原、李榮印、馬益山、馬寅等。他們是一支隱蔽的回族中堅力量,是共產黨領導抗日斗爭的堅實基礎。他們按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通過各種組織形式,活躍在群眾中,團結群眾,宣傳黨的主張,爭取更多的人士共同抗日。回族售票員李少清,入黨以后在英商汽車公司組織了友誼儲金會,發展會員300余人,既幫助了生活困難的職工,又團結了廣大職工。嗣后,他又發動 群眾捐書,辦起了圖書館,上級黨組織為他們贈送了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等進步作家的作品,以及《西行漫紀》《政治經濟學講話》、《大眾哲學》等政治理論書籍,引導一大批青年接受新思想、學習新文化。馬卓然等人組織了話劇團,先后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皇帝與乞丐》、《黎明》等進步話劇。回族司機彭原等人辦起了消費合作社,以優惠價格經營職工的生活日用品。同年3月,他被調至難民收容所工作,在難民中開展抗日斗爭宣傳。回族地下黨員馬文林1939年從上海英商汽車公司打入法租界巡捕房,以巡捕身份從事黨的隱蔽工作。他廣交朋友,通過講故事、講抗日斗爭形勢等方式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并在幫助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中取得了群眾的信任,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他先后在巡捕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共8人),1940年底建立了法租界巡捕房黨支部,馬文林任支書,后又陸續發展了40多名共產黨員。公共租界巡捕房回族黨員馬益三、新閘巡捕房回族黨員張志堅等,他們在團結群眾、宣傳抗日、支援抗日武裝和工人大罷工等方面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為黨領導的上海人民堅持抗戰,作出了積極貢獻[2]。上海不少回族青年如丁世賢、沈翠娥、沈瑛、沈潔、李鴻鵬和石磊等離滬去延安和新四軍根據地。回族梁瑾瑜作為大新公司的第一個黨員和第一任支部書記,聽從黨的安排到蘇、常、太地區開展工作,任地方武裝常備隊隊長,1941年任區委書記,在與敵人激戰中被俘,英勇犧牲,時年21歲[1](P190)。
1938年,新四軍第二師從大別山轉戰到皖東津浦路西,開辟抗日革命根據地。師長譚震林派龔勝、陳先等同志到安徽定遠縣二龍回族地區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政策,發動、組織群眾抗日,成立了鄉政府,建立了工、農、商、青、婦抗日協會。二龍地區回族群眾群情激昂,積極為抗日出錢出力,回族青年紛紛要求參軍,并于同年9月成立二龍回民青年自衛軍,打擊土匪惡霸和日寇,為開辟抗日根據地作了準備。1941年,日偽軍聯合對皖東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瘋狂掃蕩,當敵人進入到周家和時,二龍回民青年自衛軍等地方武裝給予敵人迎頭痛擊,使敵未敢深入,為挫敗敵人這次聯合掃蕩打響了第一槍[3]。1942年二龍回民青年自衛隊改編擴大為一支獨立的回民武裝隊伍。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1943年春季又組建清真營,下設兩個連,90%以上系回民,仍屬地方性武裝,由正規部隊派遣有作戰經驗的張紹文同志擔任營長,二龍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白之義(回族)同志擔任政治教導員。清真營的建立使二龍回族人民改變了鄉勇游擊狀況,成為正式的人民軍隊,他們多次襲擊敵人,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戰斗任務,而且為正規部隊輸送了一批骨干力量。1944年春,清真一連、二連在縣大隊的配合下,在日偽軍經常出沒的地方,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條件,出其不意,多次奇襲成功,先后拔除了5個日偽軍碉堡,俘敵100多人,擊斃敵人數十名,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同時,還多次襲擊小股日偽軍,打得敵人膽戰心驚,以后小股日偽軍再也不敢到處騷擾,清真連的英雄事跡在根據地廣為流傳[4]。1945年秋,皖東新四軍主力奉命北上,清真營一連受命在珠龍橋阻擊敵人,激戰三天三夜,付出極大代價,牽制了敵人的力量,使新四軍順利轉移。后來,隨著戰斗需要和形勢變化,清真營200多人被陸續編入正規部隊。
1939年,新四軍五支隊羅炳輝部來到江蘇六合縣竹鎮,宣傳抗日政策,組織群眾,清剿土匪,打擊日偽及頑軍(指國民黨反共的“忠義救國軍”及地方民團),逐步鞏固了蘇皖邊區抗日根據地。六合縣竹鎮清真寺青年阿洪李叔度在共產黨領導下曾組建了“回民抗日獨立游擊大隊”,一度曾發展到200余人。曾配合新四軍五支隊主力,戰斗在津浦東南段地區,打擊日寇,牽制頑軍,為抗日救國事業作出了貢獻。后來李叔度脫離隊伍,而大隊里的回族游擊戰士仍為民族解放事業而斗爭,書寫了南京回族戰斗集群在抗戰史上光輝的一頁[5]。
二、華東回族抗日愛國團體及活動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安徽省分會于1940年2月在阜陽成立后,并先后在合肥、鳳臺、界首、正陽、洄溜、桐城、焦坡、太和、壽縣、臨泉、中村、立煌等地組建了回教協會各縣支區會。1941年組織成立了中國伊斯蘭青年會安徽分會,廣泛地團結回民青年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組織宣傳團分赴太和、舊縣、渦陽、亳州、界首、楊橋、臨泉、阜陽、洄溜、留陵、南照、潤河、潁上、鳳臺、正陽、壽縣、六安、合肥、舒城、桐城、岳西、霍山、立煌、洪集、霍邱、中村、焦坡等地,一面調查民情,幫助健全基層組織,一面以宗教為紐帶團結各方抗日力量,宣傳抗日救亡思想[6]。宣傳團還在學校講解《我抗戰最后勝利之把握及國家對小學生之希望》,以喚起回胞及青少年的抗日熱情。
1939年10月25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江西省分會在吉安市成立,劉福元任理事長,1943年更名為“中國回教協會江西省分會”。成立大會上發電慰問抗日將士:“倭寇肆毒中原,賴我前方將士,櫛風沐雨,予打擊者以打擊,氣吞河岳,血作長城,陷頑敵于泥沼,屢操勝算之謀,殲強敵于贛湘,彌堅必成之念,舉國欽遲,兆民永賴。”并向全國同胞及各報社發出通電,痛斥汪精衛叛國投敵,“禍我中華,近復包藏禍心,甘為傀儡,召集偽會,肆厥口言,卑污可恥,罪行昭彰,凡我同胞,稍具血性之倫,莫不同深發指”。表示:“本會救國鋤奸,義無反顧,誓率全體同胞,為我國人后盾,滅此朝食,奠我邦基。”[7]江西省分會成立后,積極致力于回胞難民救濟工作,曾在吉安組織教民難胞臨時招待所,對回族難胞過吉安者,分別予以招待和接濟,“流贛教胞,全活甚眾”。分會又借吉安謝家祠堂辦理難胞棲留所,收留救濟難胞[8]。
1939年10月1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福建省分會在泉州清凈寺成立,泉州等地的回民代表以及各界來賓70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選舉張玉光任干事長,并通電討汪:“際茲嚴重關頭,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立之時,汪逆精衛,喪心病狂,罪惡滔天,本會代表福建全省數萬回民共伸撻討,務請嚴處,治其死罪,以正國法。”[9]1940年3月至6月,擅江、陳江、惠安、福州、永安、邵武等地相繼成立支會。1940年冬福建省分會成立了福建省回民抗日后援會。抗日后援會成立后,立即發動回族各界群眾捐獻寒衣和代金,慰勞前線抗日將士和淪陷區的貧苦百姓。全省回族群眾踴躍捐輸,僅居住在清真寺內的泉州回民10余戶就捐募寒(棉)衣40件,代金60元[10],為中國的抗日救亡貢獻出了應有的力量。
三、華東回族伊斯蘭教界人士的愛國行動
抗戰期間,上海回族伊斯蘭教界愛國人士本著“愛國是伊瑪尼”的圣訓,以各種形式積極抗日。上海十幾座清真寺的阿洪利用每星期五的主麻“聚禮”,向教胞積極宣傳抗日,要求教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赴國難,保家衛國。
日軍對上海進行野蠻的狂轟濫炸,戰區居民家破業毀,淪為難民。他們扶老攜幼,露宿街頭,處境極為凄慘,每天都有饑餓而死的難民。當時,安置難民已成為上海最緊迫的問題,是上海整個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海回族伊斯蘭教界人士哈德成、達浦生、沙善余、伍特公等發起成立了上海回教難民救濟會,辦事機構設在浙江路清真寺內。他們先后在浙江路清真寺、徐匯區清真別墅(即當時日暉清真寺)、蒲柏路小墳山、勞勃生路(今長春路)梅勞里、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興公所、青蓮街敦化小學等7個回民難民收容所,共收容3000余人,解決了難民的衣、食、住等,還向難民們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教育,為抗日這個總目標服務[2]。回族人士馬天英多方募捐,在小沙渡營造了數十排平民屋,并建造了一所學校和一座清真寺(即現在的滬西清真寺),解決了一批無家可歸的回民的住食問題。
抗戰期間,上海回族伊斯蘭教界愛國人士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我國近代著名的回族伊斯蘭教“四大阿洪”之一的哈德成阿洪積極幫助穆斯林群眾和有關人士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了支持回族青年的抗日救國熱忱,他利用在各地清真寺的影響和關系,出據證明介紹了一批回族青年奔赴解放區,他的愛國行動在回族人民中留下深刻印象。上海淪陷后,日寇素知哈德成阿洪在回族中的崇高地位,威脅利誘,妄圖使他就范,為其所用,但哈德成阿洪決然離開上海,經安徽至陜西、重慶等地,到達云南。在途中,哈德成阿洪應邀多次發表演說,揭露日寇的殘暴罪行,同時號召國內回胞團結一致,抗日救國。日偽繼而又“聘請”伊斯蘭教學者買俊三阿洪出任,買阿洪得人密告后,不幾日就舉家離開上海,出走內地,以示不當民族敗類的浩然正氣。回族人士馬吉第,曾任河南地方旅長、陸軍十五師師長、第二軍軍長、安徽省代主席等官職,1937年初離任寓居上海愚園路寓所,“八一三”事變爆發后,捐獻一萬銀元支援抗戰。汪精衛偽政府多次派人許以高官厚祿誘其“出山”,均被其拒絕。
“八一三”事變爆發后,我國近代著名的回族伊斯蘭教“四大阿洪”之一的達浦生阿洪得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東各國開展顛倒是非的反華宣傳,致使中東一些國家的伊斯蘭教人士對中國抗日戰爭產生錯誤認識,焦急萬分,決定利用參加埃及王子結婚盛典、中近東各國元首云集開羅之際,赴埃及向他們揭露日軍侵華真相,進行抗日宣傳。他于1938年1月20日乘船到達埃及。當埃及國王接見他時,他說:“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共赴國難,咸存玉碎之心,不為瓦全之念,日本雖強,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國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樣的熱愛祖國,抗御暴敵,不愿為日寇之奴隸。”[2]埃及國王當即表示支持中國抗戰。達浦生阿洪奔赴麥加,利用朝覲機會,與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相聚,兩次會見了沙特國王伊本•薩特,闡釋了中日戰爭的真相。在伊斯蘭世界大會上,達浦生阿洪又向15萬與會者介紹了日寇侵華罪行和中國穆斯林擁護抗戰事跡。他在埃及用了3個月時間撰寫了阿拉伯文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共100余頁),印發給各伊斯蘭國家的政府及宣傳部門,并在埃及《金字塔報》上全文發表(連載)。此書被譯成印度文、英文,在中東地區引起了重視和關注,贏得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后來達浦生阿洪又不辭辛苦,赴東南亞開展抗日外交宣傳活動,曾向當地上萬名穆斯林先后作了9次演講報告,宣傳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到印度人民和穆斯林兄弟的積極聲援。達浦生阿洪為抗日宣傳在海外奔走了8個月,帶著各國穆斯林兄弟對中國穆斯林的友誼和支持,帶著各國為抗戰捐助的二三十萬元,于1938年8月返回到國內,繼續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回族人士馬天英等人于民國19年1月和民國29年春,先后組織了“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和“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赴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等阿拉伯國家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揭露日寇的暴行,號召華僑們團結起來,抵制日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國民軍中回族官兵的抗日救亡斗爭
淞滬抗戰中,1937年10月26日至30日,謝晉元團(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人稱“四行孤軍”、“八百壯士”,堅守在四行倉庫與日軍周旋4天4夜,孤軍抗拒數萬日寇,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在我國抗戰史上寫下了震驚中外、可歌可泣的一頁。回族張秋明是八百壯士的幸存者之一、四行倉庫戰役最后撤退的輕機槍手,當時他藏在倉庫里的麻袋包中,用機槍和手榴彈回擊進犯的日軍,打死許多敵兵。堅守到第3天夜晚,日軍炮火使四行倉庫成為一片火海,此時張秋明左臂已被炸斷,但他仍堅持戰斗,直到面部炸傷,昏死過去后才被抬下火線,被救護隊送到國際紅十字醫院搶救、治療。在醫院里新西蘭作家路易•艾黎被他的英勇事跡感動,結為至交,張秋明受到謝晉元的親自表彰,并被當時報紙譽為“獨臂勇士”[1](P190)。
南京回族蔣國粹在上海投筆從戎,參加了淞滬戰役,在往前沿陣地駕車運送彈藥時,途中遭遇敵機轟炸,不幸車輛中彈,爆炸起火,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南京鐘英中學回族學生虎羆(1919—1941)抗戰期間,流亡川黔,在浙江大學(遵義)化工系求學。后為了抗日,歷經艱辛,輾轉奔赴蘇北新四軍抗日根據地。1941年12月9日在東臺三倉河同日軍作戰中壯烈犧牲[5]。
福建泉州回民郭志雄,在日寇進犯福州時任副團長,率部抗日,在太湖戰役中,使日本侵略軍遭到致命的打擊,他不幸身亡,為國捐軀。為了紀念他,太湖戰地“寨上關”命名為 “志雄關”,蔣介石為他和陣亡的600余人寫悼念挽聯:“殉國死如歸試看史牒千秋獨標大節,忠魂長不泯為告我軍四日復堅城。”我國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前夕,民政部正式追認郭志雄副團長為抗日烈士[11]。
五、回族群眾自發的抗日救亡斗爭
上海淪陷后,堅持抗戰的回族文化界愛國人士通過辦報刊、開書店,發表正義呼聲,宣傳抗日救國。回族愛國文人楊玉書主辦《綠旗》雜志,揭露日寇侵華罪行和誘降陰謀,宣傳抗日救國。該進步雜志前后出版2卷,共16期,分7冊,其中4冊為合刊。1941年底停刊,為時兩年。他在《告上海回教青年》一文指出:“《孟子》天降大任一章,與文天祥之《正氣歌》,可視為吾回教青年之金科玉律焉。”該雜志還發表了《回教民族英雄——左寶貴》、《介紹一位為國爭光的國術大家王子平》等文章,從而喚起回族同胞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
回族著名愛國人士、上海《申報》總主編伍特公先生(解放以后曾任上海民委副主任),在上海“孤島時期”,曾撰寫過多篇社評,鞭撻日寇罪行,宣傳抗日救國。1939年8月7日《申報》發表了他的一篇社評《回教與抗戰》,稱“中國今日之抗戰精神,于回教教義尤相貫通”,文章號召回族同胞遵奉教義,一致抗戰。此文“一經發表,必觸敵偽之怒,然先生絕不為之介意,后又陸續在報中發表抗戰社評多篇,因是果于1940年7月1日由南京汪偽政權下令通緝”,被列入黑名單。當時租界捕房屈從于日偽勢力的淫威而不愿再保障其安全。報館同仁則力勸其離滬赴港,暫避兇焰。伍特公先生不肯,隱藏在其叔丈沙善余家中,并與沙善余等人在險惡的環境下仍從事于一度中輟的譯經事業,直到抗戰勝利后,他才結束了這種隱居的生活[2]。
在江蘇,1932年在上海發生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近代富甲江南的金陵蔣氏回族蔣長泰動員子媳、女兒,趕制絲綿背心分送抗日將士,其妻楊氏變賣金飾以助軍用。
抗日戰爭時期,安徽定遠回族人民面對日寇的侵略,自發組織起來保家衛國,為抗戰歷史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抗戰初期,安徽定遠縣國民黨統治者以“非我族內,其心必異”、“有礙抗日”為借口,勾結地主惡霸和土匪,對定遠縣二龍回族聚居區進行燒殺搶掠,將財物搶劫一空。1937年,二龍回族自發組織了“紅槍會”,有6個保6個香堂子,入會人數達千人,6個保還成立6個自衛隊,擁有土槍60支,會眾一律用紅纓槍作武器。“紅槍會”在二龍地區非常活躍,自編歌謠唱道:“紅纓槍,紅纓槍,槍纓紅似火,槍頭閃銀光。拿起紅纓槍,去趕小東洋(日寇)。小東洋,小東洋,打進我國太猖狂。燒掉我們清真寺,還燒我們民住房。我們組織自衛隊。誓把日本鬼子消滅光。”[12]
1939年新四軍在江蘇六合縣竹鎮抗擊日軍時,江蘇六合縣回族武鐵肩(1897—1967,生前曾為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積極組織竹鎮商民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成立了“商民抗敵協會理事會”,自任抗敵協會理事長,積極帶動群眾捐糧、捐款、購買槍支彈藥及醫藥用品支援抗日。還積極支持竹鎮清真寺青年阿洪李叔度領導的“回民抗日獨立游擊大隊”,曾任蘇皖邊區政府參議員和竹鎮鎮長、六合縣參議會議長,一直堅持到抗日勝利[5]。
1940年后,我華北、華中各鐵路沿線被日寇占領,抗戰區物資緊缺。安徽蚌埠、安慶、定遠等地回民素有經商特點,一批善于長途販運的回民,冒著生命危險將食鹽、布匹、百貨、西藥、土硝等緊缺物資運往游擊區,轉手于抗日戰區,為前線抗戰提供了方便和支援。安徽蚌埠回民約有500多人,成群結隊搞販運,將敵占區工業品巧妙地運至五河縣境四鋪等回民聚居處,轉往皖東、蘇北等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安慶回民有一二百人販運敵占區物資,一部分走西路沿皖河至懷寧縣江鎮,一部分出北門至龍山腳下的宣家店,兩地游擊區、根據地軍民通過這些途徑得到他們緊缺的物資。定遠縣回民多是肩挑、驢馱翻山越嶺把緊缺軍需物資運到新四軍手中,張云逸副軍長稱他們是“半抗戰”,贊譽他們為抗日救國出了力。嘉山縣橫山鄉、固鎮縣任橋集是回民聚居地,在抗戰時為津浦鐵路東、西段兩個地下交通要道,這里的回民亦為掩護中共地下交通人員、新四軍傷員、籌集根據地資金和物品,付出了不少代價,作出了很大貢獻[1](P192-193)。
抗日戰爭時期回族不僅弘揚了革命斗爭精神,也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反侵略傳統。華東回族人民為了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生存,以最大的熱情投入戰斗,為打擊日本法西斯,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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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