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談到淵源有自的回族史，作為中華民族之一族，其相對系統而自覺的民族史著述，遲遲到了現代才開始陸續出現。在古代中國，各朝各代歷史講述的話語權，本來就把握在作為官方的統治者手中。而回族在歷史上與諸多其他中國的少數民族相比，就有著這樣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其他不少少數民族在歷史上都建立過與中央王朝有聯系的地方政權，但回族在其漫長的歷史流變中，大多都是在中國的底層世界里生存與發展著。她就像一條蜿蜒曲折、靜靜流淌在民間的河流，其心情如水，冷暖自知。每逢激越之時發而為聲，卻又很少在史家筆下留下真實而特別的關注。

　　回族史講述的歷史原點是在唐代。史家以朝代為綱，一路講下來，到了明代，這個民族的身影開始日漸清晰地浮現出來。不知最早是源于何人何時的一種看法，這看法大概從現代開始，慢慢獲得了不少學人的廣泛認同：明代是回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開始明顯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但是，我想說的是，有些已然的歷史性命題，也許并不因為它已成定見，就會流于人云亦云，不再新鮮如初。其實，那些真正富有價值的歷史命題，時時地會引發后人深入其中，試著去進行一些不無歷史或思想意味的追問。或許正是在這樣的追問中，歷史命題背后隱含著的豐厚意味，才會一一顯露出來。比如我們說回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正式形成于明代，如果再進一步追問，這里所謂的“形成”，它在人們的文化視野里究竟是指形成了一些什么？更切實的表述應該是，她作為一個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這時開始形成了。從大處著眼，它們大概不出以下幾點：地域分布上的大分散與小集中，擁有著獨特的伊斯蘭宗教文化背景，還有和漢族一起共同使用漢語，在姓氏與服飾上與漢族也沒有太大的差異。一個民族基本面貌的形成，并不像一個人的長相那樣是天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也就具有了相當的穩定性，也像一個人的某種“本色”那樣，無論進入怎樣的環境，有過怎樣的經歷，都不易發生太大的改變。就像德國古典學者荷爾德林所說：“你如何開端，你就得如何保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形成的這些基本面貌，還會在后來的發展之路上，內在地決定著她將會迎拒著一些什么，預示著她可能會擁有怎樣的發展前景。

　　談到“大分散與小集中”這一回族固有的地域分布現象，它在歷史上很早就開始出現了。所以《明史》還特別補記了一筆，這就是后來流傳極廣的所謂“元時回回遍天下”。但是元代畢竟立國較短，這一“伏筆”不同尋常的意味，只有到了明代才一一顯露出來。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談到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時，人們的目光也會自然投向那個原本并不起眼的地方——鳳陽。這里不僅是他的家鄉，也是他反元時一呼百應的崛起之地。隨著平地起風雷，在應者如云的隊伍中，就相繼涌現出了后來赫赫有名的一批回族軍事將領，比如常遇春、丁德興、胡大海、沐英、藍玉等。談到這一批回族人物，我們自然不該忽視以下這一歷史細節：他們原本也都有著和朱元璋相近的地域出生背景——他們的家鄉，大都屬于鳳陽所在的淮河流域一帶。這一點就多少向我們透露出了一個歷史信息：在安徽這樣一個自古漢文化就十分發達的地方，由元入明之際，回族已經在此悄然孕育了一支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這里還要請出的一個明代人物，是行走于民間廣袤世界的大旅行家——徐霞客。雖然他并非回族，卻在游歷云南那樣的邊遠之地時，用自己的筆，豁然照亮了十七世紀時回族人的身影。比如他在暫居昆明回族聚居的順城街一帶時，就這樣記述道：“其友遂留到其家，割雞為餉，肴多烹牛雜脯而出，甚清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馬姓，字云客，名上捷，號閬仙。”現代著名回族史學家白壽彝在其編著的明代《回族人物志》的序言中，也特別提到了這樣一點：“回族農村在明代大量的形成，是這時回族發展的另一重要特點。”正是從諸如此類的歷史消息中，我們并不難得出這樣的歷史想象：明代，回族已悄然遍布大江南北與長城內外。

　　當歷史上的回族一腳踏入明代這道歷史門坎，我們切不可忘記，相對于前朝所謂“異族”的統治，明代顯然是漢文化這一強勢話語再次得以凸現的一個時代。那么面對著漢文化涌來蕩去的汪洋大海，當回族歷史性地選擇了散居，而不是聚居的方式生存于中華大地，這也就意味著這個民族在一開始形成之際，就更直接而廣泛地感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力。在文化上突出體現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回族在明代相繼形成了說漢語、著漢服這些文化面貌。今人談到民族這一概念時，似乎總會提到所謂“固定地域”這一因素，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是受到了斯大林那個有關民族的著名定義的影響。不可否認，談到民族這一概念，你的確很難完全無視地域性因素。比如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特別是像維、藏、蒙等族，之所以都有著各自一目了然的獨特文化面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顯然在于，它們大都是一些長期固守一方，有著相對自成一體的地域性生存環境的民族。所以，從文化發生學的意義上看，其語言和服飾及其相關的那些民族風貌的形成與維系，顯然也都有著各自地域性的文化成因。這類地域性民族特色一經形成，不論日后這些民族經歷了所謂現代文化怎樣的浸染，它們都會得到頑強的心理維系。因為這些“面貌”本身，也恰恰構成了這些民族自我認同的一個重要源泉。但是談到回族在明代形成的那些接近漢族的文化面貌，我想說的是，它們或許并不能全然被視為這個散居性民族的一種“文化缺憾”。如果說中華大地養育了回族，而且也同時賦予了她如水一般散居不一的生存風貌，那么這一特定的生存境遇，使這一民族在語言和服飾等獨特文化面貌的形成上有所缺失的同時，也意想不到地獲取了另一些富有意義的東西。正是問題的這一面，時常會被人們輕易忽略。回族在由元入明之后，當她從前朝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一個少數民族，一下子淪落為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一個少數民族時，這個民族日后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力，卻并沒有因此而被完全弱化。相反，中國后來每逢大時代，她都能有所回應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明末被人稱為“老回回”的馬守應及其領導的起義軍，就在當時席卷中國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浪潮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導者角色。在我看來，這或許就和“回回遍天下”這一事實，存在著一些內在因緣。正是由于這一點，這個民族在自我發展上，才不大可能時時因為獨居一隅而顯得相對封閉、與中國歷史的流變產生太大隔膜，而是在整體上與中國的方方面面和邊邊角角之間，都會建立起一種更密切、更廣泛的社會聯系。再者，也正是由于這一散居民族能夠在文化接觸上更廣泛、更密切地與其他眾多民族相交融，從而使她往往能夠打通民族之間的壁障，吸取到多樣態的民族文化資源和營養。這也使這個民族在文化創造上不時爆發出一種別開生面的能力。盡管回族身上的這一文化優勢，囿于種種歷史性局限，在很大程度上還處在含而不露的狀態，但我們仍然會從一些相對有限的歷史信息中看出，回族不時會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社會或文化領域，涌現出一些“高水準”的歷史人物。如明代獨具一種思想魅力和文化意義的李贄以及航海家鄭和，還有清初擁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獨特思想家劉智。我想，如果有人去做一個統計學上的舉證，那么回族與其他中國少數民族相比，也是一個朝朝代代人才輩出的民族，其各類英才俊杰的相對與絕對產生率，往往都會保持在一個相當高的水準上。

　　明代可能是回族歷史上堪稱“思想者”的人物出現率相對較高的一個歷史時期。其中最早出現的一位就是明代萬歷年間的李贄。為什么恰恰是在明代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會批量化地涌現出所謂“回儒”這樣一類有思想的回族人物？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在我看來，伴隨著其外在文化面貌的逐步定型，這個民族在自我發展的進退取舍之際，面臨讓人焦慮的精神課題：在文化面貌上看似與漢族有著相似的一面，但是卻持有著一種令教外之人感到陌生的宗教信仰，那么這個民族究竟有著一種怎樣的文化心理？再者，伴隨著回族中知識人口的相對增多，怎樣去打通這個民族中所謂“讀書人”與“讀經人”之間日漸形成的那一道隔膜？也許正是這樣的問題，才真實構成了明代回族迎面相逢的一類重大“心事”。只是這樣的心事，顯然是在這一民族中最早涌現出來的思想者那里，才獲得了一種自覺的回應。這一回應的思想主題，就是伊斯蘭文化思想的“中國化”。

　　對回族的文化心理面貌影響最深且顯著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然就是伊斯蘭教。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本土文化十分發達的國度里，無論多么神圣的外來宗教文化思想，它們一經傳入，就都會處在中國文化語境的有形與無形的籠罩之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世界宗教進入中國之后，其遭遇和情狀雖然各有不同，但它們卻同樣都要真實面對如何“中國化”這一重大問題。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國后，逐步被中國本土不少少數民族所信守，但是在明代之前，源遠流長的伊斯蘭教及其文化思想，雖然不時也發出一些時微時著的聲響，但是我們在這類聲音中，卻始終沒有聽出多少中國化的意味。只有到了明代，伴隨著回族這一和漢文化聯系密切的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伊斯蘭教文化思想中國化的歷史使命，才最先落在了明代回族中出現的那些“回儒”身上。正是在他們的思想著述中，我們開始真實聽到了這樣的聲音。

　　如果有所謂中國化伊斯蘭教思想史一說，那么它的一個重要思想源頭就在明代。王岱輿自然是這類表達中首開先河的人物，而劉智則把這類表達推向了一個思想的高峰。他們在伊斯蘭教文化思想的表達上，并非僅僅扮演著“漢譯者”的角色。因為他們在表達的同時，也對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做出了別具一格的回應。我們看到，正是在他們的思想世界里，中國本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與心理內涵（比如忠、孝、禮、義及鄉土意識），開始獲得了深切的把握，而伊斯蘭教的文化思想，又通過儒家式的話語方式得到了一種新鮮的表述。“國”與“教”、“回”與“儒”這類相互有別的文化思想觀念，最早也正是在他們的筆下找到了一種文化上的結合點。他們的著作自然充滿著教義教理的表述，但其中也明顯浸染著中國化的思想品格，比如其中的一個明顯體現，就是對所謂“悟性”的重視與強調。明代另一個回族學人梁以浚在評價王岱輿的著作《正教真詮》時，就說過一句意味深切的話，“一切精微，悉由悟入”。其實在中國傳統化的思想語言中，“悟”與“思”這兩個概念本來就有著等量齊觀的價值，在中國人看來，對任何思想的把握一旦離開悟性的深切支撐，這種思想本身無論多么深刻，對于主體來說就仍然不過是抽象的身外之物。

　　劉智等人的思想，在中國明代以后的思想空間所產生的影響力，遠遠不能和李贄相比。而且中國主流思想史的講述，至今也還沒有對這樣的思想主體給予相應的關注。為什么同樣作為外來宗教文化，佛教在歷史上對中國人的思想與心靈產生了那樣深刻的影響，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中國的文化影響力，相比之下卻顯得十分有限？這一課題至今還仍未被人們充分展開。談到這一點也自然引出另一個話題：中國思想史形成和表達的主體，自然是漢族，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中國本土上的許多少數民族，同樣也是具有自己獨特文化思想的主體。如果完全忽視這類邊緣化思想主體的實際存在，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思想史，也許就失去了它的真實面貌。所以在我看來，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講述，應該讓不同民族的那些獨特思想進入自己的“廣角”視野，從而使中國思想史本身呈現出一種一體多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