贍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魯坤，隨蒙古軍東遷，居豐州（治今內蒙呼和浩特市東白塔鎮），窩闊臺汗時，官至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又遷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為師，不樂于仕途，贍思九歲時，能每日記誦儒家經傳至千言。弱冠之年，師從名儒王思廉，博覽群經，涉獵寬廣，“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雖少壯之年，已為鄉里推重。

　　延祐初，詔行科舉，有人勸他就試，贍思笑而不應。不久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薦。泰定三年（1326），以遺逸名義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龍虎臺召見，甚得寵幸。當時倒剌沙擅權，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贍思避而不見，倒剌沙屢次派人征召，贍思乃以奉養父祖為由，辭歸鄉里。

　　天歷三年（1330），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閣召見，問贍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見而稱善。又下詔令參預修纂《經世大典》，因與諸儒意見不合，請求離去，元文宗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挽留，贍思以母親年邁為由，力辭，乃賜鈔放還。至順四年（1333），又命為國子博士，適遭母喪而未赴任。

　　元順帝后至元二年（1336），贍思拜陜西行臺監察御史。他針對當時朝政腐敗情況，密封上達奏章，提出十條意見：“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勛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衛軍、一刑章、寬禁綱”。當時正值權奸伯顏亂政，贍思忠耿之言，震驚朝堂。侍御史趙承慶慨嘆：“御史所言，切中時弊，實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贍思親屬為陜西行省執政，為非作歹，贍思羅列其罪狀，予以查辦，該執政乃棄職夜逃，恰逢朝廷下詔，勿予逮捕問罪，贍思仍杖罰其所寵幸之人。巡察云南時，查辦違法省臣，該省臣即掛印而去，遠近為之震懾。

　　襄、樊一帶有數千戶流民，聚居宋紹熙府舊地（今四川榮縣），為求生計，冒禁私開鹽井，并常常攔劫囚徒，殺官府巡卒。贍思捕其首領，釋放其他黨羽。并為之上奏：“紹熙之地，土地富饒，利益豐厚，所以流民趨之若鶩，如將這批人發放原籍，又可能釀成邊患，應設置官府撫定。”元廷下詔，以其地設置紹熙宣撫司。
后至元三年，授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任間查辦都轉運鹽使、海道運糧都萬戶、行政院等官貪贓罪行，浙西郡縣諸官贓跡有所收斂。浙西諸寺院以所謂道人、道民、行童名義，私自招納民戶，贍思認為這些民戶出家，既礙倫常，又逃避官府賦役。后據勘察，嘉興一路出家者即達二千七百人，乃提議將他們強制送歸原籍，供納官府賦役，借以寬松民力。朝廷認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因病歸還。

　　贍思歷官臺憲，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為己任，先后平反多項大辟之獄，但對有礙倫理綱常的行為，卻量罪特嚴，不予寬貸。例如，他曾與五府官至貴州咸寧判案，當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婦，與鄰人張子文通奸。一日，張對該婦說：我將殺你丈夫。宋娥隨后將此語轉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數日，宋娥才將張子文之事稟告姑母。五府官認為宋娥不屬合謀殺夫，并且已有赦免詔令，應予釋放。贍思說：張子文殺人，實際已得宋娥首肯，況且，夫死將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實情，情節足以說明，宋娥乃與張合謀，后來自感不能始終相瞞，方予舉告，罪在十惡之列，豈可因下達赦免詔書而免罪？樞密判官說：“平反獄案，免人于死，乃陰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規。”贍思曰：“你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況且，如欲以寬釋刑犯而積陰德，對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單獨赴刑部議罪，宋娥最后以同謀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東肅政廉訪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書少監，討論治河事宜，均稱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終年七十四。后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號文孝。

　　贍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學卓異，對經學頗有研究，尤精于《易》學，它如天文、地理、音樂、算數、水利及外國史地、佛學，也無不研習精到。家貧，有時乃至困于飲食，仍考訂經傳，自相慰樂。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貞石志》中保存贍思的撰文五篇：《加號大成詔書碑陰記》（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順三年十二月）、《善眾寺創建方丈記》（元統三年二月）、《龍興寺鈔主通照大師碑》（至正六年八月）、《龍興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師碑》（至正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