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六

　　其實長城對我和許多中學生一樣，只是一個夢般的印象。在我當考古隊員的時候，一直企圖進行一次從山海關到嘉峪關的調查。后來發現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厭惡走馬看花，又沒有精力搞清那么寬的領域——具體說是在不同經度上的文化。

　　于是，我大致實現了一點縱斷長城的想法；目的也是為了弄清拉鐵摩爾的“長城地帶”。幾次在我的文章中寫他的名字，確實太提高他的身價了——但是，就是最近海外還有他的新言論在發表，他主張按長城和長江分裂中國。他的言論是多么淋漓地傳達了“列強”的衷情，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告訴中國的普通人。比我更有地位有力量的人不會作此危言，這是他們的處世之道。我出身源頭在西亞的回回人血統與炎黃毫不相干，但我是中國文化養成的作家，我感到人要知義。

　　縱斷長城地帶，北至蒙古草地南至華北北部山地，我進入過一個又一個地點。如今心平氣和地寫著，我心里漾著滿足和一陣陣感動。用日文電腦，我寫不出豐腴的句子和有力的段落，我甚至偏激地想除了中文是否可能寫出豐腴而富有質感的文章。那時進入的地點——比如紫荊關，黃昏騎自行車沖下十八盤，突然間視野中虎眈眈厚墩墩地蹲踞在山口之間、堵塞住通路的“紫寨金城”，在晉北的荒涼山野中靜悄悄地等著我們。一個拾糞的老漢頭上手巾臟污，可是笑臉明朗。我們下了車便癱軟在地上。十八盤，北中國比比皆是的險關地名，不用說騎馬，連自行車都累得散架了。我們一邊修車——擋泥板上的螺絲全松了；一邊問路。

　　“紫荊關？這就是。”

　　一座古老的小村莊，像被娘親拋棄的一個窮孩子，老實地伏在黃土和黑石頭之中。蒼涼的暮色中，一望無際的綿延山嶺中，充斥的只是寂靜。種些莜麥，蒸些貓耳朵，若是有碗羊肉湯，那就是紫荊關的天堂開門的日子。老漢把我身邊的一塊馬糞拾起來，甩進筐，慢慢地走了，他懷疑地看看我的舊棉襖，抖了抖身上的羊皮大氅。

　　我們修了車，趁天尚未黑透進村的時候，已經有一小群村里的娃娃緊隨著。城關只是一個門洞，沒有箭樓；巨匾上厚重地雕著四個大字：紫寨金城。那時我不懂為什么黃土黑石頭的莊子要稱為紫色，更不懂明明沒有城池卻吹牛說這是金城——給我印象的，是那村莊的古老和農民們的淳樸。

　　古老，淳樸。——這兩個詞一一描述著地和人，而這一點有多么重要，當時的我并沒有任何感覺。當時的我缺乏抓住機會的意識，這是致命的一種缺點。我太喜歡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然而當時的我也有一種優點，那就是不滿足甚至苛責自己的外界者姿態——我渴望真正地了解一切，渴望使自己與這古老而淳樸的東西結緣。

　　后來，后來經歷過的長城關隘，我已經數不清了。不如諸如山海關或八達嶺那樣的旅游地我不計算在內——如同遺跡的地層堆積一樣，在那種地方，誘人的和能教人知識的本質已經被一層層埋沒，堆積起幾米厚的晚期地層。誰也無法發掘那些樓房賓館以及紀念品小賣部，發掘并運走幾米厚的易拉罐和塑料紙的堆積層，去發現那關隘的文化本質。

　　我沒有意識到，但我的道路與拉鐵摩爾對學術界的指導完全不同。

　　如果縱切開長城南北的一段；從北向南，分別以烏珠穆沁的純牧區、正藍旗周邊的沙漠半牧半農區、紫荊關為代表的城垣農業山區、河北北部的大廠香河平原農業區——為考察基點的話，縱切開的長城地帶，是艱難的百姓人生。

　　在這條縱線上，人從體質到語言，再到服飾、住居、風習的變化，是柔和而自然的。南下和北上，傳播和接受都很模糊，普通人的艱辛日子需要南來的或北來的補充，尤其需要和平。

　　1972年最北的草原縱深發生了大雪災。由于那雪災的極度殘酷，一個新的蒙古語詞組甚至都被創造出來：temorzodu，鐵災。救活蒙古草原的是南線源源運來的糧食、藥品、被服，更不用說火柴和磚茶。災后門前圈里空空如也的蒙古人是從南部趕來了羊群，借它們再求繁殖和復蘇——西方列強不愿意報導：是中國救活了草原。

　　同樣，自古以來，南線貧瘠山區的漢族農民指口外為謀生路。移民史與長城構筑史幾乎是同期的。北部草原早在一千甚至兩千年前就離不開這種有手藝、會鐵匠木工、會營建房屋與打井、會熟皮鑲銀等一切職業技藝的移民了，所以，連拉鐵摩爾也寫道，草原王公們離不開這些漢族人，因為沒有這些移民就沒有豪華的王爺府和山珍海味，以及一切能模擬北京城的享受。

　　貧瘠山區的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甘肅人，甚至更偏南的窮人，藉著草原單純文化對他們的需要，在長城以北的遼闊的口外扎下了根。他們挖了一口井，蓋起了一個個村落。沿著他們跋涉的土路出現了交通線，出現了商業和城鎮。改朝換代、兵燹浩劫，他們活下來了并擴大了村莊、城鎮、交通和礦業——在歷史的爭斗時分他們從來沒有扮演過主角，因為他們的生存需要和平。

　　這種和平是自然的，從來無需強調。

　　但今天必須指出這種和平的淵源及合理，必須主張邊民生存的權利。

　　原諒我的文章變成了論證和抗議。

（引自張承志《無援的思想》1993年9月整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