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多年前，偶然讀到王小波的文字，不知道他寫的是些什么。只隱約感覺到他是一個有趣的人，但是他的內心深處仿佛是孤獨而寂寞的。又過了十多年，漸漸地有了一些人生的歷練，突然感覺到王小波對人生的理解遠比魯迅要好。可惜王小波逝世已經十年了。

        我不認識王小波，但是他卻比我認識的許多人要更熟悉，就象李白杜甫遠比我樓上樓下的鄰居要親切熟悉得多。他寫的許多東西是我想寫而寫不出來的，因此我就從王小波的身上看到了另一個更高級的我。我想，生而為人，大概沒有比這件事更愜意的了。正象你看到有的人寫出的粗俗文字，正象看到了另一個低下的我而產生憤怒一樣。

二

        以前還在武漢的時候，就買過一本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還有內容差不多的一本《沉默的大多數》，不知道怎么回事，兩本都不見了。到南寧后見到有新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園》，連忙又買了一本。這本書我不知讀了多少遍，都快讀爛了，再這樣讀下去，不久就要再去買一本新的了。我感到它就象一面鏡子，既照著我自己，也照著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按照小波的自述，他早年其實是不想進入社會倫理問題這個是非領域的，因為他年輕時讀了蕭伯納的《芭芭拉上校》，“很以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于是決定“這輩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作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但是他后來終于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意識到，“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里，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

        王小波對我們的生活世界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可能有人不同意，但是我覺得很好，至少可以作為我們反省自己生活的一個假設吧。王小波說：“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松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優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里，什么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

        我同意小波的看法。我吃驚的是怎么會這樣。小波提出了兩項改變它的主張，一是反對愚蠢，一是反對無趣。我認為這兩項的確很重要，前一項涉及到的是人的智力，后一項涉及到的是人的品位。

        什么是愚蠢呢？王小波說他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而是反對那些把別人當成笨人的人。比如，王小波說，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后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愚蠢。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子。我也可以舉出別的例子，比如說我常在一些學術文章中讀到“眾所周知”這個詞，我每次讀到這個詞，頭就要暈眩很久，就象“不言而喻”一樣，“眾所周知”也是典型的胡話，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眾所周知的事。這也是愚蠢。我知道了這一點，所以我寫文章再也不敢用“不言而喻”與“眾所周知”這兩個詞了。

        王小波說，把別人當笨人，常常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弄假成真，因此而自己也真笨起來了。這說明，這里存在著一種話語的力量，如果我們不對它加以反思，我們將陷入其中而無法自拔。因此我們會發現我們到底真傻假傻搞不清楚了。

        王小波從文學的角度舉出了許多例子來說明愚蠢的害處。其實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這種愚蠢也是無時無處不在的。比如法學研究中這么些年來人們起勁地探討法治，人們把法治打扮成一個美麗的新娘，崇拜得五體投地，什么法律信仰論，什么人本法律觀，什么本土資源論，紛紛出籠，昨天又讀到這樣的文章，“儒家哪些傳統有悖法治？”，但從小波的眼光來看，這些言論其實反映的不過是研究者的愚蠢。法治不過是一個概念，犯得上我們這樣為它神魂顛倒嗎？而且，舉國上下，言論滔滔，竟沒有一個反對法治的人出來（梁治平可能是一個例外），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嗎？一點趣也沒有。所以愚蠢與無趣總是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會如此呢？按照王小波的看法，是因為這些人自以為是非在手，“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

        我想，大約是因為王小波實在看不過那些人自以為掌握了“論是非的權力”，自以為“已經不戰而勝了”吧，所以年青時代本不想加入是非之爭這個染缸里來的，但是他終于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中年人的責任，也自覺地加入到了論是非者的行列。不過我覺得，王小波與那些論是非的人畢竟有根本的不同，王小波之論是非，乃是論是非之是非，因此這對于那些自以為是非在手的人就能起到一種解毒的功效。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小波的工作的意義更多是批判性的，唯其如此，才是更有意義的。從小波這里我反省自己，發現自己就是一個喜歡論是非的人，因此必須常以小波作為一面鏡子自我反省。須知是非之為是非并非絕對，而是有條件的，論是非者不明白這一點，乃是許多人生悲劇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