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觀念下形成的，也是在相應的法律制度下運行，并受到這種法律制度保護的。例如，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是以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法律觀念為最重要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鼓勵自由競爭，但同時又很強調契約作為自由競爭的法律基礎的重要性。同樣，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也有自己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原則，例如關于人人都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土地、森林、資源和各種礦藏等）都屬于全體人民所有等等。伊斯蘭經濟思想以及相應的伊斯蘭經濟制度，也是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要認識和研究伊斯蘭經濟思想和經濟行為，就必須了解伊斯蘭教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制度。

　　一、沙里亞：伊斯蘭經濟的法律基礎

　　說到法律，按照人們一般較為熟悉的說法，就是由一個國家政權的立法機構制定的行為規則，而且這些行為規則要由國家政權來保證強調執行或者實施，它們往往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然而，在伊斯蘭社會中，關于法律的觀念卻與一般的世俗性社會存在著一個根本的區別。這就是，在世俗社會中，法律是由政治家或法學家制訂的，也就是說，法律的來源是人的思想；而在伊斯蘭社會中，法律是來自真主的，也就是說，伊斯蘭社會的根本性法律不是由人制訂的，而是由真主授與的。

　　《古蘭經》中明確寫道：“天地的國權，歸他所有；萬事只歸于真主。”（57：5）“多福哉擁有主權者!他對于萬事是全能的。”（67：1）根據伊斯蘭教義，世間的萬物都是真主創造的，他全知全能、主宰一切。為了指引人們行正道，真主便向先知（或稱圣人）穆罕默德啟示了伊斯蘭教的律法，即每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都必須遵守的神圣誡命。伊斯蘭宗教律法統稱為“沙里亞”（Ｓｈａｒｉａ），也叫作“伊斯蘭教法”或“穆斯林法”，是指導穆斯林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的行為規范。阿拉伯文“沙里亞”一詞原意為“通向水源之路”，泛指“行為”、“道路”，在宗教上指真主指引的道路。只有嚴守沙里亞，穆斯林才能在今世幸福吉祥，并在來世得到拯救，免墮火獄。

　　由于沙里亞是真主意志的體現，因此它具有神圣性、強制性和永恒性。沙里亞的神圣性不是來自理性判斷或功利主義的需要，而是出自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即相信天地萬物皆為真主的創造、所安排。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必須敬畏真主，遵守“真主的法度”。同樣，它的強制性也不同于世俗的法律。世俗法律的強制性是靠國家機器（如軍隊、警察等）來執行和維持的，而沙里亞的權威性主要是來自穆斯林對真主的信仰和敬畏，是靠虔誠的信仰和信心。當然，伊斯蘭教法的執行在一定程度也要依靠伊斯蘭社團或者國家的力量。其永恒性體現為，由于沙里亞是來自全知全能的真主，因而它永遠是正確的、完整的，其范圍無所不包，而且不會因時間和地點的改變而改變，適用于任何時代和任何地點，對所有伊斯蘭教的信仰者都具有約束力。虔誠的穆斯林認為，世俗性的法律由于是人們自己制訂的，因此它們是可以隨意更改的，而伊斯蘭社會的法律是真主授與的，因此它們是永恒的、亙古不變的，人們是不能對其妄加更改的。

　　除了真主授與和人定這個根本性區別外，伊斯蘭教法與其它世俗法律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上面說過，一般的“法律”是一種由國家制定的行為規則，并由國家政權來強制實施。而伊斯蘭教法，即沙里亞，卻并不完全是這樣一種“法律”。根據沙里亞的規定，人們的行為可劃分為五大類：一、必須遵守的行為；二、受鼓勵的行為；三、允許的行為；四、受譴責的行為；五、禁止的行為。某種行為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是允許的還是不允許的，是應該受到鼓勵的還是應該受到譴責的，并沒有固定的標準，需要教法學家根據自己的學識、水平來作出判斷，而且不同的教法學派也有不同的判定方法和判斷標準，因而是一個非常困難和復雜的問題。從上述的劃分來看，沙里亞與一般世俗法律的重要差別在于，一般的法律所規范的行為是“能夠做什么”和“不能夠做什么”，而伊斯蘭教法還包括了“應該做什么”。也就是說，沙里亞所涵蓋的范圍除了法律規范之外，還包括道德規范。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伊斯蘭教法不同于現代意義的法律，而相當于一種宗教倫理的行為規范；它從來都不是一部正規的法典，實質上是一種包羅萬象的應盡的義務體系。”

　　一般說來，沙里亞體系的主要內容包括這樣四大類：一是關于宗教義務和宗教禮儀的律法規定；二是關于懲戒方面的內容，即針對伊斯蘭社會中刑事犯罪的律法規定；三是關于伊斯蘭社會中民事和家庭事務的律法規定；四是有關商業和經濟方面的律法規定。這樣，伊斯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穆斯林個人生活的各個階段，幾乎都有相應的道德和法律規定。盡管沙里亞的范圍無所不包，而且其有效性永恒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伊斯蘭教法學家們卻非常強調沙里亞的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定之間的區別。他們把前者稱為“烏蘇勒”，意為“根本”或者“根源”，而把后者稱為“福魯阿”，意為“枝葉”。將沙里亞分為“樹根”和“枝葉”這一形象的比喻，生動地體現了傳統教法學者們嚴格地將伊斯蘭教法的基本原則與各種具體規定區分開來。他們認為，沙里亞的根本原則是神圣不可更改的，而針對具體問題的有關規定卻是由人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只要在符合沙里亞原則的基礎上，人是可以發揮自己的聰明和智慧的。遜尼派的四大教法學派都一致接受沙里亞有這樣四大來源：《古蘭經》、《圣訓》（遜奈）、類比（格亞斯）、公議（伊智瑪）。其中《古蘭經》和《圣訓》是基本來源，類比和公議是次要來源。伊斯蘭教什葉派稍有不同，該派接受《古蘭經》、《圣訓》、公議三種來源，但不認為類比是教法的來源之一，而代之以推理（阿格勒）或者獨立判斷（伊智提哈德）。一切有關伊斯蘭經濟思想和實踐的沙里亞也無不出自這四大來源。

　　二、教法的基本來源——《古蘭經》和《圣訓》

　　《古蘭經》的經文分為麥加章和麥地那章兩大部分。麥加章主要是關于宗教信仰、義務及禮儀方面的內容，而麥地那章則主要是有關穆斯林國家的社會即經濟生活方面的內容，因此這一部分與沙里亞的關系更為密切。當然，麥加章與麥地那章在內容上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例如，麥地那章中也有不少關于信仰、禮儀方面的內容，而麥加章中也涉及了社會—經濟生活。有人作過統計，在《古蘭經》的6236節經文中，直接涉及律法的有600多節。

　　《古蘭經》中關于社會即經濟生活的內容十分豐富。歸納起來，大至包括以下幾個大的方面：（一）關于婚姻、男女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二）關于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對彼此之間責任、義務的規定；（三）關于財產繼承，包括遺產的分配份額、遺贈、遺囑等規定；（四）關于刑事犯罪，包括殺人、偷盜、搶劫以及報復的處罰規定；（五）關于商業、金融活動，例如對債務、契約、公平買賣等的規定，以及對利息、賭博的禁令；（六）關于飲食的規定，例如禁忌食品和禁止飲酒等。此外，《古蘭經》中還許多其他的規定，如關于善待和釋放奴隸、關于參加圣戰和戰利品的分配，以及關于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等“信奉經典的人”的地位等等。這些經文對許多問題作出了非常明確和具體的規定，因此是沙里亞最直接的來源。

　　《古蘭經》包括了不少直接與經濟有關的經文。有人作過統計，在6236節《古蘭經》經文中，與經濟有關的多達1400節。這里試引部分加以說明：

　　（一）關于世間財富都屬于真主，人只是受托代管世間的財產：“天地萬物，都是真主的。”（53：31）“他以你們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們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級，以便他考驗你們如何享受他賞賜你們的恩典。”（6：165）“你們應當信仰真主和使者，你們應當分舍他所委你們代管的財產，你們中信道而且施舍者，將受重大的報酬。”（57：7）

　　（二）關于個人所占有的財產：“他們的財產中有一個定份，是用于施濟乞丐和貧民的。”（70：24—25）“如果你們知道他們是忠實的，你們就應當與他們訂約，并把真主賜予你們的財產的一部分給他們。”（24：33）

　　（三）鼓勵繳納天課和施舍：“你要從他們的財產中征收賑款，你借賑款使他們干凈，并使他們純潔。”（9：103）“在收獲的日子，你們當施舍其中的一部分，但不要過分。真主的確不喜歡過分的人。”（6：141）“你們當為主道而施舍，你們不要自投于滅亡。你們應當行善；真主的確喜愛行善的人。”（2：195）

　　（四）關于正當經商、公平交易：“你們當使用充足的斗和秤，不要克扣別人所應得的貨物”（7：85）“你們應當秉公地謹守衡度，你們不要使所稱之物分量不足”（55：9）

　　（五）關于禁止高利貸剝削：“真主褫奪重利，增加賑物。”（2：276）“吃重利的人，要象中了魔的人一樣，瘋瘋癲癲地站起來。這是因為他們說：‘買賣恰象重利。’真主準許買賣，而禁止重利。”（2：275）“信道的人們啊!你們不吃重復加倍的利息，你們當敬畏真主，以便你們成功。”（3：130）

　　（六）提倡適度，反對浪費：“你應當把親戚、貧民、旅客所應得的周濟分給他們，你不要揮霍；揮霍者確是惡魔的朋友，惡魔原是辜負主恩的。”（17：26—27）“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謙遜而行的……他們用錢的時候，既不揮霍，又不吝嗇，謹守中道。”（25：63—67）

　　《圣訓》的內容有的是對《古蘭經》進行說明或者解釋，還有的是對《古蘭經》作補充。例如，《古蘭經》中多次提到禮拜（Ｓａｌａｔ，賽倆臺）和天課（Ｚａｋａｔ，扎卡特），但沒有對其進行具體的說明，穆罕默德便仔細向信教者們解釋了禮拜和納天課的辦法。因此，顯然《圣訓》也是沙里亞最基本的來源之一。

　　《圣訓》中也有不少直接關于經濟的內容。由于先知穆罕默德出身貧寒，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對普通人民的社會生活很熟悉；另外，他本人還有過經商的經歷。這就使得《圣訓》中有許多內容同經濟問題有非常直接和明確的聯系。舉例如下：

　　穆罕默德說：“應當從他們中的富人取出，歸還給他們中的窮人。”

　　這種體現社會公平的思想與現代國家的稅收制度是相吻合的。關于私有財產的合法性，穆罕默德說：“每一個穆斯林的血肉、財產、名譽，對于另一個穆斯林都是不合法的。”他還說：“被殺死在自己財產旁的人也是殉道者。”

　　他要求人們公平買賣、量力而行：“囤積貨物，以抬高價錢出買給穆斯林的是不義的。”

　　“你若賣，當度量而售，你若買，當度量而購。”“誰若已購買一些食品，在未拿到手之前，不得向第二人出售。”穆罕默德還要求人們努力工作，善于經營。他說：“經營穆斯林產業不當的人，真主在后世會使他遭遇火獄。”關于正當使用錢財，穆罕默德說：“錢財是好東西嗎?將錢財確實用于正當之處，它當會帶來好處。……對于那些用正當途徑掙來的錢財為真主行善，施用于孤兒、窮人、困苦者和出門人的穆斯林來說，錢財是多好的伙伴呀!而那些以非正當的辦法弄來錢財和不用于該用之處的人，就象吃不飽的人一樣，其錢財在末日將提供不利他的作證。”

　　三、教法的次要來源——公議和類比

　　穆罕默德去世后，隨著阿拉伯帝國地域的擴大，人口的增多，面臨的情況也越來越復雜，許多新問題在《古蘭經》和《圣訓》中沒有明確的規定。于是，后來的教法學家們便在不違背經、訓原則的基礎上，發展了兩種新立法形式——公議和類比。所謂公議（Ijma，伊智瑪），原指穆斯林社團所有成員就重大問題達成的一致意見，后來也指由某些公認的權威教法學者就某一具體問題的一致見解。在伊斯蘭世界的多數地區，公議構成了沙里亞的第三種資源。從伊斯蘭教史來看，公議實際上是最普遍、最廣泛運用的立法方式。在《古蘭經》和《圣訓》中都可以找到關于公議作為立法來源的根據。例如，人們常引用這幾節《古蘭經》的經文來證明公議立法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我這樣以你們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們作證世人，而使者作證你們。”（2：143）“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服從真主，應當服從使者和你們中主事的人，如果你們為一件事而爭執，你們當使那件事歸真主和使者（判決），如果你們確信真主和末日的話。”（4：59）此外，還有3：103，3：110，4：115，9：119等節。

　　教法學家們還常常引用兩則這樣圣訓來作為公議權威性的根據：一則是“我的教民們決不會就謬誤取得一致。”另一則是“凡穆斯林大眾贊同的，在真主眼里就是善行：凡穆斯林大眾不贊同的，在真主眼里就是惡行。”

　　穆罕默德去世后，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誰來擔任穆斯林社團領袖的問題。圣門弟子們在“草棚會議”上經過協商，一致推舉艾布•伯克爾作為先知的繼承人（即哈里發），這是首次成功地運用公議原則作出的決定。此后，公議便成為教法的重要來源之一。伊斯蘭教什葉派也承認公議為立法來源之一，但卻認為這種立法方式與《古蘭經》立法和《圣訓》立法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其地位要低得多。什葉派教法學者們認為，公議作為人的立法，總是難免會出現錯誤的，因此與不謬的神圣立法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例如，他們認為穆罕默德去世后人們推舉艾布•伯克爾為哈里發便是一個錯誤。

　　一些現代的伊斯蘭教法學家認為，公議作為一種重要的立法原則，為伊斯蘭教提供了一種不斷適應變化中的外部環境的機制。正是由于有了公議立法，伊斯蘭教才能不斷保持活力，具有不斷解決新問題的能力。還有的伊斯蘭學者把公議制度與西方的民主制度進行比較，認為伊斯蘭教的公議立法原則并不比西方的民主原則遜色，但其產生的時間卻比西方的民主制度早得多。但也有的學者強調，盡管公議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但必須注意它的應用范圍和條件，更重要的是必須使它不能與經、訓相沖突，因此，公議只應被看作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工具。

　　關于公議的應用范圍，一位名叫多伊的現代伊斯蘭學者主張，應根據不同的問題來決定公議的范圍。他認為，任何有關宗教信仰或禮儀方面的問題，必須得到整個穆斯林社團所有成員的贊同，而有關商業、金融、民事糾紛等具體問題，則只需要在一定范圍內取得教法學家們的贊同就可以了。

　　類比（Qiyas，格亞斯）是沙里亞的第四個來源。所謂類比，就是教法學家們在解決所遇到的問題時，根據《古蘭經》和《圣訓》中提到的某些情況，進行對比、推理和判斷，從而推導出符合經、訓原則的結論。伊斯蘭學者們都強調，經、訓中用來類比的實例或者規定應具有普遍性，律例的根據必須明白無誤。盡管如此，一些嚴謹的教法學家們仍然認為類比所作出的決定帶有推測性質，帶有較多的人為判斷的因素，因此他們又規定，只有精通經、訓的權威教法學家才有資格運用類比，所得出的結論還須經公議核準，才能產生法律效力。

　　類比作為沙里亞來源之一的根據，同樣也可以在《古蘭經》和《圣訓》中找到。人們常常用來證明類比有效性的一段《古蘭經》經文是：“這些譬喻，是我為眾人而設的，只有學者能了解它們。”（29：43）先知穆罕默德也說過，在遇到沒有啟示誡命的問題時，在你們當中，我當用自己的意見（ray，拉阿儀）來作出判斷。例如，經、訓中明確規定穆斯林不得飲酒，因為酒會使人受麻醉失去理智。教法學家們根據類比原則作出規定，任何能使人沉醉的的液體都禁止飲用，而任何不含有醉人物質的液體都可以飲用。人們普遍認為，這一規定發展了沙里亞，因為它是根據經、訓的精神，經過比較和推理后作出的法律規定，針對的問題是穆罕默德在世時不曾出現的。一般來說，根據類比原則進行立法都只限于社會和經濟問題，而不是信仰或禮儀方面的原則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