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師南遷桂林的歷史事實及其教育實踐中，我們可以認真品味究竟什么是成達精神，成達精神具有怎樣的內涵，成達精神在今天還有怎樣的意義和作用？
　　一、愛國愛教是成達精神的靈魂
　　愛國愛教是中國回族穆斯林的優良傳統，更是成達精神的靈魂。82年前，成達師范成立伊始，馬松亭大阿訇等人就將“培植回民國家意識”，確立為成達人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　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要改變回民政治上被統治、經濟上受剝削的社會地位，不僅不能單純地以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劃分敵友，而且必須大力促進回、漢民族團結，培植回民的國家意識，使廣大回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國家強盛則民族興旺，而民族素質的全面提升有利于國家的強盛。為此，就應改革舊的經堂教育，發揮回族固有的優良傳統，培養出一大批適應時代發展進步、愛國愛教的回民領袖來。他們定校名為“成達”，取“成德達才”之意，就是將“成德”放在第一位，而愛國愛教的培養則是成德教育中最重要的內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為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實施挑撥離間的反動伎倆，將目光盯在素有良好聲譽的成達師范學校，妄圖在回族伊斯蘭教界尋找其代理人。北平淪陷后，成達校務停頓，為“避免作文化的俘虜”，成達人積極密謀外遷。“正在計議期間，敵方令人示意，愿助以經費，俾早開學；后又易利誘為威脅，危詞恐嚇。敝校始終不為所動，遂于去年十二月，在校師生四十余人，化裝赴津，航海至港，轉粵漢路而達衡陽。其另一部學生，則由鄭州轉平漢、粵漢兩路而南，到衡會齊，同來桂林。”由此可知，成師舉校南遷桂林這一事件本身，就體現了成達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表達了回回民族熱愛祖國、誓死不做亡國奴的堅強決心，反映了回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崇高意志。成達人深知自己身上擔負著國民、穆民兩大責任，既要愛國，也要愛教，要將愛國與愛教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完成自己神圣的歷史使命。誠如唐柯三先生所說：“穆圣云：‘愛護國家，屬于信仰。’吾人即知愛國為信德之一，即應盡我國民、穆民之兩重責任。當此全面抗戰之時，凡我回民，即不能悉赴戰場，執干戈以衛社稷，應如何遵奉教義，努力教育，以激發愛國思想，充實救國力量，為國家之后盾……同人等不憚冒險阻、歷艱難，以維護此生命線者，實感于救國興教責任之重，不能不勉力負荷也。在今日言救國，組織民眾，訓練青年，實為第一要務……況我回民有信仰，敢犧牲，重服從，尚勇敢，果能組織訓練，皆可為國干城。敝校此次遷桂，愿在政府指導之下，從事教育，造就師資，以發揮回民之潛伏力量，致力抗敵救國之工作。”
　　成達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戰火中南遷的成達人，切身感受到國破家亡的痛苦，積極組織學生出壁報，辦《月華》，發表宣傳抗日文章，組織宣傳隊上街下鄉，進行社會調查，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演唱抗戰歌曲，參加抗日游行，聲討日寇侵略，揭露日帝暴行，發動民眾踴躍參軍、保衛祖國，組織、領導師生參加演出老舍先生編寫的四幕話劇《國家至上》，宣傳回漢人民團結抗戰，創辦婦女識字班，提出“沒有祖國民族無存、不愛祖國何以愛教”的響亮口號，使學校的一切工作都與抗戰緊密結合，彰顯了成達人高漲的愛國主義激情。他們還走出廣西，走出國門，向國內外人民廣泛宣傳抗日。1939年，成達第一班畢業生馬金鵬參加西北回民抗戰宣傳團，深入陜、甘、寧、青各省穆斯林群眾，展示日寇焚寺滅教、強迫穆斯林改變民族習俗的暴行，揭露日寇妄圖建立“回回國”、分裂中國的陰謀，號召各地回族同胞樹立抗戰到底、保家衛國的決心。成達第一班畢業生王世明參加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遍訪埃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會見各國朝野人士，揭露日寇對中國穆斯林的迫害，宣傳中國人民堅決抗戰的決心和信心。以成達師范畢業生為主的中國回教朝覲團，在團長龐士謙老師的率領下，于1939年赴麥加，在完成朝覲功課后，向來自世界各國的哈吉宣傳中國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正義行動，揭露日本侵略軍侵華罪行，對日偽政權所派“朝覲人員”的活動進行監視，對他們進行了義正詞嚴的譴責與教育。與此同時，在這些深入群眾的宣傳過程中，成達人也受到了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激勵與教育，錘煉了意志，升華了自我，進一步堅定了愛國愛教的決心和信心。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成達人血管里沸騰的愛國愛教激情，令我們這些后來者心中充滿了對成達前輩們深深的敬意。今天，我們重溫這一段激動人心的歷史，就是要學習、繼承、弘揚成達前輩們那種強烈的愛國愛教精神，將這種愛國愛教的成達精神化作我們永恒的動力。愛國愛教不是空洞的教條，而有其具體的內涵。不同的時代，愛國愛教的內涵也會有所不同。如果說，當年在救亡圖存的戰爭年代，愛國愛教的集中表現是抗戰救國的話，那么在今天，愛國愛教的集中表現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地堅持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將我們偉大的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并在建設祖國的偉大進程中，使我們的伊斯蘭教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在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行。
　　二、與時俱進是成達精神的脊梁
　　成達師范學校是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產生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求伊斯蘭教要與時俱進。成達師范始終堅持以闡揚伊斯蘭教文化為宗旨，注重對于伊斯蘭教真諦的學習與研究。為此，他們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爭取外援方面，馬松亭阿訇先后兩次出訪埃及，爭得埃及國王福德一世、法魯克一世的鼎立支持，得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以及埃及朝野上下的協助與支持，將他們所贈的大量原版伊斯蘭教圖書運回學校；邀請到賽依德•穆罕默德•達理、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樂兩位博士來華，在成達師范直接傳授伊斯蘭教經學知識；派遣了第一班畢業生韓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馬金鵬、張秉鐸等5人到愛資哈爾大學進修。
　　在校內，他們先后邀請王靜齋、張子文、馬自成、龐士謙、金吉堂、薛文波、王夢揚等一批信仰純正、學識淵博、思想進步的穆斯林學者來校任教；籌建福德圖書館，邀請蔡元培、陳垣、翁文灝、朱家驊、白壽彝、王夢揚等27位教內外著名學者擔任圖書館的籌備委員，向中外發布《征書啟》，廣泛征集阿拉伯文、漢文圖書典籍，以充實館藏圖書；邀請顧頡剛、徐炳昶、韓儒林、陶希圣、姚從吾、梅貽寶、馮友蘭、張星烺等全國知名教授來校演講，其演講題目涉及“發揚回教文化和精神”、“宗教與科學”、“中國儒釋道三教關系變遷的概略”、“從歷史上看回教文明對中西文化的關系”、“西北四省概況與回漢問題”、“青年的修養”、“中國歷史上兩位名人的事跡”、“福德圖書館之于回教文化及中國文化”等；組織學生演講，題目涉及關于伊斯蘭教道德的方方面面，如伊斯蘭教道德的標準，與五功的關系，經、訓中對道德的指示，心與道德的關系，宗教道德之堅定信仰、服從主命、實踐圣行，家庭道德之孝慈、禮節、夫婦，社會道德之扶持正義、親愛、互助、團結、服從、信仰，伊斯蘭教道德與法律、經濟、現代社會，后世與道德之關系等；創辦了《月華》、《成師校刊》、《成達文萃》等期刊，組織廣大師生認真研究和討論有關伊斯蘭教教義、教法的各種問題。
　　以馬松亭為代表的成達師范教育家們，著眼于經學教育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從辦學目標上，提出了培養伊斯蘭組織之會長、清真寺之教長、普通回民學校之校長等“三長制”的教育體制，突破了傳統的培養清真寺經師的單一體制；教學方法取中文與阿拉伯文并授，使學員不僅學經，而且學習漢文化；教學內容增加漢語、國學、自然科學、歷史、政治、體育等課程。南遷桂林后，他們繼續堅持這種先進的教育體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動師生走出校門，深入實踐，深入群眾，深入清真寺，進行田野調研，將伊斯蘭教的經學教育與時政教育、興教救國教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增強了成達人的責任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民眾意識，認清了當代中國伊斯蘭教的現狀與發展方向，在實踐中增長了才干。
顯然，上述這一切工作，適應了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需要，適應了抗戰時期救國圖存的需要，開闊了成達人的學術視野，深化了成達人的伊斯蘭教學術水平，有利于對伊斯蘭教真精神的學習與發揚，有利于伊斯蘭教信仰的純正與堅定，有利于中國伊斯蘭教本身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對于培養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識的新一代回族穆斯林精英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成達師范學校這種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的精神是極其寶貴的，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繼承與發揚。
　　近年來，中國伊協成立了教務指導委員會，組織進行“解經”工作，我以為很有必要。應該通過這項工作，使我們的伊斯蘭教思想理論建設跟上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誠然，對于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義務是不能改變的，不僅不能改變，而且還要更加堅定地信仰和履行；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們的伊斯蘭教就不需要發展了。恰恰相反，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我們的伊斯蘭教也同樣必須跟上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變革、進步相適應。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經有135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多種社會形態，一直生存和發展到今天，早已成為中國的伊斯蘭教，具有中國的特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個不爭的事實起碼告訴我們兩點：其一，中國社會有適合伊斯蘭教存在與發展的土壤和條件，中國社會需要伊斯蘭教；其二，伊斯蘭教具有與時代并進的特點，對各種社會都有極強的適應性，總是要服從和服務于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打開宗教歷史的篇章，拂去世俗歲月的灰塵，我們發現，先知穆罕默德是應當時社會需要而宣傳伊斯蘭教的，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需要解決，社會價值觀念需要變遷，社會信仰與倫理道德需要重建。因此，伊斯蘭教的初期雖曾受到舊勢力的迫害，但因其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對當時社會進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所以能沖破種種阻力，凝聚起廣大穆斯林并得到迅速發展。我們同時還發現，每當社會發生重大變革時，伊斯蘭教內部都會出現一些宗教改革家，推動宗教的改革，適應并服從和服務于發展的社會，如艾布•哈尼法、馬立克、沙斐儀、伊本•罕百勒四位大教法學家以及安薩里等，中國伊斯蘭教的馬啟西、馬萬福等等。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教義、經典固然是不會變的，但關于信仰、教義、經典的注釋，則是可變的，是因時代、民族、地區、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的。古今中外伊斯蘭教只有一部《古蘭經》，而《古蘭經注》則成千上萬，就是明證。誠然，因其特有的神圣、神秘、信仰，與時代變化相比，宗教的變革總是滯后或偏于保守一些，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們拒絕變革與進步。拒絕變革與進步，就意味著自取滅亡。因此，宗教的變革與進步總是會發生的。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伊斯蘭教的思想理論建設已經開展起來了。眾所周知，在舊社會，中國穆斯林飽受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與屠殺，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在死亡線的邊緣，所以形成了“不求今世求來世”的消極思想，強調“轉眼間的頓業（今世），永恒的阿黑來提（后世）”。新中國的成立，和全國人民一起翻身做主人的各族穆斯林煥發了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為建國初期的和平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策越來越左，直到“文革”十年的大劫難，又使各族穆斯林陷入了迷茫之中，“不求今世求來世”的思想又成為人們的人生觀。顯然，這樣的人生觀與1978年以后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極不相稱，所以教內有識之士大力宣傳伊斯蘭教固有的“兩世吉慶”觀，從而改變了各族穆斯林的上述舊觀念，極大地解放了思想，積極投身于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之中，走上了勞動致富的康莊大道。由此可見，從“不求今世求來世”到追求“兩世吉慶”，確實使中國穆斯林對于伊斯蘭教真諦的理解與把握更加準確了，是一大進步。
　　但是，伊斯蘭教思想理論建設的任務并沒有完成，還需要我們繼續努力。例如，就拿對“兩世吉慶”的理解來說，我以為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目前一般的理解都是追求個人的“兩世吉慶”；如果我們深入一步問一下：難道我們來在這個頓業上，追求的最后目的就是為了個人的“兩世吉慶”嗎？如果我們再看一看其他兄弟宗教的口號，佛教主張要“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普度眾生”，道教要“慈濟和同”、為社會服務，基督教和天主教要發揚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犧牲精神、奉獻精神，作鹽作光，榮神益人，都是在強調“奉獻”、“給予”；而咱們卻是在強調“獲取”。相形之下，我們不覺得汗顏么？其實，依照伊斯蘭教的教導和《古蘭經》的訓示，追求個人的“兩世吉慶”不應該是穆斯林的最終追求。根據伊斯蘭教的觀點，人類的社會價值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責任”。所謂責任，就是按照《古蘭經》的要求，“做真主在大地的代治者”。做大地的代治者，這是真主對人類的委托，是人類肩負的神圣職責。也就是說，伊斯蘭教認為，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個人，都具有社會性，是社會的一分子，生來就有一種神圣的社會責任：用真主賦予的身體、知識、精神、良善品德和堅強意志去為社會服務，為家鄉服務，為祖國服務，為世界服務，努力把人類的共同家園——我們的地球村規劃好、治理好、建設好，打造一個和諧的社會、和平的世界，為人類造福，為世界萬物造福，用善行不斷地充實人生，尋求人生的真諦，尋求全人類的“兩世吉慶”。這是人的價值所在，是人在宇宙萬物中處于最高地位的具體體現。
　　類似值得商榷的觀念還有。比如說，咱們對于“泰斯米耶”的理解，一般都是按照傳統的理解：普今獨后，就是說普慈今世，獨慈后世；還有一種說法是，普慈全人類，獨慈穆斯林。這后一種理解準確嗎？這種理解有益于社會的和諧嗎？我看值得商榷。依照我的理解，普慈特慈可以分作幾個層次：一個層次是普慈宇宙，特慈地球；第二個層次是普慈地球上的萬物，特慈全人類；第三個層次是普慈全人類，特慈有信仰的“信道者”（穆民）；第四個層次是普慈一切有信仰的“信道者”，特慈“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我們可以反復學習一下《古蘭經》，品味一下經里稱贊的都是“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我理解那就是指一切不僅有自己純正信仰，而且還能夠按照信仰的要求付諸善行實踐的人，為社會的進步、時代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人，并非單純指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我們國家現有穆斯林2100萬，但是真正做到“信道而且行善的人”究竟有多少呢？那些雖然不是穆斯林，但是卻為著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舍生忘死，追求進步，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和統一做出積極貢獻的人們，難道不應該得到真主的特慈，享受“兩世吉慶”嗎？以為只要具有了穆斯林的身份，是個回回人，就會得到真主的特慈，我看這種理解不僅不正確，而且還有礙于社會和諧的構建，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大團結。
　　總之，開展伊斯蘭教思想理論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事業，現在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應該繼承和弘揚成達人勇于創新、與時俱進的精神，將伊斯蘭教思想理論建設事業繼續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使之真正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積極有益的貢獻。
　　三、艱苦奮斗是成達精神的品格
　　成師是在北平淪陷、日寇威逼利誘的背景下被迫南遷桂林的，其環境艱苦、險惡是今人難以想象的。據相關資料和知情人介紹，當成師決定南遷桂林后，日偽已有所覺察，加緊步步相逼。校領導經緊急研究，秘密串連通知遷校。為迷惑敵人，成達師范學校未摘校牌，而且給人以學校正忙于辦理“開學”準備事宜的假象。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凌晨，“該校師生四十余人分作兩批，化裝離平。一批由津經滬，一批由津經青島；此外，另有一批學生十余人由鄭州召集，經漢口，均在衡陽會齊，循湘桂公路來桂，于二月中旬全部到達。”據說，學校師生剛剛離開北平，日偽即派人突然闖入學校，企圖要挾學校領導服從其安排，結果撲了空。俗話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更何況是在那個戰亂的年代！成達師生悄悄地“分作兩批，化裝離平”，這短短的8個字內，該蘊含著怎樣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
　　離平抵桂僅僅是艱難困苦的開始，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后面。1938年初，成師在桂林西外清真古寺設校復課。限于當時的條件，師生們的學習環境、生活條件、衛生條件極差，盡管校領導們想盡各種辦法，當地穆斯林群眾給予了很大支持，但是學校的伙食依然很差，學生們每天只能半饑半飽，更不要說什么加強營養了；宿舍條件也不堪回首，每天都要與蒼蠅、蚊子、臭蟲、老鼠為伴，據說甚至有學生睡覺時被老鼠咬掉腳趾頭的事情發生；學習條件尤差，晚自習沒有照明設備，不要說電燈，即使煤油燈也屬于奢侈品，學生們只能用桐油燈照明。兩三個人共用一盞有幾根燈草的桐油燈，一個教室10來盞，微弱的火苗在風中搖擺，若明若暗，桐油燈散發出的黑煙，使整個教室烏煙瘴氣，學生們要費很大的勁才能看清書本上的字。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成達師范的學生們還要按照學校的嚴格要求，堅持每天的五番拜，堅持學習和背誦經文。
　　更為糟糕的是，在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和對日軍的“不抵抗”政策慫恿下，日本侵略軍的鐵蹄繼續南下，大半個中國很快就遭敵踐踏。在攻占武漢后，日機經常對處于大后方的桂林進行空襲，日機的狂轟濫炸，使桂林成為一片火海，該市的9座清真寺幾乎全部被炸。在桂林城的西南有一處回民聚居區，被敵機投彈六、七十枚，千余棟回民房屋被炸塌及焚毀，穆斯林死傷達數百人。每當空襲警報在桂林上空響起時，成達師生們只好跑到距離學校3華里以外的山洞里去躲避。目睹日本侵略者慘無人道的暴行，成達人無不義憤填膺,更堅定了他們抗戰的決心。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就在成達師范遇到這些困難的情況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落井下石，于1941年10月由教育部正式下文，將成達師范學校改為國立，免去唐柯三的校長職務，一改成師“三長教育”的教育方向。面對這種嚴峻形勢，1942年，馬松亭阿訇應重慶穆斯林群眾之聘，擔任重慶十八梯清真寺教長，并創辦了伊斯蘭經學研究班。1944年夏，日軍瘋狂向湖南、廣西進攻。6月19日，長沙失陷，衡陽告急，桂林震驚。桂林城防司令部發布疏散令，限機關、團體、學校于7月15日疏散，成達校務再度停頓。學校可以停辦，但是成達人對學問追求的熱情不減，他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匯入難民人流，踏上險峻道路，冒著被沖散、被搶劫、被土匪殺害的危險，經過長途跋涉，歷經千辛萬苦，奔向重慶，投奔他們敬愛的導師馬松亭大阿訇，到他開辦的經學研究班繼續深造。正是在這個經學研究班上，他們有幸聆聽了著名學者郭沫若、黃炎培、老舍、馬寅初等大師級人物為他們所作的學術報告、形勢報告，將愛國愛教、興教救國的思想深深扎根心中。
　　重溫南遷桂林后這段成達師范的艱苦奮斗歷史，我們終于可以理解成達人之所以取得那樣輝煌成就的奧秘：不畏艱險，艱苦奮斗，百折不撓，果敢堅毅，堅忍不拔，正是成達精神的基本品格。今天，我們的生活條件、學習環境、工作環境要好過成達前輩們不知多少倍，但是不畏艱險、艱苦奮斗、百折不撓、果敢堅毅、堅忍不拔的成達精神，依然應該成為我們中國穆斯林的傳家寶。生活再富裕，條件再優越，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丟；困難再大、問題再多、心里再委屈，百折不撓、果敢堅毅、堅忍不拔的精神不能丟。其實，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艱難。如今雖然生活條件大大好轉了，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遇到了前人所不曾遇到的更大誘惑和考驗。很多人在這樣的考驗面前已經打了敗仗，弄虛作假，吹牛撒謊，爭名爭利，成為名利場上的匆匆過客。有的人遇到一些挫折，看到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事情，只知道埋怨社會，怨天尤人，卻從不對自己的思想、言行進行反省，結果使自己陷入對社會不滿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有的人學習不努力，工作不認真，只圖索取，不講奉獻，只圖享受，不愿吃苦，聽不得批評意見，受不得一點挫折和打擊，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心里沒有別人，只有他自己，結果使自己脫離了集體，脫離了群眾，最終落得一個孤家寡人的下場。究其原因，恰恰是他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信仰，忘記了艱苦奮斗的成達精神，更忘記了“做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神圣責任。說到底，還是信仰不純正、不堅定。因此，在今天極其優越的條件下，重溫成達艱苦奮斗史對于我們就具有了更深的意義，它告誡我們一定要不斷地純正自己的信仰，堅定自己的伊瑪尼，繼續保持成達人那種艱苦奮斗的精神，在新世紀做出無愧于時代的中國穆斯林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