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成（1888-1943）是中國現代伊斯蘭教著名學者、大阿訇、教育家，與達浦生、王靜齋、馬松亭并稱“四大阿訇”。
    哈德成名國楨，以字行，經名希拉倫丁。回族。祖籍陜西南鄭。父希齡先生早遭離亂，只身抵滬，遂家焉。德成幼年時，父親為上海浙江路清真寺三掌教。見其聰穎，不忍廢其學，父親節衣縮食，要他去讀“儒書”；稍長，復親授以阿拉伯文，使其略具經學根底。16歲，奉父命赴外投學，先后負笈金陵、京江、河南、陜甘諸地，訪名師，習經典，歷三年，學業大進。旋因聞父病危，自清化星夜馳歸。希齡公臨終遺言，囑德成“敬事真宰，毋墮先業，毋徇流俗”。德成“謹心志之”。
    父歸真后，浙江路清真寺執事見德成品學兼優，聘其繼先父職。因月入不足以養家自給，他刻苦學習英文，賴給人打字所得以補生活所需。與此同時，他未曾一日忘習經學。只要有時間，總要手捧一卷經書，邊讀邊記；遇有外來經師、國外同教，他就虛心求教，共相切磋。因此，其學問大進，且能熟練地掌握阿、波、英、烏爾都等幾門外語，為日后大展鴻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久，寺中公推德成任副教長。
    此時，上海發生了一件“回耶辯教”事件，引起年青的副教長哈德成關注。上海耶穌會印行一本小冊子，是英人季理斐1911年所著《回教考略》。它“以耶穌教徒之眼光談說回教，頗有詆毀之處”。[⑧]如書中誣回教“附會耶穌”，“無非托古以自立”，信其教者“恃強好斗，戰法兇勇”；“其教得一點真理，系自猶太國傳來者”；稱穆罕默德初受啟示時“未敢遽信也，恐是鬼迷其心”；“其所定之例，如一人可娶四妻，而己之閫內則有九妻二妾之多。人有以此詰之者，則諉為上帝所默許。”[⑨]上海穆斯林見其“語多誣蔑，群情激憤”。耶穌教士李佳白設立尚賢堂，聲言要“協合各教之旨”，其實意在辯教，揚耶抑回。哈德成阿訇乃往尚賢堂訪李佳白，“旁征博引，條引書中乖謬諸事”，一一批駁。“佳白無詞，卒焚書毀板以謝。于是風波頓息，阿衡之聲譽遂遠播矣。”[⑩]
    1913年，哈德成赴麥加圣地朝覲。面對著億萬穆斯林心中的圣地克爾白，他默默地立下誓言：獻身正教，弘揚伊斯蘭精神！翌年歸國，遂糾合馬晉卿、劉彬如等教中同志，共謀裕款儲才興學之計，創辦了協興公司，經營海外貿易，發展穆斯林經濟，冀以贏余為興學之資。不久，受公司委派，哈德成出任駐錫蘭、埃及經理。因業務所需，他得以赴中東各國，訪碩彥名宿，講學論道，考察各地的伊斯蘭教文化、教育、歷史、法學、古蘭學等。他曾在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學習一年，向那里的專家教授學習經文典籍，進行伊斯蘭學術交流，其學問益加博深。他從國外帶回大批伊斯蘭教經典文獻，后來經印行，在我國各地獲廣泛傳播，推動了國內伊斯蘭教文化事業的發展。
     1924年，哈德成結束了長達11年的國外伊斯蘭教文化、教育考察，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被聘任作浙江路清真寺教長。滿腹經綸的哈德成大阿訇開始一步步實現其振興伊斯蘭教文化的宏偉計劃。在每周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禮時，他常常即席以幾種不同的語言講“臥爾茲”，以滿足不同國籍穆斯林的需要，深受國內外穆斯林群眾的好評。他對《古蘭經》經文的嫻熟記憶與準確理解，尤令人嘆服。每逢有人咨詢求教，他立刻舉出經中某章某節為據，侃侃而談，無須查書檢閱，從而獲得“《古蘭》活字典”的美譽。他在寺院內開辦了阿拉伯文補習學校、《古蘭經》補習班，興辦了普通的回民學校，倡辦伊斯蘭教育基金會，將自己振興伊斯蘭文化教育的思想逐步付諸實踐。
     1925年，哈德成與上海穆斯林聞人馬剛侯、伍特公、馬晉卿、沙善余等共同發起創辦了中國回教學會，發行《中國回教學會月刊》。這是近現代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做出很大貢獻的一個學術文化團體。以馬剛侯為干事長（會長）、哈德成為副干事長（副會長）的中國回教學會，“碩彥名流，云從霧集”，揭開了中國伊斯蘭教文化教育事業篷勃發展的嶄新篇章：在學會《月刊》上，不僅逐期連載伍特公、沙善余等合譯的《古蘭經》前三卷譯文，更發表了一大批頗有影響的伊斯蘭教學術著作。如：伍特公（天真）的《振興回教之管見》、《宗教順時維新說》、《精神興教說》、《明道達變說》，達浦生的《振興回教芻議》，王孟揚的《哈德成阿訇講演錄》，一善的《伊斯蘭之教誨》，守愚的《伊斯蘭與社會主義》、《伊斯蘭與基督教之比較觀》（譯著）、《回回教與摩尼教》，澤農的《伊斯蘭之罪惡觀》，嘯漁的《伊斯蘭與歐洲哲學》（譯著）、《阿拉伯簡史》（譯著），尹伯清的《回教與回族辨》等。這些文章鼓吹順時維新、發展教育，反對泥古守舊，批判蒙昧主義，提倡研究經義，推動《古蘭》漢譯事業，闡釋教長職責，抨擊“以經賣錢”的陋習等，在宣傳新思想及伊斯蘭文化方面立了汗馬功勞。在中國回教學會同仁的共同協助下，哈德成與達浦生等創辦了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1928-1938），達浦生任校長，哈德成任教務主任并擔任義務教學工作。在培養新一代伊斯蘭教骨干力量方面，該校做出了突出貢獻。馬堅、胡恩鈞、金志晏、定仲明、馬有連、林興智等6位高材生，赴埃深造，即是上海伊師努力的結果。1939年，在馬晉卿先生資助下，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發起組織了中國回教學會譯經委員會。為譯經，哈德成阿訇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據《上海宗教史》記載，1941年10月學會出版了《漢譯古蘭經第一章譯解》一書，全書約10萬字，伍特公（道隱）譯著。實際上，這是“由哈德成阿訇口譯全文，并依據有關《古蘭經》本子，對原文逐節、逐字講解，伍特公筆錄，并參照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譯本，譯出初稿，撰寫講解全文，由沙善余校對，反復斟酌，最后復請哈德成阿訇審定。”“1940年學成回國的馬堅先生參加了譯經工作，在哈德成教長幫助下，經過一年多時間，已譯出《古蘭經》13卷，迫于當時形勢日見惡化，譯經暫停。”[11]白壽彝教授也曾指出“阿衡雖未執筆其間，而字義之斟酌，訓釋之商定，恒與一再往返，不憚煩勞也。”[12]1932年，在反對《南華文藝》、“北新書局”兩大侮教案的斗爭中，以哈德成為首的中國回教學會、上海回教禮拜寺聯合會，領導上海穆斯林同反動當局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維護了民族尊嚴，受到魯迅先生的敬重與稱贊。
    1937年，日寇侵擾上海，流離失所的難民日眾。哈德成阿訇以上海租界為屏障，同達浦生等共辦難民收容所于清真寺中，數以千計的穆斯林難民因以得濟。“自是五年，阿衡處驚駭浪濤之間，屹然自持，恒相機示教胞以忍辱待時、救國家救民族之道……我教胞之得以巍然獨維正氣于人間鬼域，是因正教感召之偉大，抑阿衡宣導之力有足多也。”[13]
    1941年12月以后，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上海。因哈德成聲望素孚，敵偽欲利用之。但哈德成置敵人威逼利誘于不顧，為保持民族氣節，他別妻離子，化名馬國成，喬裝作商人，于1942年3月悄然離滬。他歷經皖、豫、陜、蜀，輾轉數月，抵達重慶。國民黨政府委以編譯委員會主任之職，意欲拉攏哈阿訇為其搖搖欲墜的政治統治服務；但哈德成對那里庸俗的官場作風極為反感，又兼氣候不適，不愿久留，決定離開。1943年1月，在歡度“古爾邦”節之后，他取道昆明，直奔云南沙甸，尋其高足馬堅（子實），共同從事譯經工作。
    在沙甸的日子里，哈德成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為譯經，一為授課。致力于《古蘭經》漢譯工作，可以說是他畢生一大心愿。限于條件，雖未親自實現這一愿望，但他始終不懈地為之努力著。他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得意弟子馬堅身上。這次，他離開重慶到沙甸，就是要與馬堅一起實現長期以來埋于心底的這一夙愿。在沙甸，他住在白亮誠先生家中，終日與馬堅、馬元卿、張子仁等人一起，探討經文奧義，切磋疑難問題，以馬堅的譯稿為底本，逐詞逐句地推敲譯文。他對《古蘭》經文的熟練掌握，對經義的深刻把握，令人折服與敬佩。因此，可以說，后來馬堅先生漢文《古蘭經》譯本中，同樣也凝聚著哈德成大阿訇的無數心血。
在沙甸，哈德成還參加了當地養正學校的教學工作，為培養伊斯蘭教的新一代人材做出了積極貢獻。沙甸私立養正學校，1940年4月由白亮誠先生獨資創建。其建校之意在于改革舊式經堂教育，提倡中阿并授的新型學校教育，以“養育俊秀振興圣道，正培賢能闡揚主光”為宗旨，以粗通阿拉伯文學、精通阿拉伯語言、能通讀伊斯蘭教經典、有自學阿文能力和較好的中文基礎、畢業后選送埃及留學深造為目的。哈德成阿訇全力支持這一教育事業，欣然應允在養正學校擔任《古蘭經》誦讀課，每周2節。他那純正清晰的讀音，抑揚頓挫的誦讀，極富感染力，使受課學生大受其益。與此同時，他還經常為當地的阿訇、鄉老們講解經典、答疑解惑，要學生們列席旁聽。他淵博的學識，正直的人品，平易近人的態度，誨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令沙甸父老難以忘懷。
    哈德成大阿訇一生以振興伊斯蘭教育，弘揚伊斯蘭文化，翻譯伊斯蘭教經典，培育伊斯蘭教人材為己任；以“愛國、愛民、愛教”為處事指針；以“靜坐當思己過，閑談莫論人非”為嚴格要求自己的座右銘。雖文字著述不多，但他發表的那幾十篇演講，如《回教與社會之關系》、《回教的要旨與道德》、《就任浙江路清真寺教長宣言》等，以及主編的小叢書《回教初步淺說》等，在社會上都頗有影響。
    1943年10月25日，身心交瘁的哈德成大阿訇因病醫治無效，棄世歸真，年僅56歲。白亮誠先生偕沙甸同教將其安葬在魚峰山麓，使其長眠于沙甸的土地上。6個月后，伍特公、沙善余先生以古漢語譯《古蘭經》脫稿；又4個月，馬堅的語體譯稿亦成；50年代，馬堅譯本前8卷由北京大學出版部與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馬堅的通譯本《古蘭經》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哈德成大阿訇的未竟事業后繼有人矣。揚與發展注人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