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存善  來源    回族伊斯蘭歷史文物是回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它以實證的方式給我們再現了不同歷史時期回族物質、精神生活的真實風貌及其藝術創造和審美情趣，使我們能夠以視覺、觸覺、品味的方式去認知回族歷史的一個個真實片段。較為可惜的是，時至今日，中國伊斯蘭教和回族學的理論研究并未與回族歷史文物這一有形文化遺產的搶救、保護、考證得到充分融匯。

    回族伊斯蘭歷史文物的存世狀況可謂歷盡滄桑，彌足珍貴。從目前發現和搜集到的情況看，分布區域與回族的分布特點一樣，同樣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西北、華北、華中、中南、西南留存了許多極具典型性的回族伊斯蘭歷史文物。其中江南地區保留了唐、宋、元時期一系列不可移動文物，如泉州清凈寺、杭州鳳凰寺、揚州仙鶴寺、廣州懷圣寺等，這是回族先民從海上“絲綢之路”、“珠寶之路”入居中華最直接的見證。而西北、華北、華中、西南地區，以元、明、清、民國時期不可移動和可移動文物見多，如清真寺、拱北建筑遺跡和具有民族特征的宗教生活器皿、古籍文獻、宗教著作、書法、繪畫、紡織品等。 

    現根據筆者所掌握的國內，尤其是西北地區回族歷史文物存世現狀擇其代表，進行分類，并予介紹如下。 

一、宗教生活器皿類 

    形制為漢式，雕嵌和繪寫內容為伊斯蘭題材，阿拉伯文書法在器皿上得到了淋漓至盡的應用發揮，這與伊斯蘭教規定不崇拜偶像，肖像繪制受到限制有著很大關系。代表性文物如下： 

    1、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阿拉伯文帶座銅爐”。通高22.3厘米、口徑24.1厘米。鑄造于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爐腹部飾阿拉伯文兩組，一組意為“安拉乃唯一真主，”，另組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爐底有楷書“大明正德年制”款識。據考這是明政府贈予清真寺的用品。 

    2、甘肅省博物館藏“嵌赤銅阿拉伯文銅香爐”。高13厘米，腹部前鼓處長16厘米。以銅爐身和浮雕抽象紋理的紫檀木蓋組成，爐腹兩面嵌赤銅阿拉伯文，一面意為“使者說”，另一面意為“最完美地祈禱真主”。爐底刻兩方銘款，一方為“大明正德五年欽賜回回掌教”。另一方為“臣馬大臣”。香爐色澤明潤，阿文精細流暢，顯示出高超的工藝水品。 

    3、寧夏海原縣個人收藏“阿拉伯文宣德爐”。高6厘米，口徑12.5厘米，口敞，平折沿，束頸，鼓腹。腹部雕刻三組阿拉伯文，漢譯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欽差。”爐底鐫鑄“大明宣德”雙龍環抱印款。 

    4、甘肅蘭州古玩城存古齋藏“阿拉伯文銅香爐”。形制、阿文意與3款近似，底款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書臣吳邦佐監造”。 

    5、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藏“罐式阿拉伯文香爐”。斂口，鼓腹，無耳，形似彩陶罐。腹部刻四大圓圈，內刻流暢飄逸的阿拉伯韻文，意譯為：“阿丹是真主的廉仆；易卜拉欣是真主的密友；尤素夫是真主的朋友；爾薩是真主的精神；穆薩是真主的對話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的使者。” 

    6、甘肅臨夏市穆斯林個人藏“清真寺、阿拉伯文浮雕洮硯插牌”。通高20厘米，寬10厘米，材質為洮硯，由插牌和底坐兩部分組成。面雕中國式清真寺宣禮樓和阿文圣訓，圣訓意為“人的舉意勝過他的功修”。浮雕凸現處髹綠松石色。 

    7、阿拉伯文瓷器。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番蓮七空花插”，高19.6厘米，圓徑16.8厘米。器呈圓球形，中空，頂有7個圓空，下連鏤空坐。球體前后兩面作圓圈，內畫斜方格，其內書阿拉伯文，通體裝飾圖案，通體裝飾花卉。 

    8、波斯文瓷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大明正德年制”抹紅波斯文款文盤。侈口窄辱，淺壁，矮圈足。盤心為“始終吉兇”四字，四周分列上、下、左、右也為“始終吉兇”四字，外壁書五言詩一首：“滿腹皆文章，璣珠寶庫藏，敵人不用問，朋友來沾光”。另外，該院還藏有“明正德青花波斯文梅花圖罐”，高11.3厘米，口徑16.8厘米。斂口，短頸，碩腹，矮圈足。器面四開光，各書波斯文，加飾如意云，隙間畫折枝梅花，底有“大明正德年制”楷書款。 

    另外，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明永樂青花無擋尊。體身用阿拉伯文書“感謝安拉賜福”。 

二、書法類 

    回族書法作品分阿拉伯文書法和漢文書法兩大類。以下選擇西北地區留存的代表性作品的作者予以介紹。 

    《古蘭經》中約有一百多處提及書法問題，阿拉伯文書法被賦予強烈的宗教色彩。在西北地區，目前比較能夠見到的是民國時期伊斯蘭教哲合忍耶門宦教主馬元章的阿文中堂和對聯；甘肅臨夏馬經邦（上海人）阿訇的阿文中堂和對聯；蘭州依斯哈格.穆罕買德.買素迪的阿文中堂。三人書法內容主要為太思米、雅穆斯特發、贊主贊圣詞等。筆法飄逸流暢，字體豐碩，運筆深受中國傳統軟筆書法的影響。 

三、繪畫類 

    繪畫作品主要分伊斯蘭題材和中國傳統繪畫兩種。

    1、伊斯蘭圣地工筆中堂、對聯。此類作品以中國傳統的中堂、對聯形式來反映伊斯蘭圣地景點，中堂為麥加圣地，對聯五言處以五個圈形工筆畫面表現。這種中阿合壁的繪畫作品現在西北民族大學博物館和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館各有收藏。 

    2、中國傳統繪畫。存世的作者作品主要有： 

    改琦，字再薌，清代松江（今上海）人。精鑒賞，善花卉，間作仕女，道光六年（1826年）繪著名的紅女醉顏圖。甘肅省張家川縣博物館現藏中堂“仕女圖”一幅。 

    馬文炳，字虎臣，清同光間蘭州人氏，精山水花卉，尤善牡丹，人咸以“馬牡丹”稱之。其作曾受清太后慈禧、將軍穆圖善賞識。“雪景圖”、“墨牡丹”等現藏于甘、寧、青穆斯林家庭。其弟馬文煥亦善繪事，作品有存世。 

    楊煥章，字文卿，蘭州人，清末民國時期甘肅著名畫家，民國時期曾在南京舉辦個人畫展。善摹清初王石谷筆意，其中堂、橫披多為山水，著彩明快。作品在甘、青回族中多有收藏。 

    另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英國散郡漢皇家行宮現分別收藏29幅清代西北、西南回民起義戰圖粉本。據考這是慈禧傳旨由宮廷繪畫班子繪制，以紀念清軍在19世紀中葉的三次軍事勝利，其中包括鎮壓西北、西南地區的回民起義。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宮博物館收藏有一幅污蔑同治年間陜西羌白鎮（今臨潼）回民起義的組圖中堂，亦稱“回亂圖”。這些戰圖粉本為研究清代回民起義戰事場面和統治者制造“信史”的卑劣手段提供了實物資料。 

四、阿拉伯文、波斯文手寫體、印刷體經書。 

    1、阿拉伯文、波斯文手寫體經書。從目前發現的手寫體伊斯蘭經書看，書寫年代主要集中在明末及清代，書寫內容包括《古蘭經》、《灘不隨勒》、《亥停》、《圣訓》等，經書手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木版和石印刻制工程浩繁所致，其中也包含書者對阿文、波斯文書法的表現意欲和對伊斯蘭經書的崇敬之情。手寫體經書在改革開放初期，西北、西南地區保存較多，但近二十年來，由于伊朗、敘利亞等國博物館和個人收藏的需要，許多精美的回族手寫體經書被留學生帶往國外不再回流。而國內因對民族文物的認識觀念滯后，缺乏征集保護力度，所以，保存的精品并不多。目前，甘肅省博物館、臨夏州博物館藏有描金《古蘭經》。蘭州存古齋藏有一套彩繪描金《古蘭經》，西北民族大學博物館藏一本《灘不隨勒》。除此，一些清真寺、拱北和穆斯林傳統家庭還有藏本，但不輕易視人或出售。手寫體經書的共同特點是裝幀皆為牛皮包面，首章“法體海”慣用五彩描金，書法嚴謹而流暢，文中有許多阿拉伯文、波斯文互釋注文。 

    2、印刷體經書。1949年以前的印刷體經書根據存世情況看，分別有木刻、石印、鉛印等板本。其中鉛字印本基本上為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等國印刷。在這里我們著重介紹幾本在我國發現引起國內外矚目的微型《古蘭經》。1988年外電報道阿爾及利亞發現“世界最小的《古蘭經》珍本”消息之后，國內新聞媒體先后報道過我國發現微型《古蘭經》的消息。 

      2002年年初河南鄭州一白氏工人收藏的《古蘭經》，經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總部認定，被列為“世界上最小的書”。該本長25.708毫米，寬19.517毫米，厚9.62毫米，重4.318克，約為200年前印刷，這比阿爾及利亞本還輕5克。 

      2002年新華社報道，收藏于寧夏博物館的一本《古蘭經》是世界上現存最小的《古蘭經》。該本長19.6毫米，寬13.2毫米，重1.1克。書封面由紫紅色硬牛皮紙作外裝飾，上印民族圖案，扉頁印有埃及國徽和阿拉伯文，阿拉伯文意譯為“這是尊貴的《古蘭經》，只有外清內凈的人才可以撫摩，伊歷1312年”（即1892年）。 

       2002年筆者曾在蘭州一穆斯林家庭見到了一本微型《古蘭經》，該本長25.5毫米，寬18.5毫米，厚10毫米，重5克。封面為紫紅色牛皮紙，上有民族圖案，30卷，114章。裝在髹金鐵盒內，鐵盒盒面雕有民族圖案，盒蓋上部裝嵌有一圓形放大鏡，經書后附土耳其文印制說明，印刷時間為1894年。從目前發現的微型《古蘭經》看，該本應是繼寧夏博物館藏本之后目前發現的第二本世界上最小的《古蘭經》。 

      微型印刷體《古蘭經》據考是中國回族穆斯林從麥加朝覲時帶回，為穆斯林清凈之人隨身攜帶的吉祥之物，它之所以珍貴，在于其體積微小，卻容納了《古蘭經》114章，30卷的全部內容。它的發現對于研究《古蘭經》版本學和當時的印刷水平具有重大意義。其文物價值與現在阿拉伯世界用高科技印刷的微型《古蘭經》有著本質的區別。 

四、回族歷史文物雜項類 

    主要包括伊斯蘭題材的紡織品、印章、牌匾、碑銘、牌示等。存世情況如下： 

    1、甘肅省博物館藏阿拉伯文繡袍、繡帽。一套，袍長114厘米，袍面為綠色錦緞制作，襯布為蘭色，袍前各有一圓形黃底緞，上繡阿拉伯文，為傳教者的道號“穆赫買迪?色汗沙黑”，前襟有一圓形玉石扣。繡帽高30厘米，呈圓錐形，上半錐體部分由五瓣黑色緞子制成，每瓣上各繡一組阿拉伯文，字為白色絲線繡成，為《卯路提》中的五段韻文，下半部帽體用白布制作。 

    2、甘肅臨夏市大拱北轄太太拱北藏和田青玉印章。 一枚，高4.6厘米，印面直徑寬2.7厘米。印面雕刻阿文，意為“安拉乎”，“穆罕默德”，“罕那菲耶”。此印文據考為臨夏大拱北轄東鄉縣峽口罕百里教法學派的標志。 

    3、西北民族大學博物館藏阿拉伯文銀制印章。一枚，純銀制作，印面直徑4厘米，印面雕刻阿文，意為“穆罕默德.爾薩.穆罕默德法官”，并有刻制于回歷352年的紀年。據考此印應為阿巴斯王朝時期遺物，流傳至中國內地。2002年，此印為甘肅省文物局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4、西北民族大學博物館藏《清振威將軍馬公神道碑銘》。民國三年石印版，長23厘米、寬34厘米。為原甘肅省副省長馬鴻賓為其父馬福祿（1854―1900年）刻印，碑銘內容追敘了馬福祿生平及隨董福祥入京，統領簡練軍衛戍京畿，抗擊八國聯軍，殉身正陽門的過程。 

    回族伊斯蘭內容牌匾、碑碣、牌示在西北、西南、江浙地區多有發現，在此不再贅述。 

    搶救和保護歷史文物是重塑一個民族精神和靈魂的工程，只有文化活著，這個民族才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歷史上回族伊斯蘭文物的際遇就象回回民族一樣歷盡滄桑，經歷了世事的變遷。回族伊斯蘭文物因其世代相傳的特點，傳世過程中自然損壞和流失情況較多，再加上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歧視和“十年浩劫”，現存回族伊斯蘭文物無論數量和品質都比國內漢藏等民族遜色。搶救、保護、陳列手段滯后，國內尚無專門的回族歷史、民俗博物館，這種窘況與一個擁有千萬人口民族的地位極不相稱。同樣，回族伊斯蘭文物的研究目前還基本處于空白，狀況極為堪憂 。所以，回族伊斯蘭文物的搶救和保護是一項前無古人，造福子孫的事業，應該引起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尤其是回族自治區、州、縣各級人民政府和民族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